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点名亚马逊：你们赚了数百亿 应该开始纳税了 ！1958年，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代。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然而，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之中，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地区，竟然被推进人间地狱般的绝境。
这里说的是原江苏苏州地区奉贤县，在“大跃进”积肥运动、深翻土地、消灭虫害运动中和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残害民众，所演出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一、“什锦汤”积肥运动
1.1. 1957年10月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继之而来“大跃进”、“以粮为纲”定了目标定了调：“在十二年内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注：1958年11月，奉贤由江苏省划归上海管辖。）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
毛泽东在苏联莫斯科豪情万丈地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便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快马加鞭。从中央到地方，“跨纲要”层层加速。到1958年初，中央奉贤县委就把“跨纲要”的粮食指标从十二年提前十一年定在了当年。
“粮食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党：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要加强领导，领导重视党政负责同志亲自动手。中共江苏省委迅速下达指示：为夺取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必须在今冬明春把水利工程与积肥运动，当作中心工作抓紧抓好。
1.2. 奉贤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水网地带，县境位于上海市区的南郊，北枕黄浦江，南临杭州湾。奉贤原属江苏省，1958年11月划归上海市。奉贤县名可是大有讲究，相传孔子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游，曾至县境讲学。后人为纪念此事，取名“奉贤”，尊奉贤人之意，奉圣贤之言是举之意。
奉贤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说过：“大跃进嘛，讲那么多温良恭俭让干什么！搞生产要跟打仗一样，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还能跟小脚女人一样？”这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中打出来的县委负责人，是怎样用拼命精神去驱赶奉贤人民大跃进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场景。
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布置精神，1957年冬，中共奉贤县委的党政负责人，开始了“亲自动手”，层层动员，全面布置进行的大办水利和大办“积肥”运动。
首先是“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副书记滔滔不绝，严令各级干部必须把积肥运动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如有松懈，严惩不贷！县委书记王文忠凶狠狠地大批右倾保守思想，说是右倾保守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贯彻实施下去的绊脚石，对县委布置的工作阳奉阴违。水利工程上不去，汇报说没有材料，为什么手软？有的合作社拆房挖墓搞砖、搞木料，任务完成很快。这次积肥运动，要想办法，要张旗鼓作动员。落后分子，坚决打下去，拿下去！全县被批斗的干部47人，其中11人被毒打致伤。
奉贤县委的口号是：“要使粮棉卫星上天，先送肥料火箭！”
奉贤积肥运动曾掀起两次高潮：1957年冬至58年春，58年夏。两次高潮，奉贤县委书领导人都因“工作方法好，成效大”获上级表彰。而全县百姓却房毁家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积肥本是好事，何以闹得万民涂炭？？？
大概子游也万难料想，大跃进年代，奉贤县委负责人却把贤人旧地，变成了荼毒苍生的人间炼狱。
奉贤县干部强迫命令，严重违法乱纪之风，是在生产资料归公的高级社，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面“共产”的人民公社基础上刮起的。
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奉贤县委用先动员、抓典型、后加压、一风吹的办法，在全县刮起了生产资料归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县农村全部实现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耕畜、主要农具，一律归共产归公，生产劳力由社里安排，生活的口粮由社里按工分发给。农民变成了社员。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辩论会日以继夜，不入社就挨“辩论”，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堵门、斗人、拆田埂 、逼地契。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都是老实驯良的小民。刚刚分田分地的农民，有的欢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了合作社，生活资料也由社里分配，合作化运动控制了农民的命脉，于是，出工听号令，吃粮靠工分。干部说啥就是啥，稍不驯服，批斗、辩论、扣口粮。农民终于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军事化。
从此，干部一声令下，社员如奉圣旨。干部的口头禅是：“党叫你干啥就干啥！”县委书记王文忠，就把他当自己当作党的化身，凡他决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须坚决按时保量完成，“违令者决不客气”，是他挂在嘴边的名言。
根据县委的布置，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县抽调了30万高级社社员，投入积肥水利运动。县委书记和各乡、社第一把手挂帅，30万农业大军没日没夜地连续苦战在“积肥战场”和“水利战场”。县委要求：“破冰积肥，白天满田人，夜晚满田灯”。河湖港汊，日夜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驾着船捞河泥，天寒地冻，一身冰碴。是役，社员致病受伤870余人。
生产要肥料，灭虫要农药，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要水泥。到了1958年6月中旬，中共奉贤县委领导在全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群众性的“三土”（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运动。放起了“三土高产卫星”。至10月4日，奉县放出“三土卫星”，声称全县已建成小“三土工厂”50376个，生产出“土化肥”635万吨，土农药29865万吨，土水泥2823万吨。材料上报，奉贤又赢得了上级表彰。运动就是一切。放“卫星”的过程就是目的。为了搞土化肥，县委提出口号：“大拆旧墙砖，深挖禽畜棚栏土，大翻客堂（南方民居中堂间）废泥。”各地强令干部通宵苦干，日夜连轴转，拆房子取砖，挖堂屋取土，禽畜棚舍挖地三尺，堆在一起“发酵”后报积肥“卫星”。
县委觉得这样干还是不过瘾，不如“什锦汤”够意思：湖塘河港围起来，放起“卫星”就没了边，说是多少就是多少，谁也没办法把湖塘河港里的水称出重量来。一时间，奉县各社放“什锦汤卫星”就漫天神吹没了边。
在积肥运动中，奉贤县委全力以赴，大打所谓“什锦汤”积肥的人民战争。
五十年代中期，江苏省一些地区，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将河港湖塘封围堵死，投入各种杂草、淤泥、烂稻草等原料沤起来，再加上些骨粉等土杂肥，待其发酵，名曰“土化肥”。当地农民称之为“什锦汤”。中共江苏省委专门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推广这一经验。
时值寒冬，中共奉贤县委要求各乡、社上报封围河港的计划和数字。各乡各社法螺冲天，大放“卫星”。有的十天要封十条河，有的一天要围两条港，有的十天要投十万担草，有的两天要投百万斤茅。喜报天天有，积肥数字从几万担，很快就到几十万担，有的社上报：奋战一冬春，积肥百万担。
湖塘投草，河港封围，大河流也被截流封围积肥。水域大，“什锦汤”卫星也大，但需要投进去的草质也要多。有的“卫星”，几百亩水面，投了三五万斤草，清汤清水，几堆杂草浮在水面。县委领导人检查时大发雷霆，强令各乡社必须下大力气投足草料。
冬春之际，天寒地冻，禾草不生，各社开始把社员生火做饭的柴草投进去，继而又把牲口过冬的草料也投进水里去。奉贤一时出现百姓流离失所，牲畜越冬无食境况。
到了1958年夏秋的积肥运动，干部们大放“什锦汤”积肥“卫星”，越放越邪门。
1958年9月17日，奉贤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到10月19日，全县成立了11个人民公社，农村人口全被共产入社。公社化后，又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到年底，全县办公共食堂1460个，入食堂农户占总农户99%。与此同时，，各家各户的房子、生产农具、牲口与家禽、生活用品一律“共产”。公社实行“三化”，社员生活一律军事化，按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把社员编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铺，夫妻分手，母子别离。一些房子变成了集体宿舍、队部用房、仓库、老人“幸福院”、幼儿园和托儿所，还剩余下来的大批房子就空在了那里。
县委负责人王文忠驱车下乡，看到社员共产共居，一片片民房空空如也，喜不自禁。当地农村房屋，大多还是土胚墙，茅草顶。领导一高兴，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大放高论：“谁说积肥的原料紧张？这是保守思想作怪。那麽多茅草屋顶，完全可以扒下来做肥料嘛！积肥运动，要大胆、敢想、敢干！”
一场声势浩大的扒房积肥运动，几天间就风行全县。
奉城人民公社四营接到通知，要放积肥大“卫星”，立即在六连的食堂召开积肥会议，讨论放“卫星”方法。你一言，我一语，会议决定在全营实行拉光“三茅”，即屋茅、棺材茅、牛车棚茅，大搞“什锦汤”的方案。
会后，营长、教导员连夜集合四连社员，打起火把，拆屋拉茅草顶。一夜之间，除了连里的仓库、食堂、公猪棚外，全连所有的几百间民房茅屋顶，全部被连掀带扒，拆个精光，投入河滨。
该营二连闻风而动，百十号人苦战几天，扒去住房、牛棚、草棚580间。致使33户社员长期无家可归，只得求告借住到别人屋中生活。
四营将此上报公社，声称扒茅顶放了积肥大“卫星”。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闻听后大喜，当即召开全社干部会议大力推广。几天之后，全社有2995间草屋茅顶被扒掉，投入“什锦汤”中积肥去了。
新寺公社一营的干部做法更绝。扒房顶家家户户哭哭啼啼，干部们心烦气大。全营组织了13只突击队，一色身强力壮的好劳力，开展了扒茅积肥突击战。一连的突击队去扒二连的房，二连突击队知情后，把一连的房扒的更狠更干净。突击队带着粗索长绳，突然袭击，进村就动手，见屋就上房，上房就掀顶。根本就不通知社员搬搬家中东西。草掀梁塌，社员一家真是倾家荡产。屋主躲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谁敢说声不字，当场会被扣上“反对共产主义，破坏积肥运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立场”的帽子，轻者一顿毒打，重者还会被当作“破坏分子”，送到公社“集训队”，强迫劳改。
一夜之间，新寺一营的突击队，在“消灭私有”和“共产积肥”的口号下，掀掉了400余间社员的屋顶。捆绑吊打16余人，3人送劳改。
在大搞“什锦汤”积肥运动中 ，奉贤县共有12000多间草屋顶被扒掉。不仅如此，在县委指示下，全县还将12000多担红薯苗、2400多担黄豆秧、7500多担杂粮作物割毁，投放进“什锦汤”，说是这样割下作物就往水里投，可以用大跃进速度放“卫星”。李少峰竟在电话会议上说：“现在关键又关键的问题是放卫星！你管他红薯、黄豆干什么？总之一句话，完不成任务，插白旗、反右倾、送劳改！”
“什锦汤”积肥运动中，全县有鱼塘、河滨4000多条被封围积肥，鱼死虾绝，臭气熏天。
如此声势浩大、代价惨重的“什锦汤”起了多大作用呢？虽是臭水草汤，却肥力有限。各社除了放“卫星”博些荣誉彩头外，却很少将“什锦汤”去施肥浇地。放积肥“卫星”就是一切，至于积肥的目的是什么，根本就没人去管。
二、深翻土地运动
2.1. 1958年的中国，干部听上级的，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又由对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痴如醉，狂热难抑的毛泽东一言定夺。
上一年，毛泽东在思考农业大跃进，粮食大增产的问题时，由有关农业专家推荐，读了一本苏联教科书《土壤学》。书中谈到适当深翻土地，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通风抗旱，增加嗜氧菌而提高肥力。
毛泽东如获至宝，向全党大力推荐粮食增产的不二法门。他在1958年成都会议、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等多次重要会议上，大力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工业农业要大跃进。并树起河南长葛县为深翻土地的典型。毛泽东言之凿凿：深翻一遍，增产一倍，深翻一尺五，亩产八百斤……
一场深翻土地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各地豪言壮语气壮山河：“苦战一冬春，深土全翻身”、“深翻一丈二，亩产十万八”……
中共华东局下达文件，要求从1958年到1959年秋以前，把全部耕地都深翻一遍，深度要达到一尺至两尺。
2.2. 中共奉县委一心要在“大跃进”中力争上游。
“深翻土地夺高产”，“深翻土地运动”成为农业大跃进的重要内容，横扫中华大陆。各省、地、县发文件，订措施，互相攀比大竞赛，“深翻卫星”指标高得吓人。奉贤县委决心大，指标高，用王文忠书记的“跃进语”来说，“誓死夺冠”！深翻指标则从1957年冬的“全县一尺五，丰产三尺三”，到1958年夏收变为“卫星田深翻一丈三”。
县委领导人决定全县深翻土地运动，必须鼓足干劲，大放“深翻卫星”。1958年春，县委制定深翻跃进计划，全县土地深翻标准是三尺到六尺。并规定各公社必须以深翻土地为中心的中心，必须将70%的劳动力投入深翻运动。
1958年秋收后，县委提出新的口号：“苦战一冬春，深翻三尺三”。丰产田要翻六尺，卫星田要到一丈三。全县计划如此深翻土地四十万亩。全县各公社男女老少社员，绝大部分都被赶到田地里，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深翻土地。白天望奉贤大地，红旗遍野；夜晚望去，灯火照天。
照挖地三尺计算，三尺就是一米，一亩为60平方丈，约200立方米。深翻一亩地，要挖200立方米。按照正常的工作量，一个强劳力，用锄头一天能翻5个立方米。一亩地大约要用40个强劳力。奉贤县委计划翻地40万亩，大约要用1600万个强劳动力工日，挖8000万土方。如果加上丰产田，挖土方将超过亿计。
时间紧，工程量巨大。在合作化前原本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奉贤，立时感到劳动力奇缺。对此，李少峰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大发感慨：“合作化还感到劳力过剩，一到大跃进，各项工程都缺人，缺劳力。我看中国的女人还得学苏联，生它十来个娃娃，封个英雄母亲。人口要翻番。
尽管劳力紧，任务重，但在县委召开的社队干部会议上，各社干部摆起了擂台赛的架式。有的提出，保证全社深翻五尺，有的要翻八尺，深翻“卫星”社更是提出，全社翻一丈，丰产田要翻一丈三！
自打深翻土地运动开展以来，各公社社员都是鸡叫头遍，就被干部逼着上工，苦干到半夜，还在地头。奉城公社规定：男劳力一天翻两亩，妇女一亩半，老人、儿童翻半亩。超强度的劳动量，几天下来，人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尤其是妇女和老人，没有人能完成“卫星”指标。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扣饭、批斗、毒打、送劳改！各社队专门制定了深翻卡，完成任务凭卡吃饭，完不成任务，食堂不准发饭。屡记拖欠任务者，要开批斗会，严重者送劳改。
据后来中共中央批转通报全党的上海市委关于奉贤惨案的报告说，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告诉社队干部：“群众象狗一样，只有手里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干”，“要想大跃进，坚决大批促大干，手头一点也不能软。”大批、大打、大饿饭、大劳改成为奉贤县委的工作法宝。
一股“大打促大干”的风气盛行奉贤。一位奉贤公社负责人后来检讨时说的非常形象：“我们的出发点原来是想着为了工作，人没有不怕打的，一打，社员的干劲就上去了。完不成问题是方向问题，打人、骂人只以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完不成任务，和完成任务不好的社员，干部上来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罚跪、罚饭、送劳改以致于有些社员一看见干部，就吓得战战惊惊，全身哆嗦。后来社员们控诉说：“干部把社员 当牲口来使，人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干活还得吃料，社员干活不给饭吃光吃家伙（指刑具—-作者）。”
11月6日，奉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带着全社连以上干部检查生产。来到五营的地头，宫书记下到地里拿尺量，一量，深翻不到一米。书记大人火大了，厉声责问翻地进度。营长颤颤惊惊地赶紧汇报解释。宫书记越听越上火，听着听着，他两眼冒出凶光，下令当晚召开全营社员大会。
大会开始，宫茂敏大声宣布，将五营营长和各连指导员撤职查办，勒令营总支书为“纵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深刻检讨，听候处理。并当场将一名没有完成任务的中农社员，以“破坏深翻土地运动”的罪名五花大绑起来……
全营社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宫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响：“任务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他宣布：“五营所有耕地要逐步复查，翻地1米2以下的‘黄旗’干部要辩论，翻地1米以下的‘白旗’干部，要撤职！”
深夜，大雨如注，宫茂敏亲自督战，干部和民兵持枪荷强，挥舞棍棒，把苦干一天十多小时的社员，全部赶到地头，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干部问：“病人怎么办？”宫书记大怒：“病人？哪来的病！偷懒装病，罪加三等，给我赶下田去！大跃进你装病，人民公社不养病人，只要吃得饭，就给我下地去！”
11月的夜雨寒气刺人，社员们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在泥水中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举起铁镐，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干部们手持棍棒、皮带，在地里监督。谁的活慢一点，立即被打翻在地，打完了接着干。
风声、雨声、斥骂声、棍棒打人声、社员痛哭声，混彻夜空。渐渐地，一个社员栽倒下地，又一个社员昏死倒地。马灯刺破黑夜，田间倒下了几十人。干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宫书记命令：“醒来在干！”此情此景，让每个稍稍有点人性的人，都会痛哭失声。
五营总支书记再也按不住悸痛的心情，他恳求宫茂敏开恩，减少些任务，或者先让社员回去睡会觉，恢复恢复明天再干，“这样搞不好要出事的。”
宫书记身披雨衣，手执皮带，钢筑铁打般站在地头，面冷话硬地说：“社员今夜不能休息，必须完成深翻600亩的任务！完不成任务，撤干部的职！出事，出什么事，共产党从来不怕出事，打日本、打老蒋 ，共产党怕过事吗！”
深翻一米五，人均一亩半！望着累死累活仍在拼命的社员，看看昏死过去抬到地头雨中的几十个病号，想想明天完不成任务将受到的处分，这位总支书记偷偷溜回家，服下农药自杀了。宫书记闻讯大骂：“这个王八蛋！大跃进当逃兵，当叛徒！死了也饶不了他！划反党分子算了。”
饿饭，是深翻运动中的又一法宝。
新寺人民公社的干部作了硬性规定：不完成深翻任务不许吃饭。一天不完成，一天不吃饭，十天完不成，十天不吃饭。
人民公社食堂化，一切粮食归公共食堂，社员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坏炼钢铁。谁要是私自藏点粮食，弄点吃的，立即批斗、送劳改。深翻任务那麽重，一天劳动量那麽大，吃食堂按定量本来谁也吃不饱。完不成任务不让吃饭，就是病号也不例外。那真是捏住社员性命的法宝：谁敢不听话，饿死他！新寺公社一个营300多人奉令大战丰产田，干部规定二十多亩田，深翻六尺，天黑前必须完工。结果到太阳落山，活才干到一半。营领导大怒，带着民兵封了食堂，社员们饿着肚子在地里干了两天，地翻完了食堂才开饭。结果一下子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个多月。
深翻运动，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完全拿着社员的性命作儿戏。在他们眼中，社员就是一群让他们完成任务争上游的牲口和机器，根本不管社员累死累活，就连病、残、孕、老者，也一律不得幸免。
曙光人民公社有个女社员，名叫顾林仙，已经怀孕六个多月，妊娠反应较大，身体虚弱。她所在支部副书记王根生，却硬逼她下地劳动，并威胁说：“做不动就开会辩论你！”辩论会就是斗争会，拳打脚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辩论，就跑回娘家。兄长见她大着肚子跑回家，忙问因由。她对哥哥说：“我骨头酸痛，肚子大，深翻土地身体够不着。不做没饭吃，做不好，又要挨辩论斗争。”她哥哥怕事，劝她回家。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去后，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顾林仙死后，社员们大受震骇和刺激。县委后来派出调查组去调查，找谁谈，谁也不说一句话。社员敢怒而不敢言！
“大跃进”中的干部，欺上压下是本色，上级指令高于一切。完不成任务，别说社员在他们手中活受罪，下级干部也会倒大霉，弄不好，就会要你的命。下面的干部也怕过上报高指标的“跃进”关。
据上海市委整风工作队汇报，奉贤县从县委领导，到社、队干部，对完不成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积肥等各项任务的下级干部和社员，就是九个字：辩论、批斗、毒打、送劳改。一级压一级，惨案不绝。
58年秋收时节，棉花正当收摘之时，深翻土地运动又正值高潮，县委强令必须用70%的劳动力翻地。奉城公社四营二连的干部怕棉花过时会烂在地里，便抽了45%的劳动力，赶收几天棉花。四营党总支书记一看，二连的深翻进度降了下来，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追究责任。
二连负责生产的干部因病请假没到会，总支书记大人怒火冲天，厉声喝道：“生病也要来，不能走路用门板抬着。”当即派人推了一辆小土车，把他从家里给推到会场。营总支书见他真是有病，仍然恶狠狠地指着他说：“今天你生病，我不与你多讲，待你好了之后我同你算帐，你小心点！”这位干部回到家里，左思右想，只怕过不了这一关。想想如今活着也受不过这些罪，终于服下大量1605农药，自杀身亡。
新寺公社一营四连社员范娟宝，因小孩生病出痧子，需要照料。她找到干部苦苦哀求，说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想请几天假，在家照看孩子。连长凶狠狠的说：“你休息在家享福，谁帮你完成翻地任务？不出工不行！”结果孩子病得不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成为深翻土地的又一殉难者。
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奉贤深翻土地运动中不断发生死亡事件。仅奉城公社就自杀3人，全县自杀、累死、打死、劳改中劳累过度致死的遇难者近百人！
三、“消灭红铃虫”与拆烧民房
3.1. 谁能想象，仅仅为了治虫灭虫，奉贤县的领导人竟能无法无天大举拆烧民房，闹到万民流离失所的地步？！
1958年夏秋之交，江南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棉花红铃虫成灾。收进仓的棉花中，红铃虫爬进仓库缝隙角落，结茧成蛹。如不找到有效防治红铃虫越冬繁殖方法，来年的虫害必甚。
当时，江苏地区推广了淮北地区及启东、太仓等地消灭红铃虫的经验，即用玉米杆等禾秸，搭建临时棉花仓库，用后立即拆烧的“快速灭虫法”。并介绍说，这样，烧过的玉米杆灰还能作肥料，一举两得。省委专门召开灭虫现场会，会议决定，对现有棉花仓库，拆仓刮虫，拆烧临时棉仓。
奉贤也派代表去参加省委召开的现场会。代表回来，原原本本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强调省委“一拆二烧”的精神。
从奉贤已经采取的做法来看，房子倒是已经开始拆了，但烧还没动手。县委在原来消灭越冬红铃虫运动中，就曾将堆放过棉花的房子，拆下屋梁、房柱、门、窗，投在河中浸泡，使钻进缝隙的虫子爬出来。或者淹死冻死，有的地方采取药物熏蒸的办法杀虫。县委明确表示，在“大跃进”年代，这些方法太落后，是“少、慢、差、费”。只有放火，才能烧出“跃进速度”。
秉承县委意图，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消灭红铃虫的“跃进方案”：将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一律拆毁，放火烧！
9月10日，中共奉贤县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防治越冬棉花红铃虫的指示》，要求作到彻底、干净消灭棉花红铃虫，要“籽棉不归家，就地进仓，就地储藏，收后烧光”、“拆瓦房，烧茅房”。
9月13日至15日，县委在兴桥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次现场会议，示范性地搭成临时仓库，然后烧毁。李少峰得意洋洋地告诉与会者：“看到没有，一把火，虫子还不烧死了，它又不是孙悟空，能过火焰山，能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临时仓库。各社队原先收回的棉花，大都堆放在民房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生活集体化”，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住大统铺，剩下的房子，好一些的都作了仓库。烧房灭虫？不少干部心里发怵，怕引起民愤。
3.2. 由于积“什锦汤”，大拆民房伤了民心，这次消灭红铃虫运动又要拆烧民房，自下而上阻力不小。房子虽说充了公，但原房主心里还是见房想起自己的家，各家各户都还有一点充公不要的坛坛罐罐，有的人还藏有钥匙，隔三差五地偷偷溜回家呆一阵，看一看，找找“共产”前一家人团聚的温馨回忆。尤其是干部，土改运动就是积极分子，自然分的好房子。公社化运动中，虽说是充了公，但多是拿一部分做仓库，其他几间住人。干部们住了几天大房子，不自在，个人又经常跑回家，开小灶，过几天夫妻生活什么的，也很方便。仓库里要吃要喝有的是，夫妻团聚也没人敢管。没想到这下可糟了。县委一声令下，拆烧运动引火上身。为了几条虫子，就把房子烧掉，这也太离谱了吧。
群众反感，基层干部抵触，拆烧运动雷声大，雨点小。
为了实现拆烧灭虫运动“大跃进”，经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审阅同意，县委批转了县农林局《关于开展彻底消灭越冬病虫害运动的打算》，下发各公社党委执行。《打算》强令，整个灭虫工作必须在12月3日到20日全部结束。为此，“公社各营、连采购站的棉花仓库作到全部拆、烧、封”。公社搭的临时草屋和利用草屋搭的棉花仓库，要“全部烧光、拆光”。为尽快完成拆烧堆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的工作，要“以公社为单位成立灭虫突击队”。县委决定，全县灭虫工作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首先以奉城公社为试点。王文忠发狠地下令：“拆烧灭虫运动推不动？奉贤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看是党员干部在闹事。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采取强硬措施，大好这一仗！”
11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率领工作队进驻奉城公社，立即抽调一批公社干部，组织了一支80人的“灭虫突击队”，开赴各村，突击实施拆、毁、烧的计划。
12月5日，经李少峰同意，县农业局在奉城公社六营召开第二次拆烧灭虫现场会，全县各公社灭虫干部必须参加，不得有误。现场会上，当场示范拆毁了5间瓦房，将瓦片揭下来，一片片刮虫，屋梁、枕木拆下来烧毁。并拆毁了60间临时仓库，放火烧掉屋茅和芦垫。
拆烧灭虫运动惹得民怨滔滔。因此，现场会后，只有县委重点示范、工作队紧抓不放的奉城公社五、六、七三个营开始拆房烧屋，其他社队的灭虫烧房，却并没有按县委计划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原定的12月20日完成全县灭虫工作的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县委几大书记王文忠怒火腾腾，几次开会，大发雷霆之威。书记处会议上，书记们一致认为：县委的决定执行不了，干部们眼里还有党吗？文的不行来武的。要不惜代价，坚决刹住消极怠工的歪风邪气，促使各公社干部转到正确执行党的决议的立场上来，积极完成拆房烧屋，消灭红铃虫的任务。要打胜拆房灭虫这一仗！
12月16日至17日，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再次委托戴纪群，召开第三次拆烧灭虫运动现场会。会议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县农业局正、副局长带头，一上来就亲自指挥，拆房烧屋。戴纪廷亲自点火。倾刻之间，现场示范的3间临时仓库、3间草屋被烧毁，1间瓦屋被拆瓦刮虫，1间瓦屋全部被用泥浆封死。
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强令各公社必须仿照执行，不得有误。会议责成各社到会干部立即组织“灭虫突击队”，逐村检查拆、烧、封房屋情况，要作到“到一营、清一营、彻底一营”，务必在半个月以内完成。戴纪群在会上威胁说：“拆烧房子搞不起来我要找你们”，“思想不通的要辩论”。并说：“现在烧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
在戴纪群主持下，奉城公社在试点期间，共烧毁草顶房202间，拆毁瓦顶房33间。
这一下，各公社干部回去后就动真的了。谁不怕丢官罢职、辩论批斗、劳动教养呢？谁又敢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罪名的风险呢？各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亲自挂帅，下决心要把“拆烧灭虫工作”抓出“大跃进”的成效来。各社都组成了“拆烧灭虫突击队”，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有一间拆一间、烧一间。
社员群众的不满和牢骚真是到了极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毫不留情。下面是当年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言论，议论者一律被送进“劳改队”。
“今天灭虫烧屋拆房，积‘什锦汤’拆房，大炼钢铁又要拆房，明天还要搞什么名堂？”
“拆房拆房，我们是人，不是猪。猪、牛还要个猪栏、牛棚，拆了房，我们连猪都不如。”
“先拆房的还能找个猪圈、牛栏挤一挤。现在拆了房，我们连猪圈都没得住了！”
后来中共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向市委的报告中说，农民们含着泪水向工作组哭诉：“这是我们一点一滴的血汗挣来的”，“多年积累一夜光，现在只剩下小包裹”，“我们社员性命还比不上几条虫？”
3.3. 据调查统计，到1959年1月3日为止，在灭虫拆烧房屋运动中，奉贤全县共烧拆房屋、仓库3168间。其中全部烧掉的224.5间，计草顶屋92.5间，临时搭建的仓库95间，牛、车棚3间；部分烧毁的2243.5间，瓦屋54.5间，草顶屋785.5间，临时仓库1250间，牛、车棚153.5间；拆后材料全部散失无着落的698间，计瓦屋21间，草顶屋677间。
总的统计，从“什锦汤”积肥运动拆毁民房12000多间，大办水利工程拆房取料3188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三化”，生活集体化后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烧民房2147间，到灭虫运动拆烧民房、仓库3168间。大炼钢铁拆房3600多间，“大跃进”一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25000多间。
奉贤县委负责人和民众的房子结上了仇：积肥拆民房、大办水泥拆民房，灭虫运动拆烧民房，那大炼钢铁运动，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李少锋曾说过：“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家庭。要让家庭消灭，必须先让私有制的温床房屋消亡。公社化为我们提供了搞共产主义的历史的条件。”客观评价，在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各地大拆民房风，与干部们对共产主义认识普遍类似，于李少峰不无关系。
积肥拆房，兴修水利拆房，灭虫拆房，大炼钢铁还是拆房。1958年5月兴风起浪的奉贤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拆了一批民房，取砖盖炉，拆木料当燃料。
7月4日，在县委统一布置下，全县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社、各队派出大批民兵、积极分子，拆房取料建炉，砍树伐林当燃料。到10月15日，奉贤县委又大搞“钢铁高额丰产周”，派出“建炉炼钢土专家”，造起小高炉139座，小土炉527座，建炉原材料，基本上取自于拆毁民房。而奉贤一无铁矿，二无焦炭，大炼钢铁的原料，则是从各家各户刻“捐献”，抄家来的铁锅、铁铲、铁犁、铁锄等生活和生产用具。查抄运动到18日告一段落。全县仅铁锅一项，即库存75.52吨。据《奉贤县志》载：农家铁锅基本收尽。奉贤县大炼钢铁运动，到11月10日结束。炼出来的生铁，生产成本达每吨2613元。而这些砸了铁器扔进土高炉，又耗尽民力炼出来的“钢铁”，全是和炉渣融在一起的废铁渣。
这一场场的拆房烧屋运动，使奉贤农村整个笼罩在一片黑烟盖地、火光冲天之中。
据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调查报告，奉命处理“奉贤惨案”的上海干部们汇报形容当时的情景说：“站在高处看奉贤，就象日本鬼子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广大社员愤恨地说：“灭虫突击队是放火队”；“为几条虫子就敢拆房烧屋，拿人命去灭虫命”；“强盗抢还剩下屋壳子，现在连屋壳子也没有了，惨哪！”
四、“劳改队”与“儿童集训班”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员则如农奴一般，为公社在土地上服牛马苦役。如果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美丽蛊惑，只是政治家们煽情的一手；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他们用以逼迫民众拼死效力的另一手。
奉贤干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实行“全民专政”，无论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愿，成人送进“劳改队”，儿童则关进“儿童集训班”。
4.1. 人民公社化的本质，客观上就是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共产公有的基础上，把农民强制编入军事化体制中，使之成为国家工业化搜刮积累的农业生产的奴隶。其实就是超斯大林模式的毛泽东主义精髓。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令后，奉贤县委闻风而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多月，至10月上旬，全县实行了公社化。
按毛泽东推诩的经验，人民公社要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一盘棋”，公社化运动中奉贤县委大搞“三化“，坚决彻底。
组织军事化。县委规定，16岁以上，50岁以下，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统统编为民兵。16岁到30岁为基干民兵，平时通过军事化组织，大搞大兵团运动的生产运动，组织为农业常备兵团和专业兵团，专业兵团又下设深翻兵团、积肥兵团、钢铁兵团和副业兵团。
行动战斗化。兵团按营、连、排为单位，实行集体居住，男女分开，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统一劳动，统一居住，统一休息。听哨声起床、吃饭、出工、收工、实习、睡觉。
生活集体化。最关键的是吃公共食堂，集体住大屋。据1958年10月2日的统计数字，全县共办起2021个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户，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当时农业总人口的91%。
在实行“三化”之后，奉贤县委提出口号，要求社员吃在地头，干在地里，睡在田头。各公社在田头搭起草棚，集体扎营集体睡，以便爬起来就出工劳动，干到半夜爬上铺就睡觉。江南的夏夜，蚊叮虫咬，社员们受尽了活罪。
此外，奉贤县委规定，为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组织幼儿园、托儿所。在“共产风”一风吹的情况下，一切财产归公。每个人只剩下换洗衣物，打在一个小包袱里，随身带着走。用不着的统统打烂、烧毁，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社员房子充了公，公社还不放心，怕见物思旧。在集中居住后，各公社还放火烧了一些空房子。仅仅为了实现“共产共居”，断绝社员还家之念，全县就拆烧民房2147间。
被“解放”出来的妇女社员，统统被编入各娘子军连，参加各种大兵团作战，累死累活。结果许多妇女劳累过度，造成子宫下垂、流产、闭经、不生育、浮肿等疾病，直至大批死亡。
更令人发指的是，“被解放”出来参加人民公社的妇女，许多人成为干部宣泄的淫欲的性奴隶和玩物。
废除家庭私有制，夫妻分居，社员们违反纪律，偶尔有夫妇俩相约野地交合，一旦发现，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跃进中，干部批斗、毒打过23对野合夫妻。干部们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间空屋求欢作乐。到了后来，干部们逐渐体晤到权力的份量，不少作风腐败者不仅夫妻有乐，甚至以减少劳动任务，安排轻松活路，入党、入团、提干，小恩小惠，多发一点粮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据统计，新寺公社党委成员，40%有作风问题。全县大队干部中，27%犯“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开始还只是寻找已婚妇女偶尔奸淫，后来则“专挑三拣四，引诱有姿色的姑娘”。据奉贤县委1961年的一份汇报材料称：从1959年1960年夏，奉贤县公社一级干部中39%有腐化堕落、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长期霸占军婚、女教师和少女。新寺公社一干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少女被奸淫后给一双袜子，几块糖果，几包饼干，有时给几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员编了一首顺口溜：“如今干部不一般，白天吃喝晚上玩。开口就骂举手打，社员难过鬼门关。鬼子爱抢花姑娘，干部围着女人转。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一碗大米饭……（后四句纸面局部损毁，字迹不清——引者）。”泰日公社大饥荒年代，竟发生丈夫刚饿死，死尸还停在屋里，生产队长第二天就掖着米袋进门先占人妻后占女的事件。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共产共居、吃食堂、搞“三化”、拆屋烧房，干部违法乱纪，草荐人命，放“卫星”，高征购，1958年，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发牢骚、讲怪话一时盛行。
奉贤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把农村中的不满情绪，看作是富裕中农代表的一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潮，是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势力，必须坚决打击。
从中共奉贤县委列举的材料来看，所谓富裕中农思潮的典型言论和行动有以下表现：
例如，有一个富裕中农，听到要办人民公社，就告诉其他富裕中农：“要办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于是卖家具，杀猪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农在办公共食堂时，不愿把家里的粮食充公交给食堂，东藏西藏。有的人不愿意吃食堂，说：“公共食堂象喂猪的”，“吃又吃不饱，活又太重了”。
在组织集体生活，集体居住时，有的人在搬家前杀鸡宰羊，大吃大喝，并说：“现在杀两只吃，以后恐怕杀不成，吃不成了”。
其实这不过是农民的心里话，但奉贤县委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坚决打击。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惩办富裕农民及地、富、反、坏分子。惩办那些发牢骚、讲怪话，对“三面红旗”不满的坏分子，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积极性，实现农业大跃进。
1958年10月，奉贤县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在农村，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要坚决向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开展斗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会议决定，全县要发动群众，开展对富裕中农辩论、斗争的运动。
大会由县委书记王文忠主持，撤职、斗争了一批“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在会上强调，干部撤职以后，“如何安排由社党委自己考虑，也可以去劳动改造”。一时造成完不成任务、放不出“卫星”的“右倾保守”干部一律撤职送劳改的风气。干部怕送劳改队，必然不顾一切加强迫害群众。
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基础上，奉贤县委大力推动起第“四化”，即“专政劳改化”。它成为公社化的强大支柱，成为干部们推动工作的有力手段。
4.2. 1958年4月，江苏省公安厅下达了《关于举办‘集训’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不满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进行集训式劳动改造。经县委批准，奉贤县公安局在南桥乡江海合作社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劳改队”，命名为“跃进队”，后改名为“劳改队”。各社送来一批所谓地、富、反、坏分子，集训劳改。县公安局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举办“劳改队”、“劳教队”。
8月，公安部通过并下发《公安工作的一些问题（草案）》。《草案》提出：集训是公安工作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决对敌斗争和社会改造中的若干问题，在农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训对象主要是流窜犯和地、富、反、坏分子，也可以用来改造二流子懒汉。
8月上旬，经奉贤县县委书记处讨论决定，全县城乡要掀起“集训”高潮，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区要普遍开展集训工作，设立集训队。很快，全县建立起集训队、劳改队170多个。一时间，社社设立劳改队，各管理区 争相成立集训队。
8月4日，奉贤县委组成437人的生产检查团，由县委负责人和省委、地委6名干部带队，对全县农业生产进行分片大检查，至8日结束。胡桥乡曙光中心社青年队有11块水稻田和棉花地评为三类苗田，被插上“白旗”。该社当夜就出动全社主要劳力，“开夜工，闹通宵，赶制土化肥，消灭三类苗”。声称一定要实现粮食亩产过五千，棉花亩产超双百。结果该社干部还是挨了批判和处分。
8月下旬，县委又组织了77365人，由县委负责人会同省委、地委派来的干部15人，在全县进行了“对秋熟作物全面检查鉴定”。“插红旗，拔白旗”，全县掀起了定跃进措施，报高产指标的“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狂潮。凡指标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斗、撤职、送劳改。
公社化后，县委决定对干部要加强工作力度，批斗不够压力，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劳改。
10月奉贤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决定将撤职干部送“劳改队”劳动改造。会议以后，县委还布置各公社进一步排队，对所谓“工作消极对抗”、“思想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都准备撤职查办。恰好此时江苏苏州专区公安处要求加强发展组织各地的“劳改队”。经县委同意，奉贤县公安局召开各公社公安员会议，强令各公社的每个营，都要成立一个“劳改连”。
因而，一场全局性的悲剧逐渐形成。各个公社迅速成立“劳改队”，一些原已办起“集训班”的营纷纷扩办起“劳改队”。一个大办“劳改队”的浪潮迅速席卷奉贤。“送劳改”成为县、社、营、队干部推动“大跃进”、“争上游”、“放卫星”，以及干部惩罚群众的法宝。
原先，“劳改队”关进去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分子。随着大办“劳改队”风起，劳改对象急剧扩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农、部分被撤职的干部，甚至连一些完不成任务，或者是抗拒干部的贫下中农社员，以及干部看着不顺心的社员，都被纷纷送进“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据县委在整风运动时检讨说：“当时，许多领导把送劳改当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绑送劳改的不绝于途。”
“劳改队”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体罚，二是超强度劳动任务，三是对继续改造不好的实行饿饭，监禁，毒打。
10月下旬，泰日公社党委根据县委指示，要求各营组织“劳改队”。公社党委副书记到三营布置落实组织“劳改队”工作时规定：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社会可疑分子、手脚不干净的小偷、被撤职的干部、生产不积极的懒汉，均可作为劳改对象，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他还定下指标，要求每连必须送2—3人，最多不超过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还同意在押送劳改分子去“劳改队”时，绳捆索绑。
泰日公社党委书记还以“不服从领导”、“右倾保守”等罪名，将光辉公社的一个身为江苏省党代表、省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而放高产卫星不力的支部书记斗争、撤职，然后送公社办的“劳改队”劳动教养。
该公社党委副书记带检查团深夜到二营四连检查生产。因社员姚某等5人(均属所谓富裕中农、地、富、反分子)当晚开夜工时提前收工睡觉，正好撞上了。副书记立即勒令未开夜工的群众起床紧急集合，他指挥检查团的干部将姚某等5人紧紧捆起来，要他们坦白罪行，然后宣布将他们捆送一营“劳改队”。其中，富裕中农王某在“劳改队”中因强迫劳动过度，劳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营干部，在深翻土地运动中，强迫该营“劳改队”成员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亩一分，约合150立方米土。并规定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不准休息。不仅如此，该营干部还对“劳改”对象施以种种刑罚。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
据当时调查，该营在7个月中，先后有90人被送入“劳改队”，遭受捆绑、吊打、关禁闭的有25人，造成死亡10人（其中吊打后死亡4人，自杀3人）。对死者，该营干部认为：“这些家伙自己要死的，不愿改造死了算，少麻烦了。”
奉城公社共斗争富裕中农424人，其中有贫下中农395人，占被斗争人数的93%。富裕中农因被斗而自杀死亡2人。
后据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组奉命复查，奉贤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于“劳改”、“集训”的23人（打死7人，自杀16人）；全县被送入“劳改队”进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0余人。
据奉城公社调查，在死难者中，贫农占50.8%，中农占41.5%，地、富占7.7%。据对泰日公社两个“劳改队”106人的调查，属完不成高额任务而扣上“生产不积极”罪名，因饥饿难耐偷了庄稼吃而扣上“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甚至“吃饭抢先”也被治罪送劳改的即占74.5%。
4.3. 1958年初，奉贤县公安局开始大办“儿童集训班”，对所谓“顽劣”儿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大跃进”以后，“大兵团作战”把成年男女劳力抽调到天南地北大会战，家家户户，壮年劳力离家不归。住房也多在积肥，大炼钢铁和公社化中拆毁，大多流离失所，少年儿童无人看管，许多孩子甚至因家长不在，连饭也没有吃的。因此，先是一些地区的小孩因家中没大人，食堂克扣吃不饱，饿得受不了，而跑到地里偷吃庄稼，到食堂偷吃的。其它偷偷摸摸事件不断发生，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情况。
1958年初，南桥镇居民常发生钱、物被小孩偷扒事件。许多偷摸案子侦破不出，也怀疑是小孩作案。
2月，江苏省公安厅和苏州专区公安处为贯彻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取得破案工作的大发展，曾先后转发了南京市公安局和太仓县派出所等单位对有偷摸行为为儿童举办学习班的经验。
为贯彻上级指示，并针对奉贤城镇儿童偷盗案件屡有发生的情况，县公安局提出改造教育市镇儿童犯的计划，比如家庭愿出钱，请求政府管教，就可将儿童犯送到农业社进行劳动改造。同时提出：要创造“五无”安全社，全县50%农业社要实现安全社。该计划得到省公安厅派驻奉贤工作组的认可。
2月，县公安局先后排出两名公安干部，到南桥镇调查摸底，准备集中审查“顽童”。经镇党委同意，县公安局于三月和八九月间，先后两次在南桥镇举办“儿童集训班”。共集训儿童27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10—13岁的儿童，最小的年仅6岁。
奉贤县公安局领导人为了实现公安“大跃进”，当时提出许多激进口号，如“大案不过三，小案不过天，谣言不出社”等。县公安局还组织对公安干警进行红、黄、白和大、中、小“三旗评比”，致使公安干警中法纪观念日益淡薄，“老子就是法”，无法无天，刑讯逼供，违法乱纪行为极普遍。
据上海市政法部调查统计材料表明，奉贤县公安局49名公安干警，有打骂和刑讯行为的26人，股、所长11人，有违法乱纪行为的8人。落到这样一群公安干警的手里，“儿童集训班”的儿童们可就遭罪了，种种体罚、虐待成了家常便饭。
9岁儿童杨秋林，在“集训班”干部的威吓逼供下，交待说曾偷过200元钱。此后，他终日惊恐不安，担心自己会再遭到吊打审问，最后冒险逃出“集训班”，但被公安干警抓了回来。“集训班”的干部为让他不再逃跑，竟用绳子把他的腿牢牢拴在房门上，绳子深深地勒进杨秋林幼细的小腿之中。
12岁的卫某，原先是个精明活泼的孩子，不过有些滑头、调皮。关进“集训班”后，多次被公安干部和工作人员打耳光，用脚踏，用皮带抽，还罚他跪在翻转过来的竹扁担上，竹扁担放在一堆碎砖块上。疼得他实在难以忍受。频繁而又严重的体罚，致使卫某几乎神经崩溃，一天到晚吓得掉了魂似的，静静的夜晚常常听见他在睡梦中惊喊：“我坦白，我坦白！”有一天夜里，因惊恐不安，失足跌进小便池里。
更令人发指的是，集训期间竟有少女遭到公安人员凌辱。“集训班”公安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对2名集训少女进行猥亵、强奸。
据当时对被集训过的88名儿童调查了解，受过捆绑、吊打、扯耳朵、抽皮带、煽耳光、晒毒太阳、罚跪和性虐待等刑罚的就有85人。
当年，奉贤县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全面专政”，决不是一场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悲剧。1958年11月16日，公安部长徐子荣在华东政法片会议的总结发言，就将这种社会主义“全面专政”作为“公安战线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予以统计“五省一市（福建、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上海）在10个月中共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破坏分子804230名，计：捕了237616名，杀1301名，管制131380名，劳改83131名，戴回帽子115738名，批判斗争205064名。安徽一省就捉了118000多，江苏也捉了五万多。”
五、“奉贤惨案”查处记
1958年11月，奉贤等7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时值郑州会议后纠“左”，上海市市委和江苏省委又有小矛盾，正好抓典型。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农委在接管和检查工作时，发现奉贤县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大量惨案。中共上海市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高度重视”，市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该案调查工作，奉贤县干部违法乱纪事件，被定论为“奉贤惨案”。
5.1 据中共上海市委上报中共中央材料，当奉贤惨案的问题开始暴露后，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极力阻挠市委工作组的调查工作，有计划地封锁消息，还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工作组是去“找岔子”，整他们的。甚至布置一些有问题的人员，包围市委工作组，用种种非组织手段，进行抗拒。
为迅速查清案件，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监察部负责处理此案。中共上海市委专门派出实力强大的工作组到奉贤调查。工作组负责及时将调查情况直接向市委主要负责人汇报。
1959年4月24日晚，中共上海市委在奉贤县召开全县广播报大会，组织全县广播，群众收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广播大会上宣布了“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会上，市委通报了奉贤县部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活动的情况，宣布调整和改组奉贤县委和有关组织，并宣布将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撤职查办。
1959年4月，市委成立了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集训班，对奉贤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的涉及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和处理。与此同时，调整和整顿了基层党委组织，并对受害群众进行了抚恤和救济，对以前受打击迫害人员，分别作出结论，恢复名誉。
消息传出，全县城乡一片欢腾，人心振奋，广大群众竟然按捺不住激动情绪，当场高呼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并说：“这是重见天日，第二次解放。”人们对县委书记王文忠、李少峰等人，恨之入骨，说：“他们一手遮天，一手霸地，如果让他们再蹲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把彭德怀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的批评和建议，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
自山而下一股风，中共上海市委在处理奉贤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过程中，按葫芦画瓢，把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看作是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敌人勾结党内异己分子的猖狂进攻。因而对奉贤案件作了完全不恰当的定性，整个结论为：“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把共产党干部的违法乱纪，与国民党的反共特务联系在一起，混为一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王文忠被定性为政治品质恶劣，“蜕化变质、严重违法犯罪”，经上海市委批准，1960年3月，市监委将其开除出党，撤消其县委书记职务。同时，开除李少峰党籍，撤消县委副书记职务。1961年3月，上海市市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王文忠、李少峰二人有期徒刑2年。
经奉贤县委决定，市委批准，1959年12月，将宫茂敏定为品质极端恶劣的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出党，1960年3月，将戴纪群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戴还被定为“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分子”，1960年11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以“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和“反革命罪”判处宫茂敏、戴纪群二人死刑，11月3日在奉贤县招开万人大会，宣判后二人被枪决。
由于奉贤县问题面临的情况复杂，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干部比重很大，在县委、县政府、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亲自动手，或直接指挥他人捆绑吊打群众性质严重的即有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35.4%；生产大队一级干部犯有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386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51.4%。当时在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中，受到开除党籍、团级以上处分的共有23人，其中，判刑10人，管制1人，劳动教养5人，开除党籍15人，开除团籍公职1人。此外，留党查看6人，撤消党内外职务8人，严重警告9人，党内警告5人，免于处分20人，不予处分7人。此案涉及处理人员合计87人。196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上海市奉贤县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人民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是一起严重教训。”
5.2 1960年2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奉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时起，违法乱纪错误即连续发生，到了秋耕秋种时，发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据奉城人民公社的调查，在死亡的人中，贫农占50.8%，中农占41.5%，地主、富农占7.7%。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0余人。各个人民公社和生产营，都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其中，除少数地、富、反、坏分子外，大多数是不应该劳改、集训的人。据泰日人民公社两个劳改队106人的调查，属于‘生产不积极’、‘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吃饭抢先’等不应该劳改的即占74.5%。有的劳改队还私立条令，动辄进行非法拷打，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法制。县公安局还以改造‘童窃犯’、‘顽劣儿童’为名，先后集训了200多名儿童（大多数是10到13岁，最小的仅6岁）。集训期间，施用种种刑罚，严重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至于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和停餐等违法乱纪行为，则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严重的是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县委公然指示将放过棉花的房屋用后一律烧光，全县被烧毁、拆毁民房1823间，仓库（多系临时搭建）1345间；强迫各生产队拆掉草屋顶，甚至将河边、路旁正在成长的山芋、黄豆等农作物和芦苇统统砍掉，投入河滨和鱼塘内。结果不但毫无肥效，反而毁掉草屋顶12000多间，山芋12000多担，黄豆24000多担，其他杂粮7500多担，损坏鱼塘、河滨4000多条，鱼塘中的鱼全部被毁。在兴修水利当中，强迫群众拆毁一万多部木织布机作运土车，强迫基层干部，挖墓挖棺，作工具改革的木材。”
面对如此严竣的干部违法乱纪、残害百姓的惨案，中共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按照“阶级斗争”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将之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报告》中强调：“奉贤县的违法乱纪错误，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并不是偶然的，它同县委领导人员政治品质恶劣、组织严重不纯是有密切关联的。”《报告》分析说：“在县委领导核心周围，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现已查明，县农业局长戴纪群，是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份子；副局长赵时桃，是国民党员，当过伪保长和保甲情报网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付洁，是中统特务的重大的嫌疑。这些分子一方面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错误主张，投其所好，成为出谋献策的‘狗头军师’；另一方面，不亲自发号施令，胡作非为，‘带头’捆绑吊打群众，残害人民。同时，某些党的基层组织也严重不纯，有些支部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篡夺（新夺人民公社有营正副支部书记45人，其中29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11个营中有4个营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掌握）。他们也趁此机会，兴风作浪，无恶习不作，明目张胆地进行复辟、破环活动。所以群众说：‘土改时我们赶跑了地主，现在他们是替地主报仇，向我农民进攻。’可见，该县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严重强近命令、违法乱纪问题，而有些是特务分子、坏分子和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由于蜕化变质分子和反、坏分子控制了县委、县级某些部门以及少数人民公社的领导权，就大大加重了违法乱纪的严重程度。”
从1960年至1962年各省的整风材料来看，大跃进中干部强迫命令、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是一个遍及全党、全国干部队伍的普遍现象。在那样的时代，无人敢于涉及诸如权力体制这样灵敏话题，全党只能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中找答案，找办法，找方向。新的悲剧必不可免。此后，从整风整社、社教运动、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党内干部问题归纳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队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中国社会，被引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脉络可鉴，势不可免。
5.3 当然，大形势依然在“三面红旗”既定方向下发展，庐山会议后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和“更大跃进”，奉贤人民的苦难并没有熬到头。
粮食还在报高产，征购还在高指标，社员劳动强度还在加强，口粮还在减少。终于，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底，奉贤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晋严重饥荒，人口大批死亡、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病人大量发生。
1961年2月，全县就查出浮肿病患者1923人，其中男性占84.87%。妇女普遍发生子宫下垂、闭经。1961年3月，对奉城、头桥、邬桥、萧塘、行庄、新寺等公社3350名妇女普查，子宫脱垂病人达2174人，占普查人数64.9%。
……
5.4. 历史翻到八十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大潮中，奉贤原受处分的干部纷纷上诉。中纪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复查。1984年4月，中纪委复查结果认为：“‘奉贤案’原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没有出入，定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性质是恰当的”。中纪委批复又指出：“原认定‘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的结论，鉴于经复审查与事实不符，可作相应改变”。批复对原来在该案中部分人员的处理作了更改，其中，“王文忠、李少峰同志违法乱纪严重，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如表现好，可重新入党，可恢复他们的原行政级别。”“撤消原给予宫茂敏同志‘混入党内坏分子’的结论，党籍不予恢复”；“撤消给予戴纪群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在消灭越冬棉花红铃虫烧拆房屋问题上是有错误的。”
根据中纪委的批复精神及上海市纪委的意见，从1984年6月开始，在奉贤县委和市纪委的领导下.县委成立了复查“奉贤案件”领导小组，根据是纯属工作中的错误，还是有其他错误；当时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是非主要负责人；是贯彻执行上级决定过程中犯的错误，还是自己别出心裁；是后果严重，还是一般后果等四个方面的界限，对此案涉及人员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果，原先受法纪处分的（判刑、劳教的16人）均改为“撤消原判，宣告无罪”，或“撤消原判”、“撤消劳教”。原受开除党籍处分的31人中，给予恢复党籍的22人，党籍不予恢复的9人；在原受留党查看处分的9人中，撤消原处分的2人，免于处分的3人，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的4人。
积肥、灭虫、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好事，在失去制约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竟能闹到群众家破人亡，祸患丛生；深翻土地、“劳改队”、“集训班”，劳民伤财和祸害百姓的坏事，竟能上呼下应，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为民造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大跃进”，竟在许多地方造成人间炼狱，饿殍载道，人民生不如死。大跃进，当然是“伟大领袖”头昏脑热的产物，但决不仅仅是某个“伟大领袖”狂热冲动的产物。
中国文化的社会深层结构内蕴，将使每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中国人，面临着巨大而又艰巨的历史重负。
1989年10月一稿于颐北
2002年4月二稿于圣绿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江南水乡怎样变成大粪凼—奉贤大劫难
港版国安法懒人包:看清立法时间表与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