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训练的力量
共党力量之泉源的秘密，在于他们对各份子的绝对控制和使用间谍，秘密警察，恐吓，威胁及残暴，更有他们精心计划强制的“现代化计划”以获取控制。党甚至紧紧地控制红军，虽然军官们都是党员。红军将领们经常都有政治指导员在他的左右，美其名曰“指导”他们，实际上在监视他们，我曾亲眼看到这种情形。
一个中国神父劳盖布，是一个老好人，由于过份粗心大胆，被共党逮捕，我听到后即时赶到该村尽力收集事实，以便设法营救劳神父。该村村长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她宣称劳神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曾“鞭打人民”，我不能从她那里得到协助。她叫我去看县长，县长根本否认劳神父被捕。我自己已得到消息知道神父被监禁的地方，但我看到在地方官员这里得不到什么结果，我必须找到本区的共党将领，向他解决此事。
因为共党军队不时移动以躲避日本军队，所以我费了许多时间经过许多困难才获知他们司令部所在地，并得知通行时必须知道的口令。一切都妥当后，我经过两天的跋涉到达了俞泉真（译音）的根据地。他是共党第二战区司令，我与他多年相识，颇有交往，因为他常常驻在安国教会里，经常请我为他作点小的服务，我都一一照办。
由于获得通行口令，我没有遭遇困难便进入找到俞泉真。当我走进时，他正坐在桌旁与旁边一个人谈话。我立时走向前去，伸出手来招呼，他不但不伸手还礼，反而直视我，冷冷的说，“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进来的？”
自然我非常窘困，当时我真以为这不是俞泉真，而是一个面貌与他相似的人，但我终于决定他是俞泉真。他不认我，也许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微笑着说也许是我看错人。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分子，这次走过这里，听说将军在，此顺便作礼貌上的拜访。我似乎看到他眼睛极微弱的闪烁着，表示大难噎解除，他接受了我的解释，将手一摆请我坐下。把我介绍给另外那一位。我已明了他为何起初显出踌躇的情形，因为旁边坐着的是他的指导员。
那位指导员立刻穷迫我。
“原来同志你是一位天主教神父，那真是糟透了，你们天主教全完蛋了。”他粗野的说。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天主教为什么都完蛋了？”
“因为法国噎打败了，所以天主教教会完全蛋了。”他不耐烦地说。
我自旅行两天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法国沦陷的消息，这使我震惊，但我无意在这个愚昧自命不凡的共党面前表露我的情感。同时我在想法对他这种不合逻辑的推断予以指责。
我断定他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恐怕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分散的各教会他所接触的都是法国神父。假如是这样，他会假定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天主教，所有天主教都是法国人，所以法国之陷入希特勒手中即是所有教堂完蛋。
我确认我判断无误，因此我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说：
“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天主教在其他各国，意大利有好几百万，西班牙也有几百万。还有爱尔兰，美国和南美各国，和墨西哥都有几百万。所以即使法国沦陷，天主教也没有完蛋，差的远呢，”
他倒想不到被反打了一棒。这就是我和共产党对敌时所经常使用的手段。每当我被他们突袭时，我便设法回击。指导员的受窘俞泉真并未表示不悦，但是改变话题乃是聪明的办法，我乃改变题目。
骤然地指导员站起来走了。俞泉真与我开始独处一室。
俞氏低身向前，态度立刻完全改变，由敌对不关心变作非常亲热。
“快点神父，你来作什么，来看我为了什么事？”
我立刻明瞭他并未忘记我，我猜想的不错，他的所谓“助手”在身旁，那位方才出去的就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指导员，是俞氏所属党方面的上司的警犬。
我尽快地从惊奇中恢复镇定，我将劳神父被捕事说了一遍。他记下名字和地址及他能与我通讯的地方名字。他以极快的速度作这些事，一方面耸起一个耳朵的注意着指导员的回来。他好像是感觉到而不是听到指导员的脚步，他正说话中忽然中断，当指导员轻步走进门时，他和我已在装模作样，高声的说怀疑以前在什么地方碰到过我。
“起初我认不出你，”他说，“但现在，我们交谈后，我听你的声音，审视你的外表；好像我们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能提醒我吗？”
“也许在安国吧”我也假装着说，“我相信你曾和你的官佐们经过那里两三次，但我已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
“安国！对了！我现在想起了，”他说，“但那是很早以前了，有两年或者三年了，的确。”
指导员不屑地直视着我的眼，这比逼视的一瞥还要蛮横无礼。
“同志，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他问。
他的问题并未把我难倒。我经过了多少的周折寸得悉他的所在地。我曾得到前教会的一个苦力的帮助，他由于杀死一个日本哨兵而受奖励升作安国共党的秘密警察。他跑到离我们那区很远的两个共党据点及情报站才得到一点线索。最后他通知我叫我随着他一齐走，我们静静地潜行，横过村野走了两天，他不断地打听侦查。这就是我怎样知道俞泉真的地方和怎么得到通行口令的情形。
我直视着指导员的眼睛，我在尽指导员所能满意的情形下说出真实的情形。
“我正在访问附近的天主教村庄，老百姓告诉我附近驻满了军队。因为共产党的将军们我多半认识，所以我想我应该到司令部致敬一下。”
显然的指导员并不相信我，但他接受我的解释。我可以看出他面部怀疑的表情。我很高兴我过去用的苦力变成共党秘密警察，他使我们的追踪保持得如此的谨慎，而我在与他同行的旅途中也非常细心谨慎。
我对指导员估价过低了。我对他描述我来到俞氏的管区完全出于偶然一事，并未满意。他怀疑，坚强地怀疑，他发出命令查核安国至司令部沿途各地，并追问所有共党各站各情报站。在沿途上无疑地曾有人看到我和那个秘密警察吕君在一起而报告了。当指导员所派的讯问人员得到这个报告并转呈指导员，指导员将前后情形都对证出来。很久以后我得到了吕君夫妇被活埋的可怕消息。虽然我不能确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但我总觉得我对吕君夫妇之死须负有相当责任。同时我也不能确定那个单纯的苦力吕君，一个真正的无辜者，是否因其他过失而被害。我将永久感觉有负于吕君，因为劳神父被捕近两年了，我始终未能把他救出，当我放弃希望，以为他已死掉时，他竟独自回来了。
有一天劳神父独自走进教会，我走向前去迎接，当作是一个陌生人。直到他叫我的名字，向前倒下地去，哭起来，我才认出是他。这个高大强壮的人，曾经是那样的坚强不屈，那样的健康与良善，现在成了一个蹒跚残弱的人。他经过十九个月的饥饿几乎致死，同时经常在夜间被移来移去地换地方。他满嘴黑黑长长杂乱的胡须，牙齿都已脱落，他那澎湃的活力噎完全丧失。但他的灾难尚未完结。他恢复后立即回去工作，此后又被捕两次，但每次都得逃脱。此后他在城内又曾三次被共党看到，但在共党向前捕捉时他已急速地逃掉。现在大陆上反共游击队都记得这个人，并拿他的事迹当作传奇一样地讲述。虽然现在我噎有一年多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我相信在那广大的中国大陆上他仍在某地区活着并继续他的工作。
很少人能像劳神父那样侥幸，共产党一旦撒下那宽大紧密的魔网，逃脱几乎是不可能。
共产党占据一乡村后，立即工作，一刻也不迟缓，将所有中国传统的式样完全改作苏维埃莫斯科型。人民被分作四大类，工人，农人，青年与妇女。工人组中包括工厂的劳工，因为在中国乡村里都有一些小手工业，诸如造砖业，制陶器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等。农人组包括农民及所有农业工作者。青年组包括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男人。妇女组包括所有的妇女，女孩子，结婚妇女，中年的，老年的都有。
有训练的共产党派在各组内工作。在工人中又设立一个宣传组（隶属文化工作队）的分组，以促进生产。在农人中也同样设立宣传分组，但加多了一项工作，即促使农人接受共党政策以克服他们的保守主义。共党宣传所以能成功地欺骗了农民，完全由于不断鼓吹“土地改革”和“改良农业”，更贡献一种似乎是有利于农民的计划，允诺减低赋税，多给农民土地，及提高市场上的谷价。
青年组是精密组织成的，那些年青人都加以军事教训和共产主义的训练。各方面着重于集团组织以消除年青人特有的个人主义思想。共产党派在这一组的青年领袖们将该组分作三科：儿童科，少年科，青年科，这些科再分作二小组或三小组，分组的多少根据村庄的大小而定，以保证推行思想灌输及军事训练的功效。十四至二十五岁年青人的训练开始后，四岁以上的儿童训练也随而开始。
妇女组推行宣传及党政策之训练，单身女人及年子女的太太须编入民兵队，接受军事训练。所有的妇女们不论年纪大小除家务外仍要作一些公共的工作，即有幼小子女的妇女和老太婆亦不能免。
在一个村庄里建立这样一个小型的苏维埃政体只用极短的时间，差不多就像用口描述它所用的时间一样。因为准备好的蓝图是准确无误，而组织工作又快速有效率。丈化工作团经常也获得甚大成功，因为他们有宣传的好机会，答应给人们以欣快的活动，招待，游艺等，拿这三种引诱那些终年单调工作而甚少调剂的乡村人民。
文化团的宣传，很有助于民众思想灌输。共产党把世界上的事带到这个小村子来。傍晚时一个共产党员站在平屋顶上高声朗读新闻，每个村人都跑来站在下面倾听，并赞叹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惊人的革新。那些新闻都是远地的新闻，包括世界各地的新闻，总是叙述共产党的新闻。但单纯的中国乡民刚听到这些遥远的都市和国家的名字──那是他们过去向未听到过的──又怎能听得懂呢？共党在每一区都有地方报纸。通常是从大地方的大报纸上摘录材料印出的。共党新闻报告员便将这摘录重写的报纸读给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们听。这是一种原始的广播工作，并且非常有效果。
文化工作组也监督戏院；旧剧及诗歌都加以新的处理。每一个中国的村庄都成立一个戏院。也许仅在一个破旧的庙里，但这已使人民满足。因为数百年来中国人便喜爱戏院和旧戏。对旧戏所述的许多故事其熟习与倾心的程度犹如单纯的意大利农民对维笛和布鲁琪尼所作的歌剧一样。
共党“改造”了古典戏剧，利用乡村戏院在演戏中宣扬共产主义，或发挥剧中某一点以指摘地方上的错误。他们利用修改戏剧以教导人们，并从事宣传，内容多半是冗赘而肤浅。此处试举一例，我看到一幕戏内容强调节约的重要，用一个家庭作背景演出。一个儿媳妇在浪费地剥瓜皮，她的婆婆耐心地教导她如何细细的剥皮，差不多剥下来薄得透明，并对她解释了一课“新中国”经济的重要。精明的共产党们也晓得，像中国农村妇女们那样艰苦工作才能谋生的情形，自然不需要节约的教导，但莫斯科命令的册子上有节约一章，所以不管中国人需要不需要，都要读给他们听。
又一次，我看到一幕戏描述父亲是一个“时代人物”──共产党，而母亲是一个无希望的老式人物，换言之，是反共党者。孩子们也分成两派，所以家庭极不调和。直到最后，“时代”的父亲的观念克服了他的太太以及那些反动的孩子们，紏正了腐朽的观念。在每出戏中共党的观念总是胜利的。在抗日战争中，戏里的父亲显然是一个中国人，而母亲竟化装得像日本人，象徵着：“前进的共产党”和“反动的帝国主义”。反共的标志不断随着党的路线而变更，这种戏反覆地演来演去，因为共产党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不断重复不断叙述能养成习惯而收宣传之功。
共产党所谓的“人民总动员”计划乃是有训练的共党组织者将传统的中国乡村完全变作共产主义形态。在这一段内，他们应用各组各团的专门技术，此外并将全部人民予以控制以达到共党的目标。在这里面共党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正在为党作一种事情，没有一个人例外。
共党一旦控制住一个村庄，人民便丧尽个人自由。我曾看到人民如何再不能安静地留在家里，而被迫参加党的活动，他们被迫将整日的时间浪费在政治会议，学校，共党训练站和参加各种单位和各种组织。共党强迫每一个人改变他的观念，并接受共党的世界观，生活及社会观和所有的人类价值观。“洗脑”是铲除一个人的旧观念，接受新思想而为共党工作，这一辞句经常为共产党使用，以表示换思想的重要。每个人都要为“革命”而工作，否则便被指为社会寄生虫。
当最产一步骤达成时，共党将在所有人民的各组织各分组织里搜遍最可靠的人员。在工人组，农人组及青年组中的各小组中指导员们将选取一些男女参加特殊的地方工作及训练。当整个制度雷厉风行后，及所有人民已被不断地监察时，特别的注意就转移到青年人的身上。这些青年开始被精密考查。他们在这一群里面吸收侵略性的，野心的，快捷的，冷酷的，精细的，能吃苦的家伙们。在这些被选的人们中间，他们寻找未来中国共党的领袖人材。
这些青年领袖的训练开始，先在该村的区训练站进行，然后通常再到市镇的学校内。其后受训者再到山西，察哈尔或河北等省的共党中心去受训，随后再到延安。延安训练完毕后再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受训，最后到莫斯科完成全部训练。
这个计划的概念和执行，有特殊邪恶的意义，因为只有最能用脑筋和最有领袖潜力的年青人，只有老共党确认已造就得极坚强，极残忍的确实共产党员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当选择进行之际，试验愈来愈困难搜取愈来愈烈，柔弱一点的都被刷掉。一个青年人及格的试验与训练愈多，他离开传统的中国观念愈远，在地理上他离开家乡也愈远，陷于异国的野蛮共产主义亦愈深。
一方面淘汰与选择在进行着，一方面青年们也被迫放弃他们原有的物质与文化的基础，这乃是马克维里权术主义的发扬光大。（注）通过所有试验而达莫斯科的有数的几个青年，已完全被改变，而永久失掉中国的遗产。北极熊噎把中国龙吞噬了。
（注）：马克维里（Mchivelli）一四六九年至一五二七年间的佛劳伦丁政治学者；曾著有“君主”一书阐述君主应以权术获取势力。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13) 训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