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死人复活
我在回安国的路上，追忆着我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追忆着我所认识的这个野蛮主义。我回忆所有我和共产党官员各委员的谈话，各反对共产党及接受共产党的中国人的谈话。我特别想起吕正操的严厉警告，假如瑷现我再从日本屠夫手中拯救任何中国人的话，便要把我枪毙。我开始惊骇，假如这要是中国的新生活方式时，我将何以自处，我特别想到将如何应付眼前的处境。
我一面想一面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便无法应付面前的困难。上帝在这里回答我了。他显示我，要我在这痛苦的屠场中，须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所有情形下应做坚决敏捷的决定。我必须决定，变成一个澈底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抑制住对人类趋于堕落所生的恐惧与羞愤的反应。我看清我必须以全副精力和共产党周旋。我必须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冷静的心情快慰，和智胜共产党拯救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满足，而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意旨，一个正当和道德的意旨墓──在道德沦亡的沙漠中扶植起一个端庄的绿洲，建立起反抗共产主义争取善良的有组织力量。
我的心情现在已较安适。我知道不管面临如何困难，我可以使自己像铜铁一样坚强。由周围的迹象和紧张的事件，我已看出从今以后恐怖将成我的日常生活。所幸我噎决定培养出一种与共产党冷淡相处的外表，同时坚强我的精神，因为两位与我亲近的年青人，在恐怖政策之潮泛滥时，已成早期的牺牲者。
王其森曾在四存学校读书，四存是以反共著名的学校。当战争开始时，王某便参加了政府军队。早期对日战争中受伤，成为终身跛足。他有坚定的精神和助人的热忱。他曾问我做些什么事业好，我建议他在村庄上开办一所学校。他极热心地同意，不久之后，便有了十七个年青学生在他的谆谆教导下读书。他不收学费，村民们自然都极为快慰。当他的学校正在蒸蒸日上时，我听到共产党在搜杀四存毕业生的消息。在一个县份里，共产党曾处死三百多名该校的毕业生。这消息使我很感焦虑，我便劝告王其森加倍小心。
“可不必怕”，他说。“全村的人都爱戴我，不管怎样不会有危险”。
我告诉他另一位王某的故事，那人曾坚信他不会遭受危害，就是王立贞。他有顽强独立的精神，他相信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可以保护他不会遭到就地处决。王其森自信地微笑着，告诉我不必担忧。
不久以后，他告诉我将要和同村的一位十八岁姑娘结婚，那是我的一位教友。那时王某是二十五岁。自然我很高兴，并为他们俩人快乐，但我再次警告他，危险还没有消灭。我现在对四存的消息知道得很多，我确知共产党计昼消灭该校的全部毕业生和学生，那学校乃是反共的最强堡垒。
“你结婚后就不是单身了”，我说。“你将有家庭的负担”。
他一再请我安心。后来我在安国教会替他们主持婚礼。他们当天下午回到家去，临走时面带笑容，快乐的情绪充溢眉稍，我向他们握手道别。
紧接着第二天，新婚的太太痛哭着跑来。他告诉我说当天晚上他们回到家里时，许多亲友们噎聚集那里祝贺他们的婚礼。宴席噎摆好，乐队都已到齐，全村人都来参加庆祝。
共产党对王某的一切都已注意：王某的决定结婚，他的快乐，轻松心情，他一心专注于未来计划。共产党在等待时间。
当王氏夫妇从安国返回村庄时，共产党也混进祝贺的人群里，在大家还未发觉时，已把王某逮走。
新娘悲痛惊恐得发狂。我把她送到修道院，交修女看顾。我当时情感激动，准备立即到该村去，看看能否有办法。但我晓得我必须慎重。我没有希望找到活着的王某，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被注定的命运，我仅能痛恨地遗憾未曾坚持请他离开家乡到自由中国去。我派了一位教友到该村二十哩半径内访问各村，是否谁能知道那天夜里有人被活埋，或者曾有特殊事件发生。
这位教友每天跑出去访问不同的地方，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看到这是一个无结果的搜求。后来有一天，这位教友和来自我们搜寻半径十哩外的农民谈话中间，讲到共产党曾在他的耕地旁边处死一个人。几星期前的一个清晨，他沿着地边散步时，发现一条新翻过的地面已被踏平，附近留有许冬脚印。
这道消息噎足够了，我要自己去看看。离王某被捕的地方三十哩以外，我找到了他的尸身，在一个六尺深的狭长壕里，活活被埋死。
一九四○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博野有三百六十人被杀，在定县有一千七百人被杀，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县死两千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们被屠杀的理由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恐怕这些地方的人民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三个月里，不仅是这几个地方举行大屠杀，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安国而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确的数字记录。更有多少人在别处被杀，我不晓得。
在一般情形下，共产党常常借用某个事件，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日本在这一带曾发动攻势，于是又给共产党一个屠杀反共人士的藉口。一位袁晓岩先生被控给日本军队做向导。他确实不曾做过这种事。实际上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分子。他和另一位陈褛秋及陈妻及陈妻的叔父都彼活埋。这些都是忠诚的农民，住在离齐村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老式的中国人，不喜欢共产主义，因此被杀。在这同一小村庄内，贺龙曾在三个星期里活埋七十多人。这些事并非根据传闻，贺龙在齐村屠杀以后，我曾走过这个村庄和其他村庄，曾亲眼看到野狗嚼死尸的惨剧。
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早期几年里都遭受同一命运，因为活埋和砍头是共产党所喜欢用的两种死刑。
仅有一个人曾从死里逃生，他已被迫为自己掘好坟墓，然后爬进去，共产党开始铲土把他活埋。那是房村的村长张乐康，一位体格健壮的农民。那时日本人有一条军用公路通过离房村不远的地方。该路原拟穿行房村，但因村民常对日本侵略者加以打击，日军放弃了这条线路。这条军路由许多堡垒保护，沿路每隔湿二三哩便有一处堡垒。此种堡垒是一个塔楼，外面掘着深壕并围起铁丝网。壕沟与塔楼之间设有吊桥，在夜间吊起，由守卫轮流监视。每一堡垒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人防守，内中通常有十至十二名日本人，其他是中国伪军，并且有共产党混进。这条公路横穿过红军的占领区。日本人建筑此等公路，企图把乡镇据点联络起来，从而控制全省。当听到有人走近军路时，他们的机枪便可以密集扫射，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军路来运输供应品。他们对此地区的红军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主要在于为主力军事行动运输供应品，自然也搁下去。
他休息并进饮食后，他又讲了一些自己和家庭的情形。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中国女子。
我派一个教友去告诉张太太，她的丈夫仍旧活着，但她不能透露出来她晓得这件事，更不准告诉孩子们知道。这位教友把这番话告诉张大太后，又告诉她我和张君所拟好保障他安全隐匿的计划。
张太太买了一具棺木，和那位教友一同走到村外。在靠近他丈夫被活埋的地方，把棺材里装进一些土，再把它钉起来。这样，除了他们自己晓得内情外，别人抬起来都感觉到里面像有一个人。教友把棺材放在驴车上，拖回村来又再拉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她告诉村人说，她丈夫死时的挣扎把面孔窒息得那样可怕，所以她不忍让任何人再看见，她嚎啕痛哭，孩子们也随着哭，村民们也哭了，因为张村长毕竟是为他们而死。
当教友返回安国，将情形向我们报告时，张君大为感动。他知道他必须在一个长期间内不能回家，也许要过几年。他的太太必须独力抚养孩子，不论怎样，他都不能给她们多少帮助。他是一个真诚直爽的人，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为未来的艰苦岁月流下眼泪。
他在教会里隐藏一个时期，我送他到北平去在友人的一个田庄里工作。此间数年战乱频仍，使我无暇多顾，再也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再看到他的家人。但直到我离开华北以前，每年我总接到他一封感谢信，报告他依然无恙。
王荫贺夫扫就没有这样幸运。王家住在刘家庄，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靠近河边，距离教会十五哩。王君是一个热心的新教友，性情刚直，行动不够谨慎。共产党不喜欢这种个性，也不喜欢王荫贺。终于在一天夜里把王某捕去活埋。
他的太太非常爱他，由于过份悲痛与震惊而几乎陷于疯狂。她从这村跑到那村，蓬头垢面，痛哭流涕，对每个人述说共产党杀他丈夫的情形。
“他们是魔鬼！”她叫着。“他们没有人性！”
有时她爬上屋顶，高声对下面聚集的人们演讲，述说共产党的罪恶，共产党的暴行，共产党的背叛人民与国家。她的正义愤怒充满着钜大的力量，使人们肃然静听。没有人嘻笑或嘲弄地侮辱她。没有人错认她的愤怒与悲痛是疯狂行动。
她这样做了许多天，共产党起初不理她。但当共产党衡量她的愤怒程度和精神力量发觉她将继续不断地热烈进行反共运动时、共产党立即把她逮捕起来。几个人把她拥到噎掘好的土坑前，另外几个人跑到她家里将她七岁的女儿捉来，一齐推到坑前。先把母亲丢进去，随后丢进女儿。女孩子惊吓得尖叫，母亲为女儿的命运而啼哭。一个新参加共产党的青年放下他的铲子，跑到坑前把女孩抱出来。
“母亲是坏人，应该死，但孩子不应该死！”他叫道。可以对共军施以镇压。
离房村较近的几个堡垒中的日本人，有一天断了粮，跑来向张村长和绅士们索耍粮米，黄芽菜和钱。共产党曾经告诉过张村长和村民，如果他们供应日本人东西，便要被视为汉奸，全村将被焚烧。但日本人也以同样惩罚作威胁，使他们感到左右为难，村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派村长代表全村秘密到堡垒中对日本人陈述苦情，设法使日本人接受一部份所要求的食物和金钱。
混在伪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在张村长抵达后便获悉到一切详情，他们自然也认识张村长。
第二天，共产党来到该村，将张村长逮走。他们必须迅速转移；因为日军距离太近，他们不敢耽搁太长的时间。这种情势极有利于张君。共产党仅能掘一个较浅的土坑，不是通常六尺深的土壕，宽度也仅能容肩。他们把张某推下去，很快地铲土埋上，急忙用脚踏平。
这些都是张村长后来讲给我说的。他说，当他被推进坑后，他将面孔向下，并将双臂交叉，将头放在上面，把身体轻微支起，在头部附近作成一个空气囊。当共产党用脚踏地面的时候，他感到压力较覆盖的土更加一倍，这是他受磨难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据他说，那重量简直难以承受，呼吸窒息了，肺像是在爆烈。
“我以前还不知道，一个人在绝望时有多大力量，他对我说。“我挣扎又挣扎，用我的肩膀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去抵抗。一点一点地我终于从坟里爬出来，到了黑夜的新鲜空气里”。
然后他躺在地上，休息一下恢复精力，考虑怎样办才好。假如回到村里，共产党很快地就会知道，他会再度被捕而遭处死。那时再无法逃脱。如果他跑到亲属家去，自然他们会把他隐藏起来，但他们无法永远藏着他，终久会被共产党找到处死，亲戚也将被诛连。接着张君又说了几句话，使我深受感动：我感谢上帝，深庆我姻定以我所有的力量与技巧和共产党作战。
“那时我想起了你”，他说，“几天前你曾经到我们的村里，在大街上一个旅店前讲道。我听完你讲道后又同你谈话。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候我躺在地上想起了你的话。我感到基督教必会宽待我。于是我站起来，决定来找你。我开始走。走了一整夜。”
这就是张君的经过。他曾被活埋，又从坟里挣扎出，并跑了二十哩路来到安国。
他约在晨五时半抵达我们的教会。他全身汗土，污秽不堪，面色发青，我赶紧走过去，因为我看到他已神色昏迷，生恐他会晕倒。当我走近他，他跪下去深深磕头喊道：“神父救命！神父救命！”
在中国我曾听到无数次这种怜悯的请求“救命！”我深深地感谢上帝，有她的协助，我可以答覆这些请求。
张村长把一切经过情形告诉我，他不知何所适从，他只知道现在噎活着跑到这里来，他要在这里耽搁下去。
他休息并进饮食后，他又讲了一些自己和家庭的情形。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中国女子。
我派一个教友去告诉张太太，她的丈夫仍旧活着，但她不能透露出来她晓得这件事，更不准告诉孩子们知道。这位教友把这番话告诉张大太后，又告诉她我和张君所拟好保障他安全隐匿的计划。
张太太买了一具棺木，和那位教友一同走到村外。在靠近他丈夫被活埋的地方，把棺材里装进一些土，再把它钉起来。这样，除了他们自己晓得内情外，别人抬起来都感觉到里面像有一个人。教友把棺材放在驴车上，拖回村来又再拉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她告诉村人说，她丈夫死时的挣扎把面孔窒息得那样可怕，所以她不忍让任何人再看见，她嚎啕痛哭，孩子们也随着哭，村民们也哭了，因为张村长毕竟是为他们而死。
当教友返回安国，将情形向我们报告时，张君大为感动。他知道他必须在一个长期间内不能回家，也许要过几年。他的太太必须独力抚养孩子，不论怎样，他都不能给她们多少帮助。他是一个真诚直爽的人，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为未来的艰苦岁月流下眼泪。
他在教会里隐藏一个时期，我送他到北平去在友人的一个田庄里工作。此间数年战乱频仍，使我无暇多顾，再也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再看到他的家人。但直到我离开华北以前，每年我总接到他一封感谢信，报告他依然无恙。
王荫贺夫扫就没有这样幸运。王家住在刘家庄，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靠近河边，距离教会十五哩。王君是一个热心的新教友，性情刚直，行动不够谨慎。共产党不喜欢这种个性，也不喜欢王荫贺。终于在一天夜里把王某捕去活埋。
他的太太非常爱他，由于过份悲痛与震惊而几乎陷于疯狂。她从这村跑到那村，蓬头垢面，痛哭流涕，对每个人述说共产党杀他丈夫的情形。
“他们是魔鬼！”她叫着。“他们没有人性！”
有时她爬上屋顶，高声对下面聚集的人们演讲，述说共产党的罪恶，共产党的暴行，共产党的背叛人民与国家。她的正义愤怒充满着钜大的力量，使人们肃然静听。没有人嘻笑或嘲弄地侮辱她。没有人错认她的愤怒与悲痛是疯狂行动。
她这样做了许多天，共产党起初不理她。但当共产党衡量她的愤怒程度和精神力量发觉她将继续不断地热烈进行反共运动时、共产党立即把她逮捕起来。几个人把她拥到噎掘好的土坑前，另外几个人跑到她家里将她七岁的女儿捉来，一齐推到坑前。先把母亲丢进去，随后丢进女儿。女孩子惊吓得尖叫，母亲为女儿的命运而啼哭。一个新参加共产党的青年放下他的铲子，跑到坑前把女孩抱出来。
“母亲是坏人，应该死，但孩子不应该死！”他叫道。
母亲看到孩子得救了，她脱下一双鞋子交给孩子。
“在我被活埋后，将我这双鞋子放在我的坟上，使人们晓得我在这里被活埋，”她说。当她对孩子作这项凄惨的请求时，她祈求人们记忆住这个惨酷的行为而不必追忆她自己，那样她的死便不会没有意义。
孩子把鞋子抱在她的小手里，悲痛地哭着，眼看着共产党挥动铁铲把土坑填平，埋葬了那个绝望的女人的最后尖叫声。
那孩子没有其他亲戚，只有一个叔父，是修道院里的一位教友，他奉命照料这个孩子。他请求我收养她，我立刻接受，将她交给保定教会的修女照管。
砍头与活埋继续不断地执行，死刑的增加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成正比例。所有这些行动的最邪恶之点，乃是把恐怖手段变成最通常的政策。共产党之放任鼓励野蛮兽行，并非是偶然之事，而是他们之征服镇压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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