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蔣委員長侍從室与親歷西安事變
蕭贊育口述
任蔣委員長侍從秘書
民國二十三年春，力行社內部改組，余得偕妻兒三人赴無錫，住梅園休息數日，繼獨往普陀天福庵靜養一月，靜養中深感忙碌後獲得休息之無比快樂，有益身心，因而想到公務人員每年定期旅遊休假之必要。此天福庵住持告我蔣公亦曾住此頗久。普陀佛地，無殺生者，余携去之獵槍成爲無用武之物。
在此期間，蔣公秘書鄧雪冰（文儀）來信，要我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爲賀衷寒、主任秘書袁守謙）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者中作一抉擇，以便報請蔣公任命，考慮後決就任侍從秘書。大概三、四月間到南昌報到。
不久，侍從室改組爲第一、第二兩處，晏道剛任第一處主任，陳布雷任第二處主任，第一處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處管文書、速記與研究，原兼任第三組組長鄧文儀隨即離開侍從室，我專任侍從秘書，編制屬第二處，而直接承辦委員長指示交辦事項及隨時提出報告，實際上是獨立性質。我手下有一書記、一工友，平時承辦業務，舉凡軍校同學個人或單位負責人、力行社及所屬有關同志向委員長報告請示事項，凡由我轉呈者即由我請示後答復，如抗戰開始後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人王芃生，向委座提出的所有情報或研判，都由其自己提綱挈領，親筆擇要寫好，隨時由我轉呈，不少爲有價值之資料或意見，極受委員長重視。
此外，委員長若有遠行，我們都隨侍左右，每到一地，輒有軍校同學或地方黨政官員呈遞報告，或要求請見，即由我向委座呈報轉達，有些地方，委座尚未到達以前，派我們先行前往聯絡，如民国二十五年广东余汉谋取代陈济棠，归顺中央，委座派钱大钧主任及我先飞广州，先与余汉谋等联络。
我在侍從室服務時間前後共約九年，民國二十三年開始至三十四年侍從室結束離開（其間有一年半赴樂山休假研究，一年半調成都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九年時間，工作並不怎麼忙，但不能輕離職守。民國二十三年委座曾頒發侍從人員守則，人手一册，守則中有很多規定，要求大家遵守，我本來是很自愛自重的人，守則中的各種要求，我不覺得有何困難或辦不到的事，不過更小心注意一些罷了。同時深信我縱不能分憂分勞，亦不致爲領袖添麻煩。但有時在事情的處理有欠週到，仍不免引起過領袖的大發脾氣。
大概就是民國二十三年暑期快要完的時候，我們由廬山回南京，委員長在九江乘飛機先行，我們乘船，在船上見到大公報一篇社論，对新生活运动中女学生蓄发问题颇有批评，乃將社論剪下，認爲值得考慮。社論大意謂：今日國家應興革之事正多，女學生蓄髮問題，宜交教育主管單位，研究辦理，不必由最高當局硬性規定一種髮式，通令全國遵行。我到南京後將此文附以己意簽報呈上後，少頃，即在內收發汪日章秘書處，見到委座手令，要送交中央通訊社發表，說是「學生蓄髮問題，正在研究，一俟決定，即予實施。」我乃要求汪秘書將委座此一手令暫緩發出。我以爲委座如看到我的簽呈和大公報，此手令不必再發表。如以大公報意見爲是，便從緩實施可也，如仍應實施，更無須於此時再作此宣告。不意第二天早晨委座閱報，未見聲明手令登載，即喚汪秘書查問，知是我的主張，乃即要我上樓，一見我即問：「你何以扣留我的手令？」我說，當我看到領袖手令時，以爲領袖尚未見到我的報告，如已見到，則此手令似可不必發表。並稍說明理由。委座不待我畢其辭，突從座椅上躍起站立，非常生氣高聲的說：「你有腦筋，我就沒有腦筋，我要做的事，應該交你來做才好。」我趕快說，我事前沒有先向領袖請示清楚，我有錯，今天馬上要汪秘書將手令發出去，明天可以見報。乃鞠躬而退。
不到一個星期，委座派人來取我們的日記，因爲曾有規定侍從人員都要寫日記。第二天叫我去見，此時領袖態度，非常慈祥客氣，首先交還我的日記，叫我坐，然後問我家庭情況、工作情況，當我起立鞠躬告退時，連連點頭道好。回到辦公室，發現我接受怒責那一天的日記書眉，領袖用楷書寫上一個閱字，表示他看到了，知道了。他平日批閱公文，好用一條龍，即是橫行彎曲的一劃。今見到此正楷書寫的一個閱字，覺得親切而舒暢，既感謝又慚愧，在我複雜的情緒中，正顯示出領袖慈祥偉大的一面。以我處理此次事件而言，在手續上是不夠週密的，但用心是可以寬恕的。領袖發了大脾氣之後，又能用心化解，對我當時處理的用意，表示已知道了、諒解了。足見領袖用心之細也。
另外一件事，使我極爲難過的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改變我中華民國命运的一个大變亂，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七七抗戰的時間爲之提前，也使奄奄一息的共產黨垂死復生，使整個歷史起了大變化。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公在洛陽度過五十歲生日，發表「報國與思親」文。十一月十三日，蔣公登嵩山，我們偕行，當時同去的侍從人員尚有錢大鈞、毛慶祥、劉進及蕭乃華，此外軍長萬耀煌、洛陽行政督察專員王澤民隨行。大家曾在古樹漢柏前攝影留念。遊嵩山後，我們便於十二月四日抵達西安，下榻華清池。
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許多遊行請願的學生，在馬路上呼口號，街頭牆上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停止內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這完全是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公開活動，大感驚訝，往見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問此時此地，何以有此類標語遊行？邵不認爲太嚴重，但承認有隱憂；在我看來，這一種現象，應是嚴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變的前一天，我即約集中央派在西安擔任工作的一些人員，大家坐在一起交換意見，商量辦法，大家也感覺到情況之可慮，並知道張學良、楊虎城的左右和部隊中，均有左派份子在活動，並舉出較爲活躍的問題人物若干人，如張部衞隊營長孫鳴九、秘書某某等，以及楊部的秘書長，認爲均有特別加以注意處理的必要。
於是根據大家提供資料，及目見情形寫成一書面報告，準備第二天早上轉呈蔣委員長，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事變就發生了。
十二日凌晨五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牆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位傷兵爬進了門口，趕緊招呼受傷的侍衞人員，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於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只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正在慢慢的平靜下來了，但是後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
慢慢地，天已大亮，槍聲漸止，也無喧嘩吵雜的人聲，我再度開門，走向牆外廣場，想多瞭解一些情況，張部士兵問明我的身份時，他們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是要抗日的。」这時我才明白，這些東北軍，原來都是有問題的了。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组长、秘书、参谋、副官，很多人都来了，他们之中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衣服穿着极不整齐。
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那裡去了？什麼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爲委員長慶幸：心想委員長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
約八、九點鐘忽聞後山鼓噪聲大起，並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委員長下山了，並在我們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只聽到委員長高聲道：「我要在這裡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裡去。」
委員長走後，我們侍從人員也坐上大卡車，被送往西安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衞士隊，草蓆地鋪，每人一條軍毯，裹著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時，土兵送來一桶飯，一桶菜，有碗筷，無桌椅，飯菜既惡劣，余心情更壞，不食亦不飢。這時交際科長周文章帶來了八大主張之印刷文件。這完全證明了張學良、楊虎城竟與共黨在朋比爲奸，天下大亂了！
所謂兵諫通電，標榜人民陣線之八大主張如左：
㈠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
㈡ 停止一切內戰；
㈢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㈣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㈤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㈥ 開放民眾愛國邉樱?
㈦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㈧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天黑後，我和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書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兩人住一間房，房內只有一單人床，汪日章讓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十時，張學良前來，到每一個房間，對我們的受驚表示慰問，這時我要求和他談話，張同意，自己將房門關上，我們兩人便站著談。張學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動主要是爲了抗日，此次兵諫，係由於委員長不接受意見，出於下得已，並告訴我，委員長脾氣還是很大，不肯吃東西。我便要求在我們四位秘書中，有一人去見委員長，聽候招呼；他說，不需要，委員長在那邊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問張，今後如何打算。張說，委員長今天是中國的領袖，今後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多聽大家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委員長如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又說，委員長對他並不信任，反聽特務人員肆意誣蠛挑撥，說張學良如何聯俄聯共，對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離心，無以自明。張并說，實則特務工作人員有什麼用？我這次幹出的事，特務人員那裡去了？我馬上表示，這是误會，我說，委員長實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誰不是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變發生，我們在沒有讀到兵諫通電以前，怎麼也想不到會是副司令自己主持發動起來的，足見中央派在剿總的工作人員，並不是以副司令爲目標的。張冷笑曰：得了罷！得了罷！張接着又說，我們此次所幹的事，一切均由委員會討論，但我自當負其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當靜候國人公評，暫時不另行組織政府，如國人都說我做的不對，我當向國人引咎認錯。談話中也明白表示說：當今之世，尚有誰敢向委員長直言相爭者，我這次總算向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臨行張又說：昨天第一次見他，他只肯講兩句話：「你要當我是領袖，應趕快送我去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做俘虜槍斃好了，不必多言。」張說，事情那有這麼簡單，現在是我們自由說話的時候了。過去他不許我多說，便不敢多說，現在他不要我說，我還是要找他說，今天早晨又向他說了兩個鐘頭。
張去後，我會見了陳總指揮辭修，告以與張談話經過，陳表示事已至此，恐將一不做二不休，勢必蠻幹到底。並說，此時中央應有嚴正表示，何部長敬公更責無旁貸，應急起主持，統一指揮，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員，每予人以口實，激起無謂反感者，自應加以注意改進。
談到西安事變，實令我感觸良深，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共黨殘餘勢力很快是可以消滅的了，中國抗戰勝利團結統一之後，中国的命运，决不致形成今日的局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的歷史，現在正在被改變中！國家民族所受的傷害，實在太重大了，大陸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浩劫，所親歷的地獄生活，不知將延長到何年何月，言之豈不痛心！
此外，我在侍從室還有幾件小事順便在此一提：
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二十三、四年的時候，當時的特務處長戴笠，將副處長邱開基關了起來（邱現在台，國大代表），表示要嚴懲，邱太太來找我說是寃枉的，要求我救他一命。戴、邱兩人爲此都有報告呈委員長，委員長下條子，要我詳查具報。乃召集有關幹部會談，共同研究，戴笠、鄭介民亦到場。戴于此案所持态度，氣勢頗盛，在座賀衷寒、桂永清、康澤、周復諸人但求不爲己甚而已，似均不便多談。我則力言領袖交查，必求是非明白。卒將會談經過，寫成書面報告，對戴笠剛強氣盛，直言無隱。後來領袖將邱開基調回雲南工作去了。戴後來曾對人言，蕭某膽子不小。但戴我之間，始終仍舊保持正常友好關係。我不覺得有何私人芥蒂存於其間。
第二件是某日，青年黨領袖李璜和左舜生，兩人連袂至舍間吃飯聊天，他們提到上海晨報（潘公展任社長）之言論，經常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批評孔、宋的財經措施不當，李、左認爲安內攘外是今日政府的政策，晨報既爲國民黨高級幹部所辦的新聞紙，不應對政府政策作過分之批評。我根據李、左談話，將晨報批評社論剪附簽呈委座，不意，第二天晨報即奉令停刊。
四十餘年後，在台灣偶與程滄波兄談及此事，程說，他當時接急電趕到上海，參加緊急會議，決定晨報停刊，今始知「原來是由於你的一紙簽呈」。我說，李、左之言，原亦出於善意，我更沒想到後果竟是如此嚴重。
第三件是民國二十七年，我們由漢口到了四川，委員長認爲侍從室應有黨的組織，並應重視檢討批評，我們侍從室第二處，便成立兩個小組，由我和周佛海分任小組長，小組會議規定最後一項爲檢討與批評。布雷先生怕批評有傷同仁間的和氣，主張暫緩實施，但亦未報告委員長。後來第三處成立，亦復如此。所以有人說，總裁命令，不行於侍從室。實則此項有意義的檢討批評制度，在其他政府機關，亦只是徒有形式，未曾切實推行。這對於我中央以至地方的革新進步，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實是一個值得檢討研究的問題。
第四件是，遷都重慶後，各省區、各戰區在重慶都設有辦事處，並派高級人員負責與中央聯絡，他們工作不忙，於是委員長派我將他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定時開小組會議，由我擔任指導員，要他們分別報告一些各地的情況與時事分析、研究心得，以增加彼此間的感情與瞭解，這件事情大家很認真，比起侍從室的小組，我覺得比較成功。
第五件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本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時任侍三處副主任，當選中央委員，還有侍衞長俞濟時、憲兵副司令張鎮、軍統局長戴笠也新當選委員，總裁個別召見我們這幾人說：東北將領萬福麟、馬占山等對抗戰有功，爲鼓勵他們，希望你能退讓，而由某某代替你遞補爲中央委員，徵求同意，我們當然都遵命辦理。
第六件是，我自動提出退讓的工作，二十七年到重慶後，委員長曾下手令，要我準備到桂林行營去接任黨部書記長，當時行營主任爲李濟琛，政治部主任爲梁寒操，黨部書記長，原可以由梁主任兼任的，我內心固然不願去做這個書記長，同時亦恐引起梁主任及桂林行營的误會不樂意，乃與陳布雷先生商量表示我不願意去，去亦有所不便，後來終於收回成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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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服务蒋委员长侍从室与亲历西安事变》，原题《任蒋委员长侍从秘书》，是以《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近代中国)同名一章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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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之所見所聞
尹呈輔口述
㈠ 晏道剛這人要不得
西安事變是民國史上一件大事，談者已多，本節所述，僅限於我個人親眼所見者。至於道聽塗說之消息，雖事出有因，但查無實據，爲求存真起見，不擬敍述。
在事變之前，中央曾派晏道剛（原名祖榮，號殿翹，湖北漢川人，保定二期、陸大五期畢業）擔任西安行轅参谋长，負責剿匪聯絡事宜。晏之去西北，雖無監視作用，但對於張學良（西安行轅主任）、楊虎城（陝西省主席）等人，多少有點約束之意，張、楊當有所知。晏這個人官氣很重，到西安後，日事遊宴作樂，置本身之工作（搜集情報）不顧。張、楊亦投其所好，指派專人陪晏打牌、宴遊。如果晏道剛這種作法是爲了敷衍張、楊，猶情有可原，但本身工作總應交給部屬去做，連這點他都忽略了，故迄事變之前，晏毫無情報可言，對中央亦無任何報告，中央以爲無事，真是誤事不少。
㈡「營救委員會」之成立
由於晏道剛沒有情報報告中央，故雙十二的晚上，中央雖知西安有了變故，卻不知道實際情況，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知道蔣委員長在華山被張、楊劫持，隨同參加軍事會議的軍政大員（如陈诚、万耀煌等）亦遭拘留，失去自由。事變後，對於如何營救委員長的問題，意見很多，有的主張對張、楊採取強硬態度，即派大軍圍剿；有的則持相反看法，認爲派兵營救，影響委員長的安全，反而误事，主張派與張學良有關係的人前往，陳說利害，動之以感情，使張學良幡然覺悟，護送委員長安全歸來。同時，中央陸軍方面，亦於此時設立「營救委員會」，負責營救委員長脫險事宜，由何應欽（敬之）將軍擔任主任委員，在何先生公館辦公。这个机构是由参谋本部、军训部、后勤总司令部等混合组织而成。参谋本部派总务厅长熊斌（哲明）及我（时任第一厅第一处处长）两人参加，，熊任秘書長，我與軍委會的侯成則擔任電報起稿的工作，各人均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晝夜不停、聚精會神的工作，大家眼睛都紅腫了，亦毫無倦容，蓋此時委員長繫全國之安危，兼之，內有反側，處理稍一不慎，即會惹出大亂子，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是故工作人員均不敢掉以輕心也。
營救委員會成立後，曾積極展開各項營救工作，譬如找與張學良有關係的人，派其前往西北傳達中央意旨；打電報給張學良，警告其千萬不可輕舉妄動，致成千古罪人。善說、惡說；在朝的、在野的；直接的、間接的，各種方法均曾使用，但並未發生預期的效果，張學良均置之不理，毫無表示。我當時有一天真的想法，如果那時有直昇機，那該多好，這樣就可以派直昇機將蔣先生接出來，可惜的是，那時並無直昇機。（曾派飛機空投南京政府之訓令；我在南京聽說過，政府曾兩度派飛行員跳傘降落，但未得證實。）
西安方面，亦不斷傳來混亂的消息，蔣孝先（總統的族孫）殉難了；蔣先生的假牙亦爲亂兵所搶了，但蔣先生本人卻異常鎮靜，不屈不撓，毫不爲惡勢力所動，對張學良亦不假辭色，罵張罵得很兇（此可參考蔣先生寫的「西安半月記」）。提到張學良這個人，真令人痛恨，西安事變這個禍闖得太大了，試想，其時共黨在延安，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之境地，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不過是喪家之犬、狼狽不堪的飾詞。如果張學良深明大義，盡力追剿，則剿共工作，真是如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可惜的是，此時楊虎城已爲共黨渗透，終於在雙十二爆發了西安事變，今日中國之悲劇，亦由此形成，言之令人慨嘆！
㈢ 祝紹周來電話 委員長脫險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的下午，大約是四、五點左右，我正值班，在電報房擔任起稿工作，忽然電話鈴響了，原來是祝紹周（芾南）的長途電話。
祝問：「您是那一位?」
我說：「我是尹某人。」
他說：「我知道，我知道，参谋本部的」他接着说：「我現在有一個好消息，請您立刻向何（敬之）主任報告。」
我問：「怎麼樣的說啊！」
他說：「現在我們潼關的先遣部隊打電話來，說潼關上空發現了三架飛機，三架並排着飛，中間一架大些，兩邊的飛機小些，已經由潼關向我們這個方向飛來，你趕快報告何主任，我想一定是委員長脫險了。」
我說：「好，我馬上向何先生報告。」
我還未踏出電話房的房門，電話又響了，我趕緊又回去聽電話，還是祝紹周的長途電話。
祝說：「飛機已在我們這裹（洛陽）降落了，是張學良本人親自護送委員長來的，你要直接向何部長報告，消息暫勿外洩，千萬記住。」
我說：「好，好。」
此時何部長正在吃飯，我向他報告後，他真是喜極而泣。何部長說：「趕快發佈新聞！」委員長脫險的消息就這樣很快地傳開了，南京城內城外，鞭砲聲響個不停；各省電報亦紛至沓來，報告當地民锌駳g的情形。驚動一時的「西安事變」遂以悲劇開場而以喜劇終場，但它對其後中國政局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本來，西安事變之發生，對委員長的聲望以及全國的團結力，無疑是一種試金石，但當事變發生後，委員長在華山被圍時，全國上下，一致聲討，連平常被認爲反側的份子與集團，亦無任何異動，足證蔣委員長的領導地位，已爲全國上下一致所公認，日本有見于此，遂提前動手，八年抗戰亦由此而來。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西安事变之所见所闻》，是以 《尹呈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近代中国)同名一章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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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際；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此為十五年前委座（編者按：委座係指蔣委員長）親撰之聯語，並請總理親筆所書者。此一聯之意義，在平時雖已默識於心，但經過此次西安事變以後，乃更覺其含義之深遠。因此在紀述此次事變經過之前，不能不令人囘想前年九月以前，去年五月與九月之間，以及九月以後迭次關於張學良之往事。茲分述其大概如次：
（一）溯自張學良憑空喪失東北四省以後，中央不咎既往，曲予保全，令其率部駐紮平津一帶，以觀後效。旋因在平津多所不協，乃南調至豫鄂皖各省區。最後企圖在關內樹立新的根據地，復要求將其所部調至西北，此前年九月以前事也。九月間，余隨委座辦理四川與滇黔各省中級軍官訓練事宜，同在峨眉；一日委座告余，行將東北軍調至西北，並就詢對於此事之意見。余當時表示，西北情形複雜，地位重要，恐非漢卿（張學良字）所能勝任。因為就西北國際關係言之，西有蘇聯，東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均在勾心鬪角，虎視眈眈。同時觀察西北本身，既有赤匪肆擾，又有漢囘糾紛，更有楊虎城之封建系統，實均非易與者。而且以國防全局論，吾國不欲復興民族則已，如欲復興民族，西北實為全局之關鍵，而長江流域，則只能算得偏安。卽以號稱「天府之國」之四川而言，年來羣目為復興之根據地，然而以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六出祁山，終於無功，姜維繼之，九伐中原，竟歸失敗，可見形勢之勝，究屬不如西北遠甚。今後為保障華北，屏藩中原，以及收復東北失地計，均非特別重視西北不可，尤非慎選妥員切實經營不可。委座則謂張現在似已有決心，當不能完全以過去情形視之。余復表示，張現在雖已戒除鴉片，以此自負，實則此不過做人之起碼條件而已，以其驕妄輕浮之習性而言，決不能擔負如此重大之責任。最後，委座終以，既已允其西調，不便中途變更，余因此本與人為善之意，總希望他朝好處走，而盼余言之不中。過此不久？張學良前來峨眉，面謁委座請訓，於晉見委座之後，卽至余處晚餐，直談至深夜二時許始去。此次談話之內容，主要者為關於思想問題以及整軍辦法，當時余將中央之方針，以及個人之見解，條分縷析，开诚布公以告之。彼对余之认识，可以说自此次开始，表示极愿多有机会晤谈；余素以热诚待人，亦甚愿其除旧布新，走上成功之路。因為國家多難，造就一個人實在不容易，不能不顧全事實，為國家而愛惜也。
（二）去年五月間，余因在晉剿匪告一段落，對於陝北殘匪之肅清，有與西北剿匪總部及陝西、甘肅、寧夏各省當局籌商之必要，乃自太原飛往西安，會晤張學良、楊虎城，又自西安與張、楊同機飛往蘭州，會晤朱一民（紹良）、于孝侯（學忠），再自蘭州飛往寧夏，會晤馬少雲，最後乃自寧夏同機飛囘太原，一日同赴閻（錫山）副委員長之宴，張已半醉，其時彼因所部在西北剿匪迭受損失之故，已漸次表示有容共抗日之主張，並認為中央是不會抗日的，尤表憤慨。余當時極率直的問張：我等是否相信領袖抗日？彼答：相信領袖是抗日的。隨卽又問張：你是否相信自己抗日？彼答：自信是抗日的。余卽剴切告之曰，如此說來，在根本上已無問題，其他枝節，何以還有疑問？吾人須知，一國自有一國之國是，而國是與政策不同．國是比較有永久性，一經決定，輕易不變；至於政策，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換言之，政策需斟酌時間與空間之差異，而变换其运用。以我国之国是论，当然是复兴民族完成国民革命，而要完成復興民族革命之任務，又非同日本一戰不可，所以直截了當的說，對日決戰以求民族復興完成國民革命，乃是我國既定之國是，其間絕無問題；而現在政府對於日本一切應付之辦法，自表面觀察，容有見仁見智之不同，實則均只能算是策略，亦卽故意迂迴曲折，以求貫徹我國國是之各種手段而已。例如蘇聯，共產率命可謂蘇聯之國是，而所謂新經濟政策，前後兩次五年計畫，以及加入國際聯盟，與英、美、法力谋亲善等等，則均是其政策。形態雖殊，其理一也。現在中央當局之舉措，因批評者不明國是與政策之分，動招諘??淅щy痛苦之情形，較之吾人何止十倍，吾人同屬政府下負責者，豈可人云亦云，不加諒解乎？當時彼聞此說，却亦表示接受，自謂未想及此。其次，說到抗日問題的本身，余就抗戰時間、抗戰地點以及抗戰方法三點，與張反覆伸說，以剖析中央抗日之要旨，張亦表示同情。同時余卽告張，如果中央對於抗日無計畫、無決心，徒以敷衍應付為事，則吾人不僅身為將領，應卽不顧一切，率部抗日，卽令赤手空拳，也當拚此一腔熱血，與國家共存亡。只是現在吾人既已確知中央對此有計畫，有決心，則吾人無論如何，只有信仰領袖，服從命令，絕不能經舉妄動，以防破壞國家之大計。最後，說到聯俄容共的問題，余告以此為兩事，不能混為一談。關於聯俄，不能唤y贊成或反對，應從國際環境、俄國本身以及中國本身三方面作詳細之研究，方能分析其可能與否，及利弊何在。至於所謂容共云云，如果共黨能够做到：（1）取消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3）停止赤化宣傳；（4）放棄階級鬪爭；招恼意受我中央之領導，絕對服從，一致對外，則中央自可予以有限制之收容。如果共黨未有事實上之表現，依然是肆行欺騙，搖惑人心之故技，則仍非痛剿不可。張對於聯俄容共之主張，在談話開始時，持之頗力，自經以上分析之結果，亦卽未有異議。總括張學長此次談話，如懷疑中央，反對剿匪等等，均係酒後吐露之眞情，態度甚為明顯。經余剴切陳說之後，論調似有改變。對余所見，多表同情。惟是張之此種改變，究竟是其眞有覺悟，抑或出於理屈辭窮，則不得而知已。當時楊虎城亦同在座，且同有醉意，發言甚為牢騷，如所謂中央歧視西北，西北不够單位等等，無非封建軍閥自私自利之表示，不必詳述。
（三）去年九月中旬。余因西南問題大致結束，自廣州囘抵武昌。當時接得確報，張學良假借抗日名義，將有異動，當卽詳細轉報委座，並附以個人意見，略謂「漢卿異動，名為抗日，實卽脫離中央，走入聯共投俄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應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極力防阻之；決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動，而使整個國家至於萬劫不復也。」旋得委座復電，命余急飛西安，與張從長計議，余隨卽準備北上，並電張學良告以即將入陝。張旋復電，表示歡迎，惟余以同時漢口日租界發生日警吉岡被殺事件，日本張大其事，武漢吃緊，未果成行，但一再致電張學良，剴切加以勸告，電中要點，大致如次：（1）抗日為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此義決無異辭，不過此中必須有整個之計畫與一定之步驟，而不可激於感情，出於衝動，則亦毫無疑義。（2）吾人一切舉動，如對國家民族確有代價，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不然則應留實力以待機。（3）以現在環境言，無論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各方面，確異常惡劣，非有堅苦卓絕之精神，決不能衝破此種惡環境，達到吾人抗日復興之最後目的。（4）剿匪與抗日分先後，實事勢之不得不然，如赤匪確有找饪谷眨瑒t停止進剿予以自效亦可，所謂成功何必在我，但今日中國之赤匪，實際上何異歷史上之流寇，其主張之流毒，尤遠過之，吾人如不深長計慮，致有疏失，陷中央於被動，則國家民族前途，實不堪設想。（5）以我公之地位及責任，所有抗日辦法，應於國防會議時盡量發揮，或逕向委座陳述，以便製成定案，調整步驟，一致奉行，针m愚魯，亦決負弩前驅，當仁不讓也。總之，忍辱所以負重，委曲端為求全，古人所谓必有所忍乃有所成，敬祈三思为祷。嗣接张之覆电，对于容共抗日之说,固未明白承認，亦不完全否認，僅謂主張抗日，所以統一軍心，至於實行，自當出以慎重，且謂外間傳述，多不免斷章取義云云。觀其飾辭辯解之狀，可知其行動或可延緩於一時，而內情則欲蓋彌彰矣。
（四）去年十月十八日，余至南京，晉謁委座，面陳一切。當時委座決定親赴西安鎮撫，而命余先至太原，籌劃短期間肅清陝北殘匪，並積極準備綏東、綏北國防事項。十月二十三日，余自南京飛往太原，勾留數日，與閻副委員長商妥剿除匪偽辦法。二十七 日，復自太原飛往西安，當晚轉赴臨潼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經過，卽在臨潼住宿。二十八日，自臨潼囘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當昨日到達西安時，張學良、楊虎城均已見面，今日復往訪晤，談話甚久，彼等主張確有與中央立異之處，惟態度上則尚未大變。旋從其他友人處得來消息，乃知西安情形實極複雜，羣以委座安全為慮。幸而是月三十一日為委座五十壽辰，委座立意避壽，於二十九日離開臨潼，移駐洛陽軍官分校，余亦於是日離陝前往。十一月四日，余奉委座命飛往寧夏，與馬少雲（鴻逵）等商洽防匪北竄之部署，並解決定遠營日本特務機關問題，於七日囘抵洛陽。是時東北軍不穩之風說日盛，余乃報告委座，為指揮陝北剿匪部隊，兼顧綏遠國防關係，最好駐節洛陽，短期不動。如為專剿西北殘匪計，則可進駐平涼，至西安則決非宜於駐節之地。當時委座頗為首肯，而同時在座者，尚有陳布雷、賀貴巖（耀組）、何淬廉（廉）諸先生，尤一致表示贊同。隨後余以西北殘匪，急待肅清，而任令不能剿匪之東北軍留駐西北，終歸不是辦法，且恐發生他變，乃復報告委座，請將東北軍調出潼關，分駐豫皖各地。關於人事上之安排，則因其時適值皖主席劉雪亞（鎮華）病重不能理事，請將商啟予（震）調任皖主席，劉經扶 （峙）囘任豫主席，而將劉所遺之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改為委員長開封行營，以張學良為行營主任，藉作曲突徙薪之計。委座對此，亦甚以為然，至以後何以末曾實現，則因余已離洛，不得而知，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一次入陝前後之事。
（五）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余離洛陽遄返武漢，因當時曾奉赴歐考察之命，不能不有所準備。不意數日以後，綏東戰事卽已爆發，滿蒙偽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操縱指揮之下，猛攻紅格爾圖，一時形勢甚緊。旋接閻副委員長來電，盼余赴晉一行，並以「此何時也，兄焉得出國」見責。同時委座亦有來電，命余赴晉轉綏協助，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派遣座機來漢備用。二十五日，余自漢口飛洛轉晉，二十七日，又自太原轉赴綏遠，送與閻副委員長及傅宜生（作義）主席商討綏東作戰方案。是月底，接委座來電，囑卽囘洛陽一行，乃將綏遠軍事上之部署，與傅宜生會商布置妥當，於十二月二日囘抵太原。當時原擬囘太原後，卽乘飛機飛洛，但因閻副委員長欲留住數日，商決國防計畫，致不果行，當卽電告委座。旋得覆電，謂不能再等，決先赴西安，並囑余逕行入陝。十二月五日，余離太原，因無便機，循同蒲路南下，經潼關入陝，於七日到達臨潼，當赴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綏之經過。旋自臨潼赴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與張學良晤面，當卽告以綏東之情形、我軍之部署，以及中央之決心。張此時之表示，較上次為明顯，直謂中央之對綏遠，乃係政治作用，非有找饪谷眨?缯意抗日時，應卽聯俄容共。余當卽列舉種種事實，以證明中央對於綏東戰事之一定方針，以及在國防上之確實準備，一至適當時機，卽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眞面目的戰爭。至於聯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並反覆告以予對於此一問題之意見。彼說至無辭可答時，便一再指責余說：「你眞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你眞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意謂余一切深信不疑，笑為盲從領袖也。八日，張復來訪，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可惜委座不能採納其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並謂委座近來屢次對彼嚴辭責備，彼表示有「卽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等語。是晚，應楊虎城之宴，席間錢主任告余，委座命余至潼關點驗第十三師。宴畢返寓，轉赴友人密約，談東北軍之不穩，及張學良對於委座有不利之企圖，直至深夜一時許始囘招待所。九日清晨，余乘汽車赴臨潼，請示點驗第十三師事項，委座囑余不必前往潼關，可令十三師開至咸陽後再行點驗。同時余將昨晚所得友人密報，一一面陳，並勸委座早為戒備，以防意外，而委座則囑余多與東北軍各級將領談話，使其了解中央意旨，一致安心服務，蓋委座純以公忠體國為心，此次蒞陝，雖早已知東北軍之不穩，終欲化以至眨?蛊涓懈褚病Ｊ侨辗滴靼册幔瑓u通知張學良，轉約王以哲、繆徵流、董英斌各軍長談話，張當時允為轉知，因張對所屬將領，防閑極嚴，非經張之許可，卽不能與中央各級負責者見面。自是以後，余略患感冒，除與王、繆、董諸人談話，及草擬剿匪方案外，未離寓所。十一日晚上，邵力子先生來談，略謂日前西安學生欲赴臨潼向委座請願抗日，經張學良在灞橋勸阻而囘，聞當時張告學生代表，有「一星期內定有事實答覆」之語，其意何所指，很值得研究。十二時許，邵先生別去，余細味張之語意，對於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終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變方式，且不料其發動之速，卽在次日清晨也。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二次入陝以後，直至陝變爆發前一晚之事。
由以上所述種種觀之，足見此次西安事變之種因，可以遠溯於一年以前，诚所谓由來已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至去年五月，張學良在太原與余之談話，其懷疑中央反對剿匪之表示，業已逐漸顯着著。至去年九月及其以後，張學良等中於所謂人民陣線分子之煽惑，發為聯俄容共之主張，其不穩之形勢，更是喧傳一時。惟是委座對於部屬，始終至大至公，一視同仁，推诚相待，认为同是炎黄胃裔，絕不慮其有他。同時余觀人料事，雖已早有所疑，然而衡以常 識，訴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謬、毫不思索之舉。因是種種，西安事變雖於事前已有徵象，而卒未能防患於未然：在委座精諒V被，罔計安危，偉大崇高，固令全體同志同胞生無窮之感動與敬仰；而在余贊襄無狀，智慮不周，窮理研幾，諸多失算，馴至震驚領袖，貽禍邦家，则诚内疚神明，不胜其恐惧惭惶之感也。
二、紀事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時許，正在準備起床之際，忽聞外面有嘈雜聲，卽出臥室，擬察其究竟。當詢問茶房，謂有軍隊開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將機密文件，稍行收檢，卽復出外，由一茶房引導至彼等之臥室暫避。此時部隊四出，正在搜索招待所內各住客，並已聞連續之槍聲，形勢極為紊亂。余初以為係一部份叛兵之所為，待至天色大明，眞相明瞭，當卽無問題。但繼續探聽，發動之叛兵，終未離開招待所，而西安市內之槍聲，亦斷續未息，已不似局部之兵變。旋詢問茶房，招待所內其他各住客之情形如何，答稱大家均被禁樓下大廳內，惟邵元沖委員負傷甚重，其餘無恙，刻仍在搜索中等語。其時天已大明，且念事勢至此，非暫避可以了事，乃出至大廳以觀究竟。當時廳內滿坐同住之旅客，形狀均現焦灼，而率領叛兵之一少年軍官，則極現得意之色，口稱一切人都已找到了，祇少一個陳參珠L，現在好了，不然我的任務就交不了等語。余視其臂章，作西安綏靖主任公署字樣，問其何所屬，答係楊主任學兵隊，再問其姓名，自稱宋文梅。此時蔣百里先生亦問宋，究竟為什麼？宋答我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做的，你們老年人那裏知道少年人的煩悶！此時正在疑惑，張、楊是否同郑?植恢?R潼是否有變，懸念萬狀。稍後，有一上尉階級者前來，接替宋文梅之任務，似對余及朱一民主任特別注意。少頃，守兵送來所謂兵諫的號外，此時大家始明白事變之主终撸?_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便多方打聽委座之消息，但亦祇知西安、臨潼兩處，係同時發動，而委座之安否，則不得知。自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古有明訓。今之長官部屬，實卽古之君臣，事至今日，惟有拚一死以報委座報國家而已。惟顏囘有言：「子在，囘何敢死？」則在未得委座安否之確息以前，又顯然未可以徒死也。
午後，自大廳遷入室內，有張部軍官何鏡華來見，問老師尚認識學生乎？余答以想不起來，彼卽出示名片，並稱曾在廬山受訓。余當卽詢問委座何在，現在安否？彼稱委座已在驪山尋到，身體平安，現住新城大樓。余聞委座安全之訊，於心大慰，惟以楊部官兵在旁監視，又不便於詳問。少頃，楊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覺察，卽稱一時說話不便，俟有特別消息，再當設法報告。何去後不久，張學良來與余談話，見面時彼卽說對不起，這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事的問題。余當卽告張，對人本無問題，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絕無顧慮。至於對事，則試問你此種舉動，究將何以善其後？委座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設有差池，又將何以對天下後世？而且現在委座狀況究竟如何？張答委座安全，絕無問題，無論如何，我要負責保護，現已接至新城大樓居住。不過他的脾氣太壞，完全不准人家說話。至於我發動此舉用意，計有八項主張，業已通電全國，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卽可送來一閱。稍停，又說，我們不要客氣，要爭要鬧，仍同平時一樣。余卽告張，其他暫時不談，余要去見委座。張答現在太亂，隔日再說，並隨卽起立，說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過後不久，張又來晤，自稱此次兵諫，閻先生與李（宗仁）、白（崇禧）、劉湘等均表同情，其他各省，亦有相當聯絡。余答此等做法，他人必不贊同，閻先生余所深知，尤必斷然反對。張謂不要武斷，以後再看。臨去時，張留下一副官，謂此地太亂，恐多不便，有何事件，可交李副官辦，蓋彼至此刻，似亦稍稍感到事變經過做得太壞，並深知楊部官兵之要槍要錢要衣，任意需索，毫無紀律也。
十二月十三日今日張來，見面卽說，委座脾氣太壞，仍是開口罵人，實際上他太落伍了，什麼禮義廉恥，這完全代表右傾分子說話，現在我要領導左翼分子抗日。他既不行，應 該讓我來幹，我幹不好，再請他出來收拾。余反詰之曰，何謂落伍？何謂右傾？難道一定要背禮義，無廉恥，乃謂之進步，謂之左傾乎？余不待其答覆，復進而指責之曰，你是否知道西班牙的情形？你這種做法是否想教中國做西班牙第二？你要知道，你所謂聯俄抗日的種種說法，我以前在太原的時候，以及早幾天在此地，都同你詳細的解說過，那是我根據理論事實詳細研究的結果，並不是普通泛泛之談。總而言之，現在中國的前途，祇有委座連年倡導的安內攘外自力更生是唯一的出路！ 其他一切都是徒滋紛擾，得不償失。如果你一定要在此地主張聯俄抗日，同時我可以斷定，他方面馬上就會有人主張共同防共，卽一定要使中國變成西班牙第二，結果不但不能抗日，反而非至同歸於盡不可。祇有委座他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一方面不許任何人投降日本，同時也不許任何人投降俄國，祇有集中力量，舉國一致的來復興民族。就現在中國的力量說來。縱一致對外，尚感不敷，豈能容許再分什麼左右？你要知道，什麼左傾右傾，這原是赤匪分化我們的口號，我們在十年以前就上過他的大當，你不要把老古董當新發明，尤其你的方寸中要能够自主為要！張無言可答，便出以遁辭，說，你眞是蔣先生的忠實信徒。稍停，張又說，無論如何，我們的八項主張需要貫徹，蔣先生如能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仍舊擁護他。余至此復反詰之曰，如此說來，究竟是你服從委員長呢？還是要委員長服從你呢？張答，並不是誰服從誰，大家要服從民意：現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贊成內戰，任何人不能反對。余卽告張，你以為這種做法，果能得民眾之同情乎？說到抗日，你的舉動便已打破了整個抗日的計劃；說到內戰，幾年來本已無內戰的存在，而祇有勦匪與戡亂。你如果不速谋善后，早日送委座回京，恐怕中央为戡乱而用兵，亦_你之所谓内战，很快就要开始。張答，如果又有內戰，決非我之本意，至於你所謂早日送委座囘京，那也沒有這樣簡單。至此余復要求面謁委員長，彼仍舊說現在太亂，不好談話，改日再講，並匆匆起立而去。
十二月十四日今日張來招待所時，頗現猶豫之色。旋卽問余，你看日本對於此次事變態度如何？余謂此何待言，日本當然求之不得，并馨香祷祝我们赶快自相残杀起来，以達到他年來不戰而亡中國之目的。稍停，張又問余，你看中央諸人將作若何處置？能否接受此間主張？余謂中央此時祇有調兵西討之一法，否則決不能統御各軍。換言之，此時各軍必多自動西開；中央如果下令討伐，各軍自然踴躍前驅；中央如果制止西開，各軍必將不聽命令；此忠義之所激，余可以斷言者，據余大致估計，此種部隊，最低限度有四十師至五十師；各該部官兵，人受委座之薰陶，深知領袖之生命固重要，而領袖之人格更重要；國家之安危固然要緊，而民族正氣之消長更為要緊；彼等為維護領袖人格，發揚民族正氣起見，一定要不惜任何的犧牲，來同你作最後的周旋，那時日本固可坐收漁人之利，而中國的前途必至不堪設想，至於我等則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張聞言至此，似亦有所動，便稱果至如此，則我為千古罪人矣。余卽謂張，你如果不想做千古罪人，便祇有速送委座囘京，張又答稱不能如此簡單。余謂百里、雨岩諸先生，未有直接關係，不可請其囘京設法乎？張答此須開會討論，非我一人所能決定，繼稱子文、墨三（顧祝同）若能來此，則可請銘三（蔣鼎文）囘京一行。未幾。張復問余，以子文為行政院長何如？余謂子文一定不幹；又問，閻百川何如？余謂閻先生也一定不會出來；我們要知道，行政院院長是國家的公職，他有一定的產生的程序，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給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要的東西。余語至此，自思此次事變，眞是所謂天下糊塗事，均被聰明人做完了，因據連日責問結果，可見張之出此，純係感情衝動，作出看看，並無一定之見解與辦法也。須臾，余復語張，余之皮夾中，有兩份函稿，請為寄囘武昌，留為日後紀念。彼卽笑答，那不能寄囘去，恐怕妳的夫人，認為是你的遺物。並稱彼已致電余妻，告余在此平安云云。余謂眷屬之微，尚且承你想到，何以委座在此，不能讓余謁見？張答，何必急在一時，如果中央眞要來打的話，我可以拖蔣先生及你們一起走。言下似又有恫嚇之意。余決然告之曰，頃間所談，大勢已定，除非及早囘頭，雖拖走亦無益也。
十二月十五日張今日來招待所說，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請你寫一封信給嚴立三（重），請他來此如何？余答，彼決不會來，余亦不能寫此信。隨後，張即報告外間消息，據謂南京現分兩派，彼此鬪爭甚烈云云，言下並力詆何部長、戴院長、馮副委員長等不置。予謂不妨反省，何必尤人？此外，張又告余，端納與黃仁霖業已飛抵西安，並稱蔣夫人曾請端納轉告委員長說，革命之中，還有革命，端納詢以何意，蔣夫人說，委員長會懂得的。張述至此，卽自稱據我看來，這就是說，戲法之中還要變戲法的意思，不過無論如何變法，我們的八項主張是不能放棄的。尤其是改組南京政府一項，現在政府中如何敬之（應欽），我的本家岳軍（張羣），以及吳鼎昌、張公權（嘉璈）等，非去不可。此外各省市負責者，如熊天翼（式輝）、劉雪亞（鎮華），以及我的好朋友吳鐵城，都在必去之列，尤其老吳不是好東西，老是對青年過不去云云。 余謂政府人員之去留，自有一定之手續，豈能聽憑任何個人之好惡？否則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糾紛永無止期矣。是晚，自招待所移居仁壽里。自十二日清晨起，至今晚以前，任監視之責者，為楊虎城所部，紀律之壞，得未曾有。自今晚起，改由張部監視，而負責者，為孫銘九。孫係張部衛隊第二營營長，卽在臨潼率部攻擊委座者，一着名之暴徒也。余與一民、殿翹（晏道剛）同住第五號，監視特嚴，蓋彼等認余三人為要犯云。
十二月十六日今晨張來第五號，與蔣百里先生同來。張向余與一民說，我要替你們負保護之責，言下似甚自得，又似表示好意。旋謂中央空軍已在渭南、華縣轟炸，陸軍亦向華縣進攻，極表憤慨，並稱現在前方指揮進攻者，卽係你的大將云云，其意蓋指樊崧甫軍長而言，因樊崧甫曾任余之參珠L也。張為此言，或有請余止樊勿攻之意，但未明說而已。稍停，張復大言曰，如果中央軍眞要一步一步的進攻，我決定解決之。余謂欲使中央軍不進不攻，祇有早送委座囘京之一法。不然，則中央軍來陝之速，與數量之多，必如余前日之所言。結果兵連禍結，自相殘殺，完全替日本人造機會，使彼此同歸於盡，而日本所謂不戰而亡中國之目的，卽可以見之事實矣。張猶笑以自解曰，如果眞要打起來，我祇有拖你們一起走。余至此問張，前方情形已否報告委員長？張說，沒有詳細說，卽匆匆而去。張偕百里先生走後，余與一民私議，中央軍能如此迅速進攻，事尚可為，因為張之初意，以為挾持委座，卽可一了百了，實則以委座之為人，必不致受張之挾持，而中央亦能看清此點，決以斷然之手段期達營救之目的，此皆為張所萬不及料，除此以外，張尚有何辦法乎？惟所謂一至必要時挾委座一同走，則湛蓱]耳。一民謂張所以自處者，祇有送委座囘京與挾走兩途，惟不知其能否自主而已。余謂細思此事，張或有送委座囘京之可能，因從現在各種情形觀之，並證以張之過去生活，彼決不能離開交通都會，走向西北荒原，亦決無破釜沉舟。同歸於盡之決心與勇氣，可斷言也。
十二月十七日午後張來告余，已派蔣銘三囘京，據稱委座同意此舉，並有手函致何敬之，令中央軍停止進攻云云。旋張復稱，如銘三囘京三日後無結果，我等卽認為中央無和平解決之找猓?桥c之周旋不可。余思銘三如果囘京，此事已有轉機，無論張之所謂結果如何，而委座之意旨，與此間之情形，總可由銘三傳達於中央諸公之前矣。至委座致何部長之手函，雖不知內容措辭如何，然以委座之公忠智勇，老稚钏悖?_信其字裏行間，必有暗示機宜之處，決非如張所稱停止進攻等字面上之簡單也。是日張派副官送二百元及賭具來，謂請大家消遣消遣。余生平無煙賭之嗜好，本為張之所知，故臨走時，彼謂余曰，辭修，你不要學壞了呢。余應之曰，余卽學壞，也決不會壞到那裏去，因念彼名學良，而並不見其良，故不覺重有感也。
十二月十八日今日張來，謂子文、墨三均擬來陝。一民問張，他們來了，保能不失自由嗎？張答，那我不能失信。旋謂銘三從陝飛洛後，曾來電話，但抵京後，迄無消息，或係被京方包圍，亦未可知。張語至此，忽轉為激昂之語調曰，聽說現在南京有人想當行政院長，這個忘八蛋，誰都想不到，請你們猜猜看。稍後，始說出吳鼎昌來。隨卽又說，這班親日份子，果然投日攻陝，我們一定要與之周旋。余卽語張，你的消息未必可靠。而且中央軍之攻陝，正是因為你羈留委座，打破了整個抗日的計劃，與投日如何說得上？你不要明知故昧，混作一團。最後張說于院長（右任）要來此間，我等已決定拒絕，尤其虎城極不願于有此舉云。
十二月十九日張告余與一民，謂彼等斟酌情況，已將八項主張删去數項，並稱委座業已表示可以酌量接受其主張云云，余等均不之信。隨後張復自述其改組南京政府之意見，首謂孔庸之（祥熙）是不能要的，何敬之一定要去掉。並稱中國現在諸人中閻先生可以說有腦筋，無肩膀；我自己可以說有肩膀，無腦筋；何敬之則既無腦筋，又無肩膀，這種人根本不能用。此外，還有我的貴本家岳軍同好朋友鐵城兩人，尤其非去不可。其他如吳鼎昌、張公權、熊天翼、劉雪亞等，都是日本的走狗，也請他滾蛋。最後並指余曰，新組織的抗日政府中，有你一員。余卽詰張，你不要開玩笑！你把委座同我們羈留在此地，為的是說我們不抗日，為什麼新組織的抗日政府中，又將有我一員呢？要知道抗日與不抗日之分，全在有無找馀c事實，不是單憑口說的，不然，只有自相矛盾，心勞日拙而已。
十二月二十日午後張來告知余等，子文已來西安，聞之頗出意外。子文冒險遠來，義勇令人欽佩；但慮來此以後，倘亦失去自由，不將重增張之要挾，以致動搖經濟基礎，影響國家前途乎？繼念事變發生以後，迄今已逾一週，長此夜長夢多，當然絕非辦法！余等在此喪失自由，深恨一籌莫展，雖每日直言剖析，張仍置若罔聞，此次銘三去後，子文續來，自係得張同意，或者以子文之義勇，終能設法使委座安然脫險，正未可知。不自由身，徒能冥想，有生如此，可恥甚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今日張來，見面卽說，今後三兩日內，我不來看你們了。余問其故，彼稱要到前方指揮部隊去；余故發問，是日本軍隊來了嗎？彼答不要開玩笑，來的是中央軍，而且進攻甚急，已將駐華縣的一○五師一部份官兵俘虜過去了。余卽語張，你發動此次事變的理由，是為抗日與反對內戰，現在你可知道，名為抗日， 實際上則已分散了抗日的力量，破壞了抗日的計劃；名為反對內戰，實際上則係已成為所謂內戰之禍首矣。張至此憤然曰，中央軍要打我們，那我們沒有法子不打。味其語氣，固仍舊有恫嚇之意，但前方緊急，形態張皇，自亦不能掩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後銘三偕王以哲、孫蔚如同來。據銘三告余等，彼係與蔣夫人及子文一同飛陝，現在大體已有辦法，當不致再有大問題云云。王以哲、孫蔚如雖係同來，均未發言，其同來之用意，蓋卽張、楊派以監視銘三者，故銘三亦未能多談，稍坐卽去。余思蔣夫人冒險犯難，萬里相從，其赴義急難之精神，洵不愧為領袖之賢助，而陝事之解決，亦必因此更有轉機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今日張告余與一民，謂蔣夫人及子文來陝後，彼此討論甚久，雖眾意尚未一致，而大致已有端緒，其主要條件為中央軍退出潼關，改組南京政府，釋放在上海被捕之各愛國領袖，召集全國救國會議等等，並謂委座脾氣已經稍好，我等主張已大致允辦云云。余等念彼此討論之說，事或有之，至謂委座已允接受彼等之主張，則始終不信。最後張復謂余，將來組織國防部，委座已指定由你負責，此職重要，不可大意，言畢卽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今日未有人前來探視，僅王以哲派人送來若干水菓餅乾之類。余與一民展閱此間發行之反動報紙，如「解放日報」及「西北文化日報」等，大率標題多而材料少，已可見其外強中乾之一斑。而且在特號字及頭號字之標題中，如（一）中央軍隴海線兵力單薄，總兵力不過四師人，士無鬪志，將有怨言；（二）李、白贊同張、楊主張，集結兵力卽將北上，派劉維章（斐）飛湘，會商共同表示；（三）寧滬學生民眾，響應西安行動，集會遊行，風起雲湧等等，均令人不能置信。因為中央軍之情形，余所深悉，且余前已言之，彼等在平時固絕對服從委座之命令，而在委座被困時，尤必爭先急難，忠義奮發，絕不至忽有異心。逆料此時動員聲討張、楊者，至少當有四十師至五十師之眾，毫無疑義。今反動報紙乃欲以一紙標題，掩盡天下之事實，愈足以見張、楊內心之恐慌，毫無辦法，而非如此故意說謊，不足以安定人心矣。至於德鄰、健生，余亦相信其決不致與張、楊同流；而劉維章之在湘養病，係在事變之前，此余之所知，亦無足異。此外寧滬學生民眾邉樱?禄蛴兄 制溥動之主旨，並非如反動報紙之所謂響應張、楊，而且適得其反，乃為籲請中央明令討逆，且作迅速有效之執行耳。由此觀之，彼反動報紙愈作各方響應之宣傳，乃愈足以暴露張、楊地位之孤立，欲蓋彌彰，此之謂乎？
十二月二十五日今昨兩日張學良均未來晤談，殆因與子文、銘三等會商忙碌之故。固思子文來陝，已逾三日，未知商談結果究竟如何？今日此間反動報紙，復載有胡宗南、關麟徵、黃杰等聯名電達張、楊表示響應陝變之訊，固不待讀其內容，一望卽知為偽造。彼等張皇情急之態，觀之甚為顯然。因此余與一民談論，今日張學良自處之道，確如余等以前所懸揣，只有送囘委座與投降赤匪兩途，而以張之生活個性言之，彼決無投匪之可能性。卽令目前匪為利用張部械彈起見，極力與張聯絡，然久後結果，必不能容彼，當亦張所自知。似此走投無路，終只有送囘委座之一法，所極堪焦慮者，惟不知張是否能自主耳。余等之為此言，非不知委座至大至剛，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特以委座身繫天下安危之重，關係之大無可比擬，不容不有此鰓鰓之慮也。
連日讀鄭所南「心史」及「李二曲全集」，於個人精神更有所寄託。尤以鄭所南論所謂明哲保身一節，對於世之隱忍偷安，臨難苟免者流，痛下針砭，洵屬有功世道之作。廉頑立懦，鄭書有焉。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日楊虎城來道歉，略謂事起倉猝，一切請多原諒。並謂伊等主張，已蒙委座採納，昨日下午，業由張學良恭送委座飛抵洛陽云云。此為陝變發生以後，與楊虎城見面之第一次。同時展閱本日報紙，亦載有委座與夫人於昨日下午四時離陝，五時半飛抵洛陽之消息，同行者，計有子文、端納諸人。余與一民聞委座果然平安出險之訊，不覺喜不可支，深為國家民族前途慶幸！至於採納張、楊主張云云，自係張、楊片面之辭，以示自圓其說之意，不足信也。
晚，與留陝中央各將領，同應楊虎城之宴，聯歡乎？解嘲乎？無以名之。宴會中楊告知余等，委座已於今午自洛陽飛抵南京，張學良亦隨往。旋出示張之來電，囑於明日送余等囘京。計自陝變發生以來，整整困居半月，蓋至此刻始恢復自由矣。宴畢，有張、楊兩部將領多人來晤，一片道歉原諒之聲，據某君告余：「張學良謂余盲從委座，脾氣不改，曾囑各將領不可與余往還。」云云。旋清查與余同來西安之各同志，幸均無恙。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楊虎城來談， 並送還一小箱文件。小箱非余所有，檢視箱內文件，大都斷簡殘篇，絕少完整，蓋凌亂之後，隨意塞入者。近數年來，余在各處所擬訂並有一部分業已奉准實施之國防計劃、剿匪計劃、整軍計劃、建設計劃，以及公私函電、日記建議等等，向均收藏於隨身兩皮箱內，今概不見，乃向楊詰詢何在。據楊稱委座及余之重要文件，均存張學良公館內，現張不在此，一時無法清查，惟有稍待，亦只得聽之。
稍後，余與一民及楊虎城同車赴機場，楊與司機同坐前列。OO時OO分，自西安飛機場起飛，以下午OO時OO分到達南京，各方友好，歡迎甚盛，至深慚感。余下機後，卽往中央軍校晉謁委座，敬候起居，獲知委座身體雖微有不適，而精神則甚佳，竊引為深慰！旋返寓所，獲讀報載委座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義正辭嚴，光燄萬丈，既以見人格之偉大，尤足见谋国之公忠，凡有人心，能不感动！而前述张、杨之饰词，與一般局外之浮議，皆一掃而空矣。
三、結語
此次空前之變，虽以委座伟大精诚之感召，卒令张、杨悔祸，恭送回京，可谓不幸之幸，然在國民革命之過程中，實為一絕大之頓挫。痛定思痛，感念滋深。以西北國防而論，原定於收復百靈廟與大廟之後，卽進而攻取商都及察北，以肅清擾亂綏遠之根源，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自經此變，遂為破毀無餘。同時就剿匪計劃言之，去年年底，匪勢窮蹙，八年以來國家拋擲無量數生命金錢之結果，預計將於一月內可竟清剿之全功，亦因此變，而致虧於一簣。此外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等，數年來方在積極進行，唯恐不及之中，按日計功，有目可覩，乃自遘此變亂，或為之延緩，或因之停頓，或橫遭破壞，乃至建國進程，竟需倒退若干年。可慨可痛，有如此者！而且委座健康，為之虧損，國家紀綱，為之破壞，尤為張、楊無可追贖之罪惡，又不待言也。至以余個人言之，任重才輇，茫無建樹，重經此變，尤覺愧對委座，愧對國家，有負委座知人之明，與夫政府任使之厚，神明內疚，莫可言宣！向使余力足有為，才堪任重，自可為國家負一部分之責，為政府紓後顧之憂，斷不至區區殘匪，尚需委座親至西安督剿，如果委座不至西安，則張、楊之變又何由而發生乎？固然西北剿匪，非余職責所屬，然自審其他為余職責所屬之任務，又是否均能勝任愉快矣乎？以此例彼，易地皆然，此余之所以不能不痛感責任之重大，而恆抱無限之慚疚也。爰將此次事變前後經過情形，紀述概略，以備省覽，而資策進。國事艱危，有如無已，一息尚在，寢饋難安，今後惟有痛自惕勵，益矢忠貞，拚此餘生，以盡我為軍人報國家之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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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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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陕回黔堵剿蕭贺
民國二十五年元月間，奉蔣委員長電令第十三師開赴四川綦江待命，我部乃由陝南、川北兼程向綦江開拔，徒經成都少住，與川省將領得有交往之機會。然後隨顧主任祝同、賀參珠L國光飛渝，到重慶時已快過陰曆年（一月二十四日為陰曆元旦），知貴州匪情緊急，蕭克、賀龍等部在貴陽附近連陷數縣，我奉到電令限五日內到達遵義。我率部趕到遵義，知平越已為匪所佔，平越專員聶怒夫（洸）是我多年好友，率領民團在匪攻城奮勇抵抗，不幸壯烈殉職，至為哀悼。
抵遵義後，未及休息奉命任第五縱隊司令，下轄十三師及二十三師，會同第六縱隊郝夢齡（五四師、四七師、新八師）部向黔西進軍，我部夏旅，與匪激戰，匪傷亡慘重不支退去，我部下級軍官亦有傷亡，乃乘勝追擊，克復黔西、大定縣城，該兩城所有富戶均被賀龍、蕭克匪軍劫掠一空，壯丁擄走，我軍復繼續挺進，與傅仲芳師會師，乃鞏固城防，收撫流亡，復派便衣隊出動作廣大的搜索。我搜索隊一營在老鷹岩受匪軍兩個團之包圍，該營在武營長鍾琦率領下，奮勇抵抗，終以眾寡懸殊，全部壯烈犧牲，以後的搜索行動，不得不十分謹慎。
二月下旬傅仲芳部又收復畢節，蔣委員長獲悉武鍾琦營在老鷹岩的壯烈戰蹟及犧牲精神，特電嘉獎，對陣亡者從優撫卹，對生還者一律晉級犒賞。
2. 滇黔邊境之追擊
貴州地方多山，山澗中河流又多，我工兵部隊發揚吃苦精神，架橋拆橋，對行軍大有裨益，但天氣嚴寒，冰雪載道，行軍頗感辛苦，有時行軍在高山之上，空氣稀薄，給養困難。在追擊途中，時常發現匪軍能脫離追擊，我縱除部進至桃源時，七十五團與匪在桃源西南高地發生激戰，急命七十六、七十七兩團增援，戰況激烈。據俘匪供稱此後乃賀龍親自指揮，激戰一晝夜匪退去。我方潘旅陣亡官兵八十餘名，夏旅傷亡官兵五十餘名，行李損失殆盡，匪軍亦被擊斃千餘，並斃匪參珠L一人、團長二人、营連長數十人，賀龍、蕭克等匪首曾議決：「堅決消滅十三師，因為十三師太頑固，能打仗，如不消滅十三師，紅軍永無出頭之日。」所以我們遇到幾次的硬仗，都是匪軍想消滅我們的具體行動，但這次戰役，蕭、賀兩匪卻損失了兩團精銳。
經過這次戰闘，在鎮雄待命，這裹是夷區，原土司已改稱区長，我駐防此地，聽到夷人說十三師軍紀優良，內心非常安慰。待命不久，奉命開安順，此地距安順七百八十餘里，依規定每天要行軍一百三十里，才能依限到達。到貴陽時，奉命兼貴州第二綏靖區指揮官，指揮部設遵義，下轄第四、第五兩行政專員區。此時貴州劃成四個綏靖區，負責各綏靖內之剿匪工作。結果顧主任祝同未讓我到遵義去，故此官銜形同虚設，我仍在貴陽。
3.兩廣異動奉命入粤
是年六月，廣州西南執行部及政委會通電抗日，並採取北上的軍事行動，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廣東陳濟棠的部隊，都已開入湖南，中央要人迭電勸告，終未能使之接受。蔣委員長密令中央軍向廣西開拔，以七個地方為目標，依次一、洪江，二、武岡，三、新寧，四、灵川，五、零陵，六、宝庆，七、桂林。以後與蔣委員長通電，只說到達目標之數字，而不說地名，以資保密，我的部隊是一支奇兵，直趨桂林。其餘薛岳、劉建緒、郝夢麟、傳仲芳、胡宗南、李默庵等部對兩廣採包圍勢態，如此兩廣不難平定。
七月中旬，我軍開抵衡陽，陳濟棠已離開廣州，改由余漢志蛷V東綏靖主任，粤省陸海空軍皆投效中央。粤局平定，我部在衡陽略事點驗，奉蔣委員長手令開到廣東歸余主任指揮，我乃乘專車赴穗。時中央改組廣東省政府，以黄慕松為主席。
當廣東問題解決後，對於廣西方面，中央於七月二十五日發表黄紹竑，李品仙為廣西省綏靖正副主任，調李宗仁入京，為軍委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李、白認為係調虎離山之計，遂負氣組織軍政府以李濟琛為主席，時局又趨緊張。我認為桂事並不嚴重，因共匪已竄西北，陳濟棠下野，桂省一隅之地，何能當中央百戰之師，中央只要派大員斡旋不難就範，果然八月十二日，蔣委員長飛抵廣州，處理兩廣善後，派居正、朱培德、陳盏认柔岣肮鹗杞猓瑏K改派李宗仁為廣西省綏靖主任、白崇禧為軍委會常委、黃旭初為廣西省主席，黄紹竑仍任浙江省主席。自是廣西問題遂告解決。
4、調驻洛陽
我師奉命駐廣東肇慶，第一次住到正式兵房，從事嚴格訓練。十月間，奉調洛陽，在行軍期中，我曾至南京參觀，目睹首都的建設，進步驚人，尤其軍事方面蒸蒸日上，頗有復興之象。
到洛陽後擔任護路工作，時值蔣委員長五十大慶，就在洛陽歡渡。前來祝壽者有閻錫山、張學良、傅作義、徐永昌、賀耀組等，軍分校航空分校、十三師上校以上軍官，以及砲六旅等都在洛陽作大規模慶祝，晚間並舉行提燈會，祝壽之後曾隨蔣委員長遊嵩山，並視察國防工事後同赴太原，閻鍚山熱烈接待。
我驻洛期間，與中央人物來往頻繁，同時更結識了張學良。十二月間，奉命開到咸陽待命，蔣委員長耍在西安分別召見高級官長，我遂在「雙十二」軍變發生的前三天偕內子到西安，住西京招待所，蒙蔣委員長在華清池召見慰勉。此時西安真是將星雲集，冠蓋往來不絕於途，頓成軍政中心。
5.西安事變之幽禁生活
十二月十二日，天未黎明，我從睡夢中，聞人聲嘈雜，西京招待所內外皆有武裝士兵，繼槍聲四起，判為局部兵變。天亮後，我和內子從窗縫看到街中，滿佈哨兵，遂關緊臥室待變。此時同寓招待所者，如蔣百里師、蔣作賓先生、陈诚、卫立煌、陳繼承夫婦、朱紹良、陳調元、蔣鼎文、郭寄嶠、李基鴻，均禁處室中，失去自由。邵元冲因越窗逃走，被亂軍槍殺，錢大鈞亦受彈傷，送醫院治療。
到十一點鐘時，有軍官來敲門，找萬軍長，我開門，擁戎下樓到大餐廳，這時中央大員差不多都在餐廳中。過了幾十分鐘，有人奉張學良命來請我，我隨車去到新城楊虎城公館，在小會客廳，張學良向我道歉，連說：「對不起！」以後說到這次事變的原委，和他的政治主張，並且說他們已提出了八項條件。我說：「我是軍人，一向對政治不敢置詞，不過，這幾年來，國民政府聲望很高，我希望副總司令以國家民族為重，不要再使國家分裂，做西班牙第二。」他又問了一些一軍隊情形，我要求見蔣委員長，為張所拒絕。談未久，張即命人將我送返。回西京招待所，才大略知道蔣委員長在華清池蒙難經過。不久，何柱國、王以哲兩人來談，大發牢骚，訴說東北軍的苦經，中央對東北軍剿匪損失毫無補充。又說蔣委員長不納忠言、不抗戰等語，何則比較沉默。我此時為待決之囚，自不必多所辯言，僅把我所知道的中央對於國內團結和抗日的準備，大略的說一下。他兩人和我談十三師的事，希望能安定，不要有所舉動，我說：「除非我派人到洛陽之外，別無他法。」其實我內心是想派人去和部隊連絡，王、何兩人向張請示後，同意我派人前往咸陽，我乃派隨從黄金山前去指示，命盧副長道生代理師長，對我之生死不要顧慮。部隊應聽命軍政部何部長與開封劉峙主任，我從西安發出的一切手書皆無效，可向漢中、安康行動，保存實力，決不投降。不久王以哲送來楊虎城的通行證，黃金山乃前往洛陽。
王、何走後，我仍被還押到樓上臥室，室中存物蕩然無存，最可惜的是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日記亦在浩劫中損失。當天下午張學良又來採視一次，此時我對房蔣作賓先生患病，我和我妻調視湯藥，病癒替我們講歐洲風俗，以解寂寞。此时陈诚、郭寄峤、李基鸿都在卫立煌房中，谈笑如常，彼此行动自由,日用物品亦漸送來不少。
6. 西安事變之結束
到了十二月十四日，情形稍為和緩，衛兵送來解放日報，報上刊載張、楊所提八項條件，下面署名的连我和陈诚、蒋鼎文均在内，真是啼笑皆非，報上也登出陝西省政府改組，改組後的陝西省政府完全是楊虎城的人。
十五日我夫婦和陳繼承夫婦、陳調元及一女僕，分乘三輛汽車，離開招待所，遷到仁壽里一號居住，此為四合院，我們分住各房，有客廳、沙發、火爐設備，仍由便衣監視，但行動較為自由，已經可以用麻將牌消磨囚禁生活，此時蔣委員長移居至高桂滋住宅，與張學良對門，安全已無問題。張學良來出告訴我十三師已由咸陽開拔南行，又說宋子文、顧祝同將來西安。到了二十日，蔣百里師來說他看到蔣委員長兩次，张、杨对他谋国的苦心，已有了解，不久即可有圆满解决。
自西安事變發生以來，震驚中外，南京國民政府首先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繼則下令討伐，陸空部隊向陕西開動，劍拔驽張一觸即發。另一方面，蔣委員長之顧問端納，於十四日飛抵西安，端納原為張學良之顧問，於謁蔣後，電京報告安全，以释京方疑慮。十八日，蔣鼎文持蔣委員長親筆函飛京，令停止渭南轟炸，避免軍事接觸，期能和平解決。二十二日，蔣鼎文陪同宋子文與蔣夫人都飛來西安，和蔣委員長會晤。像這樣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大局前途有急轉直下之勢。
果然，到了二十六日，早餐用完，我們即看到解放日報大標題，張、楊已於昨日恭送蔣委員長回洛轉京的消息，我們欣喜如狂，最妙的是楊虎城中午來拜訪我們，自己打自己兩耳光，說實在對不起。下午衛兵也撤走了，我们一起往陈诚、朱绍良住处合摄一影，以资纪念。楊虎城又在新城大樓請客，由東北軍將領作陪。次日（二十七）我夫婦、陳繼承夫婦、蔣百里師、蔣作賓先生、陳調元、朱紹良、錢大鈞、陈诚、卫立煌、李基鸿、邵存诚、蒋孝忠、周文章等十五人合乘一架巨型福特機返京。
返京的第二天，蔣委員長在官邸召見，並詢問西安情形，我一一作答。蔣委員長要我去看張學良，我辭出赴宋子文公館看張，彼此寒喧，無話可說，在京期間，中央要人，每日皆有宴會，為我們壓驚，到了南京才知道全國人民對於蔣委員長熱烈擁戴，大家關心他的安危，無論男女老幼，都是出於一片至铡?垖W良這次叛變，由國府明令交軍委會懲處，經軍法會審判處徒刑十年，蔣委員長念其尚能悔悟，呈准特赦，才告一段落。
7. 廬山軍官訓練與「七七」事變
二十六年元旦，我偕內人由京飛漢，漢口父老熱烈歡迎我夫婦脫險歸來，我抵漢次日，我即發高燒，昏迷不醒，兩個月間，歷經中西名醫治療。始告痊癒，我病癒後略事休息，即乘車北上，轉赴西安，參觀蔣委員長蒙難處，對西安事變真相有進一步的了解，何柱國對我說：西安事變為共黨策動，既發之後，共產黨與蘇俄又出面做好人，擔任調解。張學良平白的受人利用供其犧牲，這種策略十分陰險，但張本人輕率衝動，幾闖大禍，也是無可原恕的。
我在西安略事停留，即返部隊，此時我十三師已駐盩厔、鄠縣一帶，官兵相見甚歡。此地風景甚佳，不殊江南，出產豐富，很適合部隊整訓。驻訓兩月後調駐漢中，時適五月十三日，為我十三師反共十週年，舉行紀念大會，我乃檢閱官兵以賫慶祝，並報告十三師當年東下剷共經過。六月間，第十三師奉命整編，五月底整編完畢，我即於六月中旬去南京，出席軍政部召集之軍事會議，並參與廬山訓練團的準備工作。
廬山訓練團團長由蔣委員長自兼，陈诚担任教育长，我奉命為第二總隊第二大隊長，調訓的對象是全國優秀幹部。全四分兩個總隊：以孫連仲、黃紹竑分任總隊長，我與劉興、徐庭瑤、胡宗南、周至柔為大隊長。第一總隊為全國中學校長地方教育行政幹部，第二總隊為黨警軍幹部，幹部訓練完成為將來實施全國總動員的骨幹，訓練進度按照計畫實施，緊張而有規體。每日擔任講演者有何應欽、楊杰、蔣百里、陳立夫、朱家驊、王世杰等。
六月二十九日訓練團開始報到，我先期自京到達廬山海令寺團本部，在訓練期中發生了七七事變，蔣委員長在廬山宣佈「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當時由華北宋哲元二十九軍調來的學員，蔣委員長集體召見訓話，予以鼓勵。其他華北晉綏魯、及長江要塞、海岸防務與空軍人員，也是如此，然後分批下山，各還崗位，我們歡送他們，真是悲歌慷慨，不勝依依惜別。留在山上的仍舊繼續訓練，我在山上，蔣百里師曾分析抗戰到底的理論，至為精闢。到七月十八日，第一期訓練完畢，行結業禮，我奉命仍留任第二期大隊長。在第二期學員未報到之前，我轉回漢口一行，因舊居狹小，購置聯恰里二十七、二十八號房屋一幢。其時漢口日本租界戒備森嚴，其兵艦及商輪經常停泊江中，準備撤僑。
七月二十四日，我再上廬山執行第二大隊長職務並檢討上次得失以為此次改進之依據。次日，二期訓練開始，陳教育長和汪精衛均曾召集全體講話，到三十日平津淪陷，蔣委員長於八月二日補行開訓典禮中報告北方抗戰形勢和政府的決心，這一次訓練兩個禮拜便於八月九日結束。我因長江輪船运输拥挤不堪乃搭機回漢口，此時漢口已疏散民眾，避免日機轟炸，我的家屬亦大部分遷居倉子埠，我妻因我行動不定，且因家事照料，仍留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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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安事变前后》，是以《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内同名章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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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開始正式任官，我受任陸軍上將，敍第二級。
自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戰事爆發後，南京的國民政府，曾一度遷於河南的洛陽，於是洛陽的西工——陸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另有一個陸軍軍官學校駐豫軍官教育團設在開封），就常為蔣公蒞臨駐節之所。民國廿三年的冬天，江西第五次大圍剿，迫使朱毛逃抵陝北後，西安設立了一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蔣公兼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至民國廿五年的十月，蔣公又到洛陽，因張學良，楊虎城剿匪不力，且有與匪勾結的傳聞。蔣公於度過其五十一歲誕辰後，經苦思焦慮的結果，決心一面親赴陕西坐鎮，一面命蔣鼎文親率中央大軍進剿，乃前往臨潼縣風景優美的華清池駐節，至十二月十二日張楊冒大不韙，劫持蔣公，這就是所謂西安事變，當時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此時適在江蘇的贛榆，檢閲黃杰所屬的稅警總團第二師，聞變趕返徐州，接南京軍政部何部長敬公電話，「囑速回汴集結部隊，準備西進，沿途慎防奸宄暗殺，善自保重。我當即急電駐陝縣之第七十一軍軍長樊崧甫，速佔潼關，阻止叛軍東進。並奉中央核准即電話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將駐洛陽原屬東北軍之重砲旅繳械，另通知其餘駐豫皖蘇各部隊嚴密戒備，整裝待命，然後於開封豫皖綏署舉行國父紀念週上宣佈此巨變消息。因鑒於當時日本軍閥谋我正急，朱毛在陕北只剩万余残部，而張楊趁此時劫持蔣公，使國家頓失領導中心，坐以待危，我宣告此一巨變時，內心傷痛萬分，聲淚俱下，與會官兵，亦無不痛哭流涕，義憤填膺。繼召見中央社駐汴記者，發表談話，藉對張學良等的心理上，作一有效攻擊，使全國輿論界一致起而聲討。十四日特派飛機赴陝散發告西北剿匪將士書及標語廿一種，十五日領導所屬將領電覆張學良，促其幡然悔悟，禮護蔣公出陕，原電略謂：「国家危急至此，兄竟据地自擅，劫夺统帅，逼其长上，助贼自攻，不知将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兄等若果尚知有国家，则须幡然自悟，以礼护送委座出陕，然后束身以待国人之裁判，则一念之勇，犹可稍弥兹事之惩，非然者，叛国叛党，律有明文，弟等虽欲曲容，而网纪所在，存亡所编，谁无心肝，谁无血气，惟有追。
隨國人之後，叩關請命，義師一到，可為寒心，惟兄等實圖利之」。十六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卅次會議，決議推何敬公為討逆總司令，國民政府亦同時下達討伐令：
「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郑瑪_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我也於同日率商震、龐炳勋、孫連仲、張鈁、徐庭瑤、劉茂恩、羅卓英、樊崧甫、黃杰、李默庵、桂永清等電勸張學良部屬於于學忠、王以哲、董憲章等，電雲：「比年以來，國家多故，外而強鄰，內而赤匪，時有横流之嘆，人懷左袵之憂，幸賴我 蔣委員長艱難奮鬪，與先進立於國人之前，力搘危局。乃當此綏事正急之時，而漢卿牽於一念，不惜危害國本，劫持統帅，消息傅來，遠近駭愕。漢卿早歲本屬一紈絝子弟，徒以其尊人雨亭先生之故，因緣時會，又不自振勵，而酒色是酖，終日酣恣於跳舞煙毒之間，往年如『九一八』之事，國人追源禍始，頗多不諒。峙等與漢卿或早共研席，或久與同袍，私誼甚挚，亦惟有為之太息，惋恨而已，比聞國外歸來，戒絕嗜好，則又為之欣然色喜，以爲此湔滌舊習，蓄志自新，必能追随委座，共救危亡，乃不謂其陰谋左計，一至於此。嘗謂君子處事，未論成敗，先辨是非，私誼固不能無，而人心尤不可犯，今若漢卿此舉，不知兄等果以為是乎？以為非乎？日昨漢卿曾来一電，巧詞自文，譬之強盜在門，家之子弟，顧不務一致起而禦侮，而先自劫逼全家所托之長老，此非助盜自攻，別具心腸者，孰則忍為是郑浚∑溲噪m湥?淅碇燎小９湃嗽疲褐钦咭蚴露?伦儯?拚吲R禍而懷佚，兄等方今軍符在握，固皆國家干城，而連年奉令剿匪，旌羽長征，馳驅萬里，凡我國人實所同欽，固知明達，必能不阿不惑，以義製恩，而斷不致助桀為虐，自絕國人。然區區猶有言者，兄等於漢卿類皆久共患難，與其目睹其陷於不義，浸演浸烈，或致可救拾，孰若自決機先，涕泣而道，促使早自覺悟，爱人必德，所全實多。自十七年以來，一二同袍，見仁見智，偶有參差，乃不能遵循正軌，倉皇失圖，妄動干戈，卒皆不旋踵而捲勢收聲，寂蔫如潢潦之歸壑若曠者何也，非兵不利戰不善也，人心不許，公道固非詐力所能也。至於令夏廣州之事變，英倫泰晤士報嘗發為評議，以為我國各級人民，在政治上所抱健全觀念，可藉此得一證明，所以得表讚美者，叢亦見乎當時陳部陸空將領均能認清順逆，紛仗義執言，而非復往時武人，但知個人，不知有國，甘心為之鷹犬，而主帥即隨從以衛國衛民之兵，而為禍國禍民之具者，所可比擬也。又況漢卿今之事，較之過去諸肇釁者蓋幾乎咎重邱山矣，凡此皆因漢卿竟至狂猖，不能無望於兄等者也。乃若漢卿性行，峙等既有夙誼，寧忍相誣，今亦不必多引，即如楊宇霆，常蔭槐之事，二君皆漢卿素所信倚，一旦反眼，戈矛發於樽俎，笑談未終，槍聲遽起，此固兄等所素稔，雖曰有因，何其險也，至於委座之對漢卿，推心置腹，有加無已，即講私誼，縱不云德，決其無怨，又豈有公然背上，而並厚恤其下，始終保守者乎?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雲山阻隔，敢佈腹心，幸諸兄詳辩是非順逆，而善自審處，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十七日國府發麦明令，特派何敬公為討边總司令，我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墨三兄為討逆軍西路集團軍總司令，旋於同日在防地就職，我派徐庭瑤為東路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進駐潼關，指揮洛陽以西各部隊，掩護東路軍向華縣地區集結，俾以大軍壓境之勢，迫使張學良儘速禮護蔣公出陝，早释國人之憂。是日蔣銘三兄由西安飛洛陽，翌日轉南京携回蔣公致何敬公親筆信云：「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況觀察之，於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令停止轟炸為耍」。空中轟炸既經停止，我陸上地面部隊，也只好嚴陣以待。十八日晚間又接張學良來電，雖有改過之意，但言詞仍多含糊，特於十九日再覆一電，進最後忠告：「聞變以來，悲憤萬端。頃奉篠酉電，如梗欲吐，方今國際情势，嚴重至此，救亡禦侮，人同此心，來電所陳，雖見仁見智，講解各殊，佩章佩絃，緩急稍異，要之此等國家大計，决非某一人所能專斷，尤不可對委座施以脅迫，形成叛變，名為救國，實速其亡。猶憶夏間廣州事起，執事惠電，亦謂敵我强弱不侔，非中樞有完密之計劃，舉國有齊一之步驟，洵為危險，且曰公等不欲救亡則已，果欲救亡，惟有如期至京，國事决之眾議，全局籌自中央，在公等可示無他，在國家可期勝算。今弟亦謂執事，不欲救亡則已，果有救國之招模瑒t願先行以禮護送委座出險，然後請求中央以執事所見，决之眾議，在執事可示無他，在國家可期勝算，來電謂深願委座為中華民族之救星，萬世之偉人，弟亦愿执事为真诚救国之豪杰，不愿执事为犯上作乱，破坏国家之罪人，弟等与委座谊同休戚，存亡与共，于执事分亦非浅，敢进忠言，幸维鉴察」。廿日晨叛部突向我華縣附近之董釗部攻擊，董部乘勢予以包圍，馮軍兩營，全部繳械，並收復華縣縣城，繼續至赤水，與馮欽哉部會師。廿二日我軍收復赤水，並將赤水以西之叛軍肅清，叛軍迟至渭南車站至渭南河間構工防守，雙方形成對峙。這並不是我軍無力進剿，而是希望以政治壓力，迫使張學良屈服就範。迄至廿五日下午五時三刻，張學良在 蔣公精神感召，全國各界一致聲討，及我大軍壓境下幡然自悟，親自護送蒋公由西安乘蓉克斯巨型飛機安抵洛陽。我一聞訊，喜極而泣，旋偕方覺慧、商震、黄杰、朱玖瑩、鄭洞國等專車由汴赴洛，慰問 蔣公及請訓，廿六日上午七時晉謁於洛陽軍校，九時四十五分在機場恭送蔣公回京，全國上下，齊聲狂歡。
民國廿六年一月，張楊逆部在陝西仍不就範，我又奉命為討逆軍前敵總司令，率軍進討，討逆軍的戰闘序列是：
討逆軍總司令 何應欽
前敵總司令 劉峙
第一集團軍
總司令 顧祝同（潼關——洛陽）
第一縱隊指揮官 樊崧甫
第廿八師
第廿三師
第七十九師
第五縱隊指揮官 桂永清
教導總隊
第卅六師
第五十七師
第二集團軍
總司令 蔣鼎文（泰安——凰翔）
第二縱隊指揮官 胡宗南
第一师
第廿五師
第七十八師
西北補充旅
第十四縱隊指揮官 孔令恂
第四十三師
第九十七師
第三集團軍
總司令 朱紹良（寧靜——固原）
第九縱隊指揮官 曾萬鍾
第七师
第十二師
第十縱隊指揮官 萬耀煌
第十三師
第五十一師
第十一縱隊指揮官 鄧寶瑞
新編第一軍
第六十五師
第十二縱隊指揮官 毛炳文
第八師
第廿四師
第四十九師
第一四○師
第四集團軍
總司令 陳眨ㄉ挛魑己右员保?
第四縱隊指揮官 周 碞
第六師
第六十師
第六十一師
第六縱隊指揮官 霍揆彰
第十二師
第十四師
第三縱隊指揮官 馮欽哉
第四十二師
預備隊
第五十八師
第五集團軍
總司令 衛立煌（雒南——商南）
第八縱隊指揮官 李默庵
第十師
第八十三師
直轄部隊
第四十七師
第九十五師
第一預備軍總司令 徐源泉（川鄂邊區）
第二預備軍總司令 孫連仲（洛陽）
第三預備軍總司令 馬鴻逵（寧夏）
第四預備軍總司令 龐炳勳（新鄉）
第五預備軍總指揮 孫 震（川北）
空軍司令 毛邦初（洛陽）
我於一月二日由開封出發到洛陽，為對外秘密起見，設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洛陽行署於國民政府留守處。一月六日，政府派所屬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綜理陕甘軍事善後事宜。我遂指揮各集團軍在各地集結，以雷霆萬钧之勢，以西安為中心，向張楊逆部壓迫，一面令其派員前來洽商撤兵善後辦法。至一月八日，陕西軍警督察處處長謝珂、副處長趙鍚慶，及副師長徐梁，奉何柱國、繆徵流之命，到洛陽見我和顧主任祝同，因他們不能完全負責，未獲結論。因此，顧主任祝同進駐潼關，以便接洽。至一月廿五日，揚虎城又派東北軍將領米春霖為全權代袠，商定先將西安商縣附近及渭河北岸部隊，一律撤退至三原以西地區，中央並允發張楊部隊經費一個月，及其他善後費用，俾其開動容易。但對方孫蔚如願就陕西主席職外，餘如驻地問題，仍未完全接受。尤其對張學良之出處，及事變以來一切费用，尚有要求。因此，我不得不命樊崧甫，桂永清兩縱隊，由陕東沿隴海路兩側進擊。一月廿八日我樊縱隊攻克渭南，桂縱隊一部也進佔零口，繼續向臨潼西安前進。東北軍各將領才被迫就範，遵照中央命令，撤退整編。楊虎城也因所屬之楊渠統、王勁哉、沈璽亭等部，紛紛脫離其掌握，逃入河南，投向中央懷抱，自知大勢已去，不敢堅持過去之態度，表示願意服從中央。
總之，若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以後的共匪倡亂，與民國卅八年的大陸變色。這是中國的一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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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刘峙《我的回忆》内同名一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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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逵： 西安事变前后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張學良約我赴西安出席軍事會議。我到達固原，馬鴻賓對我說：「這次所謂軍事會議，目的不明，更以全國又在輿論沸騰之中，楊虎城又是性行毒辣之人，心壞叵測【HGC： “心壞叵測”，原文如此。】，還是不去參加為宜。」此時張學良已派專機固原接我，我為一察究竟，即隨機飛往西安。
到西安後，張學良招待我往西京招待所，楊虎城又要我住他家，我分身乏術，只好請母親與內人住楊家，我住西京招待所。軍事會議會期七日，並無什麼重大軍事問題討論，只是聯絡感情而已。我們每天晚上到寇神甫（陝西名紳）家閒談、看相、算命、唱戲。吃喝玩樂，不像是開會。當時情况，似乎是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幕後主持。前此，張學良的東北軍到達陝西，楊虎城非常介意。其後由於邵力子從中拉隴，張、楊即和好無間。過去楊虎城脫離馮玉祥逃到海州，轉赴日本，邵力子從中奔走，將楊部軍隊改編為國軍番號，得以保存。因此，邵、楊關係密切，而邵力子與中央關係密切，所以我對當時的西安局勢，雖有些憂慮，但由於邵力子對西安局勢，具有擧足輕重的影响力，我也就不担心了。
會議完畢，我赴南京晋見蔣公，將西安會議情形，提出口頭報告。但對於西安局勢及張楊的行跡，未表示任何意見；至於張學良追擊共軍，行動遲滞不前一點，本想向蔣公報告，提請注意，嗣又惟恐蔣公战為我脾氣不好，亂說話，所以也就沒有提及。現在想起來，對領袖未盡言責，實不應該，所幸蔣公情報靈通，關於張軍行動，早有所知，也毋須我多所嘵舌矣！
見過蔣公後，即為建築寧夏黃河鐵橋，與美商慎昌洋行洽購器材事赴上海。
至上海次日，上海市吳市長電話找我，說蔣公有要務指示，要我立即返京。當日遄返南京，見蔣公行色匆匆告我說：「現在我有事須往别處，無時間詳談，現在只要你盡速回寧夏任所。」遂與蔣公作别，訪晤何部長應欽，報告我回寧夏前擬順便去山東看看韓復渠，何部長說：目前山東情形混亂，去看看也好。
我乘津浦路車到兗州，孫桐萱軍長在車站接我，說韓主席不知道我來，前晚到青島去了。孫即用電話告韓，韓說在青島候我，約我前往一晤。次日，即經濟南轉赴青島。韓與青島沈鴻烈市長在車站接我，同至韓寓，長談竟夜，我責問韓說：「你何故亂發電報，主張還政於民？」韓說電報是宋哲元的主意，派何其鞏帶來電稿要我署名，我署名後即在濟南發出。我說：「大哥，你錯了，上了野心份子的當了。」接着我說：「五年前我去寧夏，我們在北平分手時，我告訴你第一不要接待各方面野心家、政客或他們的代表，免得招致中共【HGC：“中共”，原文如此，當係“中央”之誤。 】疑忌；第二不派代表與各方面聯絡，以免招惹無謂是非；第三不要派代表到中央活動，免得他們假借你的名義，招謠撞騙，在行政方面，你只要好好的做山東省主席；軍事方面，你的两个军长是否忠诚，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不要三心二意，好高骛远，我們為一省軍政首長，必須擁護中央，盡到個人本份才是正理。當時你也同意我的見解與建議，現在你又與宋哲元聯名發通電，又到青島來接待日本海軍艦隊，青島是特别市，不屬你管轄，你又不是外交官，何苦多管這些事，以你最近行動，已引起中央不滿，再則也招致社會輿論的曲解，均為智者所不取。」說到這裡，韓默默不語，頗有悔意，最後我說：「對日本的戰爭，遲早難免。山東與日本隔海相望，是日本必爭之地，現在山東民氣旺盛，地方武器甚多，你應加緊組織民間武力，等到對日戰爭來臨，配合國軍，對敵抗戰。不論成敗，你總是第一個民族英雄，流芳百世，夫復何求？這些話，是我來山東專程看你，要對你說的。」我話說完，韩表示诚恳接受我的忠言，旋与韩告辞作别。
我回到西安，往晤張學良，適張正召集東北軍官開會，會散後我見張滿面通紅，狀甚激動，告我說接蔣公電令，責他進軍太慢，放任共軍殘部脫逃，有負國人期望等語，我告訴他說：「蔣公的意思是要你迅速督師剿滅共禍後，好一致對日抗戰，符合國人的希望。你不應該誤會。」
當日下午，我妻去拜訪楊虎城太太，見楊宅大張筵席，經詢左右，始悉張學良妻于鳳至、邵力子妻傅學文、楊虎城妻謝寶珍三人結拜姐妹。我妻未命通報，即行離去，回來告我，始悉此事。此亦西安事變前，一段「裙帶政治」的小插曲。
此次我離開西安不及半月，局面變化頗遽，實出所料。當以此是非之地，及早離去為妙，當即商洽民航機於次晨四時飛回寧夏。
回寧後，西北局面越來越壞，毛澤東率殘部二萬餘人，逃竄延安，東北軍不堵也不追，態度曖昧，而其主力則向寧夏河東進迫，有監視我行動態勢。當即電蔣公謂有要事擬即前來西安面報，蔣公覆電不准我離寧夏，時我心中預感，將有重大事故發生。
十二月九日，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派代表乘專機來寧夏接我赴西安，謂有要事相商，並請我即刻起程。當以未奉蔣公指示，不便擅離職守，峻拒張、楊、邵代表的請求，該代表及專機在寧夏等侯二日，我即令原機遣回西安。
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時，接駐西安辦事處電報謂蔣公被張、楊武力劫持，下落不明。真是晴天霹靂，悲痛不已，當即電約關麟徵來我家，再電胡宗南，胡家人說胡出外騎馬去了，又電范漢傑問蔣公何在，范回說：「不知道。」至此我預料事態嚴重，與關麟徵相對飲泣。
九時許接張、楊通電，知蔣公尚在人間，揣測張學良年青衝動，易受人利用，而楊虎城梟獍成性，心狠手辣，蔣公安全仍然堪虞，當與關麟徽叩頭結盟；如蔣公萬一被難，即聯師直搗西安，誓减彼獠，並相期死於西安城下，以報蔣公知遇。遂通電張學良謂：你此次受奸人欺騙利用鑄成大錯，大丈夫敢作敢為，及時悔誤，即刻脫離楊虎城圈套，保護蔣公安全，維護國家命脈，尚不愧為英雄豪傑；否則，不為已甚，置國家民族前途不顧，甘為叛逆，與全國人民為敵，我將率西北子弟，起而討伐之，你將死無葬身之地矣！為忠為奸，在你一念之間，念在你我童稚之交，特作忠告，幸為明智抉擇，是所厚望也。又電楊虎城謂：劫持統帥，你楊九娃真面目暴露無遺，國人共棄，你的為人，早於民國六年，我即已認識清楚，十四年我解長安之圍，馮玉祥原欲殺你，你逃到海州，軍隊由蔣公收編，放你逃亡日本，救了你一命，你現高踞行營主任寶座，蔣公對你恩義，不為不重，今竟以怨報德，無情無義，何能立身為人。現雖闖下大禍，但能懸崖勒馬，改過自新，護送蔣公返南京，向全國同胞認罪，猶未為晚。否則，激怒全國同胞，羣起申討，你雖萬死不足贖其罪責、千秋萬世，永留罵名，盼審慎思之。並於十九日上電行政院孔代院長庸之（孔祥熙號），表明擁護中央態度，分析張、楊性行，建議營救蔣公方策。電文內容：「西安叛變，擧國震驚，人心激昂，以此次人心之向背，委座必能脫險，關於進行方針，中樞必有藎籌，職意此次事變，張學良少不更事，素無一定主張，楊虎城梟獍成性，險惡毒狠，思想謬妄，此次实为主谋。且文日事变之前二日，杨虎城曾派人乘专机来宁，促職赴陝。職以未奉委座電令，固辭未往，來人竟謂此行關係重大，無庸請示。回憶此情，楊欲將職亦困留西安，以遂一網打盡之妄想；且楊之為人及歷史，久邀洞詧，故關於進行處置，對楊務祈特别注意，如向張着手，曉以利害，責以大義，或尚於事有濟；若從楊着手，則依其賦性毒辣，反滋糾紛，特呈愚見，伏祈垂察！」同時我又聯合西北將領通電申討張、楊二逆，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四川劉湘、北平宋哲元、山東韓復渠、山西閻錫山等乃至蒙古德王相繼通電聲討。張、楊等鑑於全國民心所向，乃幡然悔改，由張學良親自護送蔣公回京。至此，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所導演之西安事變，於焉結束。
蔣公安返南京後，李宗仁、白崇禧等又聯合四川劉湘，通電全國，唱出「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此一口號，表面上是應合全民一致抗日要求。實際上，目的在為共黨殘餘勢力說話，一面在求保持各自實力，中了共產黨毒計，而不自覺。我有鑒於此，當即聯合西北各軍政領袖發表通電，駁斥所謂「槍口對外」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謬論，我們並指出共產黨武力，在各地騷擾，殺人放火，打中央軍隊，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中央軍隊維持國家統一，制裁地方軍閥割據，剿除共軍，就是「槍口對內」；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這是什麼道理？我一再請求赴京，面陳國是意見，一再奉令止之。我的意見是對共黨殘部，不用軍事力量解決，而以經濟方式制裁，因陕北地區糧食缺乏，將此一地區嚴密封鎖，不出三個月，共軍缺糧食供應，自然會投降。封鎖陝北任務，可交由陝、甘、寧各省現有兵力執行，不須中央出一兵一卒，我將此項意見，寫成書面報告，派代表晋京面陳蔣公。無奈代表抵京後，受到各方面阻撓，不能上達。其時日寇侵我日亟，華北局勢緊張，國共合作抗日氣氛彌漫全國，中央對付日寇滋擾，日無寧處。而共黨殘部在陝北，乃得苟廷殘喘，其後抗日戰事全面展開，共軍打着聯合抗日的旗號，欺騙國人，乘機坐大。以致抗戰勝利後，全面叛亂，竊據大陸。国运蹇顿如斯，夫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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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安事变前后》，是以《马少云回忆录》同名一节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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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导
张学良和蒋介石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西安事变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张学良自我评价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声称：“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却对其31年到36年几年间的作为表示了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张学良曾效法使徒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其他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使中国各种派别团结在对日的一条战线上来，包括国民政府中央派、形形色色的地方实力派及面临艰难处境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同时，西安事变及其后爆发的七七事变使1930年代中上期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被全面的战争爆发打断，中国的抗战在缺乏工业支持的情况下举步维艰。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以及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抗战之前的“事变”，又都是一批目光如豆的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既无鲸吞中国的大志，和他们再打几年太极拳，不见得是件坏事。史学家唐德刚即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以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坐收实利呢？”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