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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11) 共党的组织

  • 历史
高血脂真凶 医生:饭桌上再不撤掉 血脂一路飙

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患高血脂的人群占到了总人数的18.6%,代表着我国高血脂人数已高达2亿,这是个很可怕的数字,目前我国总人口大概有14亿人口左右,高血脂人数已高达2亿。 也就是说大概每7个人里就有1个血脂异常的人,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被称为作为“三高”疾病…

第十一章

共党的组织

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当浪头达到高潮,暴风雨已至停止时,人民已声嘶力竭。但不要认为中国的人民仅是一群因循的群众。在暴风雨过后,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以使红色政权能继续不断地永久维持下去。

清算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压制智识份子及天生领袖人才,在猛烈地进行着。同时自各地募集青年,进行其长久的庞杂的教育共党领袖的工作,并且开始组织全体人民的工作。全部人民,从小的到老的,都得为共党工作,否则便被消灭。年迈的祖母再也不能在刺槐树下温暖的阳光里休息一下她那干老的骨架了,她奉命去工作,去作鞋子。当地那枯弱战栗的双手噎疲于操作时,她也不能退到她那草屋中休息一下。她虽年已古稀,但她仍得企求一点食物,争取一点怜悯。共党为了讲求效率,认为她是多余的,是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她必被铲除,她以及像她一样的那些年迈的男人女人,那些可尊敬的祖宗,都注定要被消灭。

共产党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地去整理他们的收获。他们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每天我都要去研究共产党的新技术方式。他们在地下秘密的无声的活动,也像表面活动一样地频繁,因为共产党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很多次我与一个共产党党员约定在某时会见,当我依时到达约会地点,则发觉另一个人在那里,这种情形千篇一律地很少变更。这位党员总会漠然地说我所约会的那位党员今天不能践约,他为了不愿使我久候所以代替前来。于是他便庞杂冗长地问我一些问题:那一个失约的党员曾告诉我些什么,我怎样碰到他的,我要看他作什么,同时问我的这个党员又去与那个失约的人对证这些问题。不用说,我有责任回答他的问题。自然,我回答他时我也知道他随后会向那一个党员对证,最后他迅速地明悉并把握住我与另一个共产党员所讨论的事务。

当我参加一连串地方事务会议的最后一次时,以为可以看到在前几次会议中经常看到的许多相同面孔,但相反地每一个面孔都是陌生而与以前不同的。在任何自由的社会里发生这种事,人们会自然的间,“那些人那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在共产党中没有问题可以问;且须表现出没有什么希奇,不能惊讶。必须拿这些当作是完全固定的事实一样的接受,而与那些陌生者继续会议,就像与他们是老相交的熟人一样。

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就是共党集团内各阶层中互相猜疑的一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细胞组织怎样形成得如此有效率,怎样能有效的防止被发现,防止被消灭。他们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

每一个共产党员仅对上司一人负责,接受命令,在自己所组织的细胞内工作。这个党员便是这个细胞的指导员。他们的活动是这样的:人民委员甲选拔出一个可资信任的共产党员乙,令乙在某村庄发动细胞活动。乙受命后第一步先在该村找到一份小的工作。通常找这份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乙有礼貌,和悦,极刻苦耐劳并能讲一些动听又似真实的故事,此外他索取工资很低,较任何人都低。有了这些主要条件,所以乙顺利地找到工作。

于是他便报告人民委员甲,并开始自其接近的人们中间吸收份子以组织细胞。他所吸收的这些细胞份子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他活动的目的,只有人民委员和这个细胞指导员知道。

同时人民委员甲的上司主任人民委员可能令甲再在该村另设一个细胞,甲奉命办理,派党员丙主持。丙用乙同样的方法组织细胞,但乙对此一新细胞的事一无所知,而仍仅向甲报告其个人活动的情形,新指导员丙亦仅向甲报告其活动情形。主任委员可能令共产党在一地设立十个或一打细胞,彼此活动完全独立而秘密。最后这些细胞便控制了村长,副村长,并设立各组:农业组,合作组,教育组,妇女组,交通组及邮政组等。

当我活在共产党控制区时,看到他们的邮政组是共产党用作各村通讯的一个特别机构。共产党在一九三八年设立他们自己的邮政局,虽然那时国民政府的邮务机构仍在优良地服务着,并未因战时的危险困难而少停。共产党也用政府的邮政服务,也用自己的。他们同时设立特种邮政服务。奇怪的是他们也让非共产党使用他们的邮政服务。此外另有秘密邮务组,是专为最秘密的共产党员作机密通讯之用。

我早先曾有一次机会经验到共产党邮件传递的迅速。一九三九年华北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水灾。求救的信件发出后,西方国家像往常一样地慷慨援助。伦敦市长,国际委员会及其他公共或私人慈善单位都给安国县教会送来救济基金。我必须将我们这一区的乡村和户口作一调查,损失作一统计,计算一下,我们所需要的救济。我发了许多信给该区散处各地的官员,要求他们供给一些必需的情报,在信发出后当天每一封信都抵达目的地。次日便接获各村长的覆函详述一切。在被战争破坏的中国,在洪水的区域,各个分散遥远的县乡之间又难得有交通工具,仅有一双飞快的人腿在工作。平常小乡村定期邮件一星期一次,较大的两次。但这次所有信件都经共党所谓“公共邮务”组传递,每封信上都贴有一片鸡毛,表示“速递不得延搁”。事实上信件的迅速乃是细胞作用的结果。人们晓得一封经由共党邮务组的信,如不迅速传送给收信人,全村都将遭受灾难,甚或人头落地。任何集权政治的滥觞,都由于普遍处刑的威吓而造成效率。

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都是黑暗,邪恶,死板的效率。人民委员所选择以发动细胞作用的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必是疯狂地信仰共党教条,他认为一个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不管他在何地,在一间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市政机关,以及反对党内,他不断地企图发动小细胞作用,以求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此后当完成这两项工作后,便经由他所吸取的份子组织他所控制的团体。我在许多地方看到许多这种事情,特别是在北平看到在官员中及工人中发生的细胞作用,尤其是在学生中为甚。

在一九四八年中国共有一百三十四所大学及独立学院,其中有三所是天主教大学,十二所由基督新教设立,其他都由中国人设立。这些学校里约有七万学生。最有名的学校多在北平。北平有全国最好的学府,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前驻美大使,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学者与外交家。北平有两万大学生,几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各校又以北京大学学生最多。

学生创集中,给共产党以有利的发展,因为在中国学生能对他的家庭及家庭所处的社会发生很大影响,对不识字的人们及未受教育的人群所发生的影响更大。其影响之巨大远超过学生在所占人口比率中应有的真正影响,也决不似一些年青无经验的人所应有的影响。这都因为中国对读书人一向极为尊敬,同时中国学生对国家的政治生命一向曾有巨大影响。这是过去中国教育制度的自然结果,过去数百年来所有政府官署都充满中榜的读书人。

在满清时候,考试选才制度最为发达。教育并非为了受教育者本人,而是为了给皇帝遴选官府里办事的人员,所以国家教育仅永供给足够的文化仆人。数亿中国人中仅有少数人经多年苦读后才有希望经二次考试中取秀才,该种考试每二年在各县城举行一次。一个年青人中了秀才便得了功名,可以担任公职而蒸蒸日上。在几千名秀才中再考举人,仅有少数人得中;再在三四百名举人中拔取进士,其中的前几名才被选入翰林院,即外国人所谓皇家学院。能进翰林院的人乃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数百年以来都是如此。

直到一八六二年中国开放港口二十年后,这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当整个满清帝国开放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开始不断地变更。到义和团事变时,重大的改变才开始,结果在一九○五年乃成立教育新机构有促使中国教育制度趋向适合于工业化之西方的远大计划,将中世纪的东方文化推进,以与进步四百年技术发达,政治清明的西方文化相协调。但在此计划尚未真正发展前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就发生了。

我曾于解释中国教育制度之开端说到中国学生常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共党之迅速霸占中国,利用学生得到的帮助,较其他各团体都大。

可感慨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西方集团在外交上出卖了中国,而第一次引起愤怒的火花。这大花在中国共产党数次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中,闪耀着从未死灭。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之二次出卖中国将此一火花吹动成了共党大火灾,疯狂地烧遍了中国,吞噬了中国大陆。

在睨视此一大破坏中,可以自历史中看出来源,观察出其他一些火花被燃着的地方。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年青的中华民国在战争中是西方集团的联盟国。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协助击败德奥时曾允许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当战争结束时西方国家忘记了这些诺言。

虽然有通常外交上的托辞作为掩饰理由,但决不能掩盖西方国家破坏诺言的事实。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并未忘记这一切,当其他欧洲及美国外交代表到达凡尔赛时他也在那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一个耻辱,他拒绝签字来羞辱诺言破坏者。中国,在参加对抗德国战争的许多国家中,单独地拒绝签字凡尔赛和约。

这是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对不公平条约的一个抗议,这不公平条约仅是许多不公平条约中的一个。它们是中国的负担,因为在战时由于独立自主而渐次强大起来的中国,现在又衰弱下去了。她曾相信联盟国家,但终被欺骗。

陆征祥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天主教徒,后来成为神父,再后又成为修道士。他是第一个任大修道院长的中国人,在天主教中据有高尚的荣誉。这是很有意味的,因为这是一个冷酷的讽刺,由淤凡尔赛的影响,使这位爱国忠诚的中国人最后看破红尘隐入僧院。那时全国的学生都一致支持他在凡尔赛所持的态度。他成为学生心目中的英椎,更成为学生运动的引发者。千万个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曾经热烈地希望欧洲及美国协助他们改革古老的封建社会和农业经济,以成为他们所向往的机械工业的国家,他们的幻梦惨酷地被破灭。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抗议是直接而坚强的。他们造成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

在这时候苏俄壮起了胆气,激起了野心,在推翻沙皇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后便派遣密使到中国,以西方的不公平行为作藉口,游说学生,促使中国走上马克斯路线。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写了几篇有意义的短篇文章讨论中国的重要性,及俄国革命后可能发生的亚洲革命运动。四年后,当俄国革命发生时,列宁的同志们仅集中精力于保卫他们的惊人收获,并向西面欧洲大陆发展,而没有过份考虑到中国。但当一九二一年欧洲发动革命的企图在波兰受挫后,他们暂时接受失败。于是他们慎重地考虑到列宁所主张在中国发动革命运动的观点。派在中国的间谍报告称该地革命的可能性极为浓厚。立时他们转向中国,中国学生集团对西方幻想的消灭给予他们良好机会来阴谋策动一个无法阻止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年初,上海有七个人自称共产党集团,以陈独秀为首领,开办一个无产阶级报纸,开始组织工会。同年在北平,汉口及其他都市同样的组织都逐渐出现。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第一次召开中国马克斯主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于是正式成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酋毛泽东在该年十月参加该党。该党不久并参加第三国际,而苏俄有训练的代表正在中国密切注视着各种发展。

同时另外一种学生运动也在北平推动着。那就是“劳工学生计划”。该计划的策谋人便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毛大泽东。在该计划之下,有两千学生从北平到法国读书。该计划曾得到蔡元培博士的热烈支持。蔡博士是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部长。当时为北大的校长。毛泽东本人并未随那群学生到法国读书,仍留在北大,并曾就读于胡适。(注)

胡适博士极受中国青年崇拜。早在一九一七年胡博士改革白话文以代替文言时即获得相当成就。胡适辩称,白话文之发展可以帮忙青年了解现代科学。与胡适有同样见解而协力促进白话文的有当时北大另一教授陈独秀,即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组织共产党的人。许多研究中国共党起源的人一致认为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真正发起人。

胡适博士对中国文化贡献颇钜,他从未左袒或协助共产主义。事实上共产主义曾将胡适自祖国驱逐出去,并加以全面的迫害。他以教授开始一生事业,始终从事教学,但是现在因为文化思想和政治观念的鸿沟,将胡适真他的北京大学远远相离;胡适现在普里斯顿大学图书馆任中国部主任。

一九四五年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共党迫近北平时方始离去。胡适个人的悲剧是惨痛的。去年胡适的儿子受共党的逼迫为文指责乃文,以达共产党的宣传目的。胡适以绝大的勇气忍受这一切悲痛,他瞭解他的儿了并非真正不孝,而是被共党所迫,变成了比被迫叛徒更惨的共产党牺牲品。

现在再同溯到一九一八年的北平:毛泽东当时是热烈拥护胡适白话文运动者之一。胡适现在还记得毛泽东当时是一个有活力,聪明,有进取野心的青年,好像是热中于进取,热心于单纯的爱国主义。另外那时还有许多人都是新文字运动的前锋,后来都去法国留学。那时有些青年都是真实忠诚的爱国者,企求国富民强。但又有一部份确噎是被人公认的共产党,和政治的机会主义者,及天生的革命主义者。聂荣臻那时年方二十岁,是四川大地主的儿子,是一名真正共产党员,十九岁略李立三也是一个,当法国留学的学生集团回国后李立三等仍留法国,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因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离开法国。毛,聂,李三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推进者。三十年后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的大权。

今日,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在学生集团,学生运动中得到训练,当他们作学生时代便知道中国学生对社会影响之大,所以他们经常特别注意大学里的青年。他们不仅在北大建立共产党细胞,并在燕京大学同样泡制,甚至天主教的辅仁大学也被渗透。我自一九四五年秋离开集中营后,便把北平作一基地,在那里有广泛的机会看到大局的发展。我特别有兴趣去发现共产党怎样在大学里组织繁殖细胞,和怎样利用这些细胞。我曾述及他们甚至渗透到辅仁大学,那是一个冷酷的戏谑。开始是由一个曾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辅仁教化学的新教徒将共产党渗透进辅仁,他曾亲自对我讲过,回忆起他的成功,他曾自鸣得意。

我碰到这位前辅仁的教师时,他已成为共党的将军,改名为张震。我在一九三八年拜访他时,他在河北中部肃宁县某村庄里设有司令部。那时正是冬季,天气阴晦,泥土的草屋中更为晕暗。一个副官将我带入,我与张握手后彼此叙述别后数年来的情形。我注意到他桌上一本全新的英文书。这本书的新美,成了屋里的一个光明点缀,它吸引了我的视线。张注意到我的视线,他显得颇为得意;我特别给他面子,向那本书点一下头颇有兴趣的问:“这是什么书?”

“啊,这个!”他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写的,那是一位美国作家,史诺先生。这本书将来我会借给你看的,你应该读一遍。”他拿起来,使我看到那本书的名字,“红星闪耀下的中国”

那天张震颇具幽默感。

“同志,你奇怪我怎样在辅仁发动共产党细胞?”他说着笑了笑,“我在那里发动几个细胞,都是很容易的,没有人怀疑到我,没有人。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徙。大家都信任我”。他又笑了。“你看,他们甚至将我介绍给考斯坦梯尼总主教。”

总主教那时是教廷的代表。显然地张是一个老牌的忠实共党,他伪装一个新教徒仅在获取掩盖其阴谋的便利。

我深深记忆他告诉我的一切细节,他夸张地述说,我因他背叛我们坦白的信任而愤怒。后来到了北平我便晓得怎样去发现共党组织。当共产党在各大学里刚着手组织细胞时,便能被我发觉。(注)见第一章注:  原著谓毛泽东为北大学生,及拟订留学计划等,均有误。按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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