第十八章
潍县集中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雷鸣远神父死后，我计划到重庆去接替他在军队里的工作。但是我等候得时间过久，终于有一天被日本军队把我捉去。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便开始拘捕在中国的外国人，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他们才来到教会把我送到一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只允许我随身带些东西和十本书。我包起几件衣服，四本每日祈祷书、一本中国字典和五本中国古书。
我坐着军车由警察押解到定县，然后又搭上一列从太原开来的专车。这是一列搭载山西及河北南部“外国敌人”的车辆。车开得很慢，沿路还解上其他的俘虏，经过一整天的工夫到了北平。
日本占领北平已有五年，但和西方国家才宣战十五个月，这乃是他们作反外宣传的绝好机会。我从车窗看去，许多日本摄影员正在站台上拿着照像机东跑西跑地拍照，还有些用电影摄片机摄取北平外国人扛运自己行李的镜头。每个人都带着行李，提包，有些女人还推着小车。停车的时间很长，以期使摄影员多费几百尺胶片，向中国人显示日本人的势力，并使这些白种人“丢面子”。有些中国的阿妈，当要和她们从小照顾起的外国孩子分离时，竟止不住的啜泣，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只好忍着心从他们可爱的中国媬姆怀中，把孩子接过。
我们看着站台上这一幕幕的戏剧，悲痛而惊骇；我们晓得我们换车的时间到了。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随即被驱下去，换乘两节开往天津的车辆。到天津又换车一次。其实换车是不必要的，这只是为了做给中国人看，并且故意给我们添麻烦。
到了天津，又搭上一批外国人，然后向南开往济南，再换车，又是一些人来站台拍电影，随后又走了一整天抵达潍县。潍县在济南和青岛中间，美国在中国的最大长老会便设在这理。长老会地址距潍县城两哩半路，有许多美丽的建筑物，一所医院和一个学校。美国最著名的出版商鲁斯，便生在这个教会里面。
当我们从潍县车站搭上卡车时，，我便猜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因为我很熟悉这里的长老会，我晓得它的大小设备正好是一个理想的集中营。除此，长老会四周还有很高的砖墙，自然提高虍做为监狱的价值。日本人只须在墙头上添设几个哨兵监视台便可以了。后来他们在砖墙四周掘起极深的沟，并在外面圈起电网。
我们在薄暮中走进监狱的几层大门，谁都不晓得那天能再走出来，直到盟军胜利将我们救出之前，这里一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获释，但我们都确信有这一天。
我们一共有一千七百名被禁，其中一千英国人，三百美国人，其余四百人是比利时人，荷兰人，挪威人，及若干南美人。有的是全家老少，也有单身男女。也有像我这样的神父，此外还有些法籣克教士，那稣会教士和玛丽诺尔的教士。
这些散居在华北和华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来总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着舒适的大房子或宿舍，雇用着训练有素的中国佣人，又忠诚，又可靠。每天坐着黄包车或汽车上下班。家里的孩子有媬姆代为照顾，公事房的零星琐事，有买办代为安排。现在的生活却完全变了。
日本人的组织是极端可怕的。我们必须从被投进的混乱中制造出秩序。
人都是能适应环境而有机智的，我们这一批人也不会例外。一千七百人组成一个小城市。领袖从众人中出现了，有技巧的人开始组织起伙食团，一切都安排得整洁而有秩序。
所有日本人在中国及亚洲各地控制的地区，如上海，马尼剌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被拘的外国人都有同样的行动。所有男女老幼都在用尝试错误法来学习如何适存。
起初我们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不晓得怎样做，但是我们慢慢地适应了环境，我们成立起委员会，开始合谐地工作来谋求自己福利。
我比其他一般人都能适应这种环境，因为我过惯贫苦的生活，并且习于劳苦的操作和户内工作。实际说来，我在集中营住着反倒比外面更为舒适。在安国我们每星期只吃两次面包，在这里我们却每天有面包吃。在安国时从来没吃够面包，到了集中营后，我立刻志愿地作厨房工作，这种情形在日后回想起来还很觉可笑。我从来不会烤面包，其他的外国人都是受人伺候惯了，也都不懂厨房的工作。
我们必须一面做一面学，于是有许多错误发生。进集中营不久的一天，我在汤里放上一大把盐，我深恐没有人能喝得下去。但每个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没有旁的东西可吃。有时候面包烤焦，有时候汤调得太稀。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吃下去，否则便要饿肚皮，每个到厨房工作的人，慢慢都学会了用配到的东西弄出些可口的食品。
日本人配给的食物，不合胃口，特别是母亲们为孩子们头疼。他们晓得，如果他们能和中国人取到某种联系后，他们便可以从附近村庄里弄到些鸡蛋或其他食品。我想方法和集中营里的中国工人拉摆，并详细计划一切。
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这是做黑市生意的很好地点。其中有一位神父叫斯坎兰，愿意作走私食品的首领。斯坎兰是澳洲人，原籍爱尔兰，秃头顶，红头发，讲话柔和而缓慢，一举一动都有尺寸。但他的意志却坚强果断，因此集中营人便选他为首。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走私鸡蛋工作的是一位康太太（中国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心细赡壮的人。
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靠近一条泄水的水沟。水沟从地下通到集中营外面，出口地方用铁栏挡住。斯坎兰便利用这条水沟做为走私鸡蛋香烟和食品的孔道。他尽量爬到水沟的尽端，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隔着铁栏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我时常跑去帮忙，特别是当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作这件事经常是在夜间──黑暗里摸索着做。
斯坎兰自己有一份帐簿，他称它是“受神救而获永生者的名册。”他在上面记载下交易的月日，数量和种类及价格，直好像他在悉尼或马尔布恩做商店老板似的。
我们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许多中国人经常供给我们。我们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多得很，我们在厨房里炸鸡蛋的时候必须排起队来，最希怪的是日本卫兵最初竟不晓得鸡蛋不是我们主食中的物品，后来有一天被他们发觉了，于是开始搜查黑市。那时集中营里的人几乎都在买黑市鸡蛋，乡村里大胆的人，有的竟爬墙过来卖鸡蛋。
斯坎兰神父好像是获到神的特别意旨，因为他好像晓得什么时候越墙走私最安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一天晚上，他把所有鸡蛋都移到我们的房间里，并且在当晚停止买卖。他晓得日本人噎发觉他是走私首脑，因此他必须特别注意。
又有一天晚上，他溜到墙角和一个爬墙过来的中国人商谈生意。当他们正在秘密耳语的时候，斯坎兰忽然听到脚步的声音，他晓得是有卫兵走近。他刚刚把那中国人扶过墙头，日本人的电筒噎照在他的身上。
那是昏黑的晚上，斯坎兰却把圣经从手里摊开诵读。
“你跑出房门到这里来做什么？”卫兵问道。
“我正在读我的祈祷文。”斯坎兰恭谨地说。
日本卫兵自然觉得可笑，因为谁都不能在黑暗中读书。
斯坎兰还有辩词。他说，他开始读祈祷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便一直读下去，因为他能背诵下书里的所有文词。
这种解释自然无法使这位卫兵相信，于是斯坎兰神父被关了半个月禁闭0
斯坎兰被禁闭的地方是教堂里面最好的一区，是以前这里的教师和医生的住宅。现在这里不准“外国敌人”走进，因为日本军官住在这里，他们的办公处也设在这里。
斯坎兰被关禁闭的消息，立刻传遍集中营，这时斯坎兰成为大家心目中最可爱的人物。所有母亲们都想起他曾经从水沟里替孩子们弄到鸡蛋，轮流在夜间替他做饼和点心。让孩子们藏在身上，偷偷爬过卫兵线，走入禁区，递给斯坎兰。斯坎兰禁闭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体重增加了，但是苦思其他难友。他很快地想出了一个主意。
到了中夜，日本军官在熟睡中被一阵清脆高吭的歌声惊醒。那是斯坎兰用拉丁文祈祷的声音：
“主啊，请来救我。主啊，请快来救我。”
日本军官最初并没过去看他，他们只是静听。
渐渐歌声愈加高昂沈重了。
“主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里面，”
“我永远不会被欺骗。”
一小时过去了，这些日本军官无法安眠。最初他们认为这外国人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但一小时后音调毫不降低而愈形尖锐，他们便派副官和传令兵过来询问情由。
斯坎兰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
“我必须这样做”，他说，因为每个天主教神父都须每天祈祷。其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时间作祈祷，也可以在心中默祷，但是他没有讲。
日本人有迷信思想，不敢干涉宗教行为，当卫兵返回报告时，他们都耸耸肩没讲什么。
当夜斯坎兰的祈祷又继续了有一小时，以后总是每到中夜便开始祈祷，这样一直闹了一个星期。日本军官被吵得一星期不得好睡，便在第八天上把他放出，返回集中营。
斯坎兰被释的消息立刻传遍集中营，史特朗准将集合起他的二十多名救世军，整队欢迎。当日本人把斯坎兰领进集中营区后，救世军的大队便把他拥在前面，随着是一群高呼欢笑的孩子们；集中营里的人们也都右入队伍，绕营游行，一时锣鼓喧天，喊声震耳。欢呼声溢满营内的每个角落，斯坎兰神父笑容可掬地向朋友们点头，直像是一个战胜归来的英雄──实际他真是如此。
日本人感到窘困了，但除去制止游行外也没有其他方法，集中营的人们总算是泄了一口怨气。第二天，日木人出了一张告示，不得警官允许时，不准作任何集会。
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我们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检查后付邮。但对写信有许多限制，每，由他们代发。这种规定使我们无法满意，后来我们又晓得日本人竟把这种一无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于是全营人士更为震愤。
我们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研讨对付这种限制的对策，我想起了一个保证生效的办法。通过我们在集中营外的黑市场友人，我买到一些中国式信封，用中国字写给与我共同参与计划的营内俘虏的若干中国友人。这些中国人在国内各大城市有许多德国和义大利的朋友，他们不曾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我们现在在集中营外面有了可靠的收信人，他们一直可以收到我们的信件，或替我们转邮信件；但是我们还须保证这些从集中营里发出的信能够安然的走出集中营并通过日本人所控制的中国邮政局。按当时规定，每封信上都须写明发信人的住址。这件事使我伤了一个时期的脑筋，幸而不久竟被我发现一批日本人所丢掉的医院存卷，上面登记着以前来医院就诊的当地人名和住址。这样便解决了问题。我把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在中国式的信封上，经常改变使用的人名，并秘密地记录下来。
我把托人代转的信写好后，封在信封里，系在一块砖头上，并附上邮资，隔墙投出，由外面等候的中国人拾起。他把信封贴上邮票，寄给其他可靠的朋友然后分邮各地，我们永远不利用潍县的邮政局但我们的信却能安然地寄到北平，天津，青岛和上海各地。我们开始接到回信。并获到各项新闻。
我们和营外中国人的来往愈形频繁，墙头上来往的信件也越多，最后日本人在壕沟外面围起电线，阻止这种非法的活动。但是我们随即利用每天早晨到营里做工的苦力，克服这种阻碍。
只有中国的苦力被允许到营里来做工。这些苦力是清道夫和粪夫，每天到营里来挑脏水清除粪便。我便自动请求做“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照料全营各地厕所，那样我可以保持和粪夫们的接触。这些苦力在走进时照例要受搜查，但当走出时肩上却背着臭气冲天的粪桶，这时日兵门冈便远远让开不加搜查。我看了很多日子都是这样，于是我把书信打成小包交给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
但过了一个时期，日本人渐渐怀疑这些粪夫了，每天出入都要加以搜查。我必须再想别的主意。我把信卷紧，放在小锡盒里，盒里空隙处装满沙土，外面再封上口。那时我们集中营里正好有一个小工厂作些零星修理工作，焊一个小锡盒是极方便的事。我把焊好的锡盒投进粪桶里。交粪夫背出去。
这样又做了很长时间，后来日本人又起疑心了，每当粪夫背着粪桶出门时，必须停下来由一位日本兵拿着长棍在粪桶里搅捞一下。他们在执行这种污秽的工作时，总是戴起纱布面具，神态非常可笑。但是我又须想别的方法寄信了。
我回到纽约后，曾经有若干次到第八街的邮政总局，我每次注意到门前的邮局人员奉行箴言（这大概是每个美国人都晓得的）：“不管下雪下雨，不管暑夏或黑夜，都不能阻止邮差迅速投递邮件。”每次我走上邮局门前的台阶看到这句箴言时，我便想到在潍县两年多的期间，我们投递的信件从没有一次被破获。日本人在听到一些风声时便会发生怀疑，但是我们总能走到他们前面一步。我们总算很幸运，但我永远不把我的方法告诉任何人知道。工厂里替我焊锡盒的同营难友晓得我是寄信，但他也不晓得如何把信件带出集中营。
所有方法都运用得很好，我一直用到日本人投降。
每星期六日，潍县邮局总有一位邮差到集中营里来送信。最初一次总带来几袋信，后来限制加紧，袋数也越来越少。一个邮差每周骑着脚踏车带来一小袋信和报纸。
邮差在门前下车，照例受澈底搜查，然后由一个卫乒带着他到集中营监督室。邮差推着车子，卫兵跟在旁边。到了监督室后。邮差取下他的信袋，再在卫兵尾随下把信送到集中营各处。
我看到日本兵最注意中国信差，但从不注意他的车子。我又看到车梁下面挂着一个小的帆布袋。信差在送完信走出监督室时，便把空信袋投在这帆布袋里，我猜想着这帆布袋也是用来装本地信件的。
我连续着察看了几星期，永远是这种情形。有一个星期六趁邮差和卫兵在监督室的时候，我悄悄走到脚踏车前，把几封信放在帆布袋里。然后走开，远远站在一旁静观动静。
邮差和卫兵走出来了。他把空信袋叠起放进大梁下面的帆布袋，他看到我放在里面的几封信和上面的一块美钞。
他看了又看，面带惊异地又向四下寻找。我急忙走到他眼光看到的方向，双手抱拳表示拜托。他立刻明瞭我的意思，把空袋放在帆布袋上面，然后和卫兵一齐走出。
以后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八个月期间，我一直在使用这方法。每星期我只拿出一块钱，任何人都愿意接受它而提供宝贵的服务。邮差虽然换得很多，但是我们的信总能带出去。因为第一个信差会把这件事告诉下一班的信差。不论下雪下雨，暑夏或黑夜，甚至是日本人，都不曾阻止住信件的迅速送达。
在递信方面，我们既然获到成功，很自然地我们又计划到怎样逃出。
难友中有一位英国人蒂甫顿，战前曾在英美烟草公司服务。蒂甫顿认识该公司在潍县的经销商，但是他们却怕日本人，无法协助。随后由营中美国一位法兰克教友的关系，我和周村的一位爱尔兰教士取得联络。周村离潍县一百英里，但不久我们就和他取得经常的密切联系。他有一架收音机，他把所有收到的新闻记下加以整理，然后交给他的中国仆人，搭火车到潍县，走到集中营墙外，在约定的时间扔过墙来。
我们把新闻到处传阅，极受欢迎，因为我们自从到集中营后，只能偶然看到北平时报（英文版），那自然全是为日本人宣傅的。
蒂甫顿和我在此时开始搜集外面的情形，并设法安排逃走的方法。渐渐我们搜集到邻近各地的地图和详清，敌军的驻防地和共产党军队的驻防地。我们又调查出附近有国军的游击队，并经由忠实朋友粪夫的联络与他们取得接触。这自然要费很多时间，因为这些苦力每月要换，里面有国民党人员，共产党人员，也有亲日的中国人。
在这些苦力里面，我永远能找到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到了换班的期间，他总把薪人的情形逐一向我说明，并向我介绍一个靠得住的帮手。我的“办公处”就是厨房旁边的厕所，地点很僻静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在里面谈话，拟定计划，交换情报。
我们虽然和国军游击队取得联络，但还费很长时期才能加入他们的活动。我们用一年的工夫作逃走的计划，并拟出详细的准备步骤。准备步骤中有三项因素必须确获保证。
第一，逃跑的夜间，在翻过墙以后的一小时内必须夜色黑暗，但在一小时后月亮必须照耀出来以便走路。
第二，是日本卫兵问题。集中营里的日本卫兵共分三队，轮流值班，每队值勤时间是一昼夜，因为时间太长，有时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严密警觉。
我们必须考察这三队卫兵的情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有两队卫兵特别严格认真，另一队卫兵比较马虎。他们在走上监视台以后，总是在一小时以后便偷偷走下来吃杯茶抽支烟休息一下。我们记清这种情形，准备在他们值班的黑夜里逃走，然后再在适当时间后赶上出月亮。
第三是国军游击队必须能够安全地移到一个约定地点等候，这地点距离集中营二英里，是一块墓地，有茂密的松林。
我们费了一年的计划时期。最后终于一切俱备了。日期订妥游击队通知我们在墓地里等候，然后把我们领到他们的基地。我们深信在次日集中营点名前我们可以抵达游击队基地。万事都妥当了，蒂甫顿和我准备出逃。
集中营管理委员会的三位难友晓得我们要越墙出逃，同时我对鲁斯佛（一位美国法兰克教会教友）也很相信。他一直为了这件事心神不安，终于在最后和我谈起这件事。我因为多少日来一直忙于安排出逃步骤，始终没和他详细讨论。但到了预定的那天，他劝我不要逃走以免牵连营内的无辜人士。他语意诚挚使我无法不接受他的意见。但在另一方面，我又无权阻止蒂甫顿出逃，也不徙阻止他和另一人同走：这时一位青年自告奋勇地愿与蒂甫顿同行。这人是何麦尔，战前一直左北平辅仁中学当教员。我把我的中国衣服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越过墙，然后走回来替他们祝福。他们确是越过墙了，但他们还须偷过电网，以后才能安然就途。他们准备穿过一个日兵监视台。所有监视台出入口地方的电网都是特殊装设的，可以使卫兵们出入无阻。当卫兵不在冈位的时候一他们就可以安然通过，因此我们事前先调查好卫兵队的勤惰情形，正好乘那些卫兵溜走喝茶抽姻的时候使他们出逃。
蒂甫顿和何麦尔答应我们，只要出逃成功加入淤击队后，便拟好密码给我们送来，以便彼此取到联络。当我在黑暗中和他们告别时，我们决定了一句密语准备日后用这句密语，和送密码的苦工联系。
当魏特，朱罗义和我帮助蒂甫顿和何麦尔越过墙后，听到他们在墙外的脚步声时，心情是极端焦灼紧张。像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和中国人谈黑市生意或其他事项时，曾经做过多少次。还有一次我曾经和蒂甫顿竟在白昼间乘卫兵不在的时间穿过监视台，但这次情形郤不同了。我在黑暗中静静地侧耳听去，我听过他们蹑手蹑足的声音渐渐消逝，以后再没有听到别的声音──没有日兵的厉声呵止声：感谢上帝，也没有枪声打破沈寂的空气。
暗黑的时刻过去了，月亮升在天空，我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我晓得蒂甫顿和何麦尔噎向游击队基地出发了。
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日本人没有发现异状，但是麦克拉伦报告出他们的失踪。我们在事先噎安排好这点计划，以期避免旁人牵连受罪。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人参与这项计划，其他人听到时自然会大吃一惊，这项预谋行动便被掩饰得天衣无缝。日本人随即认为这两个人是逃亡了。营里的骚扰立刻归于沉静。
我自然是放心不下，我每天在苦力们的面前念着暗语，但好像还没有任何人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两三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当我念出暗语“五十六”的时候，一个新苦力侧身走到我的面前，小声告诉我说，他给我带来些东西。当我们走进我的“办公处”后，他从裤子夹絮中抽出一小卷纸。
我当时兴奋得难以形容，因为我首次证实他们噎安然逃走，现在我们可以和他们传递消息，并可以通过他们与国民政府取得联络。我现在又有了两位知己的朋友，麦克拉伦和霍巴特，我们三个人共同研究着发出第一封密码信件。我们把信打在从旧手帕撕下的一块白绸子上面，使那位苦力能够很容易地藏在袖口里。
我们写的是，“告诉我们最近的消息。”现在我们有两个人获到自由了，我们能够来往通消息，使我们的监禁生活不太感受难忍了。蒂甫顿和何麦尔在山东半岛的游击队里面，我们地下通讯的系统建立得很好，不久便接到了回信。他们噎和重庆取得无线电讯联络，报告我们战争的进展。战局现在噎扭转，我方日趋有利地位。
最希怪的我们竟从集中营里──而不是外面──晓得了战事对日本人的不利。有一天，日本人押进一批义大利俘虏。他们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对莫索里尼而被捕。日本人把他们和我们分别拘留，放在正门旁的房子里，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虽然在情绪上与英美人相合，但放在一起他难免起紏纷。新来的人里面，有一位叫哲瓦西，太太是比利时人。我们自然很快地成为朋友，从他那里我们听到有一个日本卫兵常在他们门前转来转去，抱怨战争，并且声称极端厌战。
他和另两名集中营卫兵是两位极年青而有理想的人，他们受到日本军阀宣传的煽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圣战”。他们在马来半岛上作战受伤，这次的经验使他们完全觉醒。他们愈来愈反对战争，当我在营里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噎变成狂热的和平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战争一如他们离国时的强烈支持战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难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虽然是日本军人，在军事命令下执行他们的卫兵职务，但却毫不热心职守，而在各方面对我们予以协助。他们开始告诉我们一切消息，我自然也像哲瓦西一样地鼓励他们。这样，我晓得了战事对他们不利，目前日本人正计划迁移太平洋各地的集中营。菲律宾的集中营将要移到香港或日本；香港集中营移到上海；上海集中营移到北平；北平集中营移到沈阳。军人俘虏和平民俘虏自然都在迁移之例；这种跳跃移转的计划目的在于争时间，尽量多保持着俘虏以作为谈判的地步。
因为我们包括在北平的范围里，我们难免被移到沈阳。我晓得我们如果真被迁移后，一切情形便将更形困难，特别是妇女更感痛苦，因为沈阳终年严寒，冬季更为肃杀难堪。我觉得我们必须采取些措施；我向委员会提出密报，他们也觉得如此。我们立刻和游击队做紧急联络，并且问他们轰炸胶济路要用多长的准备时间，这条铁路是我们向外迁移时必须经行的。回信很快收到了，使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只要在获到通知一天后便能采取行动。这样我们晓得不会迁动了，大家才安下心来。
我们经常收到的不仅是书信，还有医药用品，这些医药是由重庆装飞机越过敌人占领区，用降落伞投给山东半岛游击队的。游击队把药品打成小包，交给潍县天主教会的张神父。再传信给瑞士驻青岛领事兼红十字会代表艾格尔。艾格尔每个月来集中营一次，发放红十字会的“慰劳包裹”，顺便把药递给我们。有些都是新药──例如硫制剂──集中营里的医师都没有听到过，不晓得怎样使用。我们只好再用密码信转向重庆方面请示。
日本人晓得我们噎和外面有些联络。他们对苦力的搜查愈为严格，苦力们也越发担心害怕。日本人特别指派卫兵监视每个苦力。我们晓得战事失利使日本人更加提防，同时也更加害怕。
渐渐地我们无法再用绸布纸张交苦力带出转给游击队了。我们又须想些新的方法以维持我们的“交通线”。我在厕所墙上挖了几个形状地位都不规律的小洞，除非你晓得这些小洞的地方，否则旁人不会把它们找到。我们在丝布带上打好密码信，用口香糖包纸裹。好放在小洞里红十字会每月给我们送来“慰劳包裹”，由艾格尔分发到集中营，但都被日本人扣留，只发给我们一包。我把所有包装纸都保存起来，相信以后会有用处，现在是利用的时候了。
每当我有信件传递时，我只须把藏信的厕所号数告诉部位递信苦力。苦力们每天总是早晨九点钟上班，走进正门后先到卫兵室受检查。然后整队走进集中营。我永远和其他几个人等在大门里面，装做欣赏早景。当苦力们排队走进作工时，我便迎面走来，嘴里哼着小调。这是中国工人所唱的标准小调，我可以在里面行进一个数字。这就是我对那苦力的暗号。他只须按照厕所的号数在石灰墙的小洞里把那槐卷好的口香糖包纸拿出。他把包纸揣在怀里，等到快走出大门的时候放进口中。如果日本人为了其种原因命令他开嘴的时候，他噎准备好把那块包纸和丝布带一起咽在肚里。
当苦力给我带进信的时候，他也把信放在嘴里。照预定的计划，当苦力们早晨走进大门的时候，我总是在大们附近散步。我们规定好一个暗号，带着信件的苦力，用抬头和低头来表示。然后我便跟在后面。没有信件时便把头摇一摇。我利用中国人吐痰的习惯来掩饰他们的动作，带信的苦力频频向地上吐痰，只是使日本人觉得这个人的坏毛病太大而不疑其他。到了适当的机会他便把那封信随痰吐出，随后我便上前检起。
现在想起来，还很觉可笑，所有战争消息竟是在这种方式下走进潍县集中营的。更可笑的是当我译出密码后，我就把新闻贴在厕所里的墙上供大家阅读，但不久我们便停止了这种办法，因为人多厕所少，有时人们贪读新闻，在厕所里蹲得时间太长，渐渐生了怨言。随后我又改贴到洗澡房里，但贪读新闻的人，常阻止住妇女们洗衣服，我只好再放弃这个方。最后我采取了口传的方式，但是这时我又听到营内有两三个外国人为要获到一点好处噎做了日本人的眼线。为了要打击他们的诡计，我开始传布些漫无根据的谣言──诸如日本天皇被刺、日本在某一次战役中死了二十万人等──同时把真实消息加进去。有识见的人自然能办别真假。
我们到了潍县好久，始终不曾和共产党有任何接触，对我这个曾经和共产党打过六七年交道的人而说，更为难得。但我随即发觉到在苦力里面有中共工作人员，他们开始带进共产党宣传品。日本人很快地也查出共产党的宣传，他们把所有苦工加以惩罚，另换了一批新苦力。而共产党也就停止向营内偷带宣传品。
但是有一天，一位不认识中国字的人接到一封致集中营全体人的信件。这封信由一位苦力递过，署名人是“冀鲁陕豫中共政府”总司令。如果这封信是由邮局寄发，日本人自然便把它焚毁了。收到信的人把信拿给麦克拉伦，他也不认识中国字便找我来做翻译。
这是一封中共的宣传信，充满客气的文字，并对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受难，表示同情。他们说，他们和我们共同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并拟好拯救我们的计划。他们建议我们在夜间从营内暴动，他们从外面接应。那样便可以把我们都救到延安，而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麦克拉伦把这封翻译的信读给我们的行政委员会听，他们都不太兴奋。这封信实在有些问题。委员会人员都不愿触怒活动在集中营周围的共产党，他们也不愿意发动暴动。如果暴动失败，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要受苦，如果暴动及接应成功，撤到延安，我们的苦难更要加重。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缜密商讨，我们答覆了共产党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善意和关怀，并解释着说，集中营里的一千七百多人，只有三百人能够行军，我们觉得还是以不动为妙。我们又说，我们噎晓得战局顺利，深信不久即可获释，因此最好还是等在这里。我们把这封信还交给原来给共产党传信的苦力带出。我和国军游击队的若干次通信中，总避免和这个苦力来往，现在我又觉得我看得不错。
我相信共产党的这封书信，等于告诉我们战争结束的日子较我们想像的期间还要接近；到了八月十一日，我们接到蒂甫顿和何麦尔的信，告诉我们日本快要投降了，并请我们从事准备。他们并且问我们是否愿意由国军立即接管。我们立即答覆说，我们噎决定由美军来释放我们，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美国兵很快地便来释放我们了。日本投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便听到了消息。十四日那天，空气便有些骚动。每个人都意识到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我们还都怕讲出“胜利”二字。整日夜大家都在兴奋紧张中，十五日早晨，由日本军官垂头丧气的神态中，我们确勿地晓得战争是结束了，他们打败了。
突然间在清朗的半空中，一架美国的B-25型轰炸机飞翔在集中营上面。飞机飞得很低，在机身旁侧我们看见“飞行天使”几个大字，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名词。所有集中营的人都开始唱起“上帝保佑美国”，飞机盘旋在集中营上空几次，全营人都跑出广场，欢呼，唱歌，挥手。飞行天使高飞上去，随即下降，我们算着是我们的救星要下来了。当降落伞张开后，全营人都欢呼起来，手舞足蹈，快活得近似疯狂。人们喊叫着，彼此拥抱接吻，敲着脊背，一窝蜂似地涌向大门去欢迎这些飞将军。
日本卫兵还在那里站冈，但是他们没有阻止我们，男女老幼都像潮水似的冲出大门，尝受到两年半来的第一次自由空气。
降落伞部队噎落到枚黍田里，枚黍茎很高，挡住视线，我们必须走进去把他们找到领出来。我们快活地高声喊着，“你们在那里？”和“这里，向这旁走”，最后都把他们找到了。队长是一位少校，叫斯塔吉尔。他恐怕日本人抵抗，带来了武器，但是我们向他保证不会如此。
斯塔吉尔被几个人举到肩头上，一直抬进集中营。日本人连连向他鞠躬行礼表示恭顺。斯塔吉尔在几佰人的肩头上还礼玫答，举着斯塔吉尔的那几个人，在几分钟前还是日本人所看不起的敌人，他们现在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们虽胜而不骄，仍约束着保持运动员精神，只是高兴地看到权势又从昔日敌人手里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了。
当少校等候日本军官集合的时候，一位老妇人跑过去在他手上吻了一下。他满脸通红起来，但仍耐着性接受她的盛意而不把手夺开。当日本卫兵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他几乎要跑进办公室去。日本集中营监督把刀放在桌上，斯塔吉尔接受了他的投降。现在我们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一阵震耳的欢呼声响澈云霄。各国的国歌都唱了起来，八月的空气中，充满了欢悦的声浪。
同时，斯塔吉尔少校和日本监督商讨如何接管集中营的事务。当我们看到这几位年青有为的降落伞兵担负起他们的职务时，心中异常兴奋动。他们都充满活力，他们噎把他们的生气和气魄灌输到我们这些孱弱的人们的体内了。
第二天，又有许多飞机飞到，琉球空军基地的B-29型飞机由降落伞投下许多补给物资。随后我因贝格上校也从一个中国基地赶到，负责照料集中营人士从火车及飞机的遣送，这工作一直继续了两个月。我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飞往北平。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18) 潍县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