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侵略战争使我的家族损失了一个圩市

大约五百年前，我的一位祖先从外省移居而来，先住在大洋村。第二代是单传，到第三代有兄弟五人。我是长房秉臣公的后代。

我的直系三世祖秉臣公，在明隆庆年间开创了一个圩市，使我们现在得以居住在一个商业比较繁荣的地方。

三世祖秉臣公出生之地大洋村前一里处，有一个东西走向的一公里长的山坡，原是无人居住的荒坡。据说秉臣公成年后跑江湖做生意，这种经历使他成了一个重商主义者。明朝时我乡人口很少，我按照清乾隆时期的全县人口数和现在全县的人口数，以及我乡现在的人口数，用比例的方法计算，当时我乡也许不足一千人。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很大的地方都难得有一个圩市，于是我祖先秉臣公祖决定自己开发一个圩市，就在这一片山坡上开荒造屋，由行商变成坐贾。

我祖先秉臣公开荒建设圩市的时候，别人也发现这是一个好点子，于是争执起来，把我先祖告到县衙。由于别人的告状，秉臣公被抓到牢里去了。他在牢中手脚都被锁了起来，大概就象现在看古装戏里所见到的那些犯人一样。秉臣公当然也要讲他的道理，于是叫人买来纸和笔，用脚写字，写了状纸上诉，最后居然赢了，这个情节很有趣的。结果县太爷把那一块无主荒地判给他，还口头任命他当圩长，全权管理这一个圩市。清同治年间，我家族的族长被县令委任办理乡务，地位正好和秉臣公差不多。

我祖先当时建有十间铺，卖糖、盐、油之类的食品，也做粮食的生意，还建了一个市场，供民众摆卖各种货物，从中收取地租。还提供一杆公秤，对使用公秤的人收费，就象现在人们使用高速公路那样。由于这一个圩市是我祖先创建的，完全是私有财产，所以圩市的管理权一代一代地在我的家族中传下去。

秉臣公在明万历七年时，领衔上书省府，请求免去圩市周边五个里历来要上供木材的旧例，获准，乡人为此立碑记其功德。

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我乡被一支造反的农民武装集团占领，共有十三年之久，成为清王朝管不到的地方。同治四年，清军出动几个州县的兵力围剿。同治五年，农民武装被消灭，再是官府进行清乡，把我家族的族长在内的全里（现在的乡的一半）一百四十多人收押在县大牢。我们的族长被指是通匪，但是族长申辩曰：“乱匪占了地方，你们官府可以跑，我们因为有家人土地在，跑不了，只有忍辱负重，保持中立，没有参匪作乱啊。”于是全里被抓的人都被保释，并委任我家族的族长办理乡务。当时没有乡一级政府，办理乡务也就相当于现在任乡长了。

这一段历史，也是我家族的这一位族长记录下来的。

几年间，我研究了我家族的这一位先贤，还有他的后代共四代人在百年间写下的笔记。在他主持家族事务的时期，又对我们私有的圩市进行了一次扩建，也建成了十间商铺，加上许多的族人也在圩市中建了商铺，另外其他姓氏生意人，也在圩市中买地建房，甚至也有得自赠与的，整个圩市大概有了二百多户居民。圩市的管理，仍然属于我家族所有，当时每年的收益是八百千钱，折算为稻谷大概值一千余石，等于一个拥有三四百亩优质水田的大户。再到民国二十一年，我的家族又倾全力建商铺五十间及市场一座，使圩市扩大到了三百多间商铺的规模，成为一方繁荣之地。

因为管理一个圩市的收益巨大，眼红的人很多，以致到了民国时期，多次被他人提出收归地方公有。先是在民国八年时，有一大姓出动成百人闹圩，要我家族交出圩市的公秤，为此而引起斗殴，他们先还开了一枪，打伤我家族兄弟一人 。双方争斗中，我家族将对手迫退至他们的一座公馆里，有人几欲放火要烧死来犯之人。最后对方请求谈判，并愿意赔礼，方才结束争端。

这一次争斗之后的十多年间，再有以民意向县省呈文要我家族献出公秤者的过程共两次，但是我家族均以法律手段胜诉。如果天下太平，那肯定无人能以任何方剥夺我家族对于圩市的管理大权。

我家族最后失去圩市的管理权力的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民国二十六年，我省倾全省之力，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战争的总动员，使得全省所有的财力都被用上去了，各地圩市的公秤全部都被政府接管。我族这一时期的族长与省长大人是民国三年时毕业的一所新式学校的同学，为此收到了省长的信曰：“今全省动员抗战，所耗物力难以计算，故全省各地圩场公秤均由政府接收，望吾兄勿再兴讼。”

此时我家族的产业，还有七十余间蒸尝商铺。然抗战胜利后数年，毛贼集团颠覆民国，实行暴力土改，又将我家族七十余间商铺没收，多数变成公产。查今朝之县府档案，竞记录系征收！

我家族数百年产业之失，先是失之于日本的侵略而必须进行的战争动员，再失之一九五零年之“土改”。而毛贼颠覆民国的阴谋之所以得逞，亦得力于日本侵略，正如毛贼对日本首相说的，他要多谢日本侵略中国呢！

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