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我见到和参予的国共选举

毛泽东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对這句话我还肯定。近日，老朋友严家伟先生在网上撰文，《我亲历的一次全民普选民意代表》，引起我诸多回忆，为见证历史不得不作些挂一漏万的补白。他在文章中开门见山说：“现在中国人都在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可以行使自己作为公民拥有的民主权利，选出自己认可的官员或民意代表。由于我比你们蠢长几岁，你们还在期盼，我却经历过了。虽然那个民主还不能算很成熟、很完美，但不是走过场的假民主，也不是假想、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故乡——四川省成都市。时间是上个世纪的1947年。”

我长他两岁，此时在成都市上西顺城街申伍苏裱店当学徒，那片选区的投票点就设在店铺对面不远的一座中心小学校里。师父白申伍三十七八，胖胖身体，一手过硬的苏裱技术。他每天晚上都收听地下电台，关注国共两党战争的胜败情况。每当听到国军失城失地时，总是自个儿地叹口气说：老蒋又输给朱毛了！若是国民党有所小胜，他就高高兴兴地扬起眉毛，一边喝小酒一边啍几句川戏：我坐在城楼观动静，看看司马老儿怎么行军……

一言蔽之，他是个传统小商人、小知识分子，既忧民忧囯，又想着生意和盘算赚銭。他视囯民党蒋介石为正统，视共产党为乱臣贼子的反叛，对那场国民大选特别关注。用他的说，老百姓选出的政府总不能去推翻嘛？

严君为宦门子弟，钟鸣鼎食家公子；我穷家小户，身为徒弟娃“兔儿灯”（成部土语，用线拉着走的小生命）。但想不到這场“伟大的革命”，使我们两个“天上人间”的小年轻，十年后均沦落为共和国“贱民”，1976年同四川省第四监獄宜宾麻纺厂“改造”。我的师父白申伍虽未劳改，头上那顶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到1977年走进棺材。革命可谓滑嵇！

他记忆特好，在文章中说：那次“国大”成都参选的三位候选人是，“孙震先生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当时成都有种名”袍哥”的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自发组织成的一种团体。其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自身维权，免受人欺负。他们以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为道德楷模与精神信仰，组成一个团体，互相声援支持。把关羽供奉为神。团体的领导人称”大哥”，却没有”二哥”，因为二哥是关羽，是圣人，谁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称”红旗管事”，处理对外事务，五哥称”黑旗管事”，处理内务。可见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民间社团。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领，竟然敢与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分庭抗礼，既说明其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也可见当时蒋氏对民间力量还是持宽容态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说你那”红旗管事”就是”共党嫌疑”，或者你供关羽为神，我就说你是”邪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早把你取缔了，还容你来与”我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关麟征是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教务长，受到一部份军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这场选举并非国民党一手遮天，一手包办，民间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竞选。”

那次成都市参选“国大”实为四人，另一人他说记不清楚了。那人叫官箴宇，是律师、市议员，好打抱不平，专为受辱受凌的小户人家打官司（现称弱势群体），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骂检察官与推事（审判员或审判长）不公之举，在市议会上竞能为老百姓说话抗争，常常闹庭质议市长为何不惩办军阀某的横行，故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官大炮”。這樽炮很厉害，要不要自个儿出銭印些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不法行为与贪污腐败的油印小报散发，现称非法出版物，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时为何不管，还称为进步的东西？我们铺子上就收到过几张，一张揭露国民党特务抓捕川大进步学生刘某，一张反对军阀刘湘遗孀太太屯集居奇哄抬物价，一张国民党某高官强占农民土地……如果发生在此日此时，“官大炮”早早关进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粮标准：早2两、午晚各3两），奇怪，国民党不但不关押他，还让其参选“国大代表”，奇怪乎？

记得投票那天是个星期日，师父、师娘穿戴整齐，准十点去到斜对面不远的中心小学校投下了他（她）神圣的一票。听师父师娘投的孙震将军。他们说，孙将军正直公义，好善乐施，助学兴教，是树德中学（现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长，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后来四人中孙震当选，看来师父、师娘的票没有投错。

“国大代表”选后三年，共产党夺得政权，1950年11月成都开始“镇压反革命”，“囯大代表”属于“镇反对象”。所幸当选的孙震和落选的关麟征，因是军人关係跟着蒋介石先生撤到台湾，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爷，官缄宇“官大炮”就惨了。徐子昌作为大恶霸，1950年12月关进川西行署公安厅“政训班。何谓政训班？解放初期，中共为瓦解敌人，大搞统战工作，川西行署开办一个政治训练斑（简称政训班）号召囯民党旧政权人员去自首学习改造思想，然后量材录用分配工作。一时大家信以为真，去了二百多人报名。结果到后来绝大部份被杀，不杀的均判重刑。此政训班为后来为省公安厅梓橦卷秘密监獄。1963年初，我因“马盟”一案关押于此，同室关押代号为338的、本名贾祥端，浙江奉化人，国民党二厅某处长，少校军衔，戴笠部下。1948年他随南京政府迂广州，再重庆、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军管会报名参加学习，是政训班老学员，曾和徐子昌同组，一直关押到1973年特赦囯民党军政人员才出监獄。他向我讲，徐子昌还在政训班操大哥逸亊。他说徐子昌仁义，家里很有銭，经常包席进来请大家吃，还买日用品送外地的学员。就是這个落选的徐子昌，成都1951年的“大镇压”中，是共产党最早杀的“反革命恶霸分子”。我参加了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的公审会。那时治安还不稳安，沿途站有解放军，怕他兄弟伙劫杀场。他五花大绑站在公审大会主席台下，气宇轩昂没有倒桩（成都话未低头），大骂共产党是骗子不会有好报，后杀于外西抚琴台，是打的脑袋，只剩个桩桩人。“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劳改，听说死于劳改队。

在共产党夺得天下后的58年中，我除去关押的23年外，有35年生活在“伟大的新中国”，在我記忆里参加过两次普选。一次是1953年，一次是“改正”回归报社的1981年。1953年的那次普选我不但是参予人，还是乡一级的经办人。囯民党61年就直选国大代表；我们建政后58的今天，农村仍只能直选乡代表，城市仍只能直选区代表，市、省和全国一级的代表选举是没有份儿的。现将1953年和1981年我参予的两次选举，如实地写出留给历史，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最讨厌法律，认为那东西碍了手脚，所以他说干什么事有《人民日报》就行了，社论一发号召，全国就动了起来，法律有鸟用！不过既然叫“国家”就得有宪法，尽管那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也得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可是中国太大不能由人民直选代表，便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史称“普选”。本人便是此次一个鄉的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有30多位工作人员，一半机关干部，一半小学教师。干部叫普选工作指导员，教师叫普选工作技术员；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讲，后者管一家一户的登記填表。全乡以16个自然村为单一选区，每个选区要公布三次选民资格榜，还要公布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员的名单。富农和地主年满十八岁的子女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幸那时还没有右（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托（派）、叛（徒）等分子，不然还得增加一半登記填表的技术员。

那时人们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选举权十分光荣，是当家作主的表现，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出代表，向政府提出能代表自已意见的代表治理国家。但在内部却有不成文的规定（共产党做任何事都有内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给人看）：被提名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必须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二，必须是大公无私，能带领广大农民走集体富裕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三，有阶级觉悟，能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

代表候选人选举产生的办法是：由乡普选工作委员会邀请所在选区的青、工、妇和党团员，以及其它有代表性的人物，酝酿提出名单，交由选民讨论通过，然后再由选民投票確认。其实这些代表侯选人名单，都是我们鄉普选工作委员会事先拟定好后报区委审核，待区委同意后我们才能拿出来交选民们酝酿、提名、通过，投票选举仅仅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己。我作为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在乡里威信很高，权力很大，谁都要买我的账否则休想当代表，正如我要听区委书記和区长的话一样。特别是那些要想当代表和村长、乡长的人，对我更是毕恭毕敬热情周详。乡长周龙联是土改建政选出来的，此次生怕选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后的拍我马屁。一天，他笑嘻嘻走进我的办公室，求情似地低声下气说：“黄主席，你一直领导我，相处时间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有没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请你大胆批评教育我，今后我才能改正。”当时，我心里真有点看不起他，就不是为了那32元乡长的工资嘛！32元钱虽不多，却比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收入却多了好几倍到十倍。我竭力支持他当上代表，当上乡长。

选票是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盖有普选工作委员会红印，凡有选民资格的一人一张，投向你要选的乡人民代表。乡人民代表百人中选一，都是历次运动中的极积分子，不少人是党团员，由他们在乡人代会上选出乡长和区人民代表。一个村有两百多人，参加竞选的乡人民代表有三至四人，从他们中选出两人，办法是在选票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写不上的由工作人员代写，然后投在红色选票箱内。投完即开箱唱票，选上的人即披上红绸，接受大家的掌声，到也感人。

区代表在选之前早由上面圈定，党团员多少、妇女多少军队、学校、农村、工矿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至市、省、中央，你要当代表，首先要取悦领导对你的好感与信任，没有此前题休想。乡普选工作完成后回到区里去参予区人民代表的选举，麻麻的代表名单谁也不认识，反正按组织的推荐画圈圈。不是我不尊重這神圣的這一票？实在是无法尊重！

1981年大概是10月吧？我随报社全体同志去书院街参加选举区人民代表的投票，五个候选人我一个也不不认识，只能按上面指定的人画圈圈，自此对选举和人代会毫无一点兴趣，觉得与自已没有一点关係。1987年来北京后再未参加过选举，对北京一年一度的两会冷若冰霜。只要一开两会北京就堵车，势态就紧张，大街小巷都是戴红袖章的老太太。心里嘀咕：這样的两会不如不开，他与老百姓有什么关係？

无论两会议题和代表的产生距我都太远太远，我既不能关心也无法关心，那些代表谁选的？会说些什么？他们仅不过是些政治花瓶，举手的表决机噐，又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