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陈维太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秘书科科员，他以《逆流报告》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当地的报纸，要求发表，但没有得到回应，但他的文章却被上报中央。陈维太对现实的评价是：共产党当时是在坐“党天下”。11
陈维太认为，共产党的基本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功用：就是可以用来鼓吹和煽动一些缺乏生活知识的群众，不择手段地来达到独占国家权力的目的。就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实质来说，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有一部分是丑化人群（如宣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的阶级性都很坏）装璜自己（说无产阶级多么好、给自己镀金）的理论。给人们造成一种病态心理――你仇恨我，我仇恨你――以作为统治的物质基础。
陈维太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共产党在中国实践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集中地表现在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上。
1、政治特权反映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是不民主，是宗派主义，反映在工作作风上是官僚主义，是主观主义；反映在思想方法上是教条主义。我们国家里各党派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产党要各民主党派必须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才准予存在，否则就消灭它。没有法制，共产党为所欲为，恣意横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经济特权表现在一包大揽，什么都管，就是胡乱管。现在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等的性质，事实上是不好分别的。因为这些机关单位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差不多一样，特别是都有一个共同性，都具有司法、公安的职能，都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剥夺人民的经济权力，这一点还不如十八世纪的中国或更远一点的朝代。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实质就是要消灭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过程。老百姓唯一的去路就是给共产党做工。办党应当用党费津贴，应当有目的，现在没有人知道党的秘密，但党也不能从国库里”走私”。
陈维太还批评五十年代国家经济建设浪费太大，得不偿失。他认为，应当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来检查这个问题。“我们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发展比例关系是大有问题。民不聊生、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牺牲五亿农民的利益来建设工业。”陈维太认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必须改革。否则任你采取什么办法‘整风’也好、什么‘民主集中制’也好，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不会有好经验的，官僚主义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和滋长着。”
陈维太建议：
1、我们要社会主义，但不能道听途说，还是要多学习，在比较中转化和提高。
2、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不应当有什么领导党与被领导党之分。因为都是党派，各党派都应当服从于国家政治，不能有超越和凌驾国家政府之上的党。
3、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应当由内行专家共同协商管理，在国家特定的机构指导下自由发展。勿论唯物主义观点或唯心主义观点都可以自由广泛地宣传，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特别是在言论出版问题上应当广开门路。取消在中小学学生中的政治活动，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我们在今天也必须看到祖国未来科学事业的物质基础，不能在幼小的心灵上强加影响，应当任其自由成长。
4、工商业的管理问题，有关国家民生的大企业应由国家聘请专家管理。有的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对一般的中、小型企业交由私人自由经营（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亦同）。在刺激大量发展生产和增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前提下，鼓励完全自愿式的合作组合。国家也可以适当地发展合作社经营。
5、土地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除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继续办理并起示范作用外，一般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宣布必须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始能成立，否则，农民可以自由耕种自己的土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土改前地主的土地再进行民主讨论，协商解决（房产问题亦同）。
6、国内外团结问题：在国内不能有大汉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在国外不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而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平友谊的政策。
十
肖子超是华南垦殖局的一个科员，1957年他曾他提出这样的建议：
1、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
2、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
3、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着重发展轻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权组织的缘故。”
4、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话为基准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著的区别”。12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1957年，提这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
十一
思想史研究如果不注意民间，可能会遮蔽许多东西。我所以注意到了这些民间知识分子言论活动的价值，是因为有一个评价这些言论的参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时期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我不是要否定这些改革开放时间期言论和提出者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想补充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考虑在内，必须充分意识到，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有相当多善于也勇于思考的人，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的思想不应当因为他们的名声而被遗忘。
注释：
1《中国研究》1996年8月号（中国研究杂志社，东京）
2《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年6月，香港）
3《西南农业学院的四个学生发表纲领演讲》（《内部参考》1957年2234期，页9、10、1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
4《四川大学举行辩论会辩论冯元春的反党提纲》（《内部参考》1957年2223期，页8、9、10）
5《耿伯钊的八点建议》（《内部参考》1957年2231期，页24、25、34、35）
6《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
7《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内部参考》1957年2227期，页12－16）
8《要求为农民“鸣”“放”的种种意见》（《内部参考》1957年2260期，页32、33）
9、《“为胡风鸣不平”》（《内部参考》1957年2251期，页98）
10《李祖彦给毛主席的一封内容极端荒谬的反动信》（《内部参考》1957年，2290期页11、12）
11《陈维太的反动文章》（《内部参考》1957年2267期，页8－17）
12《华南垦殖局右派分子肖子超的反动主张――成立广东人民共和国》（《内部参考》1957年2364期，页10）
（20001年春天于香港）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