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共党深深渗透
现在我和共产党的战斗展开了。那是一种智斗。吕正操和我都晓得，我们彼此间无论如何闪避敷衍，微笑掩饰，我们都无法成为“同志”──不论就共产党意义来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义来看。吕正操对这点是欣然接受无甚痛苦的，因为他既知道德观念，又无伦理观念，仅效忠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
我必须牢记，他虽不可救药，但总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宽容自己而仇视此人。我只能仇视共产主义，并誓证以全力把它消灭。
吕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但我的精神资产与资源，和我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他无法比上的。他有军队，他可以施用残暴无情的手段。我却也有少许用途──吕正操有时候还需要我。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对我的立场从未误解。从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共产主义是我所厌恶的，我仅能在他们抗日的时候才能协助他们。我强调向他说明，我不许可他们用我教会里的印刷机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
“我随时准备成仁”，我告诉他说。“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违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便曾向他这样表示。那时我是以民选县长的身分去见他，要求辞却临时县长的职务。他发觉县长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时，曾大吃一惊。当我告诉他我只是暂代县长以待移交于中国当局时，他更觉惊奇。他想不到我会承认共产政权，因为他知道我晓得，不管他自称为“人民军队”将军或“抗日军队”将军，都不能改变他共产主义的特质。
但是现在他也晓得我看出他们是伪装爱国抗日。对我来说，这等于赌斗的开始。我现在必须发展出一双“夜眼”──这是共产党士兵应具的三大要件之一。（我疫有其他两件：“铁脚”能做长征，和一个能挨饿的肚子）。我晓得从此以后要出现一幕猫追耗子的游戏。我不但开始对任何事情更加留意，并且将听到见到的事物都记录下来加以审慎分析。随时有机会便把我的法文笔记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转邮给比利时的一位友人。后来我被迫从中共区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这些日记收回，日记里所载的，是我初期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来不及把较近的笔记和手稿藏到教堂的墙里。当我被禁两年多被释返回安国时，晓得收藏的地方已被发觉，因为那些笔记和手稿都不翼而飞。所幸我能回忆自己写过的东西，使我能重新把人名、地名、时间都一一重写出来。更因这些经验是如此惨痛，使我毕生难忘。
我第一部分详细的研究，是关于共产党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与的蓝图，用各种邪恶手段，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中的贫苦阶级，集中在上海、汉口、太原、沈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里，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在农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级斗争。这是共产党藉辞攫取人民财产或杀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顺从，不合作，或被认为是无用的分子。
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按照计划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组织里的基干，从此点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攻击其他阶级的方法是依照共产党的一项理论：财富仅能由劳力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到的财产必须由党方用武力收回。财产之攫回必须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
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使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用“偿还旧债”的方法，共产党找到一个抢掠富人的最好藉口。每一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真正的坏事或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苦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
第二项和第三项办法有极相似处。因为共产党非常讲求表面的公平与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适当面目”。这两种方法的区分，表现出共产党心理的无微不至，经常策谋把实际情形隐藏在伪造形式的背后。
阶级斗争的手段。仅用来对付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分子。共产党利用“公审”或“人民公审”打垮中立者和反对派。以期使他们变成党里的有用分子。在推行这一方法时，共党对他们加以监视、调查、刺探，并指使旁人对他们加以刺探，只在对他们的家世、背景、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获取充分情报。常情报搜集齐备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方法对这些被牺牲者进行工作──说服、恫吓，公开攻讦及污辱。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目的只在使他变成共产党。共产党屈服一个人所用的方法，犹如训练一集狗似的用尽耐心。他们无情的效率令人战栗。
经过这一阶段而赢到驯顺与服从时，被牺牲者便可幸免一死而开始为共产党驰驱。但共产党还对他棌监视态度。实际上他们将是水远监视他的。反之，无法转变成共产党的人们便会遭受诛戮，外国人则被驱逐出境，最后并被驱逐出国。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有危险性时，不仅把他杀掉并且屠灭他的全家。这些及是共产党的逻辑，说起来很简单：对共产党没用的人都须除掉。
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不动产的没收──房屋农场、教堂、房产或土地。第二阶段即所谓“新调查”，进而攫取在第一阶段中所未曾掠取的东西──私人财物、衣服、床、家俱等。经过“新调查”没收财产后仍未能使被牺牲者接受共产主义时，“调查员”便进行第三步阶段──清算。在这个阶段里，共产党不但详查个人的账目，并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们能找到可以加诸罪名的某种事件为止，那样他们便能冠冕堂皇地压榨出其他的财物。
共产党在执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谬尺度，可由几个法国传教士的经验中说明。他们的优厚财产，曾遭到共产党的觊觎。他们指摘这些教士对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会的负责人问。
“义和团时代被你们雇用的中国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问。
“不错”，调查员答道。
教会负责人抗议这种荒诞不经的罪状，但毫无用处。共产党把教会的房地、印刷机、医院和一切东西都一并没收了。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产党，控诉一位匈牙利主教在义和团时期曾经偷过一头驴。事实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来中国，但这点辩护并不生效。控告与辩诉无限地拖延下去，债务的计算也无限地加下去。当共产党将所称被偷的驴子的账单列出后，数目庞大得吓人。教会的全部财产约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医院、学校、房产、修道院──还不足偿还这头驴价。共产党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他们把有争执的财产订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例如这头驴订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变成庞大的数字。本利总和总超过他们所要夺取的财产的价值。
有时候他们替“人民”争取法律赔偿的是一只鸡。开始计算时是后低的一只鸡价，然后加起若干年间这只鸡可能生出的蛋钱，和蛋变成鸡后的鸡钱；如此，鸡生蛋，蛋生鸡，累积下去，真弄得人头晕脑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事变，是他们怪诞的财务计算的最好出发点。共产党利用义和团反对外人的事件作宣传。他们告诉人民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中国人，他们曾企图使中国免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他们是被外国人使用武力和邪恶手段所击败的，因此所有教会，外国人，以及和外国人来往的中国人，都犯有压迫中国人的罪名。
共产党所以要选择中国历史上这一阶段作为他们算清账的开始点的另一点原因，是由于有些目前在世的人还能讲述义和团的经验，他们曾经陷身于北京城内，目击战争情形，并尝到战后的悲惨滋味。共产党喜欢指称，义和团之被外国人击败，乃是一项“不正义”行动，是“外国帝国主义”邪恶罪行的另一例证。我曾一再看到共产党荒唐无理地企图维持虚伪外表，而坚称他们是在和“不正义”搏斗。他们在搜求若干年前受虐待、欺骗、压迫的“见证”人时，须受时间的限制，他们不能把时间追溯到太远，因为那样便无法找出在世的“见证人”。二十世纪刚开始的义和团事件，变成了他们的金矿；他们尽量蓑，直到最后的一层矿苗，而无稽的谎言也就无限地推展。
且举出我自己身历的经验。我们在南码村庄上的教会，有两所学校，一所小教堂和一处运动场。我们的教会坐落在村庄的中心，那是一块很值钱的财产，是我们用高价买进的。
像所有村庄的情形一样，这村庄上也有些败类分子，这些家伙们很快地学会共产党那套钻营方法。共产党来到后，他们立即跑到新县长那里去，指称这项财产是义和团之乱平定后被天主教会强迫夺取的。他们又说，现在建筑教堂的地皮上，以前有过一座宝塔，所以这块地方是公产。新县长根据这些人的无根据控诉，立刻把我们的财产攫走，未经调查。随后通知我们说，他噎没收了这项财产。
“你们教堂所占的那块地皮是村里的公产”，他说。“这块地皮须予以没收，交还南码的中国人。你们没有产权”。
我提出抗议。他的滥用权威和处罪使我激怒。
但是没有用处。我从他那里得不到结果。
我回到总教会，翻阅档案，因为我晓得这是我们的财产，我确知我们有产权，并且有付款的证明。我不敢保证能否找到使共产党满意的证件，但是我必须努力尝试一下。幸运得很，我发现到这项财产是五年前从五个人家买来的，噎按手续付款。我们在档案里存有契据和产权登记证──中国俗称的“红契”，上面盖有官防。
我将文件照下像片，撰好一张呈斗，一齐交给县长。一天后我去拜访他。
他以诚恳的态度接待我。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认错。他只说：“收到你的公事后，我很觉惊奇。我噎详加审查。确是完全正确合法。我是被那些人欺骗了。”他从没想到我能提出这样的铁证。他总以为在合法的伪装下可以安然地夺走这项财产。
自然他必须把我们的财产发回，因为共产党还在侈谈着“正义”。我很想获悉这县长对那些欺骗他的人们是如何处置，因此我托付一位中国朋友替我随时注意调查。有一天，这位朋友到安国县来看我，他衷心地笑着对我说，这位共产党县长曾亲自跑到南码村把那些人痛骂一顿。
“当你们控告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可恶的外国人时”，县长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有把握使他们提不出反证。这次事情失我丢面子”，他怒吼着说。他作了一次特别搜查，把几个首告人搜出，加以严厉处罚。
另外还有一件与这项事有关的插曲。几个月前，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哭着来找我。他恳求我营救他父亲的生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胸襟伟大而饱学的县长。有人警告他共产党要把他清算，他正在隐藏着。他的儿子详细地告诉全部情形，再三恳求我救他生命。我和这位县长并无一面之缘，只是久闻其名；以前也不曾见过他的儿子。但是一位陌生的中国人跑来或送信向我求救，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末次。在我的斗争中，这些事使我增加了力量，因为这些中国人不但相信我有帮助他们的决心，并相信我具有帮助他们以智取胜共产党的能力。我从不拒绝这一类的请求，纵使是一个噎变成当地共产党员的中国人，只要当他一旦发现他用以攻击他人的力量也可被用来攻击他的时候，我便不拒绝他的请求。那一天当我听取县长儿子向我哀求时，我已在沉思。当他讲完以后我噎胸有成竹了。
“我将尽力救你父亲”，我说。“我将尽最大努力。也许我会失败，但如果你能遵照我的一切指示，如果运气好，并且上帝愿意援助时，我想我们可以成功。你回到家去，告诉你父亲把头剃光，装扮成苦力，找些苦力衣服穿上。今天是星期五。你回家的路途需要一天。我必须到星期日以后才能离开此地。下星期二日，我可以抵达你们的村庄。我将骑着脚踏车穿过村子。告诉你父亲骑着脚踏车尾随我的后面──他可以在寨子外面追上我，他随着我穿过村子，但不准和我接谈──仅能远远随在后面。我们不能逗留。当我离开村子，他就随在我后面，像是我的佣人，随我返回教会。
我们又谈到其他细节──我到达村庄的确定时间，进南门或是进北门。他的父亲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教会的事。返途中我们可能遭到盘问。这位青年人向我磕头行礼，高兴得流下眼泪，欣然离去。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过去了，星期二天刚破晓，我向该村出发。下午，在村庄的寨子外面看到一个人扶着脚踏车。当我沿着泥泞道路走过时，我用眼睛斜看了他一下。天正在降着小雨，但每件事都很顺利地按计划完成。当我俩踏上百里归程时，我们并着肩开始谈话。第二天抵达教会，我领他到我的房间，请他在我的衣柜里选出一件中国式长袍。
“选最好的”，我告诉他。他脱去旅途弄脏的苦力服，穿上他习惯穿的长袍。他从未忘记我为保存他的体面所作的这点小事。几年后，当我从潍县集中营放出时，他正在等着我，拿着两个包裹，里面包满新衣服。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
现在，他忙着在教会里作各种事情。他的学者气度使我和主教都深感愉快。我从李县长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认为他住在教会时应该使教会里的人们晓得他是李县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并且精通法律。
当共产党县长没收我们南码教堂财产我必须诉状辩护时，便是李县长替我拟的辩诉状。他详细研究案件中的一切内容，用最大努力撰就诉状。我对他的诉状极为赏识，不仅文字好，书法也臻上乘。但是李县长恳请我另挽别人缮写，因为他的书法独具一派，恐被认出而暴露形迹。
我当然同意。当那位共产党县长看到辩诉状时，他深为赞叹。“谁作的”？他问。
“我的秘书写的”，我告诉他。“一个天主教青年”，我继续说，事实上抄写的确是一位天主教友。
“他的本领不错”，那时这位红色县长的瞬时反应像是一个真正中国人，而不像是一个共产党。
“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才”，我不经心地骄做回答。
当我讲过后，我立刻感到悔恨，因为李县长曾对我说，共产党不仅清算富人，同时还压迫其他两种人：一种人是天赋的能力与品质可以成为所谓“天生领袖”，另一种是智识份子。李县长之所以遭忌，因为他可能成为领袖，同时又是智识份子，此外他还有少许积蓄。我忧虑我噎将教会里一位弟兄──也许是全体弟兄──透露出去，而引起共产党的注意。
在与共产党接触中，每天都增加些可怕的见识。共产党的胆量，由于力量的增长而壮大，他们一天天把伪装的外壳逐层剥下，直到最后，我看到了他们野蛮狰狞的面孔，赤裸裸曝露出来。
阶级斗争的第四步是“追查”，亦即追究到底，一无遗漏：他们会对一个人说：“好，你好像噎把所有东西都交出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你还隐藏一些其他东西。”于是他们开始用刑，迫使这被牺牲者招认，直到确证他一无所有为止。
这种追查的实例我看得很多，但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到达保定南河庄时，我才看到共产党对一个被牺牲者使用全部的四步阶级斗争。
那是县里一位有钱的人，叫王昌群。共产党先没收了他的全部田地，财产和房屋。这是在公审──第一步──中完成的。王昌祥被拖到一个广场的高台上面，几个共产党傀儡自称为被王某“欺骗”和“压迫”的“牺牲者”，他们走到王某面前，用手指着他，控诉他每一种万恶的罪行。广场上的人、好的、坏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有。谁都不准不参加。受过训练的共产党，职业煽动者，和乌合的流氓领头。他们有他们鼓动情绪、恐布、和混乱的手段，以造成群众的疯狂愤怒，要求报复。
共产党县长列举王某的其他罪行。控告人开始为了他们在王某手中所遭受的“恶行”而咒骂痛哭。王昌群──这位茫然不知所以的被牺牲者──开始抗议。控告人向他冲去。县长伸手阻住他们，向群众演讲。
“同志们，这个人否认他的罪行。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群众一致喊叫。
“我们怎样处置这个压迫者呢？”
“充公他的土地，财产和物品！”群众喊称。
“我们应不应该对他宽大？应否给他留一些土地，物品和房屋？”
“不，不”，傀儡们噪叫着。
“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你们认为残忍不残忍？”
“不，不残忍！”
“他说他没罪。谁是对的？是他还是人民？”
“我们是对的！”群众同答。
“同志们，谢谢你们相信我。我保证依照你们的意思来做。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过于仁慈宽大。”
于是群众们狂烈欢呼，并高喊“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某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都被没收了。一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受到第二次清查。这一次，所有衣服，家俱和个人用品都被没收。次年，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又清算他的存款，他缴出最后的一块钱。一九四八年，他们用毒刑和暴力对他进行第四步追查。他们把他的拇指和足趾吊起来，使身体成一个Ｕ字形，在他住房的屋楔上吊了一天一夜。在这种毒刑下，王某熬不住了，他招认出在他以前的一块田地里，埋有两坛子银元，一个翠玉雕的卷心菜和一个翠玉小篮子。这是对被牺牲者的全部清查。现在他噎招出最后的财物。假使他不从实招认时将被一直吊死。他们饶了他的性命，只因他们晓得他已完全破产，也许在需要时可以利用他讲述他的经历以震吓其他反抗者招供。
中国的农民，几千百年来便惯于把财物埋在地下以期保存安全。共产党是中国人，自然熟知此点，所以到处掘地搜寻埋藏的财宝。在大陆未完全沦陷前，人们委托给自由区朋友代为保管的财产，也在被追求之列。王某所受的一套苦刑，只是共产党迫令农民坦白的一种方法。许多财富阶级人士都因拒绝坦白而致死亡，希望他个人的牺牲能保全家人免于贫穷饥馑。但是到了后来，甚至那些曾经分享清算富者财产的贫苦阶级，也被没收他们新获到的财富，并被共产党无情地杀死，正像第一批被牺牲者的情形一样，那时他们自己也曾参加过“人民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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