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店生死劫(你不开店也值得一看)
不起眼的便利店，行业增速有24%。（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大家都没想到实体经济零售中增速最快的行业，竟然就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便利店，行业增速有24%。可为什么好行业也有人突然死亡？ 是什么让一家公司一败涂地？这是很多投资大师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
一、我的童年
我生于民国十四年，江苏东台人。父亲王师禹，南通淮南法政学堂毕业，学的是法律。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在县政府司法处当书记官，后来辞职去当律师。
我小学念东台县立实验小学，是县里最好的小学。毕业后读东台县立初中，进入初中甫一年，对日抗战即开始。民国二十七年春，日本飞机到我家乡丢炸弹，因为东台是交通要道，日本人从上海进攻徐州，一定要经过东台，因此我家乡就失守了。家乡遭受攻击，大家都逃离到乡下去。逃难时，家中虽被洗劫一空，但父亲仍不愿为生活到伪政府底下做事。当我们由乡下回到东台时，已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
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学校关门，课业无法继续，大部分须靠自修求进步。当时年轻人都以从军抗日为荣，我也想去从军，但我还不到从军年龄。我有四个哥哥，大哥当时已结婚，在乡区服公职。二哥在福建省服务，因我有一位堂哥在福建当县长，他在其下做事。三哥在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中就读，四哥在省四临中就读，学校都在乡下游击区，他们都是享受公费的流亡学生。一年后，在大家都因爱国放弃学业、报效国家的情形下，他们也因住地失守，学校关门，而加入当地游击队!
民国二十八年，国军收复东台，学校都改作军营，我们依然无校可上、无事可做，而且打仗时期，年轻女子留在家里不安全，我家又穷，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我决定加入从军行列。军方规定从军至少要满十六岁，我尚未达法定年龄，但因个子大，就假冒年龄，参加江苏省党部代办的「战时工作人员」考试。考取后受训两个月，训练班设在兴化县乡下，共有一百多人，男男女女都有，江南来的人最多。
课程有抗战理论、工作目的、宣传技巧等。受训时，我们也穿军服，但无军训课。
二十九年二月，训练结束，大概因为我家在当地较有声望，父亲又有朋友在县党部当书记长，故我被分发到文机关──苏省动员委员会文宣大队。大队驻扎在东台，我在大队部工作，其他人大多分发到军队去当政工人员。
江苏省动员委员会文宣大队共有职员二十多人。以江西战干团分发来的四位女生──张祖年、陈知白、马敬贞和李晓侠为骨干，大家称她们为「四大金刚」。她们都受过正式的军训，也都是上尉，军事动作当然很标准；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很照顾我。
虽然我是在文机关上班，领少尉饷，真碰到战事，则和分发军队的人一样，也要参与战事。
二、黄桥之役
加入江苏省动员委员会以后，我多做发行油印报、制作抗日壁画或标语等工作，但首次碰到的战争却是对抗共产党，而不是对抗日本人。当初入伍受训讲的抗战理论都是如何打日本人，就缺如何打共产党。第一次碰到共产党，大家还不知道他们是谁，都在问打谁？
对手是新四军。
什么是新四军？共产党又是什么？
那时一般人真是一点也不清楚。由江西来的「四大金刚」告诉我们有关新四军的种种，大家才比较了解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中国东南四分之三的领土，每个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乡下充满了乡村自卫队、游击队；国军的防区都有范围定规，不能随便乱动；共产党就不一样，他们到处乱窜，围攻游击队，以多吃少，扩张地盘。
江苏省中间隔著一条长江，由此分为江南、江北。新四军参加对日抗战后，成员日多，主要分布在江西，到了江苏省江南一带，希望渡过长江进入江北。黄桥和姜堰就是江北前啃的两大市镇。当时国军八十九军驻守东台，长江下游游击司令李明扬驻在泰县，李明扬不是正规军，但是江北的江防归他管辖。我们猜他和共产党勾结、暗放共产党过江。因为他一直自认资格很老，又是上将，可是蒋公并没重用他，是共产党统战拉拢的好对象，勾结成交，就放新四军分四路过江，潜入江北游击区。
新四军过江后，占有江边游击区及黄桥镇。重庆来电要我方抵抗，我方派八十九军进攻黄桥，江苏省保安队二十个旅也开到黄桥助攻。我军开到黄桥后，因情报不灵，进镇后才发现它是空城。国军发现黄桥是空城，知道上当后，马上退出来，但为时已晚，新四军早埋伏在退却道路两侧，突然冒出来夹攻我军，我军因背对敌人，难以抵挡，军长李守维中将阵亡，二十万人溃败后退。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底，我随省动委会文宣大队配合反攻，进驻姜堰镇，因新四军在黄桥获得胜利后，续攻姜堰。初次打姜堰，我们还是打胜战，活捉二千多个新四军官兵，但第三天再攻姜堰时，我军实力不支，已渐撤退，匆匆忙忙放弃了姜堰镇及共俘。
陈毅、粟裕在黄桥进军途中
这次面对共产党的作战，我对共产党有较多的认识。虽然我年纪小，又迷迷糊糊，可是天天听人家讲，也接触过共党俘虏，对共党有几个感想：第一，共产党军队成员都很年轻，他们由江西、浙江、江苏一路过来，吸收相当多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老兵很少，新兵几乎都是年轻人。第二，共产党在军中施行思想教育，替他们戴上解放穷人的帽子，共军很自负，自命是新人新政，瞧不起国军，认为我们是顽固落伍的一代，不像他们，有主义、有理想，明白革命的路线与目标。第三，新四军生活清苦，穿得破破烂烂，因为他们扩军扩得太快，各种补给装备都跟不上扩充进度，但他们的精神训练很好，人人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不因穷苦鄙陋而自惭形秽。第四，新四军内好几人共用一支枪，枪是抢来的，大部分的枪枝形式不同，子弹不能互用，也不谙战术战法。虽然如此，共产党的攻击多能成功，那是因为共产党不使用正规战法，改用新式的游击战，以人多、偷击、奇击取胜。反观国军，只觉得我们很可怜，一方面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要打共产党，还要对抗和日本人勾结的汉奸、和共产党勾结的失意政客，四面受敌，辛苦极了。
「黄桥之役」我方败得很荒谬，其实整个抗战都如此，败在予新四军扩充人力、地盘、势力的时机；败在不明新四军攻击的属性和攻击的方式。黄桥之役中，八十九军李军长被打死，独六旅旅长翁达少将被围自尽，翁达才三十多岁，很可惜。主帅、主将都死了，战事没人指挥，残军一路后撤，战役的惨败可以想见。
我们由姜堰退下来，没车子，用走路的，走了一整夜，走到安丰镇已近次日中午，沿途碰见许多退却败兵及伤兵。而后我搭上卡车回东台，为免家人挂念，就在东台市区下车回家。
三、鲁苏战区司令部政工大队
家人看我从前方安全回来，非常高兴，我在炮火下撤退，泄气、紧张、匆忙，两脚酸痛，疲惫不已，什么也没说，吃过晚饭就睡了。
第二天清晨赶回文宣大队，发现那儿早已人去楼空，不但本队同人随部队走了，省政府、县政府、警察局、党部、机关行号、公司几乎都撤走了。很明显的，黄桥之役后，除李明扬的泰县，江北沿江的游击区，国军防地之东台、盐城、阜宁三县城统统失守了。
民国三十年一月，新四军又攻打安徽游击区的国军，并吞其防区。重庆方面很震怒，逮捕新四军军长叶挺，取消其番号补给，所谓国共二次合作抗日，自此名存实亡，而共军势力已经渗入华北华中各地乡村游击区，获得其地盘、人力、枪枝与税收。
我脱队后留在东台，每天在家穿着军服晃来晃去。妈妈说：「不行，国军已经放弃这里，你最好把军服脱下来，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当过兵。」她甚至把我的军衣、证件等都烧光光！后来新四军进城来，希望青年男女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妈妈当然不赞成，而且还要我快点逃走，至少先到姨妈家躲起来再说，我的两个哥哥也逃到乡下去了。
新四军的统治术共有三个时期：先是磕头时期，再来是摇头时期，最后是杀头时期。他们初到江苏，势力还未壮大，此时是磕头时期，采用笑脸攻势；趁机逃走尚无大碍，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再来找人，那就麻烦了。
我在姨妈家躲了十几天，「四大金刚」托人捎信来。此人是我的同乡军官马先生，他化装成生意人潜回东台探亲，受托亲自送信来。来信说，黄桥之役后，逃亡的国军已在兴化城结集，江苏省政府也在兴化恢复作业，顾锡九师长升任八十九军军长。「四大金刚」希望我随马先生前去归队，和她们会合。
爸妈把信送到姨妈家，我半夜就跑回家和爸爸商量。他说只要新四军在东台一天，我就是死路一条。我又这么不听话，每天无法出门，躲在姨妈家也不是办法，只有孤注一掷逃出去。因此和马姓同乡乔量好，等马先生探过亲，将共产党的路条、身分证件准备好，我则化装成他的妹妹，跟他一起离开东台。
我们是半夜三更搭船离开的，开船以后，新四军一路喝止查哨，马先生不时上岸亮证件、送红包、送香烟、说好话，我们才顺利成行，到达兴化城。国军为什么选择兴化？因为兴化城四面环水，共产党没有船、没有海军，无法攻进兴化，当东台、盐城等地失守，兴化城便被选作新基地。到达后，马先生送我到队上报到，这才发现机关单位已经整合，改为「鲁苏战区司令部政工大队」。这个政工大队是由原战区司令部政工大队、八十九军政工队、省党部文工大队、省动员委员会文宣大队、江苏省三青团等相关机关合组而成，共有一百二十多位职员。
鲁苏战区司令部司令官于学忠驻在山东，副司令官韩德勤驻在兴化，兼任江苏省主席。所属政工大队由文武机关人员混合编成，梁大队长是位少校军官，音乐组长是作曲家于兴华，绘画组长是画家陈某。我编在文宣组，组长是诗人万叶；影剧组组长是电影明星金涛。四大金刚编在民众服务组，担任民众访问、救助伤兵等较辛苦的工作。
我在兴化政工大队学到很多东西，也接触到各方人才。在文宣组，自己出门采访、写稿、写蜡纸、油印，发行一份小报，供民间阅读；另外还制作一份「司令部军报」，发给对象为军人。我也常随众人上街宣传、演讲、贴标语，或策划国家节日的庆祝，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兴化四面环水，无法到其他地方，常做的活动都在兴化城内，主要的任务是对军队提供服务，比如在动员月会、纪念日、双十节，或司令部招待外宾时，安排表演节目，不停地公演歌或剧，大家都得参与。我们公演的剧本不用抗战时最有名的剧本：如「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下」，而是采用民政厅长王公骥先生所写的剧本。王先生是位才子，所写剧本的深度、难度都此一般剧本高明。唱歌或大合唱，则采名曲或于组长的作品。
我认为抗战已将中国人分成两半，一半人才被共产党拉走，他们反政府为先，抗日是末务。新四军可以说是共产党部队中知识水平较高的，它将安徽、浙江、江苏这些文化水准较高地区的年轻人招去，新四军军歌就是音乐家聂耳写的。国民党这边也分得中国一半人才，但大部分国民党的人都认第一号敌人是日本人，把全部智慧、精力用在反日上，并无反共的准备与意向，上级也没有指示，因此在对付新四军的文宣上，就显得十分脆弱。
在兴化，我在这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有识之士也开始研究共产党和新四军，但都只是个别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江南“专打国军”的新四军（编者)
四、逃离兴化
我在兴化没待到一年，民国三十年秋天，日本人扫荡兴化。日军有军舰，用炮艇、军舰从四面八方围攻兴化，我们没军舰，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一般来说，日本人攻城有其一定的模式：攻城前必定先轰炸这城市，大城轰炸一个礼拜、小城轰炸三、五天，像南京这种首都大城，就轰炸两个礼拜。某城一吃到炸弹，大家就知道日本人要来攻城了，战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人这种攻城步骤。轰炸所造成的损失相当巨大，不但人死得多，物质的损耗更是惊人，想逃的人，就该立刻出城逃亡，不可犹豫。因此兴化一吃日本炸弹，我们政工大队长就赶紧找船。因为兴化是水城，日本人真要来攻，唯一的生路就是坐船逃离。是时各单位都在找船、封船。
司令部一声令下，大家都上了船。本大队征用三艘民船，大队长等人共用一条船，于兴华等人共用一条船，我随影剧组组长金涛等人共搭一船。加上管钱的特务长，我船共载三十人左右。我们上船时已经很慌张，可以听见远处的炮声。三条船原本并列码头上，到了晚上，日本炮艇攻过来，三船随即一哄而散，各走各的。我们这条船快速驶离兴化，在离兴化一千公尺远的地方，正好有条支河，船在大河行驶，目标明显，比较危险，因此我们就停泊在支河湾道，坐在船上看情形。这一看，等于看着兴化失守。
我们离开兴化时，只有部分保安部队留守城厢，保安部队虽有抵抗还击，也只是象征性的。到了晚上，日本大小炮艇约百艘，从四面八方水面攻进兴化城，一时枪炮齐鸣，形成火网。日军为了便于照明，又将兴化城外四周的村庄放火燃烧，火光之中，只见当地村民四处奔逃，又哭又叫；也看得见日本兵纵火开枪打百姓。城里已覆盖在火网下，守城的人仍在开枪还击，还击声越来越弱，更觉得十分凄惨！天亮后，城区枪声已停，显见兴化失守了！我们再也无法回去了！
兴化这场战役使我印象深刻。我觉得日本人这种丢炸弹、烧村庄是行恐怖主义，完全是叫中国人害怕得认日本人是太上皇，得对他们鞠躬。我看了好难过，也为自己是军人，却不能救百姓而难过，想著这些老百姓被烧得哭哭啼啼，财产被烧光，有的村民被烧死、打死，这种悲痛若不是身临其境绝不能了解。我流著泪，咬著牙，发誓记住那一刻。
兴化城失守，大河上的日艇跑来跑去，我军的船只也不见了，金组长怕日本人接著清乡，决定将船开往附近的溱潼镇。溱潼是个大市镇，位在官河旁。我们绕著支河行驶，不知道溱潼已失守，等船接近溱潼，发现镇外水面停满日本炮艇，我们虽然赶紧驶回支河，还是被日本炮艇发现，其中二艘跟著追过来，迫令我们停船。
这时情势已很危险，金组长下令船上的三只枪──卫兵的一把长枪、金涛和特务长的两把短枪都拿出来装子弹，躲在船舱里，声称如果日本人追到船上、对我们不利就开枪。可是船主却因皆害怕日本人开炮把他的船弄坏，很火大，就和组长吵起来，最后我们没办法，只好随便船家支配了。我船仍在逃，日艇仍在追，眼看就快追上了，船家不再理会，金组长指挥他的夥计把日本旗拿到船尾摇晃，表示它是商船。组长仍警告说：如果日本人上船对几位女同志不礼貌，他就要拼了!
此时只剩一艘日艇继续追赶，追至相距百公尺，离我们很近了，仍令我们停船待查，但我们没停，船继续开。日本炮艇不敢深入支河游击区，也没有开炮，看到我船摇日本旗，就放我们开走，转头返回溱潼镇。
我们安全进入游击区。这个游击区属李明扬，实际是由陈泰运掌控。陈泰运虽是少将游击司令，却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他的游击区横跨东台、泰县、兴化的乡村，以向当地老百姓收税、征粮征钱自给自足。他因可直接和重庆通电连络，权力和实力都不小，向来不受李明扬、韩德勤的节制。
进入游击区后，陈泰运收留了我们，毕竟陈泰运还是属于黄埔系统的，和国军比较亲。陈问清楚我们的来路和失散情形，就问我们今后的打算，是回家呢？还是北上找国军？往后方？要钱要船，他都可以送给我们；也可留下加入他的游击队。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命令，我们根本走不出他的游击区！
我本想投在陈泰运旗下，离家较近，我的两个哥哥这时都在陈泰运部，一个帮他收税、一个当军官。或许我曾待过大机关，有点瞧不起他这小庙，而且他的名声也不太好，不但到处设卡抽税，又常发狠枪毙人，实在不合我的个性。我年纪尚轻，既不敢离家太远到后方，又不知兴化国军跑到那里去了，同船逃亡者大都决定回家或到后方，因此我也乘机要求回家去。
五、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团
回到东台，方知日军已把新四军驻守的东台、盐城，李明扬驻守的泰县，先行占领，才去攻打国军驻守的兴化，此时（民国三十年十月）江北大小城镇都落在日军手中。东台则是第二次陷日。日本人先轰炸后进城，进城后例有一个烧杀假期，烧杀假期是为了鼓舞日军士气，不论进城的日军如何奸、杀、抢、烧，日本长官都不管。小城市有五至七天的烧杀时期，事后当地汉奸组成的维持会就会出面和日本人交涉，日本人就向维持会提出各种要求，要求免费供应粮食、房子、慰安所（女人）、日用品、鸡鸭鱼肉等等，如果维持会答应每天送这些必需品，日军就不再烧杀！条件谈妥，市面就恢复了。
我回家时，烧杀假期已过，正由维持会接办县政维持秩序。因此每天我都放心的站在家门口看风景。我家位在两幢日本营房的中间，是往来日本军人必经之地，我站在大门口看风景、发呆，常会碰见日本人。有天半夜，一位喝醉酒的日本人突然来敲门，爸妈吓坏了，把我藏在床下，拒绝开门，才逃过一劫。从此我家只好关闭大门，改由后门进出。
一个月以后，「四大金刚」又从淮安乡下写信给我，希望我去归队。爸爸说，去归队算了！他并说：「宁愿把你送到国军处，也绝不让日本人糟蹋。」很明显的，爸爸肯把我送走，全是为了保全我的贞节。但又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出门，便叫妈妈送我到淮安车桥去归队。妈妈在路上对我说：现在是乱世，没早早把你嫁出去，这是个遗憾。现在不时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你在游击区，如果真有喜欢的人，就自己作主嫁了，不用带回来给父母看、或算命合八字，传统那套全免了。
民国三十一年春，母亲带著我绕过泰县、高邮、宝应三个沦陷区城市，到达淮安车桥镇。这是个很大的游击区，占有淮、阜、盐数县之乡村；车桥只是出入口，金刚们住在蒋桥附近。抵达后，方知原部已撤销，新单位是「八十九军政工大队」，军长还是顾锡九。妈妈把我托付给金刚们，就搭船回去了。
「四大金刚」中的张祖年于黄桥之役后，调到军校江苏干训班充当女生队队长。张祖年年纪比较大，三十岁左右，精明能干；人长得不是很漂亮，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族气质，举止大方，讲起话来扼要、果决、儒雅，不只男孩喜欢她，女孩也很喜欢她。她后来和江苏干训班少将主任王某结了婚。张祖年离开后，在兴化时又调来一位递补的人，名叫任振坤，也是战干团的学生，对我一样很照顾，所以她和陈知白、马敬贞、李晓侠四人仍被叫做「四大金刚」 。
自我进江苏省动员委员会文宣大队开始，金刚就很照顾我，大家叫我们「四大金刚一小鬼」，我就是那个小鬼。她们不但在工作和学习上照顾我，生活上也照顾我，甚至帮我洗衣服、整床铺。我在八十九军政工队工作数月，突然奉调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团部，金刚们觉得我实在太不独立，只要和她们在一起，就永远是大小姐，非要离开她们，才能真正独立。所以她们开了个会，决定让我调走，一个人去闯荡。军、团驻地相距仅一哩，她们答应常去探望我。八十九军军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团指导长，军团一体，上级同意就行了，我也没意见。这年五月，我就到三青团江苏支团去工作。
江苏支团是文机关，驻在地区中心蒋桥附近，因当时战区司令部在蒋桥，所以所有的大单位都驻在蒋桥附近的村庄。
我去那儿做什么工作呢？他们让我翻译密电码。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后，重庆要和游击区联络，就由重庆的中央总电台直接拍电报到各省。重庆三青团中央的密码电报发来后，就交我将电文译成文件呈交书记长，所以我只能和两个人有工作上的接触；一是电台台长，一是书记长。只要收到重庆来电，电台台长就交给我翻译；书记长要拍电文到重庆，先由我翻译成密码，再交电台台长拍发。翻译密电码其实很简单，就是使用密码表，把普通明码加减一番，就能译出电文，不加不减翻译不出来。
为免电波被干扰，电台多在半夜收发电报。电文常涉机密及时效，为免贻误，必须即收即译即呈，所以我常在夜间灯下办公。一个人使用一间办公室，白天反闲著。
我在青年团工作这段日子里，交了个男朋友，他是金刚中任大姐推荐的人选，名叫殷文康，江苏江阴人，二十岁，军校十八期苏干班第二名毕业生（任大姐的男朋友孙□栋是第一名）【析世鉴：「孙□栋」，原文如此。 】，曾任军长的侍从参谋，后来调至蒋桥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因我俩的上班时间不同，故多在夜晚约会，但因为双方的长官都反对，使我们很反感，曾相约先到后方，再谈升学或结婚。
六、蒋桥失守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初，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蒋桥一带的游击区。显示日本人即将来攻打，书记长为了安全，就去弄船，共弄到四条船，登船离开前，下令将所有的公文电码簿烧掉、机器毁掉。（不过书记长说日本人已破解三青团的密码，已不算机密。反正打仗了，公文、机器都带不走，干脆全部烧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
同仁们分成四组上船，由蒋桥出发，不敢走运河，各沿小河向邻近的宝应城退却。船离蒋桥不久，日本陆海军四路攻向蒋桥!我们走在离蒋桥几百公尺的河上，蒋桥就失守了!
南京汪兆铭政府设有「和平军」，其成员大都是黄埔学生，也可以说都是边区游击队；因为被日军、中共夹攻，挤得没地方去，只好投靠汪政府，屈做和平军，如果不投汪，必投共产党，不然就得投降日本人，而这些结果都是很不幸的。汪记和平军第二师就驻扎宝应城，八十九军失散者，都化妆成平民，就近逃进宝应城。
江苏支团的船队已失散，我也来到宝应。和平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邬玉田的小姨子也在八十九军政工队工作，他们平日就有往来，此时邬氏夫妇大开方便之门，把逃亡进城的男女政工都收容在家里，同时收容了我。没多久，任大姐也来到邬家。
有天夜里，我作梦梦到男朋友殷文康浑身是血来找我，心里一惊，哭著把梦境告诉任大姐。任大姐才说，他们本来说好不告诉我这件事，现在既然我梦见其人，只好告诉我了。她说：八十九军自蒋桥撤退，听说蒋桥附近死了很多平民，殷一口咬定我是死者之一，退却中希望能碰到我，就是碰到我的鬼魂也行，所以晚上不睡觉，常在室外走来走去。此时军队正向安徽一带撤退，日本人跟在后面追赶，有天日本人发动拂晓攻击，大家都能起身回击，他因晚上没睡觉，白天迷迷糊糊，总是落在行列后面，就被日本人打死了！军部所有的参谋都没死，只有他被打死！胸部中机枪，死时的情景和我梦中所见相仿。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任大姐说她来得晚，刚和其男朋友分手，她的男友亲见殷文康阵亡，当晚即将殷就地埋葬。而今部队正向陇海铁路方面后撤，任就脱队先到宝应。
任大姐告诉我原委，我心里又悲伤又生气，一心想为男朋友报仇。因此上街买把弹簧刀，准备随时找机会刺杀日本人。同事们抢去我的刀，叫我不可太冲动，尤不可祸延邬主任，复仇之事就停了。
我在邬家住了一个月，游击区已瓦解，长官不知去向，借住者纷纷离去，各奔前程。从我家到蒋桥已算很远，我的家乡是个封建保守的地方，不时兴离乡背井，男孩子都如此，何况女孩。当时的国军已撤到安徽去了，有的投降做了和平军。住在邬家的人，有人去安徽，有人回家，我因背负丧友之痛，那儿也不想去，故循来时路线，经陷区三城市，返回家中。
七、客串情报员
回到家乡，我还是一心想报仇，因此去找我的小学同学庄珊如。庄珊如是军校苏干班十八期女生队的学生，毕业后即当情报员，有次她以间谍之名被捉，东台日本宪兵队的华文翻译官帮她忙，将她保出来，因此她就和翻译官住在一起。我们一直以为这位翻译官是日本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台湾人，本名陈振东。我方情报处认为庄珊如嫁给日本宪兵，说她是日本间谍。日本人则说她是重庆分子、国民党的间谍，因此成了被敌我双方怀疑的边缘人。
我为了报仇，顾不得她的名誉，仍去找她。告诉她说我在宝应买了把弹簧刀，想杀日本人为男朋友报仇，但是被没收，请她指点复仇之道。她说，做情报员吧！我说，你已将自己搞得一团糟，这种工作、生活，不合我的口味。她说她已经陷进去了，现在要说她不是间谍，也没人相信，身分曝光，工作早已停顿了！既然我想杀日本人报仇，不如帮她忙，帮她搜集情报，也就是说不用加入组织，不须我出面，只帮她暗中搜集情报就行，如此既可为国效力，又可打击日军，为男友报仇，岂不两全。我大概被复仇的念头冲昏头了，才会答应她做这种荒唐事。
日军扫荡时，部分八十九军的失散残部多投靠汪政府，变成和平军第三师。伪三师师长陈侗，副师长、团长等，以及他们的夫人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或朋友，庄珊如就命我打入伪三师，利用关系，搜集该师的情报。庄珊如还教我使用「密写」──用毛笔沾米汤把情报内容写在白纸上，吹乾以后就看不出来；然后在纸上写些不相干的话。珊如收到信后，用稀释碘酒涂抹，米汤字就现出来了。另一种方法是将明矾泡成水，将矾水写在白纸上，吹乾即可；对方收到后，把纸放到水中，明矾字就出现了。这些都是很普通的情报传递术。
伪三师驻在泰县，我就到伪三师，先是借住陈团长家，尔后调到盐城，我即到伪三师政工队当队员。政工队全是师部长官的亲友，无公可办，挂名拿饷而已，闲来就聊天、抽烟、跳舞、唱戏，生活很糜烂；或者打扮得珠光宝气，陪夫人们打球、玩牌、逛街、听歌、看戏。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给庄珊如写过三封信，大约一个月一封，大都密报伪三师的动向。后来珊如来信索取兵力配置图，我胆子大了，心想信又不寄到重庆，只寄邻县东台而已，何必用密写？干脆用笔直接书写寄发。当然伪三师也不是_瓜，师部情报处（参二）马上就查出来了!
陈师长把我找去，沉着脸将信一丢，说：「这是你写的吗?」我一看，正是我写的「伪三师兵力配备图」，说明全师兵力多少、枪械多少、防区位置等。证据确凿，无法抵赖，因为他是老长官，我年龄轻，根本不知惧怕，就坦白说是我写的。他一听，就问我，是谁叫我写的？我说是我小学到中学要好的庄同学。他问我姓庄的是中统还是军统？（所谓「中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局；所谓「军统」，就是军事调查局，
戴笠先生旗下的。）我说我不知道内情，也没问她，只知道她嫁给一位日本翻译官。
师长很生气，说我真是莫名其妙，姓庄的身分这么复杂可疑，我连她是中统或军统都不知道，现在她又嫁给日本人，情形更麻烦。本来原以为我是爱国分子，现在变成这情报可能是日本人要的，那就不能以平常态度处置，这中间的关系太复杂，一定要调查清楚。之后才想到问我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为何要这样做？
我说我搞情报只是帮庄的忙。
陈师长：「性命攸关的事，也能帮忙？」
最后，我把男朋友被日本人杀死的事告诉师长，并说我是为藉机报仇才这样做。
师长笑了，笑我为报私仇，居然去做这种冒险的事，如果是为中统或军统做事，还可以原谅，为日本人做就太过分了，他可以因此枪毙我！他还说我没加入任何机关、没受过特勤训练，莽莽撞撞，即使牺牲性命，也不算英雄。接著就骂我，他说他是被逼上梁山当汉奸，没想到我也拿他当汉奸，还到他这儿做情报。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八十九军老部下，早就把我打死了。可能我常和夫人们在一起，也可能是师长不愿得罪情报机关，最后他没枪毙我，但也不让我离开伪三师。
情报做不成，复仇成了别人口中的笑话，因此我的情绪很低落，意志消沉，整天浑浑噩噩，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因为生活无聊，竟卷入别人的家庭纠纷，帮另一女朋友的忙，打起群架来，把她老公（副师长）的外遇打伤，自己也受了伤，还被别人误会，弄得很狼狈，在伪三师调赴江南之际，就脱队回家了。
厄运未了的我，不知怎地又跑到上海去游荡，中日战争没完没了，民国三十三年，不仅是沦陷区最艰难、最黑暗的一年，也是我最荒唐、最灰黯的一年。
八、长江下游挺进军
庄珊如觉得我之所以前往伪三师会有经历不良的遭遇，完全是当初她要我帮她搜集情报的缘故，故对我好生歉疚，而且新四军和日本人都曾找过我的麻烦，我住在家里并不安全，就想办法帮我安排工作。珊如是军校苏干班的学生，长江一带游击区有很多军校同学，经她的男同学帮忙，安排我和她妹妹庄瑾一同加入李明扬部，亦即长江下游挺进军第二支队第五大队，担任游击大队的中尉政治指导员。
当时苏北已无国军踪影，珊如和我都不喜欢陈泰运部，虽说李明扬上将立场暧昧，年纪已老，又不大管事，但到底是重庆指派的游击司令，因此我们才决定投靠他，时在民国三十三年底。
挺进军是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平时务农，打仗时就是兵。我们第二支队第五大队住在泰县城外潭家庄，大队长是当地人，军校十八期学生唐健华是游击队的教练。这里是游击区的前哨，与陷区大镇相隔三华里，常有日军来清乡。日军一到，游击队员就把女兵、眷属送到田野躲藏，但双方并未开打。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个大好消息，乡村游击队员奔相走告「日本投降了！」人们拚命敲锣鼓，桌子、锅子、脸盆、玻璃，什么都拿出来敲打，大部分的人在操场跑、跳、唱，将帽子、皮带、眼镜、钢笔都抛向空中，高兴得发了疯似的。
胜利次日，本大队全体就近开进泰县城。
九、抗战胜利
一 胜利初期
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了！意谓中国人自可任意处置日俘。蒋委员长在重庆透过电台广播，吩咐陷区同胞不要对投降日军采取报复行动。沦陷区百姓都是受害者，不是房子被炸，就是亲人被打死、老婆或女儿被强暴，父子兄弟大多离乡背井，流浪在外，陷区同胞那会轻易放过日军？因此蒋公的广播，等于大大地救了日本人的命。
当时泰县驻有一百多位日本人，有些日本人迷迷糊糊穿着日本军服上街，碰到群情激愤的中国老百姓，就把那日军围起来，叫他跪在地上，对之拳打脚踢。当然，这也是我报仇的好机会，为我男朋友报仇的好机会。有天我在路上碰到一日本人被围，我努力排开众人，钻进入圈中央，计划著如何为男友殷君报那枪杀之仇。但我所看到的日本人却像只软脚虾似的，缩成一团，任凭路人骂他、踢他、向他脸上吐口水。我一心想报仇，仗著人多势众，就叫他站起来，想要一对一的拼斗。谁知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小孩一样地哭起来，赖在地上不肯站起。我一直认为日本人都有武士道精神，没想到他不但没什么武士道精神，还像个软脚虾、孬种，那嘴脸使我鄙薄不已，反认为打了他，会弄脏我的手，只好向他猛吐口水，表示对他的轻蔑。
后来来了几位警察，把众人排开，说：「够了！够了！蒋委员长说我们是大国民，应保持大国民的风度，不要采取报复手段，放他一马好了！」众人才住手，警察前护后卫，把那日军带走。自此以后，日军再也不敢上街了。
日军投降是分区举行，就地投降。泰县的日军、汪政府及伪军，在泰县投降；上海的日军在上海投降。各地游击队和流亡政府，统统赶回城里，为了接受当地日军、伪军的投降。日本人如何办理投降呢？他们先造好册子，将日本驻军的财产，如房子、枪枝、车子、战车、军舰、飞机……清清楚楚列在册子上，一一交给受降人。投降官兵另列一册，经点名后就驻在原地，等中国派船送他们回日本，每人可携带二十公斤行李。至于战略物资、枪、炮、车、船、飞机都不能带走。
胜利后，我方游击队全部奉命遣散，李明扬部队也解散了，军方发给官兵每人一张证书和微少的遗散费。我到泰县，原住东方旅馆，那时许多旅馆、交通工具为了欢迎和慰劳抗战英雄，一切免费，因此我住东方旅馆不用付钱，但遗散后已成平民，不便久住，本想回家，但听说东台已被新四军接收，回不去了。
胜利后，国军纷纷进城受降，乡村地区很快沦入共产党之手。他们行「以乡村包围城市」策略，因为乡村大、城市小，乡村粮草多、人多，共产党采取以乡围城战略，使城市国军孤立、缺粮，因此后来国军才会败给共产党。东台既被共产党接收，此时共产党已进入杀头时期，正在我的故乡实行清算斗争，杀了很多人。
这时庄珊如住在扬州，她有情报显示江北各城都保不住。她想反正回不了家，故要我和庄瑾先过长江，到江南国军所在地，另找出路。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和日军比起来，还真不公平，日本人尚有我方帮忙安排吃、住，以及派车船载送他们返国。我们这些抗日分子则得一切靠自己，好像打败仗的是我们这一群人，而非日军。
珊如的弟弟庄敬结识汪伪江苏省保安团程团长，程家在镇江有一幢大房子，程团长知道我们要过江，就叫庄敬写信邀我们过江住他家。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市面很繁华。我们过江先借住程家，庄瑾和我每天逛街找工作机会。在街上碰到堂兄王亚武，抗战时他在江西第三战区充当党政处处长，胜利后重回政治界，江苏省长派他担任江苏川沙县县长。既然遇到亲戚，又可安排工作，我便带著庄瑾跟堂哥到川沙上任，堂哥派我当县政府的监印宫，庄瑾是学医护的，就在县政府卫生所当护士。
二 第十七军官总队
民国三十五年政府还都南京，因为乡村游击队、保安团都已解散，正规陆军也行缩编，弄得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编余军人，共产党就放话：「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号召找不到工作的退职军官加入共产党。政府觉得有责任照顾这些流失的抗日分子，就在各地设立「军官总队」，收容解散的军官。第十七军官总队设在无锡，负责收容苏、浙、皖三省编遣失散的军官。
民国三十四年底，庄珊如为日军翻译官生了个儿子，翻译官是战俘，必须遣送回台，此时庄珊如才知道他家中早有老婆、小孩。据他说，他之所以帮助庄珊如，因为他也讨厌日本人，且想在战后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结果因不得如愿，他就只身返台，抛弃了珊如!珊如把小孩交给她母亲，一个人先到镇江，转投无锡的十七军官总队。
庄珊如进了军官总队，写信到川沙邀我们也进去。进军官总队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按军阶再领军饷；第二，可以按照专长，经过短期的训练，由政府分发收复地区担任地方行政工作。亦即将受过训的军官，派到收复区接替各地汉奸遗下的工作。有此自立的机会，就不须依赖亲戚了。庄珊如的信一到，我就和庄瑾一起，于民国三十五年秋，从川沙搭车到无锡，申请加入十七军官总队，恢复中尉军官身分。
几个月后，总队部开始调查军官的转业意愿，我填了两种，一是新闻，一是财税，新闻名额少，我被派在财税类，先到江苏省训练团财税班。
受训两个月，结业后参加财税人员特考，取得及格证书，才可当公务员。原以为会分发在银行工作，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却被派到江苏省无锡县税捐稽征处充当税务员。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蒋中正当选第一任总统；是时，东北已全部失守，大批共军涌入关内吞吃大小城市。共产党号称已拥有两百万大军，国军只有八十万，而且每个国军防守的城市，都被乡区共军团团围住，切断交通，不准果蔬米粮进城，被围城市的物价就高涨。「乡村包围城市」不只是军事的围困，更是经济的操纵，影响全国的物资流通与物价。
当年十二月，蒋公集兵于徐州蚌埠，以保卫首都南京，双方发生了徐蚌会战，国军失利，共产党乃统有长江以北之地。大家提议和谈停战，中共不肯和蒋公谈，大家就赶蒋总统下台！蒋公是军政之主，他一下台，群龙无首。代总统李宗仁是桂系将领，黄埔出身者顿失依靠，士气低落，投降者日众。
此时共产党间谍复携带大批抢自北方的钞票，拿到江南来抢购民生物资。全国的票子都集中江南，钞票日多，因此物价飞涨，一天涨好几次。为了怕涨价，匪谍又在各地唆使人们上街抢购，人们拚命把钞票向外推，把各式日用品抢购回家，弄得抢购造成涨价，涨价造成再抢购，形成抢涨「恶性循环」，经济为之崩溃。其实这都是共产党间谍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搜括北方陷共区银行的票子，拿到南方买米粮药品，一面印制假票子，用来抢购物资，使国币数量日多，影响物价上涨；一面指使百姓上街抢购，加速南方经济之崩溃。因为我家就有亲戚当共产党，曾听他们谈论这些事。他们还说：纵使政府要进行反经济作战，因共区不发行纸币，也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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