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自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 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针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 ”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 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 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旨起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 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
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二十一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伤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
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这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不这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三起自杀身死事件。
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时谈的，十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人；顽伪人员一人；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十二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三十八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 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三十九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