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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3) 初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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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孤注一掷 传彭丽媛和女儿不满离去

从去年年底开始,网传彭丽媛和习近平已经分居,近日海外媒体援引中国问题专家、知名民运人士唐柏桥的消息证实了有关网传彭丽媛和习近平分居一事。 唐柏桥称,这件事情是真的,他认识的一名正部级高官的秘书写信告诉他,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和习近平去年11月到12月间正式分居,…

第三章

初期经验

共产主义是一种自行滋生的罪恶,用几何级数速度扩展。共产主义在一个新体上的初步移植称为“细胞”。共产党组织的理论,系采取生物的形态;在生物中,细胞是植物及动物有机体的基本及组织单位。包括有原形质。

当生长过程开始前,人民,像土壤或培养媒一样,必须予以准备。

吕正操和他的军队立即开始组训安国县民。他成立超“乡村近代化协会”,他强调地声称这协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抗拒日本侵略,将各县人民形成一个公民爱国组织。

宣传工作开始推动起来。为能读书的人制印图书和小册子,向不识字的人演说,总不外在宣扬一项主旨──人民军会保护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在宣传抗日的主张,但吕正操和他手下的人们却秘密地遵守着毛泽东的命令,利用抗战和人民仇日的心理,扩展并巩固共产党的权势。

吕正操用很简单的方法控制住每个人的行动,并详细地调查好当地的人口。

“为了防止汉奸进入计”,他说:“我们必须签发护照”。大部份中国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安土重迁,在战乱时更不愿远游,于是都到指定处所去登记,甚至到邻村探亲时都请领护照。同时,他们的名字都被共产党登入名册,许多人的命运在那时就注定了。在户口调查时,姓名、年龄、职业,和其他详细情形都一一登记,当一旦决定那个人须予以清算,那个人尚须留用时,这都是些毒恶的有用资料。

同时,吕正操的军队更推行一项重要的指示,使共产军队“造成人们对它的好印象,使他们相信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是良善而和霭的人”。

在这种训练和命令下,共产党军队最初非常有礼貌。共产党在江西的暴行、只有几个消息灵通的人知道和记忆着;安国县的大部人民,在遥远的时间和距离下,都不曾亲身尝受江西的浩劫,无法把那些共产党和这次自称为抗日的人民军队联到一起。

年轻的兵士们态度很好。他们不曾抢掠。也没有盗窃案件发生。如果有人犯法时,立刻便受到吕正操的惩罚。

年轻妇女也无须畏惧军人。她们听惯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兵士唤她们“大嫂”或“大娘”。兵士们时常走到老百姓门前叩门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帮忙吗?大娘,我们替你扫扫场院好吗?大嫂,我们替你挑水好吗”?

到了秋收的季节,共产党官员更派他们的兵士协助农人收割粮食。中国的农民都受宠若惊了,兵士们对他们有礼貌的帮忙,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以前的军队和他们记忆中所听到的满清队伍,都不是这漾。

兵士们自己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是满清政府的军队”。他们极力以行动和言语使老百姓来做比较。

这是共产党的标准行动。这种伎俩现在还在推行着。我在美国曾经看到一本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人民世界》(共产党英文杂志],里面刊载着笑容可掬的农夫和露齿狞笑的共产兵士正在田里一起做工的照片,标题里解释着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受着人民的敬爱,他们走到田里和厨房里帮助男女同志们做工。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人民解放军战士协助农民”。

共产党很晓得获取人民好评的重要性,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获到人民的信任。一旦他们赢到人民的信心及人民的拥戴,农民们便会和他们山南海北的随便聊天,他们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多少事情都可以在谈话里得到,因为在中国农村里,每个人都晓得其他任何人的身世和为人。这些谈话都可以利用。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便可以做细胞生长的准备。

“今天早晨我在市场上碰见了小贩老王。那人怎么样”?一个兵士在帮助农夫在田间做工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问起。

“噢,老王是个好人”,那位农夫会这样回答。“他很有骨气,是条硬汉子”。

“我喜欢老卓”,这位兵士继续说下去:“那位兑换银元钞票的老卓。他真是个好人”。

“噢,不,他不是好人。他是个坏蛋。你认识清楚他以后,你就不会喜欢他。他根本不是好人”。农夫这样回答,同时心里觉得很着急,以为这样一位好的年轻兵士如何会受到那样一个人尽唾弃的坏东西的影响。

日子不多,吕正操的政工人员和老卓接近了,使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而那位好人老王却被处死了。

利用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共产党在教育,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上自己的工作人员。

替共军搜集这些情报的兵士,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接受获取情报的训练,官员们并不告诉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情报。等到农民们晓得事情的真象时,噎来不及了。

兵士们和老百姓的随便谈话中,又可以探询出本地私藏枪枝和军火的情形。每个薄有财产的中国农家,都想有一枝枪。一枪在手便等于有了保障。有时几个农家合购一枝来福枪,富有的农家和地主,有的拥有几枝来福枪。实在说来,来福枪是极好出手的商品,在战乱时间,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

共产党想要增加力量和人数,必须攫取到所有的枪枝。人们常因一些罪名遭受逮捕,并被迫交付若干枝来福枪。每个被捕的人必须交出若干枪枝,否则便被枪决。人民无论触犯轻微过失,重大罪名,或甚至莫须有的错失,都被罚以现金折付枪价;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标准伎俩,也是共产党完成严格控制乡民的一部策略。

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

那只是个很简单的步骤。他们把一位噎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

“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上面用严厉的眼光钉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那时候在国内买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人的性命系于枪枝,于是很快地发生出枪伎买卖的黑市。共产党鼓励这种黑市的存在,正如他们鼓励任何能有助于他们目的的非法企业存在一样。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噎耗用了一部财产。

罚缴枪枝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枝。 …

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弄到大批的枪枝。他们获到的武器越多,他们越能迅速地扩展起警察大队,军队和秘密警察。警察大队的力量越雄厚,他们越能够控制住重要的职位以制服所有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份子。他们经常用如下的口号来替他们的行动作辩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在这种有力的团结口号下,共产党有计划而澈底地控制起每个县份,在重覆实行这种步骤下,共产党达到了他们的最后目的;他们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他们可以随时把人们杀死。

用这种方法一个人从共产党那里所买到的生存期间,是极容易消逝的。这样买到的时间,削弱了买主而加强了卖主。最后,烟气终于把火光蚀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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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学生时没有上过林涛先生的课,但是后来我跟林先生有过象上课一样(也许应该说是比上课更加)严肃认真的谈话。我写文革历史,访问了他,聆听他讲北京大学的文革历史。他的谈话记录,和我做过的大量采访笔记一起,矗立在纵贯全墙的长书架上,从书房的一边排到了另一边。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