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共党的训练
当我在华北日本阵线后方共党区域内旅行时，曾亲眼看到共党的教育“青年领袖”，经过所有的阶段后将中国青年变成俄国的傀儡。这事通常很公开，但有时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并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经数年与共党的密切接触，我将所获得的情报及观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实凑合起来，已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蓝图。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率直的澈底的选择教育制度，是共党在我所辖教区的三十个村庄里选取一个未来的“年青领袖”的时候。
他是一个年青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辖区内的土匪完全肃清。他非常严格公正，又有温和的个性，这使他成为人所喜爱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认他人的能力，他并且曾建立一个优良的警卫队非常忠诚地服从他的指挥。共党注意到他所有的这些优点，而选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训练。
他是一个没经世故，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义和缺乏世界智识，极容易受共产党爱国主义的号召。共党问他是不是愿打日本人──自然他恳切感动地说要打日本人。于是共党供给他一个打日本人的机会──接受共党的训练。共党对他说，他不用帮助，也没有多少经验就能扑灭土匪。如果有了经验再加上共党们所给他的协助，他很快地就能作伟大的爱国工作，扫除外国土匪──日本人。他被说服，被共党送到村训练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训。
当共党发现这位年青警官学习敏快，热心并有野心时，共党就把他送到分区学校去。那里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来的青年。大约有七十个村庄的二百个被选送的青年在那里由共党教员指导。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将可以接受更坚强教练的选取以参加第三步训练。教员把二百人分作许多小组，在他们学习共党教科书时，教员们细心察看他们的反应，以断定每个学生的优劣。
在某一天教员便向一个青年提出一个问题。
“你如看到一个日本人打中国人，你怎样感觉？”
这个问题那青年可以说出很多的满意回答，但他须说：“这是帝国主义！我们要制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数。于是从这个假定推到主观的分析一直问下去。“你父亲是一个老式的人，”教员平静地假定说。他没有改造过他的脑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随口答称：“是的，我要作，因为我总是尊从父母的。”
于是教员就要就这一题目追问下去，以试验这个青年家庭观念的深浅。
经过各种变化的问答，各种方法的问答，多次的重复，以求能发现该青年能否改变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旧不变，教员对上层便作不良的报告，这个青年便被刷掉。
较为可训练的青年们再经过数月的训练即疲送到共党的县学校去，与附近四五个区的受训者一齐再受训。四五个区内的千余候选青年仅约有五百人能被选入县校。县校的训练更为严格，一旦自此校毕业后便送入第四级学校。
第四级学校已成为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县校的毕业生必须噎是完全共党化，而成为党的外层人物。原有的青年仅有极少数，约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们能参加这种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设立的学校内的训练。为延安训练所选取的青年被共党视为优良的精选品。共党用“抗战大学”号召，向全国各地及外国宣传，实际上即是延安的几个共党训练中心，用毛泽东的课本作为基本课程。到此的学生已成为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可以接受共党的秘密书籍。有多少学生印多少本书，并且每一本书都有号码，以附合学生的登记号码而登入记录。这些书籍经常被查核，如在紧急搜查中发现某员的书有遗失时，该员即被认为叛逆而加以严重的处罚，决无幸免。
当学生们离开延安经外蒙古去西伯利亚时，那是已完成了国内的最后训练。延安被认作是一去不复返的起点，因为从那里出发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西伯利亚他们处在俄国人的领土内，训练营由俄国人主持，大部份的教员都是俄国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点，那么当这些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到达西伯利亚时，他们是进入了真正的异国地狱之边缘。在西伯利亚训练营青年们完全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一点也不能与西伯利亚的人民接触。即使最前进的中国共党也反对这一点，并诉述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在国内受中国教员训练时尚无此种诉苦。西伯利亚是最后一个链环，将中国的青年与他们的国家联系着，但当他们折断此一链环而开始十一日旅行乘西个利亚大铁路火车去莫斯科时，他们已永久地离开了中国的传统。这最后的精选人员，为莫斯科所选的最坚强，最狂热的共党，最后到了遥远的俄国首都，也就是到了他们心灵上的不返点。
莫斯科有三个专为中国人设立的“大学”。第一个叫孙中山大学，于一九二五年设立，是俄国煽动中国革命和发展列宁赤化亚洲的长远计划中的一部。另外两个大学设立较晚。
在这三所学校里，那些经过六个共党教育过程，自中国小乡村经西伯利亚训练营而来的中国青年将接受特别指示，以为共党在中国实际工作的方针。
这些中国人回到中国时，他们体质上的外型显然没有变更，只是一双眼睛反映出内心的转变。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国人，但加细心观察，便发觉他们已完全脱胎换骨，人性尽失。他们完全失掉了中国中庸之道的特性。他们残暴地反对宗教，他们痛恨宗教，从天主教以至所有的东方宗教。他们的风度情调立时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人群里是可以被鉴别出的人物，即使他们与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来。他们变化无常，随时会骤拈发作。我熟知的共党们承认这些莫斯科返来的人们死于肺病及心脏病的很多，虽然他们比在未成共党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这些人没有国家观念，也不承认他们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他们已完全失掉了家乡与原籍的观念，他已把根源失去，他们仅有所谓“主义”的思想。
没有离开中国，没有经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的家乡观念，但经莫斯科训练过的则完全两样。我与土八路还常常能获得共同的见解，但与那些返自莫斯科的共党则一点也不能获得共同点。他们工作于党的上层，设计及执行政策，更监视旁人执行他们的命令。
一件很小的事情便可证明土八路与莫斯科受训的中国共党的不同。假如土八路要贪求你一件东西时比方说是一只外国造的自来水笔吧，他会笑着说：“我能借你的笔用吗？我需要用一下，我会还给你”。自然他绝无还给你的意思。你笑着接受这个必须接受的要求，这表示你噎知道他的意思，而不坚持反对他。但俄国训练的中国共产党从不会有这种“老式的弱点”。他看到你的笔，走向前来，从你口袋或你手中拿过来“我需需这东西，我拿去了。”仅仅这样说一句。我们主教有一天和一个共党谈话，把表放在桌子上以注意时间。那共党故意把手臂滑过表上将肘轻压在表上，正好把表玻璃压破。“真对不起”他露出牙笑着说“我拿去给你修好。”那表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主教像这样子丢了许多表，还有些则是痛快地没收，一点也不伪装一下。主教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放弃带表。
这些微小的抢劫行为本身是平凡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表示出一种基本的抢劫心性，这种心性永不改变，即使共党上层的习惯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青年像变色动物似的转变。我看到他们自乡村中被选取，由一个肤浅的共党到最后经过共党最高的训练变成精粹的共党指导员。
在贺龙总部里我认得几个这一类的智谋副官，我曾以最大的兴趣观察他们的特别行为，和他们与其他中国共党不同的情形。贺龙是一个老共党，在共党被围剿逃窜时他是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事实上他和叶挺在一九二七年是红军的建立者，叶挺后来在飞机失事中摔死。
贺龙在一九一三年年方十六岁便开始军事生涯，那时领导一个农民叛乱。但二十五年后他可以野蛮地处罚农民而并不感到不安，那些农民是邻近他家乡省份里的农民，这是多么讽刺。
有些早期的报告说，贺龙出身土匪，但他从未承认这一点。在我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我曾企图直接从他谈话中找出解答，但他巧妙地躲避了我的问题。
我第一次看到贺龙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我到他蠡县刘家镇的总部去看他。我经过吕正操而获得与贺龙的会见，吕正操告诉我贺龙愿意接见我和另一个中国神父。当我与共党军官或官员见面讨论重要事情时，我总设法带一个见证人。那次的事情非常重要，贺龙曾把我们一个教会人士捕去，主教叫我尽力设法获得他的释放。
贺龙那时是师长。当蒋委员长在一九三七年再度与中共组织联合阵线后，委员长曾允许红军保持几个师，并取得协议受政府的指挥。
根据正式规定，贺龙仅应统领一师人，事实他统率有七个共党整师，大多数在山西。这是共党所惯用的技巧，所有共党将领都喜欢这样作，他们把合法的部队公开的保有指挥着，安置在正式规定的地点。但他们不合法的军队则散布在其他各省。像贺龙的军队就散布在山西，但他们与此等不合法的部队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
共党与蒋委员长之联合，贺龙似乎应该高兴。他曾经隶属于委员长，现在却与委员是为敌。贺龙原是一个未受过教有的农民，年青时曾领导农民反对军阀，于一九一八年，率领农民部队投入国民党队伍。那时贺龙才二十一岁，被任为团长，参加讨共战争。九年后他叛变了委员长并参加共产党。江西共党暴动被铲平后，贺龙离开了国民政府部队，收集部下愿与他为伍的士兵，参加了朱德的部队，并在那里组织了红军。
当我到达贺龙的总部被请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咆哮着招呼我：
“你怎敢跑来看我？”他间。
“为什么不敢？”我反抗说。
“你不知道我曾经烧掉许多天主教堂，杀掉许多像你这样的神父吗？”
“是的，我全知道，”我说。
“而你仍敢来看我？是什么理由？”他说。“贺将军，”我沉静地说，“你说你是抗日的，我也是抗日的，所以我们有共同之点。”
“坐下，”他说，我遵令坐下，不再提心吊胆。
我们开始中国式的交谈，无所不谈，只没有讲出我来的目的。他讨论到他早期的军事生涯，这给我一个恭维他技能与经验的机会，并以一种殷勤的面孔问了一个似乎无什恶意的问题。
“将军，为什么像你这样有智识有经验而极爱国的人并没有在这附近尽力的作战？”我问。当他回答时我注意着他的面孔心他脸色沉下来。
“这里的人民是靠不住的，”他说，“我们必须纠正他们的思想，这是推行共产主义必须作的。”他完全坦白的说。
“但你必有其他原因。”我继续问。
“是的”他说，忽然怒起来。“富人都是汉奸，因为钱就是他们的上帝，我们必须用尽方法拿走他们的钱，使他们知道爱国的真正意义。”
他开始一长串的詈骂富人，再三地声述所有富人不管是不是汉奸，如不追随共产主义，便将被处刑。
于是他骄傲地谈论共党军队。其实我恳切发问正因为他们的军队不热烈地去与日本作战。
“即使日本兵占据了这地方他们也阻止不了我们建军的工作。”他以激烈的态度与语气说。“我们的军队是坚强的，对打仗的滋味是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要压制那些鸦片烟鬼，强盗，汉奸及其他坏人，和所有那些要组织私人军队以达到私人目的的集团”。
“进一步说，”他继续说，“如果人民都有了正确的见解──共产党的见解──那日本人就不能在中国停留，早晚被赶出去。”
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说战争不会超过二年，那时是一九三九年六月。
他谈到个人的事情，他以幽默的语气谈他的一个加拿大朋友，那人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作战二年，现在是中共的军医。他没有说出那人的姓名，他对那个穿着中共制服的加拿大人有时被人们误认为比利时雷鸣远神父或我，感到有趣。这并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在那地区里仅有我们三个外国人，即使还有其他外国人也是很少数。
贺龙认为一个外国共产党被误认作其他的两个神父是非常可笑的事。
“那加拿大人不能像你和雷鸣远同志一样地说中国话。”他狂笑着说，“所以他只有微笑着使别人以为他就是你们两个神父中的一个！”
我对此事并没有感觉什么特殊有趣，我企求探听出加拿大医生的名字，但贺龙不讲出来。
虽然这些谈话都非常有意思，但我已忍耐不住要谈我的事情──那个被捕教友的事情。因此我把话题转到宗教方面去。他略能谈论一些宗教。他说对宗教本无好感，现在觉得有点改变。
自然我知道这是给我点好话听听。贺龙和吕正操一样，在我对他们还有用时尚没有准备立刻把我杀掉给野狗吃，并且对我的压迫他不太甚。我转过话题：
“将军我很高兴听到这话，”我说，因为我来此便是为了一个教友的事情，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天主教教友。他的外国名字叫彼得，不久前你逮捕了他在──”
他打断了我，非常愤怒。
“我不逮捕好人，”他单纯的说。
我不能反驳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脾气，如果我反驳他，则一切都要失败。我必须婉言辩论，闪避其锋。所以我说也许是发生了误会。这一点他也不接受。我再三周旋，用其他的述说办法试之再三，但终归无效。
我必须离开了，在我起立之前我请求贺龙发一个电报去西部山地问问彼得的情形。
“一定是主教和我得到了错误的消息。”我说，“他也许在生病，现在正由你们的人看护着。”
贺龙的态度又改变了，他答应发电报，如果得到彼得的消息便通知我。他领我出门时以友好的态度说再见，并热诚地与我握手。
但他一下子停下了，当我看到他眼睛绉起，面部表现出狞恶的笑容，我感觉一阵冰冷的恐惧。
“你知道，”他说，“任何人都能到这村庄来，就是有一个假通行证也能进来。”
他加重“假通行证”一语，并直看着我。
“但一个外人一旦进入这个村庄，不管他怎么来的，在我的军队未离开这里之前，都不能离去。”
狞笑充满了他的面孔，我在猜想他要对我开什么冷酷的玩笑。我对他的名声颇为熟习。全乡都知道他绰号“戏弄家”，士兵们及农民们对他那粗野的幽默和与人开玩笑的嗜好都感觉有趣。我闭口无言，只有往最好处希望。
“当然我们对待那些到这里的外来人都非常好，”他继续说，“我们让他们和军队一齐吃饭，给他们住的地方。当军队离去时，就让他们自由离去。”他停了一下，等待我讲话。
我仍闭着口。我知道，这种情形是真的，共党们有理由去怀疑外来人，即使有正当的通行证，也要被红军扣留，直到军队转移地方为止。这是为了保持红军所在地的秘密的关系，所有的将领都这样作。
忽然他又快速地结束这一话题，正如他开始这一话题的突然一样。
“同志，不必害怕，我不会扣留你的，”他说，“你可以离去，但假如你走后日本兵找到这地方来，我将处死你，我知道那一定是你报告日本人的。”
“我要碰碰运气看，”我对他说，他又狂笑起来，并叫了一个年青的士兵来。
“将这位同志带到最后一哨，”他说，“好好的护送他。”
到最后一哨并不远。
起初我与那士兵都保持沉默，走了不多久后我开日问他，“同志，你是那里人？”当他回答他村庄名字时，我听出他的口音是山西省。
“你是山西那一县？”我问他，他简单的用一个字回答我。不一会我又问，“你的父母都在吗？”
当我看到他面现极藐视的表情，我不禁愣然。
“八路军是我的父母，”他说。当我看到离哨兵站已没有几步了，我并不感觉留恋。那士兵对哨乓讲话后便让我通过。
在站口我碰到那个中国神父，他和我一齐来的，来作见证人，但他未被允许与我一同进去。当我把与贺龙的谈话告诉他时，他也像我一样地感到悲痛。我们确认彼得已死了。我们曾得到他的一封信，他曾贰九牛二虎之力使那封信送到我们手里。我们从信里知道他披共党所捕，贺龙不承认这事，使我们深信彼得噎被杀。
但三年后，在我未被关进集中营前不久，有一天彼得走向安国教会里来。他是那样的瘦弱，外表已完全改变，我起初不能认出他来。他在太行山共党基地彼捕。共党发现他是一个绘画能手后，即令他参加绘小册子，书籍壁报等共产的宣传工作。他深恨给共党工作。但他也要活命，以便多多学习共党的技巧，将来有一天可以拿所学到的反过来打击共产党。
为了企求迅速被释放，他曾伪装有肺病，不断的咳嗽吐痰，减少饮食和工作。三年后变得柔弱不堪，使共党对他衰生嫌恶。感觉他已没有多少用处口便把他赶走。他的计划成功了，虽然是悲惨手段，但也是勇敢的手段。他出来便赶来安国。
他已失去了许多东西，失去了恢复健康的活力，就像是他在以意志与智慧对共党的战斗中已用尽了所有的精力。他开始恢复工作，但他即使多作时间多卖力气也永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效率，这一点使他非常痛苦。他的体质已永不能恢复未被共党逮捕前那样健壮了。
彼得被折磨三年返来后，我每次看到他就想到那个“戏弄家”贺龙，他曾小小地戏弄了我一下，他从未电询太行山关于彼得的情形。
在一九三九年第一次会见贺龙后我曾多次到他司令部去，有时看不到贺龙。但在这些拜访中我看到共党训练部属残忍野蛮习惯的许多事实。他们缺少人性的作风我永远看不惯。我特别记得我与贺龙的一些官员们的谈话，他们受那些政策决定人留俄学生无人性的感化之深使我震吓。那时贺龙正利用防卫日人为掩护而全面屠杀该地区的反共人士。时在一九四○冬未春初。
我曾经批评活埋之残忍与可怕。
“我们不得不这样作，”一位共产党员说，“因为日本人就在附近，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停留过久。我们也不喜欢用这个方法，因为这方法太舒服了。我们宁愿用战前在华南所用的方法。”
他向后仰身燃起一支烟。我保持表情坚定，不露声色，并表示很愿听那方法的情形，虽然我的胃已在翻呕。
“吓！都是一个好方法！”他说。“我们将人背手捆起来，将他一半身体埋在土里，正埋在这里，”他说着，一方面用手指着肚脐。“我们就把他丢在营房的外边，哨兵们可以监视他们，以防有人给他送水或食物吃。一个人这样可以活两三个星期。”那官员说，“他能活多久，大半要看他的健康如何，气候也有点影响，假如烈日当空而长时没有雨则死的较快。不管如何最后总是死。”
我低下头弯下腰装作找鞋子。当我感觉到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时才抬起身来。一只小猫跑进来抓他的鞋子，他轻轻的抚弄它。
“这是我们必须给资本家们的死刑，同志。”他又对我说，“这样死得慢，痛苦多。现在用的方法太舒服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14) 共党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