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79岁大妈故意绊倒5岁男童 引发热议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44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住院治病问题上“服从大局”，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就在中共批斗周恩来会议的同时，周恩来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挨批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中共政坛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和忧惧被打倒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零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手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
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要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顶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中共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四人帮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等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 “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在当时的年代，对毛泽东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说：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要求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周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时，汪不以为意，又传达毛的旨意，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拖延，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更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 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按同样的口径，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在中共体制下，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从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建立中共党内保健制度并且一直帮助毛迫害别人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终于自食其果。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周恩来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 三零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
然而，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在此之前，他还曾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国访客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不被打倒，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依然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周恩来的忧虑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王明博古和周恩来联手整他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虽然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由于毛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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