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卅七年冬到卅八年夏初这一段时间，国府的戡乱之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东北九省的军事情势，国军自被困到突围，数十万精锐，冰消瓦解，已经告一段落；接着又曾积极部署平津保卫战，不料由于傅作义的倡言局部和平，大部华北又轻易拱手迭与了中共。最后的一场生死战──徐蚌大战，国军依然脱不出被动挨打的苦境，终被各个击破，折损殆尽。其军长驱疾进，已直叩首都的大门，仅余第五兵团李延年的伤疲之众扼守着长江北岸的浦口。
成立『军官收容总队』
当时总统府以次的各级政府机构，皆已纷纷由南京迁到广州，交通情况的混乱，达于极点，到了四月以后，留在南京危城裹的军事机构，只有参谋总长办公室（总长顾祝同），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以及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郭忏）。首都市面上已经一片凄清，物价一日数涨，抢粮、劫夺的暴行，在建康路、白下路等处频频发生，潜伏在南京城内的共谍，亦居然招摇过市，肆无忌惮。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只能控制着一个师左右的正规部队和一个宪兵团，在这样的混沌情况下，对于南京市区的治安，实已濒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民三十八年元旦过后不久（彼时国府犹未迁穗），国防部鉴于由平津、徐蚌各战场突围或被俘后又获中共释放的国军各级官佐，此时流散于浦口及南京下关一带者，为数至夥，亟待设法收容与安置，几经计议，便决定临时成立一个「军官收容总队」，并规定收容准尉以上至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佐属，至于伤败之士兵，则因人数过多，不在收容之列。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则另行设立「将官队」收容之。笔者时正于役南京，被派任为「军官收容总队」的少将总队长；「将官队」队长则委由政工局少将人事处长朱学孔兼任。收容工作展开之后，成日成夜皆忙得透不过气来，因为从各战场络绎退回南京的军官佐属，每天至少有几百人，他们大都经涡长途跋涉，忍饥挨饿，才勉强奔到了首都，一个个衣衫褴褛，于思满面，种种狼狈之状，令人不忍卒睹。
十个大队一万六千人
收容总队的第一步工作是把他们分别登记；第二步便是着手编队。以每一大队为一单位，每大队下辖四个中队，每中队下辖四个分队。每一分队规定为八十个队员组成，每大队的总人数为一千二百余人。从第一大队编起，不到半月功夫，已经编到十个大队，一共收容了流亡军官佐达一万六千余人。
在这些队员中，包括有步、骑、炮、工、辎、交通、通讯、装甲各兵种的中下级军官，除了排、连、营、团长而外，余为参谋、军需、军医、副官等等人物，可谓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为了管理上的便利，除了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军需署原址外，所有各大队队员，皆屯驻于城南大光路，因为这一带尽是营房式的两层楼房。他们被收容在那裹，有吃有住，比在浦口、下关流浪街头，形同乞丐，要强得多了。
这个类似败军集中营的「军官收容总队」，虽然是在破破烂烂的形式下草草组成，或者有人会把他们看成为一大_可怜虫，其实他们却是当时南京城裹一个不可轻侮的组合，因为全总队的所有队员，都是和中共军队在枪林弹雨下较量过高下的反共军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了「败军之将」，并非他们不能打仗，而是环境迫得他们无法打仗，每个队员之心绪恶劣，书空咄咄，正所谓「金陵王气黯然，英雄用武无地。」其中况味，可想而知！
忍无可忍一声喝「打」
民三十八年四月一日那一天，约摸是上午十时左右，「军官收容总队」的各大队队员，正在大光路一带的旷地上，席地而坐吃早餐，刚刚吃到一半，忽然间大光路转角处，突出现了为数约三四千人之众的大队示威游行队伍，直向大光路空地这边行来，原来这_人中，以职业教授与左倾男女学生为最多，期间很显然地有著共党潜伏分子在带头，他（她）们手持五颜六色的纸旗，写上「反内战」、「反征兵」、「反征粮」等的各式宣传标语，行列中还有人高擎着无数的白布横额，横额上居然大书着「国民党滚出去」的字样，在国府首都所在地，竟出现如此标语，未免叫人心寒。
游行队伍，越走越近，他（她）们除了高呼口号而外，还唱着聂耳的「杰作」义勇军进行曲，狂喊乱叫，响澈云霄。队伍行经空地之前时，这些游行示威者更其疯狂作态，指手划脚的，狂叫着「打倒××帮！」「你们是刽子手！」一连串的辱骂与嘲讽，不要说军官收容大队的队员忍无可忍，粤谚所谓连「佛都有火」的。笔者当时以总队长身份，正在大光路空地上巡视队员们用早餐，面对这种不堪的场面，再也按捺不住，朝着队员们大喝一声「打！」，首先应声而起的是第八大队，他们一个个磨拳擦掌，在上校大队长朱德山率领下，大家扔开饭碗，结群冲出，猛向游行队伍拦腰冲击。第四大队与第七大队也跟踪而上，投入这场大厮斗的漩涡。第一、二、三、六、九、十各大队也立刻停止用餐，分别作紧急集合，赶返营房警戒，以防意外，并作总预备队。
从大光路打到太平路
双方的混战展开后，从上午十时许直打到中午十二时，却是越打越凶，厮斗的地区亦由大光路延展到太平路，治安构机对于这场大打斗已经无力制止，尤其麕集在太平路的左派示威游行群众，不下五六千人，他（她）们拥有六辆大卡车（这几部卡车是用作示威游行的开路的），双方混战至太平路安乐酒店附近时，因军官收容大队的队员中，有的是身经百战的装甲部队干部，他们抢着了左派游行的大卡车，一跃而上，马上加油开动，将大卡车当着坦克车使用，在太平路上横冲直撞，朝着那些左派人堆盲目冲击，一时间行人道及街心上，血肉模糊，死伤枕籍。
一直打斗到下午二时左右，忽闻报：成贤街总统府又被另一批左派示威群众两千多人所包围，李代总统被困府内，动弹不得。笔者那时以为祸事既已闹出，惟有硬拚到底，乃另派第六与第十两大队火速赶往赴援，经过半小时的扫荡，总统府幸获解围，全部混战直打到下午四时半以后，始告收场。综计是役左派男女学生方面确遭到严重的死伤（详数不悉），收容总队方面，也有队员四五百人受伤。
当双方混战开始时，南京城内接近打斗地区的商店纷纷关门闭户，路上行人亦争相弃避，如大祸之将临。入夜，电灯昏黯，景况凄凉，有如一座死城。傍晚笔者获得消息，谓左派人物将于是日夜间，利用潜伏在南京市内的所有力量，发动更大规模的报复。因此，军官收容总队的全体队员不得不澈夜警戒，准备应付。一面由笔者去谒见参谋总长顾祝同、政工局长邓文仪，面报打斗事件经过，并请示万一事件扩大，将如何处理？结果还是不得要领，且幸是夜左派人士大概知道收容总队已预作应变部署，并未有何动作。
一切后果我一人负责
到了翌晨（四月二日）四时，天还未亮，忽接上海方面电告，谓沪方各大学由左派职业学生带头，已纠集万余人，在上海火车站强抢车辆，准备自行驾驶来京增援，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笔者这时身为「军官收容总队」的主官，事态既已闹到如此地步，根本无法再顾虑什么后果，决心和这般暴徒蛮干到底。天将破晓时，我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中队长以上的同志均参加，我首先向他们说明：「这次所有行动与后果，都由我一人负责，但只要求大家能按照指示去做。」说完，大家一致无异议，因为恐怕上海来的左派学生不久要到，各级队长均立即返回自己的岗位，准备迎接更恶劣局势的来临。
到了是日午刻，京沪各报章均以大字标题，刊载了上海左派学生与暴徒，劫夺火车的大消息，据说因为京沪路当局应付得宜，作了有效的制止，同时京沪路沿线的驻军亦已适时作了戒备，所以上海学生未能成行。不过，由于此次事件所引起，致使长沙、南昌、广州、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衡阳各地，皆已掀起「学潮」，左派人士更是叫嚣不休。
不了了之远走宜昌城
「四一」事件，总算平静下来了，记得四月六日上午，忽有监察院的两位监委（已忘其姓氏）来军官收容总队部找我，详查此次打斗事件的经过。事后，笔者也曾奉召赴监察院被讯问数次，当时监院为了此事已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责澈查此案始末。
原来四月一日恰是和平代表诸公由张治中率领由沪北飞的一天，不巧是日南京却发生了这场大打斗事件，当和谈代表飞抵北平时，毛泽东却在石家庄广播，要南京当局对「四一」事件立即惩办祸首，以表示和谈的诚意。后此不久，因和谈不成，共军决计挥军渡江，情况遂急转直下。所谓「四一」事件也就不成其为藉口了。
关于笔者所主管的这个军官收容总队，原是暂时性的，当时国防部所设立的新兵训练处，已先后在衡阳、长沙、广州、衢州、南昌等地成立。收容总队奉到命令，着将所有队员按照部队的建制，先行加以甄别，并按各人的地域、志趣等，逐批分发各地新兵训练处任用。但为了要等待参谋总长的派令，而每批队员的分发又要向联勤部洽领旅费、服装等等，办理手续，在在需时，一直到四月尾才将整个总队分派完毕。
收容总队部结束后，此时监察院也已迁往广州，一切悬案，皆不了了之。笔者于共军渡江后进抵下关时，始走出南京城门，取道京杭公路先奔杭州，彼时汤恩伯虽被任命京沪杭卫戌总司令，在上海设立总司令部，积极准备长江以南的作战，但因和战不决的矛盾形势拖得太多，无一而非有利于中共，到了最后阶段，眼见大厦将倾，回天无力，笔者却于此时又由杭州辗转奔到宜昌，转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为宋希濂）的部队长了。
以上《南京易手前最大的一场打斗》，是以中华民国五十一年《春秋杂志》总第115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订正了【彰往考来】首发文本中失校的若干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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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心： 南京易手前最大的一场打斗 全文完)
1949年4月23日，共军攻占总统府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士 心 :南京易手前最大的一场打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