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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恩: 追击匪红四方面军与清剿豫鄂皖边区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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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恩口述

追击红四军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中旬,盘踞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大别山区的中共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徐向前(山西省五台县西南永安村人,原名徐象谦、字子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和第九军军长蔡中熙、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张国涛(江西省吉水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等率残部约二万余人,被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二纵队(陈继承)及第六纵队(卫立煌)逐出大别山,企图穿越平汉铁路向西逃窜;而中共「鄂中区」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贺龙(字云卿,湖南桑植县西北四十里洪家关人)及王炳南等,亦率众二千多人,由京山向北窜来,企图与徐向前等部会合,于是蒋委员长电令我第十五军迅予截击。

一、土桥铺之役

    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电令,立刻采取行动,除以我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欠第一九一旅)、及第六十五师之第一九五旅,仍留驻于南阳附近地区,继续执行其原来的绥靖任务外,当即抽调第六十五师(欠第一九五旅)、及第六十四师之第一九一旅,和我军部直辖之补充团,于这(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开始南下:经南阳城南三十里屯、界中集(南阳南八十里)入新野县境,而入鄂北襄阳北八十五里之黄渠铺,再东折过白河至东岸三合店(枣阳西北一百七十里),分向樊城(在襄阳县城北,汉水北岸,与县城隔水相望,自古为攻守必争之地)、枣阳中间地区前进,期能迎头截击共匪。二十日、自三合店进至双沟镇(樊城东北六十里),接到友军通报,谓「红四军」已从王家店车站(应山县东南四十里,平汉铁路经之)以东跨越铁道,直向西北窜来。

    中共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与兵力情形如下:

    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第四军军长徐向前(兼)

    第十师师长王宏昆──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十一师师长倪之亮──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十二师师长刘英──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兼)──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兼)

    第七十三师师长邝继勋(兼)──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七十五师师长廖荣坤──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第九军军长蔡中熙

    第二十五师师长蔡中熙──人枪不全。

    第二十六师(均不详)。

    第二十七师(均不详)。

    独立第一师师长戴某──约四千余人,枪三千余枝。

    独立第二师师长(不详)──约二千余人,枪一千余枝。

    独立第三师师长汪海洋──(人枪不详)

    独立第四师(均不详)

    赤卫队(不详)

    合计约八万人、四万枝枪,实为两万多人。

    本军为堵截红四军,期与我剿共军之追击部队将其聚歼于汉水东岸计,亟令第六十四师之第一九一旅、及第六十六师之第一九三旅、与军部直辖之补充团,急自双沟镇(在襄阳东北六十里)南进,分由汉水北岸的樊城江岸起,向东沿张家湾集(在樊城东北十里)、楸树井、而枣阳县西的梁家嘴、蔡阳铺、璩家湾,再东沿□水(即沙河)北岸回龙寺、梅城铺、土桥铺,而东北经沿岸之莲花池迄枣阳之线,抢先占领阵地。

    十月二十一日、探报共匪有北向土桥铺、张楼等地移动之迹象。至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徐向前之「红四军」先头一股约二三千人,突向土桥铺进攻。

    土桥铺在枣阳县西二十里,乃我第六十四师之第一九一旅之阵地。

    共匪一再猛扑土桥铺,我第一九一旅杨天民旅长,严加拒御,旋被击退;至黄昏时分,匪之主力约一万余人,再次掀起攻势,_涌而上,猛扑益烈,短兵冲杀,前仆后继,双方死伤,遍地皆是,而匪不稍后退,情势极为险恶。我亟令我所兼之第六十五师刘惠心旅长,急率其第一九三旅向右支援;并飞令第一九四旅(姚北辰)火速驰援,及至午夜到达土桥铺,参加战斗,始撑住阵地。而匪方之张国焘、徐向前、邝继勋……等,率其所部二万余人,于二十四日凌晨二时赶至,挥众猛扑,以其一贯之人海战术一拥而来,采取一点突破之打法,作波浪式之攻势,激战至三时许,土桥铺阵地卒被突破,双方混成一团,形成交手战,即步枪亦不能挥剌,我官兵多以大刀片、小十字镐、圆锹、刺刀……等等器械,作为武器,奋力挥杀,向匪击打,缠斗至拂晓,匪不能支,向西北夺路败逃。

    此役,清理战场,我第十五军政训处处长徐会之报告伤毙匪军至少有六七千人。我恐怕其言夸大,特命呈报四千名。生俘五百余人,获步枪二千余枝,自动步枪五十余挺,我军官兵伤亡五六百人。

    按徐会之为湖北省黄冈县人,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毕业,与徐向前为同队同学,并称在校交谊不恶,在追剿途中,曾云:「徐向前跑得太快,若能追获,必能劝他归降,……」等语,言下颇有自信。后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汉口市市长。

    我率军急追,途中截击,殪匪尤多。徐向前等率领残部,狼奔豕突,仓皇逃窜,闯入豫境构林关(邓县南三十里),再向西北遁走。二十七日下午四时,我军追至邓县西北六十里之厚坡镇,又与匪军展开激烈斗争,至夜十时,毙匪数百名,匪向北逃往师冈镇(内乡县西南四十里)而去。据俘虏供称:邝继勋、蔡中(成)熙,均被我击毙于厚坡镇之役。

二、穷追鄂豫秦蜀

    匪军至师冈镇,西越分水岭,经马磴店(在淅川县东三十里),南渡丹江,分向豫鄂陕三省交境地区逃逸。此时匪残众仅一万余人,枪炮、骡马皆损失殆尽,为避免与我军作战,乃远离大道,专觅深山丛林中的羊肠小径,由湖北郧县东北九十里南化镇而荆紫关(原名荆子口关,在淅川县西北一百三十里)东南之鲍鱼岭入陕境,而赵家台、漫川关(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竹林关(山阳县东一百三十里),西北经秦岭口,辗转迂回,曲折乱窜,希能狡脱我军之追击,俾可在秦岭山中另行建立一个「苏维埃」区,藉作喘息之地。但因我军连日跟踪穷追,每日均有接触,使其无法立足,致终日奔跑,疲惫不堪,而日死于疾病饥饿,为数甚夥,被俘尤多。已溃不成股,先后在南化镇(在湖北郧县北九十里)、十里坪、洛峪街……等地,迭遭创挫,实力损失大半,经我军二十余日的追击,残余已不过七、八千人,乃化整为零,企图脱逃。

    当时陕军杨虎城(时任第十七路总指挥、陕西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部若能密切配合,确实堵击,则徐匪残部不难全部歼灭于秦岭山中。

    共酋贺龙于十月十五日会合渡过襄河东岸之王炳南残股。十九日、窜伏大洪山(在随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吴家店(在枣阳南四十里)一带,企图与徐向前合股同窜,怎奈徐部被本军追击甚亟,急于西窜,不及会合一处,仍在京山、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潜伏待时。

    十一月十八日,徐向前经由蓝田以南之汤峪沿秦岭以北之平原西窜。二十日,第六十五师之一九三旅追至西安以南三十里之子午镇,歼毙三四百人。二十二日,残匪绕山道至商县附近;另股已经□□县以南之金盆镇、太白山南奔。二十四日,一股西窜葛牌镇后,南折红万字、布家埠。二十五日、别股逃至蓝田。以后由于本军穷追不舍,无法立足,纷纷经由曹家坪、汤峪街、大峪口、小峪口……各处,辗转向陕南流窜,而城固、西乡……等县,亡走巴山,而至川北之通江、万源、南江诸县。

    本军长途追击,翻山越岭,道路崎岖,运输补给,都很困难,官兵日食难能一饱,为了轻装疾追,犹著单衣,真是饥寒交迫,苦楚万状,时值严冬,风雪惨厉,所幸士气旺盛,不辞艰辛,跟踪紧追千数百里,俱无怨言,激战数十次,迭创匪众,即以一九一旅占据险要堵截,逼之出大小峪口,驱入平原,形势乃变,不利逃窜,而利追击,因向□县南折佛坪县、华阳镇(在洋县北)急进,歼挫残股,徐向前仅剩二十余人。

    贺龙率其一部于十月中旬自湖北钟样县以南地区,斜趋东北,掠随县、柳村(在随阳店东)、岩子河市(在柳村北)。十一月一日、西北入豫境,傍桐柏县西乡,再北走泌阳西北之漕河。十七日经方城县西三十五里赵河西岸之赵河铺,大哥即命本军留驻南阳之第六十四师师长武庭麟进击,二十六日追至嵩县西南龙王庙,匪径向栾川镇(在卢氏县东南二百里)、范蠡镇(在卢氏东三十里)、卢氏、官坡(在卢氏西)、铁锁关、及卢氏西南之茵草、龙驹寨、徐家沟、兰亭等处,被我驻军及民团予以截击,匪之第八师师长赵苏业、第九师师长段德昌,先后被殪,损失惨重,残余仅千人。经我武师长率部并力继续追击,于月底突入陕省雒南县西南山区,十二月、窜向鄂东长江南岸之巴东县一带。

    匪军徐向前股由陕西南部觅渡汉水河向四川境逃窜,攻万源,十二月二十九日,为本军击败。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我率军追抵紫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之毛坝集(南与四川万源县接界)、及万源县东北一百里之官坝场、望星关……等地,与匪相峙。这时川军因正忙于内战,对匪窜扰,无人过问,而且各军的防区制太严,部队行动颇受限制,追剿当然感到困难,遂予徐酋以喘息滋长的良机。尤足令人警惕的,是川北各地连年内战,人民负担很重,川军各师、团、营,都可以自行向老百姓摊派款项,真是苛扰万状,甚至他们军队移动,有一个「连」里面,征抓「滑杆」(川中舁具)达二三十抬之多,可见军纪之坏,人民畏兵如虎,以致民不聊生,怨忿沸腾,一旦匪至,乘机煽动,数月之间,势复大炽。我以孤军久悬,危险实多,当即电陈蒋委员长指示机宜,旋蒙电示,于二月五日集结万源,防匪回窜。

 三、返旆南阳

    本军在川北屯军至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我接到驻鄂绥靖主任何成浚转来蒋委员长电令,命我即日整军开回南阳,集中待命,防地交由川军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省简阳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时任陆军第二十三军长)部接替。经于二十八日拔军,由万源出发,向东北苦竹嘴、大竹河镇,入陕省,经麻柳坝、茅坝关、高滩子、老房店、而紫阳县,然后东走流水店、岚河口,而安康县、老县镇、平利县,经鄂省竹溪县、得胜铺、再北折陕省岭界、双河口、白河县,复入鄂境,历将军河汛(在郧县西二百四十里)东南行、鲍鱼店、花果园、黄龙滩镇(在郧县西南一百里)、十堰、上白浪、草店、石花街、谷城县,北走老河口(今光化县)……等地,开回豫省,经孟楼镇、邓县、白牛店、穰东镇、卧龙冈……返旆南阳集中,时已五月二十五日。

    此次我军长途追击「红四军」徐向前等股,历时七个多月,经鄂、豫、川、陕四省,备尝艰苦,一往无前,卒将二万多赤匪,杀至二千余名,已成残延待毙之状,只因受限于防区之制,不能予以肃清,令人慨叹!不过官兵效命,爱民如己,这是值得兴奋赞佩的事,不论行军、驻防,都做到「不扰民」和「公平交易」的行为表现,所以军行所至之处,老百姓争相欢迎,拔军离去时,无不依依惜别,颇有军民一家之风,因此老百姓都愿意帮助我十五军的官兵,供给情报,自动向导,给予很多方便。其实要做到这点很简单,就是只要军队纪律好,便能取得民心,享有最高的军誉。

    

清剿豫鄂皖边区

    豫鄂皖三省边区的大别山区,自经共酋张国焘、徐向前、邝继勋等赤化后,整个山区便被他们控制。徐向前等被本军赶到四川省北部通江、万源、南江一带,但其遗留在山里的残余零星散股,则由其干部吴焕先、徐海东等,重行纠结,竟至数万众,仍然称「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师,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师长),及若干「战斗团」、「战斗营」、和「乡农会」所属的赤卫队等原有的组织,死灰复燃,势渐猖獗。

    中央方面为彻底消灭豫鄂皖三省边区的匪患,乃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移调豫鄂陕三省边区剿匪督刘镇华,改任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总部设在豫南潢川县城,同日,中央并明令任大哥为安徽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辖有皖省保安团队,省治安庆,第十一路军独立旅、随节扈从,负有专责清剿使命,全权指挥在此边区所有部队:计驻鄂东黄陂之第十三师(万耀煌)、礼山之第四十四师(萧之楚)、罗田之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麻城之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黄安之第三十师(吉鸿昌),及第八十九师(汤恩伯),宋埠市(在麻城西南六十里)之第三十一师(张印相);豫南宣化店(在罗山县南一百三十里)之第五十八师(陈耀汉),罗山之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辖之第三十二师独立旅(潘善斋)、商城之第七十五师(宋天才)、固始之第四十五师(戴民权);皖北立煌(旧名金家寨)之第三军(王均)辖之第七师(王均兼)及第十二师(曾万钟)、叶家集(在霍丘县西南一百十二里)之独立第四十旅(宋世科)等,共有十多个师、两个旅;另外还调来我第十一路第十五军,进驻豫南潢川、光山、经扶(旧名新集,原属光山县)等地,以防匪之窜扰。并以孙运仲负责麻城、罗田间之清剿,万耀煌同汤恩伯负责黄安境内之清剿。

一、王家河之役

    民国二十年七月、大哥将其「豫鄂皖边区剿匪总部」移驻于皖北之六安县城。中旬、我奉到大哥的进剿命令,要旨如下:

    一、以郝梦龄部为第一追剿纵队;

    二、以刘茂恩部为第二追剿纵队;

    三、以其余各部,划分区域,为驻剿部队;

    四、所有追剿及驻剿部队,统限于七月二十日开始行动。

    我于接奉命令后,即作以下之部署:

    一、以军(第十五军)属之补充团,进驻潢川以南(一百一十里)之小界岭(在商城西南六十里)、两路口汛(在麻城北六十八里),以两个师属之补充营进驻白雀园店(在光山东南七十里)西南之熊家河(经扶以东),防匪北窜;以两个师属之工兵营,担任经扶县之守备。

    二、以本军(第十五军)主力区分为三个支队:以第六十五师副师长阮勋,辖第一九三、一九五两旅,附山炮两连,为第一支队;以第六十四师代师长武庭麟,辖第一九○、一九二两旅,附炮兵两连,为第二支队;第六十四师副师长徐鹏云,辖第一九一、一九四两旅、附炮兵两连,为第三支队。

    我因鉴于过去各部队剿匪多有疏忽之处,往往招致不必要之意外损失,甚至整个师、整个旅,如岳维峻之全军,张辉瓒、赵冠英之整师,陈调元之整师整旅,都被覆没于隘路内,或在夜晚被匪利用周围高地包围于庞大村落中,以致士气沮丧,而被消灭,武器损失,装备匪军,使其声势更为壮大,几乎莫能扼制。此种事例,不胜枚举,究其过失,实由于好逸恶劳、畏难苟安的心理,故每日行动,大都避开崎岖山路,采走平坦大道,夜晚宿营,又常忽略周围高地要点的控制,而大意的投宿村庄民房中,给予共匪可乘之机,加上匪有严密的组织,灵活的情报系统,并能利用熟悉的地形,故能获致广大的战果,因而在开拔之初,先召集所部军之团长、独立营、及连长以上的干部,详加研究讨论,并剀切诰诫指示,当即厘订行军、驻军、宿营、作战、及一般有关纪律必守的信条,于是下达命令展开进剿行动。

    七月二十日,我第二追剿纵队(第十五军)拟于经扶、西张店(在黄安东北六十里)以西地区寻击匪军,乃以第一支队(阮勋)由经扶县以西向南之山岳地区搜索前进:以第二支队(武庭麟)进驻四店,为军之预备队。上午九时,第一支队之第一九五旅进抵王家河附近,突遭共匪二三千人猛扑,当即发生激烈战斗,第一九三旅急向西南夹击,将匪压迫于王家河之村庄内,已成合围之局,激战至十一时,正在促其缴械之际,其主力万余人忽由王家河西南蜂拥而至,以人海战术反将第一支队重重包围,战况非常惨烈,第一九五旅旅长马其臻身负重伤,情况危险万分。我除令第一支队苦撑待援外,即时亲督第二支队迅向王家河东北急进,并令第三支队长徐鹏云,以第一九四旅暂留中途店,向东南方面严密警戒外,速率第一九一旅向王家河东南驰援,期将该匪整个包围而于以歼灭。下午二时,第二支队已将王家河东北两方高地之匪击溃,第三支队之第一九一旅亦攻占东南方高地,混战至四时许,匪大部动摇,已成就歼之势,而杨真山方面之匪三四千人,突由王家河之西南侧击而来,激战两小时,匪之残余突围,向杨真山(在麻城、黄安两省交界)、鲤鱼山溃窜。是役毙匪千余人,俘二千多名,获步枪二千多支,迫击炮二门;官兵亦伤亡四百多人。

二、福田河之役

    七月二十一日晨,我命各支队继续搜剿,以第二支队向鲤鱼山、杨真山之西麓搜索进剿;以第三支队之第一九一旅向杨真山以南之山区,搜索进剿;以第一支队进驻中途店以南,为军之预备队;以第一九四旅驻四店、项家河,向东警戒。上午十时,第三支队进至杨真山,将零散之匪驱逐后,下午进抵匪之老巢杨泗寨(在经扶县南与麻城县交界)以北,即遭受其主力猛攻,第二支队闻到激烈之枪声,即迅急向东攻击匪之侧背,但匪凭险顽抗,相持不退,适黄安之第三十师彭振山亦向北进攻鲤鱼山,我乘此良机督饬第一支队向张店驰进。下午四时,先头之第一九三旅至张店以北与匪接触,经数度猛攻及炮兵之轰击,仍拚命抵抗,形成胶着,激战至夜晚八时,杨泗寨、鲤鱼山之匪,乘夜分数股由张店以南向东窜去,当即通报第一追剿纵队指挥官郝梦龄严密注意。是夜、第二追剿纵队集结于四店、中途店、张店。

    二十二日晨一时,忽听麻城以北炮声隆隆不绝,适有大哥电话,谓东窜之匪,被第五十四师(郝梦龄)截击于福田河街(麻城县北六十六里柏塔河右岸,亦名福临堡)西南,正在激战中,饬本军排除万难,星夜驰援。我当即以驻项家河之第一九四旅,迅经白石岸向福田河以北急进,予匪夹击,以防其北窜;以第一九一旅迅向火石镇、白石岸急进,以防其西窜;第一支队迅由张店向麻城以北挺进,协同友军夹击该匪;第二支队迅向经扶以东之晏家河店(在光山县南六十里)挺进,为军之预备队。上午四时,第五十四师之刘旅在福田河西南高地,与匪激战数小时后,以众寡悬殊,被迫撤守福田河,而遭其包围,刘旅长督战阵亡,情势危殆,幸第一九四旅拂晓驰至黄土冈镇(在麻城县北四十六里,柏塔河岸,即安定堡),第一九一旅抵达白石岸,六时,赶到福田河街,即向其侧背猛攻,恰巧五十四师之主力,亦同时到达,向北猛攻,于是内外夹击。八时,匪死伤枕藉,遍地皆是,乃突围东窜,遗尸千余具,步枪千余枝,五十四师亦死伤数百人。

    我为使匪军早日就歼,不让他有稍获喘息机会,即令第三支队跟踪紧追,以第二支队经两路口汛向银山畈前进,以第一支队仍回四店、王家河,清剿零星散匪。下午四时,第三支队追至虎皮岭,一度发生激战,匪不支,向南逃逸。这天,我第二追剿纵队指挥部及第二支队到达银山畈。

    二十六日,第七师(王均)在南溪堵截。匪折回西窜,被第二支队迎头痛击,即狼狈仓皇向乱泥壶、野银冲、斑竹园溃逃。匪经连日追剿截击,死伤惨重,已溃不成股,遂化整为零,伪装为民,东窜皖北山区,零零星星,昼散夜聚,出没无常。我追剿部队即以团、营为单位,分途清剿,数月之内,在山洞、枯井、林中,掘出遗藏之各种武器有一万多支,弹药无算,斩获颇丰。

    民国二十二年秋,我以本军所驻地之光山、经扶一带,匪势甚炽,立予大力进剿。先是有三十五师马腾蛟部驻泼陂河(光山县南),视匪如儿戏,不以残匪为意,零星余匪遂无所忌惮,蜂屯蚁聚,时出骚扰,马部之一团于正月叛变,与赤匪合,匪得此兵力势更盛。我于接防后,决意严加痛剿,为民除害,终于在数月间将匪剿灭,赤匪多向我军投诚,我皆加以收容,任凭取保,凡无保者迁之,确实有为匪工作者,将之坑埋,百姓额手称庆。是年冬,本军奉调皖北六安,进击大别山吴焕先、徐海东等残股,担任立煌、岳西、霍山、桐城、舒城各地之清剿任务,原驻地改由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师接防,由于他对匪尚宽主抚,过于姑息,匪更无忌惮,到处骚扰,及于信阳、罗山各县,有燎原之势,民更为所苦。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我奉命兼任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及立煌县长等职,并于七月辞去河南省府委员一职。

    按「行政督察专员制」是在民国二十年五月,由「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创立的。蒋总司令鉴于赤匪在四、五年间滋漫骚扰数省,其根本症结在于政治不良,官吏腐败,造成农业不兴,农村经济破产,社会不安,人民苦不堪言,赤匪遂得逞其煽构引诱之技俩,以是匪乱日益猖獗。欲削平匪祸,自非从彻底改革政治积弊,刷新政治着手不可,因「军事只能治标,政治方能治本」。改进之办法为:

    ⑴行政制度之改善。使权责集中,组织紧凑,运用灵便。

    ⑵政治业务之推进。分「管」、「教」、「养」、「卫」四项事业进行,使适合地方人民之需要。

    ⑶政治风气之改造。明纪律,惩贪污,考核职责,信赏必罚,禁革恶习,鞭策萎靡,使顽廉懦立。

   「行政督察专员制」即是改善行政制度之方法。由于以往的省、县两级制,弊病甚大,省之辐员辽阔,统辖数十县或百余县,省县远隔,鞭长莫及,政令不能贯彻执行,下情不能上达,造成上下隔阂,尤以剿匪各省,任重事繁,更难顾及,况当时之民政组织,止于县长,乡镇以下,有名无实,且军民分治,素无关联,无从协调,即使临时督导,亦难发生作用,以致军事进剿效用大减,常受匪军牵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为弥补此种缺点,乃有「行政督察专员制」之创立。即于每省划成若干区,每区辖若干县,每区设督察专员一人,由专员兼该区保安司令及驻在地之县长,综理辖区内民众自卫剿匪清乡事宜,督促各区内要政之推行及考核,可以说熔合古今制度之长,如此能使省县贯通到底,指挥灵便,而且使军政一元化,政治密切配合军事,达到剿匪安民的目的。此一制度先于豫、鄂、皖三省实施,河南省、湖北省皆设十一个区,安徽省设十个区,而后浙江、江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贵州亦分区设署。

    我兼任的安徽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所在地是六安,辖区包括六安、立煌、合肥、舒城、霍山等五个县。到职后,即督导辖区内之行政人员,训练民众,严密保甲制,并村筑寨,实施坚壁清野政策,以军队力量保护人民安全,迅速建立地方自卫武力,如此地方政权得以确立,再用政治力量以制约地方人民,根绝匪之兵源与粮源,隔绝匪之情报及交通,确实达到蒋委员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成效,极力肃清残余零星匪患,维护地方治安,使匪无所施其技俩,渐无法立足,同时拔擢地方干部,加速推展域内各级政府之建立,不到三月,立著成效。九月七日,我以另有军事行动,奉调至皖浙赣边区剿匪,乃解除所兼之行政官职,地方人民与我相处感情不错,这是值得我欣慰的事。

围剿方志敏

    共匪自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失败后,匪酋方志敏、邵式平等在赣东弋阳横峰一带,煽惑农民暴动,赤化赣省东北地区,数经进剿,未能肃清,至十八年时竟啸聚一万余人,号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简称「红十军」,以赣、闽、浙皖四省交界之磨盘山、怀玉山为根据地,成立「赣浙闽边区苏维埃政府」,分任主席、政委等伪职。二十年、虽曾加以围剿,但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之役,国难方殷,剿匪军事行动暂时停止,遂使之得以乘机坐大,扩充为「红军第十军团」。至二十三年、国军再次实施进剿,「赣浙闽边区政府」主席方志敏、军区司令刘畴西(原名仇西,湖南长沙西北六十里靖港市人,黄埔军校一期第一队毕业)被迫率红第七、第十两个军团(寻维洲、王如痴),号称六个师二万余众,由磨盘山、怀玉山区倾巢而出,以及第九军团总指挥兼第三师师长罗炳辉等,窜扰赣浙皖闽边区,势甚猖獗。我剿匪总司令为期剿灭匪患,乃于十一月六日下达作战命令:当方匪向皖南流窜时,归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镇华堵击,并阻匪西窜鄂南;匪向赣浙闽流窜时,由江西第八绥靖区司令官赵观涛堵击,并阻匪南窜闽西北;并责成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兼任「赣浙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肃清匪患。

    大哥于奉令后,为期达成任务,乃令我第六十四师(武庭麟)一个旅及我率领的第六十五师,移防皖南。大别山的剿匪任务,则由剿匪蒋总司令及副总司令张学良负责。此外并在屯溪设立省政府行署,坐镇指挥。二十三年十二月八日,追剿纵队司令俞济时偕其参谋长马君彦前来皖南行署谒见大哥请示机宜。大哥当即召我高级幕僚人员,以及我和武庭麟师长,举行了一个小型军事简报会议。首先说明此一皖南地区共匪活动情形,与其兵力、装备等状况,尤其匪的作战特性和技俩,极为详明,希望多与注意,以免有所失误;至于在剿匪战场上,亟应扫除地域观念,革去本位主义,尤其革命军人当以服从为天职,以效忠为首义,为国家平乱,为地方除害,不计牺牲,全力以赴,与友军──不论是正规军队、保安团队、以及地方武力,均须密切配合,协调合作,积极争取民众,善用情报谋略,主动制敌机先,一起在进剿、围攻、堵击……等行动上,相互运用,协同作战,予匪以彻底打击,则不难犁庭扫穴,歼彼元凶,须切记知己知彼,方能握有胜算;继将与共匪实际作战之经验与教训,一一以过去事例说明之,望勿忽视,最后勉以充分发挥蒋委员长正确指示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略与精神。最后由我与彼等交换意见,约定堵击与进剿部队之协调配合进止等诸种细节,对于行将展开之堵击和进剿行动,裨益颇大。

    大哥移节皖南,即令我率六十五师及六十四师之一旅随同进驻青阳、庙前、横船渡、杨村店、祁门一带,积极部署堵击阵线。十二月二十二日、方志敏部由黄山西窜青阳、祁门附近,当即被我堵击部队予以截击,匪军惊惶失措,仓卒应战,竟日伤亡甚重,被我俘获极多,匪乘夜狼狈向浙西回窜。由于我军官兵机动截击,出其不意,使之应战不及,被逼回怀玉山老巢,又偕同友军配合追剿行动,将之全部包围歼灭,卒能生擒方志敏、刘畴西、第十军团长王如痴、第二十师长王德海……等匪酋,造成此役大捷,战果丰硕。

刘茂恩: 追击匪红四方面军与清剿豫鄂皖边区

  被俘的红西路军男女 

    民国二十四年夏,剿匪总部以吴焕先、徐海东等匪死灰复燃,啸聚万余匪众,日形壮大,此剿彼窜,劳而无功,为彻底解决豫鄂皖三省匪患,临时将第四十七师、第五十七师两个师,分编为第一、二、三支队;第十五军之第一九一、一九二、一九四三个旅,编为第四、五支队,以邢清忠、姚北辰为支队长,由英山县、漫水河镇(在岳西县西北七十里)、亘霍山县之东北、西南斜线,协同第一、二、三支队,齐头并进,往返梳剿。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徐海东、吴耀先率领残部向西逃窜,被邢清忠、姚北辰两支队紧追至豫境商城县以南之云雾山,第一○七师刘翰东部当即截住,予以夹击,往返冲杀,歼毙千余名,续向西窜,跟踪尾追至豫西卢氏县,奔入陕西省境,邢、姚两支队始奉命调回原防。此后、浙江、江西、湖北、安徽、河南边区始获安谧,不再为匪患所苦。

    这年(二十四年)四月六日,我奉国民政府令,正式晋升陆军中将。

    民国二十五年、军事当局以豫鄂皖边区,遭匪连年窜扰,民不聊生,以致盗贼横行,伏莽遍地,亟须安缉,以恢复地方秩序,乃令我兼「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直到二十六年抗战始免兼。我鉴于自剿匪以来,虽不断清剿,仍难平靖,兵来匪去,兵去匪来,此剿彼窜,官兵疲于奔命,政权无由建立,匪源不能根绝,为求根本肃清匪患起见,在驻守区内,仍以训练人民,建立人民之自治自卫力量为本,所谓「用兵不如用民」,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使匪不剿而自平,而使地方得以安堵,秩序得以建立。

    二十五年元旦、我以服务成绩优良及剿匪有功,获颁「陆海空军甲等奖章」。

    这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为纪念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特颁发纪念勋章,原令如下:

   「……军事委员会以过去革命过程中,赖将士忠勇奋发,始克完成统一之功,追念前勋,不能无录。兹届誓师十周年纪念之期,拟特制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颁发参加各战役师长以上将领及重要幕僚,以资纪念,而励来兹。……」

    我和武庭麟师长、及前师长徐鹏云各获颁纪念勋章一座。按名册登记我的职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至此更可证实原来我所长的第四军,被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报为第二十六军了,也难怪一般记载多有此误。

    十月十日是国庆纪念日,国民政府对于有功革命,拥护统一,剿灭匪共,安定地方,巩固边疆,办理京畿城防,暨尊崇国家体制之各将领僚佐人员,皆分别予以叙勋,亦颁给我一座「三等云麾勋章」,以示荣誉。

  经验与教训

    回溯我自民国二十二年冬起至民国二十六年止,率部转战于豫、鄂、皖、浙、赣、陕、川七省边区参与剿匪战争,纵横数千里,大小战役不计其数,穷追猛打,行迹遍历山林沼泽。深感共匪之作乱,不易剿灭,自有其存在因素,兹将历年剿匪之经验、及匪我双方之优缺点分析如下,亦是数年剿匪所得,可作为参考。

    共党自暴动以来,经过清党及国军数年来的围剿、清剿、追剿,仍如野草一般,始终未能彻底剿灭,断其根源,国军疲于奔命,事倍功半,此因匪自有其一贯生存发展的技俩,及赤化本领,分述如下:

    1. 对于地方上的知识份子正绅、地主稍具有统制能力,及受人民爱戴拥护者,在其未至之先,必先制造彼此间之猜疑与仇恨,甚或以暗杀手段(即摸瓜队)铲除异己,以造成地方的恐怖与混乱,使我政权无法推行政令,使人民惑疑我方军政权力,彼则乘虚而入,然后使用各种威吓利诱之手段,化为彼之流窜区或灰色地区。

    2. 每至一地,其所谓「苏维埃政府」立即成立,另以潜伏份子,暗匿民间,控制民众,以执行其任务,因其报复手段残酷,人民无敢检举者。

    3. 于控制一地区后,首先以各种手段,使所有青年编入赤色组织,成为亡命之徒,唯有随其作乱,始能生存之一途;继而使贫农与社会造成不能并立之势,不得不随其一致行动,以达其扩大兵源之目的,即一般妇女,亦不能逃其厄运,是以在匪赤化区内,于组成「少年先锋队」、「赤卫队」、「乡农会」,后则所谓「妇女队」、「儿童队」等,亦相继组成,均受其残酷控制,各队均有其特定的工作与任务。

    4. 各种外围组织形成后,乃以此作为基础,进而组成「游击队」、「战斗团」、或「游击兵团」,至是兵源既已充裕,复配合各会之组织,分负物资之征集、情报之搜索、通讯网之构成,以及衣物之浆洗、行人之盘查、谍报之掩护等任务。由于其组织严密,手段残酷,故收效极大,而执行任务之民众,莫敢懈怠。

 5. 匪之游击战术因有苏区之严密组织配合,运用至为灵活,常视情况之变化随时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甚至被我击溃后,即利用当地人民掩护,化装为当地土民,一俟我军转移,又复集结成军,形成民匪不分,匪民一体,使我剿匪部队疲于奔命,劳无所获,甚多部队且为其所乘,遭受极重之创害。

    6. 派遣精干人员,渗入我党、政、军各机关,社会各阶层有组织之团体内,不仅窃取我真实情报,并藉机挑拨离间,造成各种磨擦,而达成颠覆我方之目的。

    7. 匪既有灵活之情报,以及熟悉之地形,是以对国军之进剿,往往居于有利地位。每在我控制区内任意破坏我方交通、通讯以及仓库物资等,损害我国军之战力与士气,故能获致战果,残存而不灭。

    再就我方而论,政府虽有决心,以众多之国军围剿,然收不大,分析其原因如下:

    ⑴政府上下墨守成规,间有了解危机严重而采应变措置者,则每易触犯法令,而致遭受刑章之制裁,致对剿匪有识有志之士,视剿匪工作为畏途,裹足不前;人民则养成畏匪不畏法之心理,恨匪但不得不媚匪以求生命之安全。

    ⑵各级干部对匪认识不够,即对于剿匪之理论与方法,亦无深切之探讨与研究,以致不能协同一致、齐一步骤,集结全力击匪,甚至歧见纷出,莫衷一是,养成推诿、敷衍、但求无过之心理。

    ⑶党政军之配合,仅系口头上之名词,实质上各行其是,不相为谋,有权则相互争先,有责则相互推诿,最重要之基层工作形成无人过问,人民失去掌握,政权自然成为空中楼阁。

    ⑷军队始而轻匪,继而畏匪,轻匪因足使匪坐大,畏匪则进剿不力。

    ⑸缺乏宣传、情报及心理作战之技能以及指挥、作战、组织、训练之修养。

    以上各点,是我在长久的剿共战争中,对于共匪了解认识,以及在惨痛经验中所获得的教训。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又俗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尔后应当以此为鉴。可惜在八年抗战以后,共匪反而更为壮大,而致中国沦于赤化,实非始料所及!

◆ ◆ ◆ 内容完 ◆ ◆ ◆

    以上《追击匪红四方面军与清剿豫鄂皖边区》,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中华民国八十五年初版之《刘茂恩回忆录》(台北:学生书局)战争》上刊同名各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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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恩: 追击匪红四方面军与清剿豫鄂皖边区 全文完)
此文于2007年02月1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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