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与失策：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共产主义的罪行
《共产主义黑皮书》绪论
斯特凡．库尔图瓦 着 李 刚 译
生命无法抗拒死亡，但记忆却在与虚无的搏斗中不断增进。――茨维坦．托多洛夫﹕《记忆的滥用》
编者按﹕请读者注意阅读本文后面的“译者附注”，就知道黄花岗杂志副主编李刚博士翻译“共产
主义黑皮书”的来龙去脉了。译者十分谦虚。但是，我们想说的是，2005年6月，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有相当翻译难度的文史专题讲演会上，正是这位物理学博士，才赢得了在场英国学者们的高度赞扬和大家的钦佩及夸奖――他的现场同步翻译，实在是译得太好了。
为方便读者，该书的绪论段落标题为译者所加。希望《共产主义黑皮书》能够早日出版中文本，因为它太重要。
一、共产主义的罪行就是反人类罪
有人曾经写到：「历史是人类灾祸的科学。」1 我们这个充满暴虐的血腥世纪［译注：作者指二十世纪］充分证实了此一论点。在以往的那些世纪里，鲜少有人民和国家能够免遭大规模暴行的蹂躏。欧洲列强大都参与了非洲黑奴的贩运。法兰西共和国进行的殖民活动，尽管做了些好事，却因为直到最近都有持续不断的众多丑闻而污痕斑斑。美国迄今依被一种深深植根于两大历史悲剧——对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对土著美洲人的灭绝——的暴力文化所影响。然而事实依然是，就嗜血的程度而言，我们这个世纪与以往的世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略回顾一下过去就可以得出一个无法辩白的结论：这是一个人类大灾大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更遑论在诸如亚美尼亚、比夫拉、卢旺达等地发生的局部惨剧。奥斯曼帝国无疑卷入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德国则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采取了灭种行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屠杀了埃塞俄比亚人。捷克人不愿意承认，他们于1945 和1946 年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全无值得效仿之处。就连瑞士，最近也因在管理纳粹从被消灭的犹太人那里窃取的黄金上扮演的角色，而卷入一场丑闻；当然该国的行为与群体灭绝并不能同日而语。
在这个惨案横流的历史场景中，共产主义自有其地位。的确，共产主义占据着最暴力也最显要的地位之一。作为自1914 年于萨拉热窝开始至1991 年于莫斯科结束之「短二十世纪」的界定特征，共产主义在整个故事中唱的是主角。共产主义先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出现，比后二者更长命，而且在四大洲留下了4印记。
我们所用的「共产主义」一词之准确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将共产主义的学说与其实践加以区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业已存在数百甚至上千年。柏拉图不是曾在《理想国》一书中推出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民都不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并且智能、道理、正义必定战胜？身为学者兼政治家，1530 年的英国大臣，《乌托邦》的作者，以及因英王亨利八世的命令而死于刽子手利斧之下的受害人，汤玛斯．莫尔爵士也曾描述过一个理想社会。乌托邦的理念作为评估社会的手段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其生存食粮来自作为世界民主政体之活力泉源的百家思想。然而我们所关心的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超凡脱俗的思辨领域。这种共产主义是全然真实的；它存在于历史的一些关键时刻和特定国家，由其著名的领袖赋予生命——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在法国则有莫理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乔治．马歇。
无论理论共产主义学说在1917 年以前的实际共产主义实践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为何——我们在后面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点——施行全面镇压，并且最终实现国家政权恐怖统治的，正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那么这种思想理念本身是否无可指摘呢？总是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会坚称：实际共产主义与理论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且诚然，主张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在文艺复兴时期中，甚至是在十九世纪里阐述的学说，需要为二十世纪内发生的事件负责，将是荒谬的。尽管如此，正如伊尼亚齐奥．西洛内所书：「革命如同树木一样，按照所结的果实来识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历史上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于1917 年11 月决定自称「共产党人」是不无道理的。他们在克里姆林宫为那些他们视为前辈的人——即汤玛斯．莫尔爵士和托马佐．康帕内拉——树立纪念碑也是有道理的。
为了巩固其对权力的把握，共产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已不限于单独的罪行或小规模的特定目的杀戮，而是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一整套的政府系统。从东欧的几年到苏联和中国的数十年，在经过长短不一的时期后，恐怖状态逐渐消退；而这些政权所形成的例行公事就是日常采取压制措施，以及审查全部通信方式，控制边境和放逐异见人士。然而，对恐怖状态的记忆在继续保存镇压威胁的可信，并且因此持续其效用。目前在西方世界时髦的共产政权，无一是此定律的例外；「伟大舵手」的中国不例外，金日成的北朝鲜不例外，就连「胡伯伯」的越南和以神气活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强硬派的切．格瓦拉为副的古巴也不例外。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阿戈什蒂纽．内图统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纳吉布拉统治下的阿富汗。
难以置信的是，从历史和道义两个视角，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都尚未得到公平和应有的评价。针对共产统治的中央地区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影响，将其罪恶层面作为焦点研究共产主义，本书乃是率先的尝试之一。有人会说，这些罪行中的大多数是依照某种法律系统采取的行动；该系统由相应政权的官方体制负责执行，而这些体制享有国际承认，并且其国家元首继续受到热烈欢迎。但是纳粹主义当时不也是同样的情形吗？我们必须揭露的罪恶行径不能用共产政权的标准来评定，而是要依据人类天赋权利的约定俗成规范加以裁判。
共产政权和共产党，其政策以及其与所在国社会和与国际社会之关系的历史，当然不纯粹是犯罪行为的同义词，更不能说完全是恐怖状态和镇压。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和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恐怖状态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社会开始了对其原有正常秩序的某种恢复，并且「和平共处」——哪怕只是作为「用其它方式进行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国际现实。尽管如此，许多档案和目击者可以确证：恐怖状态自始至终都是当代共产主义的基本成份之一。让我们永远摒弃这样的想法：行刑队对人质的枪杀，对起义工人的屠戮，以及对农民的强行饿死，都只是某个具体国家或时期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们的研究方式将涵盖所有地理区域，并且把焦点集中在罪行上，因为犯罪行为是贯穿共产主义体系存在历史的界定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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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具体将要考察哪些罪行呢？共产主义不仅是针对个人，也针对世界文明和国家文化，都曾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了让其狂妄自大能够尽情发泄，破坏了布加勒斯特历史悠久的心脏地区；波尔布特一砖一石地拆除了金边大教堂，并且让丛林长满吴哥窟的庙宇；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将无价之宝砸碎或焚烧。可是无论这种破坏对于所涉国家和整个人类来说最终可能证明为多么的骇人听闻，它又如何能够与对人类——男人、女人、儿童——的大规模蓄意谋杀相提并论呢？
因此我们将针对平民犯下的罪行界定为恐怖状态的实质。这些罪恶行径，尽管其实践或因政权的不同而有某种程度的变化，往往都符合某种可识别的规律。这个规律包括多种方式的处死，例如行刑队枪决、绞杀、溺毙、殴打致命，以及在某些场合利用毒气、毒药或「车祸」；利用饥饿造成人口的毁灭，方式有人为饥馑、拒给粮食或双管齐下；放逐，由此制造运送途中的死亡 (因为体力枯竭或在封闭空间中的囚禁)，犯人的住处， 或者在强制劳动中(体力枯竭、疾病、饥饿、寒冷)。「内战」时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将统治者和造反者之间的争斗导致的事件，与只能描述为对平民人口之大屠杀的事件加以区分，并非总是易事。不管怎样，我们总得从某处切入。下面这些基于非官方估计的粗糙、近似数字，让我们对这些罪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有所感觉：
苏联：2000 万人死亡
中国：6500 万人死亡
越南：100 万人死亡
北朝鲜：200 万人死亡
柬埔寨：200 万人死亡
东欧：100 万人死亡
拉丁美洲：15 万人死亡
非洲：170 万人死亡
阿富汗：150 万人死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没有掌权的共产党：大约1万人死亡总数为将近一亿人丧生。
被共产主义残害的亿万无辜《共产主义黑皮书》插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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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极其可观的数字掩盖了用不同视角观察的一些巨大差异。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用相对权重来审视这些数字，第一名是柬埔寨。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波尔布特利用折磨和大面积饥馑，进行了最为残暴的屠戮，致使该国的总人口减少大约四分之一。然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百姓死亡的绝对数字上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其有计划、合乎逻辑且「政治正确」的大规模屠杀实验让人心胆俱寒。
这种只着眼于梗概的方式，必定会令其中所涉的众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彻底的调查研究需要基于对「罪行」这个术语之有意义定义的「定性」研究。客观且依法的评判标准也相当重要。1945 年在同盟国为审理纳粹的暴行而组建的纽伦堡法庭上，首次遇到如何对待特定国家所犯罪行进行法律区分的问题。这些罪行的性质由《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 条定义，其中指明三大罪名：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对列宁、斯大林政权及整个共产世界所犯罪行的考查，揭示出符合其中每一个类别的罪恶行径。第6a 条定义的破坏和平罪涉及「规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议或保证的战争，或者参与实现前述任何努力的共同计画或阴谋。」毫无疑问，通过与希特勒秘密商定两项条约，即1939 年8 月23 日和同年9 月28 日分别关于瓜分波兰和关于将波罗的海诸国、北布科维纳及比萨拉比亚并入苏联的条约，斯大林犯下此罪行。由于消除了德国面对两条战线的风险，1939 年8 月23 日的条约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斯大林于1939 年11 月
30 日对芬兰的进攻，又一次犯下破坏和平罪。北朝鲜于1950 年6 月25 日对南朝鲜的突然入侵，以及中国军队在该战争中的大举干预，都属于程度可比的罪行。莫斯科支持的各共产党组织长期采用的颠覆方法，因为曾经引起战争，同样应该纳入破坏和平罪的范畴；正是阿富汗的一次共产党人政变，导致苏联于1979 年12 月27 日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从而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冲突。
第6b 条将战争罪定义为：「对战争法规或惯例的违反。此等违反包括但不限于谋杀、虐待或出于奴役或其它目的而放逐占领地内的平民人口，谋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屠戮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摧毁城镇或乡村，或非属军事必要的破坏。」战争法规和惯例已在多项公约中成文，尤其是1907 年《海牙公约》；其中规定在战争时期，「居民和交战者依然受国家法律之原则的保护和统治，因为它们来自文明人确立的习惯，来自人类的法规，以及公众良知的规定。」
斯大林曾经批准犯下为数巨大的战争罪行。对1939 年俘虏之波兰军官的几乎尽数杀害；在卡廷屠戮
的4500 人，尽管最为骇人听闻，不过是此类事件中的一例而已。然而，其它一些规模大得多的罪恶行径却被人们习以为常地忽视，包括1943 至1945 年间俘虏的数万名德军士兵在古拉格劳改营遭遇的谋杀和死亡。我们也不应忘记红军士兵在德国占领区对无数德国妇女的强奸，以及对红军所占领各国所有工业设备的全面掠夺。第6b 条亦适用于公开进行反共产统治战争且在被俘后遭到枪杀或放逐的抵抗组织战士；例如波兰反纳粹抵抗组织的战士，多个乌克兰与波罗的海诸国武装游击队组织的成员，以及阿富汗抵抗战士。「反人类罪」这个说法，作为「土耳其对人类和文明犯下的一桩新罪行」，于1915 年5 月19 日首次出现在法、英、俄三国谴责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联合声明中。纳粹的暴行迫使纽伦堡法庭重新定义此概念，即如第6c 条所阐明：「在战争前或其间对任何平民人口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它非人道行动；或者在本法庭司法范围内的任何罪行之执行过程中或与该罪行关联的任何以政治、种族或宗教为理由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犯罪行为所在国的本国法律。」
法国司法部长弗朗索瓦斯．德芒东在其于纽伦堡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些罪行的意识形态层面：本人今日想要向各位证明：所有这些有组织的、庞大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本人或许可以称之为的反精神罪；本人的意思是说：有这样一种教条，它通过否定各民族数千年来尝试用于改善人类状况的全部精神、理性或道德价值观，旨在让人类重新陷入野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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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原始民族自发的天然野蛮状态，而是陷入某种魔鬼般邪恶的野蛮状态——自我清醒且使用现代科学为人类提供的全部物质手段来达到其结局。这种反精神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原罪，全部罪恶行径均由此而生。这个凶暴的教条就是种族主义的教条……因此无论我们所审理的是破坏和平罪还是战争罪，我们所面对的都不是可用事件来非加辩护但能够解释的意外或偶然犯罪行为。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系统的犯罪行为；此行为直接源于某种凶残的教条且为后者所必需，而该教条则由纳粹德国的统治者们有预谋地付诸实践。
德芒东亦指出，放逐行为的目的是向德国战争机器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而纳粹之所以试图消灭其对
手，事实上也仅仅是「国家社会主义教条的自然结果，因为其教导是人倘若不为德意志民族服务就毫无内在价值。」在纽伦堡法庭上作出的全部陈述都强调了反人类罪的主要特征之一，那就是国家权力事实上在为罪恶的政策和实践服务。然而，纽伦堡法庭的司法权只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因此，我们必须扩展战争罪的法律定义，从而包括那场战争以后的情况。1992 年7 月23 日采用的新版《法国刑法》如下定义了战争罪：「由政治、理念、种族或宗教动机激发的且出于针对平民人口群体采取协同行动之目的而组织的放逐、奴役、或大规模与系统地施行就地处死、拐骗失踪人口、折磨或非人道的行径」。所有这些定义，尤其是最近的法国定义，都与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及后来所有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只有古巴和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的尼加拉瓜 (我们希望)属于例外——所犯下的多桩罪行有关。主要结论无论如何是无可回避的，那就是共产政权「用国家的名义施行意识形态霸权的政策。」这样一来，在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名义下，数千万无辜受害者被系统地屠戮；当然除非说身为中产阶级、出身贵族、属于富农、是乌克兰人，或者甚至身为工人或共产党员，本身就是有罪。积极打击异见是共产党的优先任务之一。苏维埃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1927 年11 月13 日出版的《劳动报》上称：「我们允许其它党派存在。但我们有别于西方的基本原则在于：一党统治，所有其它党都住大狱！」2反人类罪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且与本书中论及的罪恶行径直接相关。其中最具体者之一是群体灭绝罪。在纳粹党人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后，并且为了澄清纽伦堡法庭宪章第6c 条，1948 年12 月9 日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群体灭绝罪公约》用如下方式定义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意指意图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群体而采取的任何后列行动，例如：(a) 杀戮该群体成员；(b) 致使该群体成员遭受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c) 故意对该群体施加旨在令其全部或部分实际毁灭的生活条件；(d) 采取措施防止该群体内部的生育；(e) 强行将该群体的儿童转交给另一群体。」新版法国刑法给予群体灭绝罪涵盖范围更广的定义：「采取旨在完全或部分消灭特定群体之共同努力的行为，无论该群体系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或基于任何其它专断标准而确定的群体」。这个法律定义与安德列．弗罗萨尔的理念方式并无不一致之处；弗罗萨尔认为「倘若纯粹因为某人的出身而将该人置于死地，就是反人类罪。」3 在其虽短却绝佳的小说《永远飘扬》中，瓦西里．格罗斯曼如此描绘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主人公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照旧是有生以来的他：一个［真正的］人。」4 而这当然也恰恰就是该他受难的原因。法国定义有助于提醒我们：群体灭绝罪有多种形态和规模，有可能是出于种族动机 (例如犹太人的例子)，但也能够针对社会群体。在1924 年于柏林出版的《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俄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党人谢尔盖．梅利古诺夫曾经引用契卡 (苏联政治警察) 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马丁．拉齐斯的原话；后者在1918 年11 月1 日向其党羽发布命令道：「我们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在你们的调查中，不要去找关于被告反对苏维埃政权言行的文件或证据，而是首先要盘查他出身的阶级、他的根本、教育、训练及职业。」5从一开始，列宁及其同党就卷入一场毫不留情的8「阶级战争」中。在此斗争中，政治和思想对手，以及大众中的非顺民，都被划入敌人的行列且注明要加以消灭。布尔什维克决定要用法律和肉体手段，铲除对其绝对权力的任何挑战或抵抗，哪怕只是被动的挑战或抵抗。这项策略不只适用于持有相反政治观点的群体，也包括诸如贵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神职人员等社会群体，以及军官和警察等职业群体。布尔什维克对这些人进行了多次群体灭绝。始于1920 年的「非哥萨克化」政策大体符合我们的群体灭绝罪定义：哥萨克人作为在特定地区已经稳固植根的一个人口群体遭到铲除，男人枪决，老人和妇孺放逐，村庄付之一炬或移交给新的非哥萨克居民。列宁曾将哥萨克人比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旺代农民，并且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进行了现代共产主义的「发明者」格拉古．巴贝夫于1795 年所称的「人民屠杀」。61930 至1932 年间的「非富农化运动」重复了「非哥萨克化」政策，但规模则庞大得多。根据为此运动发布的官方命令 (以及当局的宣传)，其主要目标是要「铲除富农阶级」。抵抗集体化的富农遭到枪决，其他人则与妻儿老小一起被放逐。尽管并非所有富农都被直接消灭，但在西伯利亚或边远北方蛮荒地带的强迫劳动让他们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数万人在那里丧生，准确的受害人数迄今未知。至于因乡村人口对强制集体化的抵抗而导致之1932 至33 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馑，在数月内就夺去了六百万人的生命。在此，对某个「阶级」的灭绝或许与对某个「种族」的灭绝也不相上下——由斯大林政权造成的饥馑而故意将乌克兰富农的孩子饿死，「等同于」由纳粹政权造成的饥馑而将华沙犹太人区的孩子饿死。此类论点决不可淡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特有性质——对最先进技术资源的动员及其在某「工业过程」中的使用；而该过程包括建造「灭绝工厂」、使用瓦斯、以及火化。但是这个论点突显了许多共产政权的一个特别现象，即系统地利用饥馑作为武器。这些政权以控制全部粮食供应为目标，并且极为聪明地纯粹基于每个人「功劳」或「过失」而分配粮食。这项政策是产生大面积饥馑的秘诀。请不要忘记自1918 年以来，唯有共产国家出现过这样的饥馑，其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有几次甚至是数以百万计（编者按﹕1959-1962 在中国，则是数千万。）。在1980 年代，埃塞俄比亚和莫三比克作为两个信奉马列主义的非洲国家，是惨遭这种致命饥馑的仅有国家。对共产政权罪恶行径的初步全球统计显示：
􀁹 1918 至1922 年间对数万人质和囚犯不经审讯的处决，以及对数十万起义工农的谋杀
􀁹 1922 年的饥馑，造成五百万人死亡
􀁹 1920 年对顿河哥萨克部落的消灭与放逐
􀁹 自 1918 年至1930 年在多个集中营对数万人的谋杀
􀁹 在 1937 至38 年的大清洗中对几乎69 万人的肃清
􀁹 1930 至1932 年对两百万富农 (以及所谓富农)的放逐
􀁹 1932 至1933 年间用人为且系统地持续的饥馑作为手段，对四百万乌克兰人和两百万其它人
的消灭
􀁹 自 1939 年至1941 年，并且再次于1944 至45
年间，将数十万波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
东南岸居民、莫尔达瓦人及比萨拉比亚人放逐
􀁹 1941 年对伏尔加德意志人的放逐
􀁹 1943 年对克里米亚半岛鞑靼人的全面放逐
􀁹 1944 年对车臣人的全面放逐
􀁹 1944 年对英古什人的全面放逐
􀁹 自 1975 年至1978 年对柬埔寨城市人口的放逐
与消灭
􀁹 自 1950 年以来汉人对藏人的慢性消灭
任何打着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旗号所犯罪行的
清单，倘若不提及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的政权
犯下的几乎相同罪行，都将是不完备的。
现在还是有一个困难的认识论问题：历史学家是
否应该采用基本上属于法律范畴的「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因为这些概念聚焦于在纽伦堡法庭
对纳粹主义的定罪，对于目的是要得出有意义之中期
结论的历史研究来说，使用这些概念难道不会太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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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特定时代吗？在另一方面，这些概念难道没有被
有可能扭曲历史研究客观性的、可质疑的「价值观」
有所染色吗？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
国家政权和党国政权对大规模谋杀的使用，绝非纳粹
的专利。近年来在波士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事情，表
明这种行径作为本世纪的一大特点依然在继续。
其次，尽管复活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方法可能并不
合适，因为那时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目的是要评判
而非理解；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所直接带来的巨
大人间惨剧，让我等无法忽视我们的犹太教与基督教
文明和民主传统中隐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例如尊重人
命的思想。多位著名历史学家都曾无所顾忌地用「反
人类罪」这个说法来形容纳粹的罪行，这包括让．皮
埃尔．阿泽马在其标题为「奥斯威辛」的文章中，7 以
及皮埃尔．维达尔．纳杰在其关于审判保罗．涂维耶
的论述里。8 因此，使用此类术语和概念为共产政权的
罪恶行径定性似乎并非不适宜。
除了掌权的共产党人是否对这些罪行负有直接责
任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共犯情节的问题。加拿大刑
法1987 年修订版第7 条 (3.77) 申明：反人类罪包括企
图、共谋、咨询、协助、鼓励或事实共犯等违法行
为。9 该刑法第7 条 (3.76) 规定反人类罪的事实包括：
「企图或共谋进行、事后作为从犯、指导、协助或参
与该行动」。难以置信的是，在共产国际和「世界革
命党」的地方支部有数十万成员的1920 年代至1950 年
代，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行者热烈支持了列宁
和其后斯大林的政策。自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数十
万人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和赞美大跃进与文
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在距我们目前近得多的时候，
四处有人为波尔布特的当权欢欣鼓舞。10 许多人会说他
们「当时不知情」。诚然，了解事实或发现真相无疑
相当困难。共产政权都是精通新闻检查艺术的大师，
因而将此作为掩盖其真实行为的心爱手段。然而这种
无知常常只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自欺欺人。自1940
年代和1950 年代起，关于共产暴行的众多事实业已众
所周知且无可抵赖。并且即便许多共产主义辩护士已
经把昨日的偶像弃如敝屣，却都是偃旗息鼓、悄然为
之。但若只是要在人的心灵深处清除一场公众运动，
却不从中汲取教训，难道不是很不道德的吗？
1969 年，共产主义恐怖研究领域的先锋罗伯特．
康奎斯特写到：「如此多人『吞下』[大恐怖] 的钓
钩、鱼线及铅坠之事实，很可能是这个恐怖如此成功
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那些审判倘若没有得到某些
『独立』外国评论家认可的话，就不会如此意义重
大。这些权威人士应该作为血腥的清洗政治中的帮凶
而追究责任；或者至少需要为一个事实负责，那就是
在1936 年对季诺维也夫的第一个摆样子公审得到不应
有的认可后，政治刺杀就再次开始。」11 倘若用此标准
评判多位非共产党人的道德与智力共犯情节，那么对
于共产党人的共犯情节又该如何评说呢？举例来说，
为其于1931 年的一首诗中对在法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
警察的呼吁，路易．阿拉贡已经公开表示悔意。12
曾遭清洗且后来被放逐到集中营的前共产国际官
员约瑟夫．贝格尔引述过他收到的一封信。该信作者
是一位前古拉格流放者，她甚至在获释回家后依然留
在党内。信中说：
我这一代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何方，都接受了
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式。我们默许了这些罪恶行径，
不仅苏共党员如此，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
我们，尤其是活跃的和身为领导的党员，在各自和全
体的良心上都带着污点；而我们能够洗清此污点的唯
一方式，就是确定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这一切怎
么可能呢？难道我们当时都得了「失心疯」了吗？还
是我们现在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叛逆？事实是我们所有
人，包括作为斯大林直接下属的那些领导人，都把这
些罪恶行径的是非完全颠倒了。我们当时相信那些事
都是对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的重要贡献。我们以为只要
是在苏联和全世界推进共产党权力政治，就对社会主
义有好处。我们从未想过在共产主义政治和共产主义
道德规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13
可是贝格尔却又想要为自己开脱：「从另一方面
来说，我个人感觉，你可以批评他人接受斯大林的政
策，并且许多共产党员当时并没有这样做；但不应指
10
责他们没有阻止斯大林的罪行。要是以为任何人能够
做到这一点，无论该人身居何等高位，都实在是不懂
斯大林的拜占庭式暴政。」14 不过贝格尔还有一个藉
口，那就是他人在苏联且被绑在其地狱火战车上无以
脱逃。而西欧的共产党人并没有遭到［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部 (即秘密警察) 的直接逮捕，他们又需要何样
的自我欺骗才能盲目地大肆吹捧这个体系及其领袖
呢？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一开始就被警钟敲醒？马
丁．马利亚在其关于俄国革命的非凡著作《苏维埃悲
剧》中写到：「这个悖论……就是说……巨大的罪行
需要宏大的理想。」15 另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大家安
妮．克里格尔则坚称在共产主义的两面之间有一个因
果关系，就好象黑夜过后必定是白昼一样。
茨维坦．托多洛夫最先对此悖论作出响应：
西方民主政体中生活的公民天真地认为，极权主
义是正常人无论如何不可能会向往的。可是话说回
来，极权主义倘若没有吸引如此多的人加入其行列，
也就绝对不会存活如此之久。还有一点，那就是极权
政体是一部效率高得骇人的机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型，并且鼓励人们以此作
为目标。毕竟用理想来改变世界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
征……此外，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每个人自己的责
任，因为总会有「其它人」来决策。须知，个人责任
能够让人有不堪重负的感觉……极权系统的诱人之
处，就在于它植根于对自由和责任的恐惧；这个系统
对许多人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这就解释了独裁政
体的流行 (这正是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
中的论题)。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奇，波爱修斯很久以
前在谈论「甘为奴才」的心态时，就想得相当明白
了。16
那些踊跃甘为奴才之人的共犯情节，并非总是如
看上去那般只限于抽象和理论层面。天真地接受和 (或)
散布设计为掩盖真相的宣传，向来都是主动共犯关系
的症状之一。聚光灯般强劲、集中的关注，尽管并非
总能成功 (就如同卢旺达的惨剧所展示)，但对于秘密
且避人耳目犯下的大规模罪行，却是唯一有效的反
应。
二、共产主义罪行的「全然现代性」
恐怖行径与专政作为当权的共产党人之界定特
征，并不容易得到分析。让．艾伦斯坦把斯大林主义
定义为希腊悲剧与东方专制的结合。这个定义有其讨
喜之处，但没有考虑到共产主义经验的全然现代性，
其极权主义冲击与以往存在的独裁政体形式殊为不
同。做一个比较对照或许有助于了解其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共产
主义罪行或能追溯到俄国人的强烈镇压意愿。然而，
布尔什维克所反抗的俄国沙皇政权施行的恐怖，与布
尔什维克掌权后自己制造的惨剧相比黯然失色。沙皇
允许政治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司法系统。被告的律师
能够在起诉前和甚至其后为客人代言，并且能够向国
内和国际舆论呼吁；这个选择在共产政权下是不可能
的。囚犯和罪犯得益于一整套管制监狱的规章，并且
监禁和流放系统也相对宽大。遭到放逐的人能够携家
带眷，自由阅读和写作，去打猎和钓鱼，以及与同伴
讲论其「不幸」。列宁和斯大林在这方面都有第一手
的经验。即便是象出版时造成巨大轰动的陀思妥耶夫
斯基《死屋手记》中所描述的事件，与共产主义暴行
相比似乎也是小巫见大巫。诚然，那个革命前的政权
曾经残酷镇压暴动和起义。然而自1825 年至1917 年，
俄国因政治信仰或活动而被判处死刑者总计6360 人，
其中只有3932 人遭到处决。这个数字能够按年代分为
从1825 至1905 年的191 人和从1906 至1910 年的3741
人。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过才四个月的1918 年
3 月里，所杀人数就已不止于此。帝俄的镇压与共产党
专政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自1920 年代至1940 年代，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足
以让法西斯政权效仿。粗略审视这些政权的数字表
明，进行比较可能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直截了当。意
大利法西斯政权是同类中的首个，并且率先公开宣称
要施行「极权统治」。该政权无疑囚禁和经常虐待了
其政治反对派。1930 年代，意大利有数百名政治犯和
囚徒，软禁在沿岸的岛屿上；不过鲜有囚禁致死的例
11
子。此外当然还有数以万计的政治流亡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纳粹恐怖的目标包括数个群
体。主要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及工
会积极分子组成的纳粹政权反对派，被打入监狱和例
行拘禁在集中营，并且在那些地方受到极端残酷的待
遇。1933 至1939 年期间，总共有大约两万名左翼斗士
在经过审判或未经审判就于集中营和监狱里遭到杀
害。此数字尚不包括纳粹为报旧仇进行的杀戮，例如
其于1934 年6 月在「长刀之夜」的所作所为。另一类
注定该死的受害者则是不符合「高大金发之雅利安
人」种族标准的德国人，例如老人或有身心缺陷的
人。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希特勒推行了一项安乐死
计画，从1939 年底到许多教会开始强烈要求停止该计
画的1941 年初，用毒气熏死七万德国人。为此安乐死
计画设计的毒气使用方法，也用于第三个受害群体，
即犹太人。
二次大战前，对犹太人就已经有大范围的镇压。
此迫害在「水晶之夜」期间达到高峰，数百人死亡，
还有35000 人被逮捕和拘禁在集中营。这只是入侵苏
联之前的数字，此后纳粹的全面恐怖就开始了；所残
杀的人包括：被占领国家的1500 万百姓，600 万犹太
人，330 万苏联战俘，还有110 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
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我们还应再加上因不堪强
制劳动的蹂躏而丧生的800 万人，以及160 万生还的
集中营囚犯。
纳粹恐怖抓住世人想象力的原由有三。首先，它
如此近距离地触动了欧洲人的生命。其次，由于纳粹
战败且其领袖在纽伦堡受到起诉，他们的行径被正式
揭露且认定为犯罪。最后，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得到
曝光，其非理性、种族歧视、以及前所未有的血腥，
激怒了人类的良心。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设计某种以死亡为主题的统计
数字比较系统，某种将惨况加倍的总数之和，某种残
忍程度的等级结构。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与纳
粹的大约两千五百万受害者相比，共产政权残害了大
约一亿百姓。这个清楚的记录应该可为评估纳粹政权
与共产主义体系的相似性至少提供一些依据；前者自
1945 年起就已认定为本世纪最邪恶的犯罪政权，后者
直至1991 年都还完好地保持其国际合法地位，甚至今
日都依然在某些国家掌权和为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提供
保护。此外，尽管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总算姗姗来迟地
承认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大多数共产党并未摒弃列
宁的原则，更遑论反省自己对恐怖行径的参与。
由列宁实施且由斯大林及其同伙完善的方法会让
人联想到纳粹的方法，但这常常是因为后者采用了前
者开发的手段。当年受命筹建奥斯威辛集中营且后来
任司令官的鲁道夫．赫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
国中央保安总局曾向各司令官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俄国
集中营的报告。这些报告根据有幸逃离的前囚犯提供
的信息，详尽描述了俄国集中营的状况和组织结构，
并且着重强调了俄国人借助于对强制劳动的大规模采
用，业已完全毁灭了多个族群。17 然而，尽管事实上大
规模暴力的手段及其广泛使用都始于共产党人，纳粹
是由此获得其灵感；在我等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能够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纳粹崛起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自1920 年代起，国家政治局 (契卡的新名称) 推出
一个定额方法：每个地区和区县都必须逮捕、放逐或
枪决一定比例的若干「敌对」社会阶层成员。这些定
额在党的领导下由中央决定。对计画和保持统计数字
的狂热并不仅限于经济，也是恐怖武库里的重要兵器
之一。自1920 年起，随着红军对白军在克里米亚的胜
利，统计学与社会学方法开始现形；这些方法使用基
于强制问卷的精确标准来选取其受害者。1939 至1941
年间，苏联把相同的「社会学」方法用于组织在波罗
的海诸国和波兰占领区的大规模放逐和消灭。就象纳
粹一样，用牲畜车皮对被放逐者的运送达到「失常」
的地步。1943 和1944 年间，在战火正炽的时候，斯大
林将数千辆卡车和数十万特种NKVD (内务人民委员部)
部队撤离前线，以完成放逐高加索地区多个族群的短
期任务。这种旨在「完全或部分消灭某个国家、民
族、种族或宗教群体，或某个基于任何其它专断标准
而确定的群体」之灭绝冲动，曾被多个共产主义统治
者施加于多个标记为敌人的群体和完整的社会阶层，
并且由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基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各自的灭绝战术找出两
12
者间相似点的努力，可能招致某些人的反感。然而，
我们应该忆起《永远飘扬》的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
(其母在Berdychiv 犹太人区遭纳粹杀害，格罗斯曼率先
撰写了关于特雷布尔卡的著作，并且是关于苏联犹太
人灭绝之《黑皮书》的编辑之一) 是如何让书中人物形
容乌克兰饥馑的：「文人们不断写到……包括斯大林
本人：富农都是寄生虫，他们烧毁粮食，他们杀死孩
子。并且有人公开宣称：『必须燃起大众对他们的怒
火，必须消灭他们这个阶级，因为他们是受诅咒的
人。』」他补充道：「要把他们杀光，就必须宣称富
农不属于人类，就好象德国人宣称犹太人不属于人
类；于是列宁和斯大林就说：富农不属于人类。」作
为结论，格罗斯曼这样说到富农的孩子：「那正是纳
粹把犹太孩子关入毒气室的理由：『你们不可以活
着，你们都是犹太人！』」18
一次又一次，这些恐怖行径都主要是针对群体而
非个人。恐怖的目的是要消灭被派定为敌人的某个群
体。尽管该群体可能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但也一定
要斩草除根，方能满足这种群体灭绝冲动。这样一
来，「基于阶级的极权主义」所采用的隔离与排除手
法，与「基于种族」的手段非常接近。未来的纳粹社
会将以某个「纯种民族」为基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
会则要构筑于清除了资产阶级渣滓的纯无产阶级人民
之上。即便这两种社会的镇压手法有所不同，其重新
构建的思路却如出一辙。因此，把共产主义想象成世
界主义的一种形式实在是愚蠢。共产主义或许有其世
界范围的目的，但与纳粹主义一样，共产主义将人类
的一部分视为毫无存在价值。这里面的分别在于，共
产主义模式系基于阶级系统，纳粹模式则基于种族和
地域。如此一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
想及红色高棉的罪犯，就给人类——尤其是法学家和
历史学家——带来空前的挑战：具体地说，对出于政
治和意识形态信仰而设计，旨在并非消灭个人或反对
群体，而是要大规模铲除整个社会阶层的罪行，我们
要如何加以描述？为此需要一套全新的语言。英语国
家的一些作者使用politicide (政治屠杀) 一词，抑或捷
克法学家们建议的「共产主义罪行」说法更可取？
三、共产主义罪行为何迟迟未得到清算
我们要如何评说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从中汲取
哪些教训？为什么一定要拖到二十世纪末，这个主题
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毫无疑问，与纳粹罪行研
究相比，对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怖的研究有大量
的追赶工作要做 (不过这方面的努力在东欧正日见流
行)。
人们无法回避在纳粹罪行研究和共产主义罪行研
究之间的巨大反差。1945 年的胜利者正当地将纳粹罪
行，尤其是对犹太人的群体灭绝罪，作为对纳粹主义
定罪的中心焦点。世界各地的众多研究人员已穷数十
年的时间探索这方面的课题。围绕这个主题有数以千
计的书籍和数十部电影，最著名者包括《夜与雾》、
《浩劫》、《苏菲的抉择》、《辛特勒的名单》。仅
举一例来说，劳尔．希尔伯格曾将其主要工作集中于
详细描述第三帝国用以残杀犹太人的种种方法。19
可是学者们却忽略了共产党人的罪行。在诸如希
姆莱和艾希曼业已于世界各地成为二十世纪野蛮的代
名词同时，菲力克斯．捷尔任斯基、根里克．雅戈
达、尼古拉．耶卓夫等名字却鲜有人知。至于列宁、
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
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
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动。请
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对希特勒罪行的非常关注是完全应该的。此举尊
重了幸存见证人的心愿，满足了研究人员试图理解有
关事件的需要，并且反映了道德与政治权威机构强化
民主价值观的欲望。然而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揭露却几
乎不能激起任何波澜。为什么政治家们会如此噤若寒
蝉？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
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
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
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
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难道这当真
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吗？抑或我们所看到的是出
于对了解真相的恐惧而拒绝深入细究这个主题？
13
这个缄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独裁者们
可以理解地迫切想要抹杀其罪行和为无法隐藏的罪行
找理由。赫鲁晓夫1956 年的「秘密报告」不仅是共产
党领袖对共产主义暴行的首次承认，也是这位暴君企
图掩饰他在恐怖高潮期间任乌克兰共产党魁时所犯罪
行的声明。通过辩称他及其同伙只是在执行命令，赫
氏巧妙地将其罪行归到斯大林的名下。为了遮盖共产
党的绝大多数罪行，赫鲁晓夫只提到曾是共产党员的
受害者；尽管其人数远远少于其它类别。他用花言巧
语来形容这些罪行，在其结论中把它们说成是「斯大
林统治下的虐待」；目的则是要证明苏联政治体系的
存续是正当的，尽管该体系依然坚持相同的原则，保
留了相同的结构，并且由相同的人组成。
赫鲁晓夫用难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起草
「秘密报告」时遭到的阻力，尤其是来自斯大林心腹
之一的反对：「[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对斯大林真是唯
命是从；假如斯大林对他挤挤眼睛，说为了事业——
当然是斯大林主义事业——你需要割断你父亲的喉
咙，他也下得了手……他与我的争论是出于害怕其下
场的自私目的。他的动机完全是热切希望逃避对所发
生的事情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曾经犯罪的话，卡冈诺
维奇想要确定他自己的踪迹不为人知。」20 共产国家对
档案的绝对保密，对印刷物与其它媒介和边境的全面
管制，对当局「成功事例」的鼓噪宣传，以及用整个
国家机器来封锁信息，都是以确保丑恶可怕的真相永
远不见天日为首要目的。
暴君们并不满足于隐藏其恶行，还系统地攻击了
所有胆敢揭露其罪孽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
行径在法国有两个赤裸裸的例子。1949 年1 月至4 月
间，由路易．阿拉贡主理的共产党杂志《法国文
学》，连篇累牍地展开了对维克托．克拉夫琴科的
「审判」。克氏曾任高官，后着《我选择自由》一
书，描述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法国文学》为此对
他大加挞伐。从1950 年11 月到1951 年1 月，也是在
巴黎，《法国文学》对大卫．鲁塞进行了又一场「审
判」。鲁塞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托派人士，曾遭纳粹
放逐到德国，并于1946 年因其著作《集中营的世界》
荣获勒诺多奖。1949 年11 月12 日，鲁塞呼吁所有曾
遭放逐到纳粹集中营的人组成一个苏联集中营系统调
查委员会，于是遭到共产党新闻媒体的野蛮攻击；后
者声称此等集中营乃是子虚乌有。响应鲁塞的号召，
马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于1950 年2 月25 日在《费
加罗文学》上发表题为「对苏联集中营的调查：撒旦
与魔王谁更坏？」的文章，记述她两入集中营的遭
遇——一次是纳粹集中营，另一次是苏联集中营。
尽管有这些启蒙人士的努力，暴君们继续祭出重
型武器，压制世界任何地方反对他们的声音。共产党
的杀手们一心一意要打残、玷污、胁迫其敌手。亚历
山大．索尔仁尼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亚历
山大．季诺维也夫、列昂尼德．普柳希等人被逐出其
祖国，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将军被打入疯人院，格奥
尔基．马可夫则被一把发射毒药弹的雨伞刺杀。
面对无休无止的恐吓与掩盖，受害者们日益不愿
畅所欲言，并且实际上无法重新进入主流社会，因为
告密者和惩罚他们的人无所不在。瓦西里．格罗斯曼
动人心弦地形容了他们的绝望。21 与国际犹太社会对犹
太人大屠杀的积极活跃纪念大相径庭，共产主义的受
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根本无法保持人们对此悲剧的记
忆，并且任何纪念与补偿的要求都遭到漠视。
一旦暴君们再也无法掩盖真相：行刑队、集中
营、人为饥馑，他们就尽其所能用花言巧语来为其凶
残找理由。在承认曾经施行恐怖后，他们会借口说那
是革命的一个必要方面，使用动人的词句来加以掩
饰，例如：「在砍伐森林时，木屑难免会被吹散」，
或者「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煎蛋卷」。弗拉基米尔．
布科夫斯基对此反驳道，他目睹了许多打碎的鸡蛋，
但他认识的人都从未尝过煎蛋卷的滋味！或许最为恶
毒的一点是对语言的玩弄。仿佛魔术一般，集中营系
统变成「再教育系统」，暴君们摇身转为「教育
家」；他们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新人」。苏联集中
营的囚徒被强行「邀请」信任那个奴役他们的系统。
在中国，集中营犯人称为「学员」；他们必须学习党
的正确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错误思维方式。
如同人们所常见，严格说来谎言并非真相的对立
面，并且谎言往往包含真相的成分。扭曲的理想中充
斥着变态的词语，让一切都不再真切；人们面对的是
14
一个短视的社会与政治理念。被共产党的宣传歪曲的
看法不难纠正，但要教会那些冒牌预言家去包容他人
的想法则非常人所能。第一印象最是长久，共产党人
就象武术师一样，利用其颠倒黑白却无可比拟的宣传
力量，成功地击溃对其恐怖战术的批判；通过延续对
共产主义的信奉，继续团结大批活跃分子和同情人
士。如此一来，他们就得以坚持其意识形态信念的基
本原则，就好象特土良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形容：
「因为荒谬，所以我信」。
如街头娼妓一般，许多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诱骗
加入宣传战的行列。1928 年，高尔基应邀「游览」索
洛维茨基群岛，一座日后「蜕变」(借用索尔仁尼琴的
说法) 成古拉格系统的实验集中营。回来后，高尔基着
书吹捧了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和苏联政府的荣耀。1916
年龚古尔奖得主、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曾经毫不犹
豫地为钱而称颂斯大林政权。在其1928 年关于「非凡
的格鲁吉亚」的著作中，该人不仅绝口不提斯大林及
其同党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于1921 年在那里进行的
大屠杀，也忽略了以不择手段和疯狂施虐而著称的
NKVD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头子拉弗伦地．贝利
亚。1935 年，巴比塞出版了首部斯大林官方传记。更
近一些时候，玛丽亚．安东涅塔．马乔基曾经热情洋
溢地赞美毛泽东，阿兰．佩雷菲特也不那么肉麻地表
达了同样的感情，而达妮埃尔．密特朗则加入了对卡
斯特罗丰功伟绩的颂扬。贪欲，没有骨气，虚荣，或
是迷恋权力、暴虐、革命激情；无论动机为何，极权
独裁统治在用得着时向来不缺少大量顽冥不化的支持
者，这一点对于共产政权也不例外。
面对共产党宣传的猛烈攻击，西方世界长期以来
苟活于异乎寻常的自欺之中；其中的原因同时包括面
对一个尤其狡诈之体系时的天真，对苏联实力的畏
惧，以及政客们的玩世不恭。雅尔塔会议上就存在着
自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将东欧让与斯
大林，换取后者尽早举行自由选举的庄严承诺。1944
年12 月，面对现实和无可奈何在莫斯科决定了命运：
查理斯．戴高乐将军把倒霉的波兰拋给魔鬼，换取对
社会与政治和平的担保；这有莫理斯．多列士在返回
巴黎时信誓旦旦的证实。
尽管西方的共产党人和许多左派人士声称这些国
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也普遍认为共产主义
「乌托邦」乃是社会与政治冲突的滋生地，最好是敬
而远之；因此这种自欺不仅让人感到宽慰，而且几乎
是合情合理的。西蒙娜．魏尔概括了这种赞成共产主
义的时尚，她说：「革命工人为有一个给他们撑腰的
国家政权而由衷欣慰；此政权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只
有国家政权才能提供的官方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同
时又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足够远而不会令人作呕。」22 共
产主义照理说应该展示其真正的颜色，它声称是启蒙
的使者，社会与人类解放的传统，「真正平等」的梦
想，以及格拉古．巴贝夫所憧憬的「全民幸福」。荒
唐处在于，正是这个「启蒙」的形象，帮助它几乎完
全掩盖了其邪恶的真正本质。
无论有意与否，在看待对共产主义之犯罪层面的
这种无知时，我们的同代人对他人的无动于衷是让人
无法释怀的。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冷血动物；恰恰相
反，他们在某些场合能够汲取巨大且从未开采的情感
储备，包括手足情、友情、亲情、甚至还有爱情。然
而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所指出：「对我们自己悲哀
的回忆令我们无法感知他人的苦痛。」23 在两次世界大
战结束时，没有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不曾忍受疗治自
己创伤的无尽悲痛与心酸。法国自己在面对占领期黑
暗年月历史时的踌躇不定，就是一个颇为令人信服的
例证。占领期的历史——或者应该说无历史—— 一直
在法国人的良心上投下阴影。对于德国「纳粹」时
期、意大利「法西斯」时期、西班牙「佛朗哥」年
代、希腊内战时期等等的历史，我们都看到 (尽管不那
么清晰) 类似的规律。在这个血与铁的世纪里，每个人
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不幸，无暇多所关心他人的灾
难。
然而，对共产主义犯罪层面的掩盖还有三个更具
体的原因。首先是对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的迷恋。在当
今世界，对十九和二十世纪所梦想之「革命」观念的
追悔还远远不够。革命的标志——红旗、《国际
歌》、高举的拳头——在每个重大社会运动中都会再
现。切．格瓦拉重新受到尊崇。公开的革命团体在积
极活动，利用一切法定权利来表达其观点；对于哪怕
15
只是最温和地批判其前辈犯下的罪行，他们都会极尽
辱骂和攻击能事；并且他们总是声嘶力竭地宣讲关于
列宁、托洛茨基或毛泽东之「成就」的陈词滥调。这
种革命热情并非只是革命者的专利，本书的许多撰稿
人都曾相信过共产主义宣传。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在战胜纳粹主义中的参与；这
让共产党人得以利用狂热的爱国主义作为面具，掩盖
其自己想要夺取权力的图谋。自1941 年6 月起，所有
被占领国的共产党人开始了针对纳粹或意大利占领军
的、积极频繁的武装抵抗。与各地的抵抗战士一样，
他们为此斗争付出了代价：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枪决、
屠戮或放逐。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共产主义神圣事
业的烈士，并且封住了所有批评该事业的嘴巴。不仅
如此，在抵抗运动中，许多非共产主义者与其共产党
员同伴成为战友，结下兄弟情谊，共同洒血疆场。因
为有此过去，这些非共产主义者可能选择对某些事情
视而不见。在法国，戴高乐主义者的立场就常常受此
共同回忆的左右，并且是戴高乐将军政治操作的幕后
因素之一；戴氏曾经试图用苏联来对付美国。24
共产党人在二战和打败纳粹中的参与，使得反法
西斯主义观念成为左派的信物之一。共产党人理所当
然把自己装扮成反法西斯主义的最佳代表与卫士。对
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反法西斯主义成了一个卓然有
效的标志，能够随时用来让反对派闭嘴。弗朗索瓦．
傅勒就此主题写过一些非常精辟的文章。落败的纳粹
主义被同盟国冠以「无上邪恶」的称号，共产主义就
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这一点在纽伦堡审判
中一目了然：检察官中就有苏联法律专家。如此就给
一些令人难堪的反民主事件蒙上面纱，例如1939 年德
苏条约和卡廷大屠杀。抗击纳粹的胜利似乎理应展示
共产主义体系的优越性。在由英国和美国 (均未尝受占
领之苦痛) 解放的欧洲地区，这种宣传被用来激发对苏
联红军的无限感激之情和对苏联各民族所做牺牲的负
疚之心。共产党人在散播共产主义讯息时，毫不犹豫
地利用了欧洲人民的感情。
出于同样原因，西方对于红军「解放」东欧的方
式依然几近完全懵然无知；西方历史学家了解到两种
截然不同的「解放」类型，其一导致民主政治的重
建，其二则为独裁政权的出现铺平道路。在中欧和东
欧，苏联体系取代了「千年帝国」；但维托尔德．贡
布罗维奇却精辟地道破其中的玄机：「战争的结束并
未给波兰人带来解放。在中欧的战场上，只不过是一
种邪恶与另一类妖孽调位，斯大林的同伙取代了希特
勒的党羽。当趋炎附势之人为『波兰人民从封建枷锁
下解放』而欢欣鼓舞时，在波兰同一支燃烧的香烟不
过是换了手而已，并且被继续用来烧灼人民的皮
肉。」25 这，就是两种欧洲民间记忆之间的断层线。所
幸的是，一些出版物已经拉开这层帷幕，揭露苏联是
如何从纳粹手里「解放」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及
斯洛伐克人的。26
共产主义得享温柔待遇的最后一个原因比较微妙
且不易解释清楚。1945 年后，对犹太人的群体灭绝成
为现代野蛮的代名词和二十世纪大规模恐怖的缩影。
尽管起初不同意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具有独一无二的
性质，共产党人很快就意识到让大屠杀名垂千古的好
处，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更系统地挑起反法西斯
主义情绪的途径。「那个依然能够生养的淫秽禽兽」
(借用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名句) 之幽灵被不厌其烦的
反复提及。更近一些时候，为了将大屠杀定性为独一
无二的暴行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专心致志，也使得
共产主义世界中程度相仿的其它事件得不到应有的评
价。毕竟要说曾经帮助消灭一个群体灭绝机器的胜利
者，会自己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总是难以让人置
信。当面对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时，人们常常宁
可不去正视现实。
四、赫鲁晓夫和揭露共产主义罪行的艰难性
共产主义罪行之官方承认的首个转折点发生于
1956 年 2 月24 日晚上；当时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走上苏
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的讲台。大会是关起门来
举行的，只有代表在场。在鸦雀无声之中，被所听到
的内容惊呆了的代表们，目睹了党的第一书记有条不
紊地剥下三十年来共产主义世界的英雄、「人民的小
父亲」、「天才的斯大林」之画皮。这份以赫鲁晓夫
的「秘密报告」而留名青史的讲话，是当代共产主义
16
运动之生命的一
个分水岭。虽然
只是作为战术退
却，开天辟地第
一次，总算有位
共产党高官正式
承认： 自1917
年掌权以来，苏
共政权经历了罪
恶的「背离」。
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王朝的刽子手们
赫鲁晓夫打
破苏联政权最大
禁忌之一的动机
有许多；其首要
目的是把所有共
产主义罪行都只
归咎于斯大林，
藉此束缚和一劳
永逸地铲除这个
妖孽，从而挽救
苏共政权；其决
策中的另一个重
要目的，是坚决
打击斯大林的派
系，他们不仅与
赫鲁晓夫有权力
争斗，而且相信
其前上司惯用的
方法。自1957
年6 月开始，这
些人遭到全面撤
职。然而在「政
治致死」的行动
之后，实际处决
并未接踵而至，
此乃1934 年以来所仅见。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本身就
表明，赫鲁晓夫的动机很不简单。赫氏身为乌克兰的
党魁多年，在此高位上对无辜平民进行过规模庞大的
屠戮且力图掩盖其行径，因此可能对继续大量流血开
始感到厌倦。在其回忆录里 (在此他自然而然地会想要
给自己打上一层比较讨喜的灯光)，赫鲁晓夫记述了他
《共产主义黑皮书》插图
17
的感觉：「代表大会迟早要结束，决议将会通过，
一切都是在走形式。那然后呢？成千上万被枪决的
人将留在我们的良心上挥之不去。」为此，他严厉申
斥了其同僚：
对 所 有 那 些遭到逮捕和消灭的人我们要怎么
办？……我们现在知道在诸次镇压中受难的人是无辜
的。我们有毋庸置疑的证据表明，那些人不仅远非人
民之敌，而且实际上是诚实的男男女女，热爱党、献
身革命、并且致力于列宁主义事业和在苏联建设社会
主义与共产主义……本人还是认为想要掩盖一切是不
可能的。人们迟早会摆脱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禁，回到
城市中去。他们将向亲友和同志及周围的每个人诉说
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有义务开诚布公地告诉代表
们，党的领导层在那些岁月里的所作所为……我们怎
么能够对发生的事情装作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党内有
过镇压和专横统治时期，我们必须把了解的一切告诉
代表大会……对于任何犯下罪行的人来说，只要肯忏
悔，即使无法得到赦免，也总能够享受宽大处理。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参与斯大林治下所犯的
罪行，并且其晋升常常是因为前任遭到清洗；这些人
后来产生某种悔意——或许只是略有懊悔，以自我为
本位的懊悔，政客的懊悔，但无论如何是有所自责。
总归要有人去制止杀戮的延续。赫鲁晓夫鼓起了这个
勇气，尽管他于1956 年派苏军坦克侵入布达佩斯。
1961 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不仅回忆
了共产党员受害者，也提及斯大林治下的全部受害
者，甚至还建议要为这些人竖立一座纪念碑。这一次
赫鲁晓夫可能是跨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等于是
在置疑共产主义存在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共产党对权
力的绝对垄断。纪念碑到底没能见到天日。1962 年，
第一书记批准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
奇的一天》。1964 年10 月24 日，赫鲁晓夫被免除一
切职务，但性命得以保全；他于1971 年在默默无闻中
辞世。
对于「秘密报告」的重要意义，学术界目前大体
已有共识：该报告代表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轨迹的一
次根本中断。弗朗索瓦．傅勒于1954 年在临退出法国
共产党之前，曾就此主题写道：
犹如晴天一声霹雳，1956 年2 月的「秘密报告」
只手粉碎当时在世界各地盛行的共产主义理念。谴责
斯大林所犯罪行的声音并非源于西方，而是发自莫斯
科，并且是莫斯科最最神圣的地方——克里姆林宫。
这不是某个落魄共产党人的看法，而是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领袖——苏联共产党党魁——的表态。这样一
来，赫鲁晓夫的讲话不仅没有被人们对于前共产党人
的指责所难免持有的怀疑态度玷污，而且因其显赫地
位而带着无上权威的光彩……「秘密报告」对于人心
的强烈冲击，就出自它没有任何反对者的事实。28
正因为许多同代人早就告诫过布尔什维克成员其
行为方式的内在危险，这个事件就显得格外不可思
议。从1917 年到1918 年，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
出现过不满情绪；包括坚信「东方明灯」的人，突然
开始无情地批判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本质上说，那次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列宁使用的方法：暴力、犯罪、恐
怖。从1920 年代到1950 年代，尽管有不少见证人、受
害者、老到的观察家 (以及数不清的文章和其它出版物)
一直在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暗面，人们却被迫耐
心等待共产党的统治者自己认账。令人扼腕的是，对
于这一无疑是重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舆论将其意义
曲解为对共产主义错误的承认。这的确是一个误判，
因为「秘密报告」所涉的只是共产党员受害者；但是
至少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该报告首次肯定
了目击者和以往多项研究的证词，并且表明人们对共
产主义曾在俄国制造了一场天大惨剧的长期怀疑属
实。
许多「兄弟党」的首脑起初并不认为有需要效仿
赫鲁晓夫的做法。经过一些拖延后，其它国家的若干
领导人确曾象赫鲁晓夫那样揭露了一些暴行。然而直
到1979 年，中国共产党才把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划分为
1958 年前的「大功绩」和其后的「大错误」。越共领
导人满足于对波尔布特所犯群体灭绝罪的间接指责，
而卡斯特罗则拒不承认其统治下的暴行。
18
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前，对共产党人罪恶行径的
谴责只出自其敌人或托派异见人士或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谴责一直不甚有效。共产党大屠杀之幸存者作证
的愿望，就如同在纳粹屠刀下死里逃生的人一样强
烈。然而，尤其是在法国，幸存者相当罕见；对苏联
集中营系统的实际体验只影响到少数几个孤立的组
织，例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不由我们自主」。29
在大多数时候，目击者的陈述和独立委员会——例如
大卫．鲁塞的集中营系统国际委员会和发现斯大林罪
行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于怯懦或漠然的沉默中被
埋葬在共产党宣传的雪崩之下。与由新出现的分析文
章 (例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或无可辩驳的
目击者报告 (例如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
事》和Pin Yathay 的《儿子，活下去》) 所引起的、零
散的自我意识觉醒时刻相比，这种沉默通常都会最终
获胜。30 可悲的是，每当有人深入审视共产主义现象
时，西方社会的这种寂然无声都会变得格外难以打
破。时至今日，他们拒绝面对现实，那就是虽然程度
不一，共产主义体系都构建在本质罪恶的基础之上。
由于拒不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就成了「那个弥天大
谎」的同谋；正如尼采所精辟概括：「不管是什么事
情，人只要看到他人强烈相信其真，就会自己也信其
真。」
尽管存在不愿面对现实的普遍情绪，还是有一些
观察家站出来面对这个挑战。从1920 年代到1950 年
代，为了得到更为可靠的资料 (都已被苏联政权小心翼
翼地隐藏)，研究人员只能完全依赖于叛逃者提供的资
讯。这些目击者的述说不仅要克服历史学家在审视此
类证词时所持的正常疑虑，而且还遭到共产主义体系
同情人的全面诋毁；后者声称那些叛逃者动机不纯：
要么心存报复，要么甘当反共势力的工具。在1959 年
时谁能想到，保罗．巴顿书中对古拉格的描述，是由
某位叛逃的克格勃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高官提供？31
谁又会去请教巴顿本人？巴顿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
流亡人士，真名伊日．韦尔特鲁斯基；他曾是1945 年
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于1948 年被迫逃离
其祖国。然而任何人只要肯去面对最近公开之机密档
案中的信息，就会发现1959 年的那些报告是完全准确
的。
1960 年代和1980 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
岛》和后来关于俄国革命的长篇系列小说《红轮》，
造成了舆论的质变。正是因为属于文学作品，并且出
自巨匠之手，《古拉格群岛》一书抓住了一个恶贯满
盈系统的真实本质。然而，就连索尔仁尼琴也难以刺
破这层面纱。1975 年，法国某大报的一位记者曾把索
尔仁尼琴与皮埃尔．赖伐尔、雅克．德里奥特、马赛
尔．德亚等「把纳粹作为解放者而恭迎的」人相提并
论。32 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对于暴露共产主义体系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与沙拉莫夫赋予科雷马生命和Pin
Yathay 揭发在柬埔寨的暴行，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近
一些时候，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作为勃列日涅夫
治下的首要苏联异见人士之一，举行了与莫斯科算账
的抗议活动；他强烈要求建立新的纽伦堡法庭，对该
共产政权的犯罪活动举行审判。他的书在西方获得相
当大的成功。然而与此同时，企图恢复斯大林名誉的
出版物也开始出现。33
五、共产主义体系的罪恶本相和意义
在二十世纪即将告终之时，是何动机激励我们探
究这个如此充斥悲剧、混乱及争议的课题？今天，檔
案资料不仅证实了昔日的零散报导，而且让我们可以
向前迈进一步。前苏联、前各「人民民主」国家、以
及柬埔寨的镇压机器留存的内部档案，让其全面、大
规模恐怖行径的惊天真相得以大白于世；这些行径一
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全方位的反人类罪行。对此课题
展开学术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通过记述无可辩驳的
事实和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桎梏，解答所有观察家
都曾提到的关键问题：共产主义体系之罪行的真正意
义何在？
由此视角，我等能够作出哪些具体贡献？首先，
我们的方法要反映我们对历史的责任感。优秀的历史
学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任何其它因素或考虑，
无论是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或个人范畴，都不应妨
碍历史学家对知识的求索，对事实的发掘和解释；当
有关事实长期以来被故意埋藏在政府档案和人们良心
19
的边角旮旯时，尤其需要如此。共产主义恐怖的历史
是欧洲历史的主要篇章之一，并且与研究关于极权主
义之历史著述的两个目标有直接关联。毕竟我们都熟
悉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但我们绝对不可忘记还有列
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版本。继续撰写忽略共产主义
极权统治的残缺历史已不再可取；想要给此问题蒙上
面纱，从而确保把共产主义的历史限制在其民族、社
会及文化层面，也是办不到的。尤其是此极权主义现
象并非只限于欧洲和苏联时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毛泽东的中国、北朝鲜及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每
个民族的共产主义阵营都有一条脐带与苏联子宫相
通，其目标都是要扩展此世界范围的运动。我们要研
究的历史是一个散布于全球各地且影响到整个人类之
现象的历史。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作为纪念。我们有道义上
的责任来回忆那些无辜且佚名的受害者。他们被一种
不可抗拒的力量加害，而且该力量甚至曾经企图全面
抹去他们的记忆。在柏林墙坍塌且莫斯科的共产主义
势力中心崩溃之后，欧洲作为上演二十世纪众多惨剧
的大陆，自己担起了重建大众记忆的重任。本书是我
等对这项努力的贡献。本书的诸位作者自己都有此类
回忆。我们中的两位撰稿人与中欧有着特别的联系，
其它所有人也对1968 年或其后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握有
第一手的经验。
同时作为纪念和历史的本书涵盖多种多样的场
景。它触及共产主义对于社会或政府权力都几乎没有
实际影响的国家，例如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
等。在别处，共产主义则作为强大的恐惧来源——
1946 年之后的美国——或有力的运动 (尽管从未实际夺
取政权) 而出现，例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及
葡萄牙。于另外一些国家，在失去对权力的几十年把
持后，共产主义正再次崛起，例如东欧和俄国。最
后，其微弱的火焰还在把共产主义奉为圭臬的国家里
继续飘曳，例如中国、北朝鲜、古巴、老挝及越南。
在这些环境中，现代人面对历史和记忆的态度自
然不同。在共产主义鲜少影响或只是令人生惧的国
家，人们所需的只是相对简单的知识与思考。在共产
主义体系曾经大权在握的国家，则有必要解决民族调
和的问题和决定是否要惩罚前共产党统治者。在这一
点上，统一的德国或许是最为令人惊讶和「奇迹般」
的例子；作为对比我们只需想一想南斯拉夫的灾难。
然而，前捷克斯洛伐克 (现今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波兰及柬埔寨都必须面对其记忆和共产主义历史
中数不清的创伤与苦难。在这些地方，为了帮助愈合
半个世纪或更久的共产主义运动所留下的灵魂、精
神、情感、个人及全民伤口，些少忘却 (无论是有意的
还是下意识的) 或许似乎是绝对必要的。而在共产主义
依然紧抓权力不放之处，暴君们及其后来人要么就全
面掩盖其行径，例如在古巴和中国，要么则继续将恐
怖作为施政的手段，例如在北朝鲜。
保存历史和记忆的责任无疑有其道德含义。那些
受到我们谴责的人可能反诘：「谁给了尔等评判是非
黑白的权力？」
根据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看来清楚的评判标准，这
个问题已得到天主教会的很好解答：庇护十一世在
1937 年3 月14 日的《极度关切》通谕和1937 年3 月
19 日的《预许救主》通谕中，分别谴责了纳粹主义和
共产主义。后一篇通谕宣称上帝赋予人类某些权利：
「生命、身体完整及生存必要手段的权利，沿着上帝
规划的路线追求个人终极目标的权利，结社的权利，
以及持有和使用财物的权利。」即便教会反对一个阶
层的人通过掠夺他人而过分致富的声明存在某种虚伪
成分，教皇就尊重人类尊严之呼吁的重要性是无可辩
驳的。
早在1931 年，庇护十一世就曾于其《四十年通
谕》中宣称：「共产主义教导和追求的两个目标是：
永无止境的阶级斗争和对私有制的完全铲除。它并非
使用秘密或隐蔽的方法，而是采取公开、明目张胆、
不择手段且甚至极度暴虐的行径。为了达到这些目
标，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不敢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需
要尊崇的东西。在它当权之后，其残忍和非人道的行
径非常人所能置信和可以为之。共产主义藉由可怖的
杀戮和破坏而对东欧和亚洲广袤大地的践踏即为明
证。」无可否认的是，在几个世纪时期里，讲这些话
的那个组织自己也曾系统地为谋杀非基督徒辩解，推
广宗教裁判所，窒息思想自由，以及支持法兰西斯
20
科．佛朗哥和安东尼奥．萨拉查等独裁者的政权。
然而，即便教会理应充当卫道士的角色；在面对
共产党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或其受害者的心酸述说
时，历史学家又该作何反应呢？弗朗索瓦－勒内．
德．夏多布里昂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无奈的寂静
中，除了奴隶的锁链和告密者的话语外，听不到任何
声响；当所有人都在暴君面前发抖、讨其怜爱与惹其
恼怒同样危险时，肩负着人民报应的重任，历史学家
登场了。尼禄的发达将徒而无功，因为塔西佗已然在
帝国内降世。」34 我等绝非想要鼓吹所谓「人民报应」
的隐晦概念，夏多布里昂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也不再秉
持这个想法。然而，以某种微弱的音量且几乎是不由
自主，历史学家能够为那些被恐怖夺走话语权的人代
言。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是完成学术著作，其首要任
务是确证终将成为人类知识的事实与资料。此外，历
史学家与共产主义历史的关系非同寻常：历史学家有
义务编纂「那个弥天大谎」的历史。尽管档案资料的
开放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基本素材，他们在面对许许多
多有时是故意要混淆视听的复杂因素时，一定不可过
于天真。不管怎样，这种历史知识无法摆脱使用某些
基本原则的评判，
例如对代议民主制
规则的敬重，并且
最主要的是对生命
和人之尊严的敬
重。这就是历史学
家用以「评判」历
史舞台上人物的尺
规。
出于这些普适
理由，任何关于历
史或人类记忆的工
作都无法避免个人
动机的影响。本书
的一些撰稿人对于
迷恋共产主义并非
完全陌生。他们自
己有时也曾加入共
产主义体系 (哪怕只是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要么是正
统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派系，要么则是与其相关的异见
变种 (托派、毛派)。倘若他们依然与左派关系亲密，
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依然与左派关系亲密，就有必要
更仔细地研究他们自欺的原因。这种心态曾经引导他
们走上特定的追求知识之路，其特征包括对研究课题
的选择，他们的学术出版物，以及他们发表文章的刊
物 (例如《新抉择》和《共产主义》)。本书力所能及
者，不外乎给予这一类重新评价某种推动。倘若这些
左翼人士是凭着良心完成此任务，他们将证明他们亦
有权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而不是只让影响力日增的
极右派一家说了就算。共产主义罪行需要站在民主价
值观的立场来评判，而不是用极端民族主义或法西斯
主义的观点去看待。
这个方式需要跨国界的分析，包括对中国与苏
联、古巴与越南、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比较。无奈的
是，现有的文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参差不齐；而
且一些档案资料尚未公开。尽管有难处，我等认为不
应就此放弃；我们有足够多的可靠资料来做这项事
业。我等的工作即便并不面面俱到，也将具有开创意
《共产主义黑皮书》插图
21
义，为他人的更广泛研究与思考奠定基础；但我们必
须从最清楚、最确定且最严重的事实开始做起。
本书有大量文字但甚少图片。图片的稀缺正是对
共产主义罪行之掩盖的热点之一。在这个媒体饱和的
全球社会，照片或电视画面业已成为「真相」之源。
遗憾的是，我们只有少数几幅古拉格和劳改的罕见档
案照片，完全没有非富农化运动或大跃进期间大饥馑
的画面。纽伦堡法庭上的战胜国至少能够对在贝尔根
－贝尔森集中营发现的数千具尸体拍照和摄影。并且
调查人员也找到暴君们自己拍摄的照片，例如纳粹分
子极近距离射杀怀抱婴儿之妇人的留影。在以绝对秘
密的方式组织恐怖活动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黑暗中，根
本就不存在类似的对象。
22
读者可能对本书中收录的少数几幅图片不甚满
意。他们需要花时间一页一页地阅读千百万人曾经遭
受的苦痛与磨难；他们不得不努力想象这个悲剧的规
模，以及认识到此悲剧将如何于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在
世界历史上留下印记；然后他们必须问自己一个根本
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
及其它人相信有必要消灭所有那些被他们标记为「敌
人」的人？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违背关于人之性
命的约定俗成法规：「汝不可杀人」。我们将尝试用
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译者附注：
《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于1997
年以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 为书名 (ISBN 国际书号：2-221-08204-4) 由
法国巴黎的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用法文出
版。第一版全书共846 页，堪称巨著；作者包括
Stéphane Courtois、Nicolas Werth、Jean-Louis Panné、
Andrzej Pacz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Louis
Margolin。据报导，该书一经发行，即在欧洲引起轰
动、思考及争议。
经辛灏年先生大力推荐，本人（下称译者）犹豫
再三之后，开始用业余时间断续翻译此书，并交由
《黄花岗杂志》连载。译者犹豫的首要缘由当是时
间。此书倘若全部译完，估计会有六十余万中文字。
按照译者目前的速度，不晓得要干到猴年马月，未免
让读者心焦。然译者也深为认同辛先生的看法，即此
书乃是研究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划时代著作，对于瞭
解历史和设计人类未来，均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因
此决定勉力一试。
本 次发表的中文版绪论基本依据由Jonothan
Murphy 和Mark Kramer 翻译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年英文版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ISBN:
0674076087)，个别地方曾参考法文版加以修改。对绪
论的处理译者深感缺憾甚多。此中重要原因有三：其
一，绪论作者夹叙夹议，译者的人文、历史知识几近
阙如，翻译过程中又怠于深入查考，理解错误在所难
免；其二，感谢中共十年文革期间的「教育」，译者
的中国文字功底浅薄之至，语言粗陋生硬、词不达意
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三，本书最初用法文出版，然译
者不谙法兰西语言，无奈只能从英文译本转译，于是
又多一层隔阂。
译者盼望其它有识之士加入翻译此书的行列，从
而尽早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当然，若有能人愿将此
书直接从法文译成中文，则译者自当让贤。绪论作者
库尔图瓦先生在绪论中表示，此书是诸位撰稿人对重
建大众记忆的贡献。那么将此书译成中文，从而还原
真实的历史，并且纪念深受共产主义荼毒的亿万中国
百姓，或许可以算作我等语言工作者对中华民族和人
类文明尽的一点绵薄之力。__
“朱毛之争”林彪选边站 毛后来也给林彪一些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