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1957年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6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辨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具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六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这是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写的一篇长文。7全文共分为九个问题，现将其中思想含量较高的问题介绍如下；
第一：消灭党的政权特权。刘南生认为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为此他建议1、成立全国人民直接自由选举的各级人代会。全国人代会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人代会里成立各类专门委员会，邀请各类专家参加各该专门委员会计讨论有关的大政方针。并修改宪法上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一切国家大事一味只在幕后制定好了，再拿到会上来形式通过一番，不是一个堂堂大国应该有的现象。应该提到会议厅上来公开辩论，并付诸表决。各级人代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制定或否决施政方针。
第二：共产党利益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刘地生认为，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政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党的领导只能体现在方针政策上，党员的模范行动上，报纸广播的宣传上，而不是体现在行政命令上。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第三：创办民营报纸和出版。如果可以承认六亿人民的利益不能以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去代替，而存在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集团，不同地区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他们有代表各自利益的发言权。因此，除开共产党的机关报之外，人民可以自由经营报纸和出版社让，全国人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此事似可以现在就着手进行，各省最低限度有民营报纸和出版社各一个。
第四：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
第五：取消少先队、青年团组织和党对学生的领导。刘地生认为，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的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六：消灭党的经济特权。
第七：党系统机关经费开支只能由党费中支出。
第八：大量裁减陆军、投资发展原子能科学。刘南生认为，今后的国际战争，实质上是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科学互相竞赛的战争。一旦战争爆发，步枪加小米是决不能应付的了。必须考虑大量裁减陆军，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到发展原子能科学上去，才是建设国防的根本办法。
第九；农业合作化只能在小部分地区试验。
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提出过许多意见。当时《内部参考》曾作为读者意见整理发表过一部分。
安徽一个名叫方格恩的读者建议成立中国农民党。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大多数，当时六亿人口中约有五亿是农民，可是农民阶级却没有自己阶级的政党，有些意见不能和其它阶层一样有组织有系统的向上反映。
一个叫戈友辰的读者建议，要保障居住和迁移的自由。要给农民拒绝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农民应在政府里占有席位。成立全国总农会。8
这些建议，今天还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七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9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
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
八
李祖彦当时是云南一一六医院的休养员，是军人。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了关于“党的性质问题”。他说：“我认为党当前的性质只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狭隘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规定党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我看也是保守的。”李祖彦认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对共产党爱戴，把党当作自己的灵魂、生命。为此他建议将共产党改组为工、农知识分子联合的政党，名称不变。所改变的是由代表工人阶级改为同时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李祖彦还提出，有人说共产党是执政党，这话是不正确的，以共产党是执政党，其它党派就是在野党了。因为中国没有在野党，所以执政党这词是多余的。9李祖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只是在根本不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属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着眼点还是党内的民主改革以及如何与其它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