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 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对政军学工商界讲词】
世间有一主义而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义』是也。有一时政治而兼可推行各种政治，而为各种政治之基础者乎？曰有之：『村本政治』是也。更有一种政治而兼各种政治之长，而无各种政治之短，集各种政治之大成者乎？曰亦有之：『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 公道主义，乃根于人??之天性，亘古今中外而不变，所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各种主义，则有对不对焉。以时间论，必须臾不离公道，乃可推行无阻，一旦离开，则渐陷于崩坏之境界，以空间论，必合乎公道之部分，乃可推行无阻，其离开公道之部分，绝难推行也。军国主义之野心侵略，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固强自卫一面言，未为非也；民治主义之平等自由，举世脍炙者也，然假使陷于??龙无首混乱攘夺之途，不足贵矣；资本主义之剥削垄断，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生产发达一面言，未为非也；共产主义之平均理论，举世欣羡者也，然假使陷于袭击残暴杀人流血之途，直可打倒矣。此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均各有其对之部分与不对之部分。盖全对则无所訾议，全不对则无人倡导，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者，以其各有是非也。独「公道主义」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公道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正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非枝节的，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活用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公道自在人心，使主义而得乎公道，必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也。 村本政治，乃根本人类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而实施者也。家国省县，皆人类之团体，家以情系，政性较微，国省县区，范围綦广，独村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以之为施政本位，既无过泛之病，又不虑其无由措施。加以善良公平之组织，（如下图）
由村民组织村民会议，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各种应有之民权。创决全村规约，以订村民共由之轨道；选举各项职员，分管全村之行政，以谋村民的福利；一面却选举村监察委员，组织监察委员会，以监察其活动出轨；并有罢免权为其最后之监督。如此直接间接监察，横的竖的调剂，自然利兴弊除，根本修明，然后推之区县省国，任何政治，无不顺利。譬如绘事，底子打好，上红色，上蓝色，均可任便；譬如建筑，基地做好，盖砖房，盖瓦房均可自由。诚以村为最切近人民本身利害之天然团体，无论独裁、君宪、共和、劳农，何种政治，均应以此为先施之本位也。（如第二图）
此处一好，施行何种政治亦好；此处一坏，施行何种政治亦坏；本固枝荣，源远流长，可不注意者乎！ 如前所述，「公道主义」与「村本政治」，已略见其梗概矣。惟此二者，又有密切不离之关系焉。「公道主义」无「村本政治」之表现，不足以显著其伟功；「村本政治」无「公道主义」之支配，不足以运用于美善；必也以兼备主义优长之「公道主义」 ，运用为各政治基础之「村本政治」，始可集其大成，所谓「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纵观今日之政治，不外辗转飘摇而已。独裁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代议政治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代议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劳工专政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头痛治头，足痛治足，药病相生，靡有已时。关心世道者，每至束手无策，其孰知其根本错误，均因为政者不由村本政治之基础做起乎？知本矣，由村本政治做起矣，其政治仍不能好也；关心世道者，又每无所措手足也，其孰知其根本原因，系因背后无公道主义以支配之也。有志政治者，其注意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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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以《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所收录同名内容为底本，参酌完成数位化处理；图表据《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完成数位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余说话之前，先有数语。余非反对农工政策者。总理推仁爱之心，为农工谋利益，固十分赞佩；吾人应本总理仁爱之心，推而广之，为全民谋利益。应公道的责任的，继续总理遗志，调剂社会之不平。若共产党利用农工，欺骗农工之手段，本党当审查明白而力避之。
余非阻碍本党进步者，余为防范本党失败也。
余非不反对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者。余为本党谋，欲本党以合乎国情，顺乎人情，得乎人心之方法，培植伟大之团结力，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用违背国情，拂逆人情，丧失人心的做法，是为军阀驱民，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本党欲求存在而不可得，何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耶？此余说话之前提也。
牺牲工厂地主铺东之财产，买好工人农夫铺夥，使为我用，是共产党乘私产制度之空隙及人心利己之缺点，而利用农工，做自己的打手之不正行为。本党以大义言，不当利用；以全民政治之党义言，不可利用；以中国社会之事实言，不能利用；以打倒军阀贪官劣绅土棍之目的言，不必利用。若强而利用之，是为军阀驱民，为共产党作嫁，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结果是本党自杀，兼杀国人也。本党在中国革命，与中国人建设中国，应审查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当以主义裨益社会，救济社会状况之穷；不当以主义笼罩社会，强行社会主义。古人学道，尚且由仁义行，不敢行仁义。况乎行政必须合乎中国国情，得乎中国人之同情，始能成功。此余讲话之旨趣也。
日来津浦路战事稍有失败，此不足虑。盖革命的基础在党，只要党的行为不失败，则军事虽小有失败，亦不关紧要。国民革命，是以主义医国，药方须适合病情，主义须切合国情，而实施主义即是党的行为。所谓行为不失败，即忠实同志，本切合国情的主义，以得乎人心的方法，向前做去，须始终博得国人之同情，勿慕共产党之欺骗手段，以挑拨阶级争斗是也。
共产主义如何，余素未深研究，不敢轻於批评。惟澈底的减除民生障碍，余素亦有此理论。特理论与事实每相距甚远，如水平直线之铁道不易实现，余曾於第一次讲话时详言之。
私产制度，确露有利用多数无产者起而革命之空隙，尤其在大地主及工厂发达之下，空隙更大。若有起而假此以号召者，久则暴发，诚意中事。有人说俄国革命结果，可谓共产党成功，共产主义失败。俄国革命事实如何，余未至俄国考察，不敢冒断。或即是乘大地主私产制度之空隙而革命成功；以理论与事实相距较远，而主义失败者乎？余固不敢冒断。愿质之游俄诸君。
私产制度之下，露有无产者起而革命之空隙一节，余曾为劝阻罢工对游俄某君之一段谈话，即可表明，复述於下：
余问曰：君等提倡罢工，於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各国工人罢工，亦为社会上之一病。惟因有致病之源，故不得不病。我只可防病，岂可无病装病。盖工资提高，物价必随之昂贵，资本家毫无所损，反捣乱社会生活常态，结果仍是贫民受害。且中国工业甫经萌芽，所赖以培植者，全恃工资贱而时间长，始能与帝国主义者相竞争。若在今日提倡罢工，是摧残本国幼稚之工业，为帝国主义者造优越之机会耳。何以诸君仍费十分力而提倡之？彼曰：为工人抱不平也。余曰：善！为人抱不平，义侠也，敢不敬之佩之。惟以工人论，中国旧社会之工人，日做工十四点，日得钱一二角，较之工厂工人，日做工九点，多者日得钱数元，少者亦较优於旧社会之工人，何者为不平？今不为不平者抱不平，反为优丰者抱不平，何也？彼则面红而无语。余再三诘问，其用意安在？并讥其为无意识之举动。彼乃畅然而言曰：吾之鼓动罢工，乃革命之方法也。惟不愿与人言耳。余曰：异哉！革命非军队不可。君等革命，何不从军队入手。舍军队而从工人入手，岂不迂其道哉？彼笑曰：此乃旧式之革命笨法子。公等辛亥即用此法，成功之後，仍归失败。吾等尚敢陷此覆辙？吾等鼓动罢工，即成军之办法。聚人以财，为政治原则。旧政治是筹饷练兵。筹款稍多，则民怨沸腾。筹款既有限，练兵亦有限。新革命法，保就其职业，向资本家方面筹款。集款既易，练兵即不愁无饷，故练兵亦能多。余曰：妙战其言！愿闻其法。彼曰：公之兵能以指挥自如者，凭月给六元之饷耳。六元之饷，除火食外仅落其半。因罢工为之日加工资一角，足顶兵饷之多。吾等助其罢工，争得增加工资之日，即可告知工人，若非吾党为之努力，彼何来此分外之工资。嗣後当听吾党之指挥，为吾党奋斗，为吾党牺牲。何日不听指挥，何日即不为作主，此分外之工资，即被工厂取消矣。是鼓动罢工一回成功，则募得若干兵，并筹得养若干兵之长久兵饷矣，岂无意识之举动乎？余曰：既如此，何不对旧社会之农工均用此法，独於工厂工人费力。彼曰：旧社会之农工，对面无一定之资本家为之加工资，则筹不到兵饷。如拉东洋车者为之减赁车价，因有车主为对手，故能将所减之价作为兵饷；若为之加坐车价，则无一定之对手，故不能筹兵饷。余曰：如君之言，游民苦工，则无法为之筹兵饷，若佃农长工租户铺夥，则皆可为之筹兵饷。彼欣然曰：闻公此言，知公悟此道矣。余曰：包工制，有利於工人，无损於工厂，为工人谋利益，此办法最为公道。君等反对包工，是否亦为其有碍於筹饷练兵之故？彼笑曰：然。吾等买好工人的方法，为主张减少时间，加多工资两项。若行包工制，则时间已成工人的时间，非工厂的时间，且工资已於出货之多少标准之。是包工制可以完全堵塞吾等练兵筹饷之路径，故尔极力反对也。彼复曰：按山西现状有一百五十万人，可就职业筹饷。公以赋税养兵十万，即感筹饷困难。若用此法，虽养兵百万，亦不必筹一元之饷。公如果有心革命，能不羡慕乎？余笑曰：君之兵系革命之兵，非作战之兵。少年致力革命时，当然羡慕，老朽无此勇气矣。试问革命为攫取政权乎？为行大义於社会乎？彼曰：行大义也。余曰：行大义何乃以不义之手段为之耶？迎闯王不纳粮，君以为仁义行为乎？抑盗贼欺人乎？徒取诸彼以与此，仁者不为，而况於杀人以求之者乎？君从俄国来，当知俄国事。近闻俄国罢工者处死刑，然乎？曰：然。然则利用工人时，罢工为神圣；利用过去，罢工处死刑。义乎不义？美其名曰工人专政。其实是专制工人，蒸馍衣服，非自天来。不做工，吃什么？穿什么？且工人专政之政府，既不能以不做工生产，仍然是督促做工，变少数工人为政治生活，留多数工人，仍为做工生活。古来人民以不纳粮的旗号起来为人民革命，革命成功，是人民做了皇帝。然原来的皇帝，不能不向人民要钱；人民起来的皇帝，仍然不能不向人民要钱。有分别乎？私产制度，既非袭击的方法所能去。共产主义，亦非袭击的方法所能成。则一旦无产专政，亦不过变无产为有产，变有产为无产。亦如古代帝王递嬗，变平民为皇帝，变皇帝为平民，以暴易暴耳。且君所谓俄国革命之高妙手段，亦不过乘大地主之空隙与利用人心自利之缺点耳。吾人果置身於社会之外，观察社会，有此空隙，有此缺点，当竭力企图补救，不当乘而利用之。即降一等言，逆取顺守，亦当审度中国之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人心习惯，及环境能否仿效。若在工业或大地主国家内，虽不义，尚可藉以窃取政权。若在中国，徒招国人之厌恶而自寻失败耳。果以救国救民自任，不填之於始，必困之於终。本党当审虑周详，不可轻易仿效，致陷危殆云云。
此谈话虽在数年以前，然就此谈话观之，许予多数无产阶级瓜分有产者之财产，叫起大家行社会革命，私产制度之下，有此空隙，甚为显明。吾人见此空隙，当补救之，不当利用之。盖人有理性，优於禽兽，人之仁爱，固为禽兽所不及；然人之欲望，亦大於禽兽，同类相残，反为禽兽所不忍。是以古之豪杰之士，无不竭力提倡以理性纲维欲性。若提倡自利，放纵人欲，则人欲愈张，残杀愈甚，循环不已，将见人类生存，或较禽兽为不易也。吾人以悲天悯人之心，救国救民之愿，出而调剂社会，见此空隙，当设法补救之，以奠社会於磐石之安；不当乘而利用之，陷人类於恐怖不已也。此就大义言，不当利用。
利用阶级革命，即是以一部分打一部分。共产党是结合无产阶级，革有产阶级之命，用之甚为适当。国民党既是全民政治，应求全民协进，亦当用全民革命，若利用阶级斗争，是自破本身也。此就党义言，不可利用。
就事实言，在中国亦不能利用。欧美各国，以封建贵族房主地主之制度，及鼓励专利垄断之政策，形成偏重一面，社会中大多数人，皆抱不平，故对於罢工之举，多数深表同情。加以地不自种，房不自营，饮食衣服亦不自做，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总罢工足以制社会之死命，因之政治上视罢工风潮，极为重要。又以工业立国，遇事则维持疏通，日张其燄，至今日几有操纵国家政权之势。我国则不然，社会为自然组织之社会，文化为自由发展之文化。自有史以来，即尚道德，爱和平，重互助，公道自在人心，为社会上有力之据点；违反此据点者，无论多大势力，亦必失败。加以家庭组织，能以独立生活，房多自营，地多自种，饮食衣服均多自做，即使工人罢工，可以擒工厂，工厂不出货，不足以擒社会，罢工之举，社会绝不加以援助；非特不加以援助，而且厌其恃众暴戾，违反公道，对此等举动无不深表不满也。从前政治上尚未十分奖励专利，扶植垄断，并未努力造不平，各方关系，比较的尚平，绝不堪一方强占便宜。故工人之工会成立，工人强迫厂主加工资，减时间，其结果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铺夥之商民协会成立，铺夥强迫铺掌增加年资，其结果为商号倒闭，铺夥失业。是某君所谈之招兵方法，其结果为饷绝兵散，并将全国感情，亦同时伤尽。此就事实言，不能利用也。
以目的言，不必利用。共产党是结合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攻。中国无产者，数实无多。前游俄某君谈话云，按共产党所称无产阶级，专指工厂工人而言。莫斯科曾迭次会议中国革命进行办法，以为中国工厂工人甚少，日本党员报告，中国工厂工人，只有五六十万；苏俄调查，谓有百万，以此百万工人，不足以制服四万万人之中国，始决定加入准无产之佃农。因佃农对面有一定之资产者，固可利用筹饷。约计其数，中国全国当有三千万以上。是共产党革命之手段，以此百万工人为重心，集合三千万佃农，站在同一战线上，为彼之军队；以全国无量数之财产，为彼之养兵费，向多数之有产阶级行袭击。其所攻击之目标甚大，可筹之养兵费亦甚多。可谓兵有用处，饷有筹处，兵有招处，其利用农工也固宜。若国民党所打者，为军阀贪官劣绅土棍耳。用十分一之民权，即可打倒而有余，何须利用农工。杀鸡焉用牛刀，此就目的言，无须利用也。
综以上所言利用农工的办法，以大义言，乘空打劫不当为；以党义言，破坏本身不可为；以中国事实言，人心反对不能为；以目的言，无须用之不必为；其理甚明。若必欲强而利用之，其结果为军阀驱民，为共党作嫁，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耳。分述如下：
人心无常，惟公道是从。军阀之所以不见谅於人民者，以其为己谋地盘，求尊荣，不惜民财，不图民安，人民所以恨之而欢迎本党也。若本党行为，不如军阀，人民必反而欢迎军阀，制裁本党。况利用农工，其扰民百倍於军阀，若提倡而利用之，将见革命未成，人心先失，向之助本党而革命者，将一变而拥护军阀矣。岂非为军阀驱民乎？故本党当千慎万慎也。
共产党欺骗农工之条件，较本党实际上为农工谋利益之条件，优丰不啻百倍。本党之能许农工者为何？共产党之所许农工者为何？本党苟组织此种团体，结果必为共产党优丰待遇之一篇宣言所夺去，致蹈俄国社会革命党之覆辙。俄国社会党自己组织农民团体，因为主义所限，条件不若共产党优丰之故，反被共产党所利用，其一纸优丰待遇之宣言，致全体反戈，作倒自己之武器。由此观之，国民党组织农工团体，其成功之日，即自杀之期，实际为共产党作嫁衣裳也。可不加深刻之考虑乎？
从前热河绅士来晋，参观教育。道及热民之痛苦，谓某都统待遇热河之人民，远不若日人之待遇朝鲜人；吾热民日处水深火热之中，将欢迎日本而当朝鲜人也。可见人心无常，惟德是与。感受军阀残暴，便欲欢迎帝国主义。倘有甚於军阀者，人民必群起而勾结帝国主义者求保护。是适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也。可不惧乎？
总之，众怒难犯，民不畏死，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种种古训，当为吾人作事之标准。无论百万工人为数无几，即三千万佃农散处於四万万人群中，众寡悬殊尚多。古人论与众处事之难，如以朽索驭六马，稍一不慎，即生危险。本党若不慎重处之，一俟社会不满之舆论造成後，则挽回乏术矣。军阀失败之前辙，可以为戒。
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於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之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肇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鄙意清其人，尤须清其法。若清其人而效其法，则共产党党员得以反共之口号，潜伏於国民党旗帜之下，作共产党之工作。且故意为本党得罪社会，必使国民党三字不容於中国而後已。试问本党自活动以来，社会上怨声载道，是岂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所应招来者乎？皆仿效共产党挑拨阶级斗争手段所致也。尤可注意者，为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铺夥迫掌，弊病虽大，范围尚小，操纵较易，尚可转头。若农民协会散在乡村，范围既大，证之政治能力，无论如何组织，无法操纵。况以自谋自利相号召，已入破坏途径，更失操纵原则。提倡之初，即是正人忧之，坏人喜之。成立之後，必为流氓地痞所把持，劣绅土棍所利用。初则报复，继则抢夺，终必至内讧，互相械斗，放火杀人，提倡者亦无法以制止。已往事实，可为殷鉴。即使操纵有术，亦必为共产党所利用。是农民协会，若办理不当，非特国民党自杀，并以杀国人也。亟当慎重处之。深愿本党於此竭力清党之际，确定本党行为之界限，恢复被共产党已失之人心，保存本党在中国存在之基础，党国幸甚！
确定本党行为，固当本乎国情人情及本党之主义，尤须顾虑主义建设之基础。某俄人与总理谈话云：吾之共产主义，建设在马克斯唯物史观之基础上。公之三民主义如何？总理答云：吾之三民主义，建设在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上，即系继承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统思想云云。余曾谓三民主义，乃中国政治文化之中兴也。文化之界说有二焉：一为人与人之关系，得乎中道，谓之精神文化。一为人与物之关系，使物尽其性能，谓之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若不以物质文化辅助之，则有里无表；物质文化若不以精神文化网维之，则有表无里。两者实相辅而相成。总理以民生为历史之中心，仁爱为民生之基础之言，至为公道之论。中国文化，对在不对的中间，其义为中。欧美文化，对在不对的反面，其义为进化。行中而懈则内陷，内陷则枯涩。求进化而无节则外溢，外溢则淫奢。枯涩则弱，淫奢则乱。此为自然之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两者调和，尽人性兼尽物性，可得人类正轨。
吾国文化之本源在中，推而行之以忠恕，表而出之为仁义，其成绩则为和悦。观尧舜禹以中相传授，孔子说忠恕，孟子倡仁义，概可见之。吾辈既认定三民主义，本吾国历史文化而来，且深信建设中国，不可舍去中国历史文化之所在，则应本中国历史文化做去。切不可行建设在中道文化上之三民主义，而采取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之共产方法，致全民政治而陷於阶级斗争，误党误国也。非第此也。主义是理想，理想易善；实施主义是行为，行为易恶。本党以三民主义救国救民，必须以民德运用之，始能使民族主义不变为侵略，民权主义不陷於争夺，民生主义不至於抢掠。一人之欲，即大於地球，尽地球而与之，尚且不足。吾人少时，曾见有唱乞丐梦以醒人者。由乞丐而变为有衣食，而小康，而大富，而官，而大官，而皇帝，而吞并地球，其心尚以为不足，仍尽力求长生不老。今之帝国主义与军阀野心，何尝不若是？若放纵人欲，一溃而不可收拾，则病国病民，悔不及矣。今欲培民德，须先植党德；欲植党德，须先立己德。德者何？行为本乎公道，尽乎人情，我堪受者而後施之於人，责诸人者亦必求之於己，非高深，非远大，非难能者。
吾国文化，保留於乡村者，实较城市为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实相亲相爱之互助精神，在乡村间尚富有之。即吾国社会之稳固基础，固在家族，而实际效用，仍在乡村。若无乡村不成文法之自然组织，则社会基础亦动摇矣。总理曾主张村政以推行三民主义，最为适当。余向有村政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之说。盖中国乡村，为历史上相沿之自治团体，尤为全民团结之单位，实具有政治活体，可为民权实施人道互助及文化存留之基础。施政而忘此，必不效；行主义而离此，必无成。况平民政治，全民政治，尤不可不以乡村为立足点也。今欲推行全民政治之三民主义，如果就乡村施行，必能事半功倍。
本党鉴於辛亥革命之不澈底，演成今日军阀专横，外侮侵凌之悲状，实由於民众不觉悟，特注意唤起民众，实行民权，为极正大极紧要极热心极爱群之美意，凡在党员，均当竭力图之。惟唤起民众，应求民众一致奋斗，不当先使民众分离组合；应以革命之诚意而唤起，不可以离间之手段而挑拨。若划分阶级，则是分离全民，非团结全民；是挑拨民众，非唤起民众。总理曾云：先从一乡一县联起，扩充到一省一国。是唤起民众，亦应从乡村着手。既合乎全民政治之党义，又合乎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就此团体，加以编组，一方面指导之，使发挥其政治之本能；一方面训练之，使了解政治之真谛，并引起其参加政治之兴趣，养成其自动的主张公道之毅力，勿使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而後本民治主义之精神，民权运用之正轨，按三民主义，循序渐进，果能如此做去，顺而且易，既合乎国情，亦顺乎人情，不求速，不务远，必可不杀一人而获得成功。唤起全民之後，人民监督政治之能力既备，所谓军阀贪官劣绅土棍等，将不打自倒，永远绝迹於中国之社会矣。且一党政治，尤须就全民组织团体，否则必至分化。
或谓革命当有对象，全民革命，失却对象，在革命之意义上，似难成立。试问国民革命之国民二字，是否士农工商绅官军皆包括在内，吾人岂能不许那个革命，不要那个革命？是国民革命，即全民革命。本党革命之对象，为军阀贪官劣绅土棍。此皆社会中恶劣分子，既为法律所不容，复为舆论所抨击。向来政治学者，不因人民中有褫夺公权者，即废全民参政之名词。吾人岂可因有恶劣分子，即废全民革命之名词乎？吾之所谓全民革命者，乃对阶级革命而发，用以区别之耳。
或谓国民革命之运动，必要求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後方可决胜。即一方面对於农夫工人，以全力辅助其组织，以期增进实力；一方面要求其参加革命，为不断之努力。盖农夫工人具有革命实力，自应以全力助其发展，今若废弃利用农工政策，是消灭革命势力之一部矣。殊不知国民革命，为全体民众之责任，农夫工人亦为全体民众之一部，当然要参加革命，共同奋斗。特不应以利用调戏之手段，划分阶级，以启争斗耳。盖农工不参加革命，则全体之分子减少，革命之实力即减少。然划分阶级，各立门户，最易为狡黠者所假借，或为共产党所勾引，流毒之大，直可推倒国民革命之事业而有余，岂可不慎？
或谓李闯王之不纳粮三字倒明皇帝而有余，共产党以工人专政平分财产相号召，其饵人也，较不纳粮三字，优丰奚啻百倍？且共产党牺牲他人财产，为自己雇打手，实为前此革命未有之手段。私产制度之社会上，实露有此空隙，俄国社会共产两党革命成功之速，皆显此手段之宏效。故共产党员，情愿不握政权，不要兵权，只争在农工场中做下层工作；今若我舍之，彼就之，岂不危险？殊不知本党为澈底革命计，圆满建设计，亦全在下层工作，唤起民众。但可注意者，本党唤起民众，当就全民团体，唤起全民。实行全民政治，是本党光明磊落之主义，非共产党挑拨利用之手段也。惟人多自利，共产党欺骗手段，甚为可怕。本党当知之防之，但不可羡慕之。
或谓划分农工阶级，诚有打破全民范围之虞。然工人团结，易於组织；农人居全民十分之七，今为打倒军阀，抵制共党计，未始不可利用农工於一时。斯言实大谬矣。利用农工，不但不能打倒军阀，抵制共党，实际是为军阀驱民，是巩固军阀；为共党作嫁，是本党自杀，前已言之。且打倒军阀，抵制共党，用合乎国情，近乎人情，得乎人心之方法。就乡村之全民组织，从全民着手，唤起全民，顺而易，平而安，光明正大，事半功倍，何苦舍易就难，离平就险也。
或谓俄国凭藉农工，竟能战胜一切反动派，强作共产试验，使社会受莫大之牺牲，亦未出何等危险，今竟造成苏维埃共和国。吾人如能运用得法，何尝不可利用农工，造成新中国。殊不知俄国田地，尽为大地主所垄断，多数农奴，世世相继，一般人心，早抱十二分之不平，社会上实露有共产党造反之绝大机会。一旦土地革命成功，将大地主之田，无条件的分给农奴，使向来仰人生活之农奴，凭空一变为小地主，其感恩也甚大，故其拥护也亦甚力。虽经如何牺牲，如何蹂躏，亦较原来之农奴生活为优。共产党有此数千万至死不变之铁党员，故得无忌惮之蛮横试验，始终操纵自如也。吾国无此空隙，自不能效此法。虽使有此空隙，亦只共产党可利用之，国民党不可仿效。盖国民党系全民政治，共产党系阶级斗争，党义固不同也。
或谓俄国共产社会革命成功，系厌战与大地主制两者凑成，非私产制度单独的空隙。且欧美各国，多工业立国者，共党社会主义尚不能有多大势力，可见私产制度的空隙，尚不至十分危险。殊不知古今战事很多，未有无力之团体，凭空能推倒有数百万军队之政权者。至欧美各国，资本阶级，对於无产阶级，无不用十分心力对付之。一方面极力优待之，以缓和其情感；一方面极力御防之，以减杀其势力。无产阶级，加一宣传机关，资本团体，即加数个宣传反对机关，以抵制之。然此亦日在紧张状态之中，且终有劳资冲突之一日，不能认为可以相安无事也。
特总结数语如下：
办公共事，谋一己之利益，人必反对；谋公共之利益，人必赞成。此为做事之原则。就前者言，办党中事，谋一己之利益，党必反对；办国家事，谋一党之利益，国必反对。就後者言，以一身为党效忠，党必赞成；以一党为国造福，国必赞成。此颠扑不破之理。本党欲得国人之赞成而避免其反对，一己欲得党中之赞成而避免其反对，均当知所取舍也。
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必须合乎国情，顺乎人情，始可得乎人心，全国赞助，必能成功。若违反国情，背乎人情。必失人心，全国反对，无论多大的势力，终必失败。利用农工挑拨阶级斗争，破坏社会和气，是违反国情，拂逆人情，必失人心，结果是害国害民，政党灭身。就乡村之组织，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互助文化团体，唤起民众，实行民权，则合乎国情，近乎人情，必得人心，可以救国救民，成党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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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国情人情与全民革命》，原题《国情人情、全民革命》，是以《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第一卷）与《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所收同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阎锡山： 先将自己放在民间，才能将政治放在民间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三日对实察员讲】
今日讲演之重心，系『人民加入政治难，政治放在民间易。』近日鄙人有一个感想：施行民治主义之政治，当然是要政治与人民为一体；既要政治与人民一体，要使人民加入政治，美国林肯总统主张此说者也。此说极是，因为施行民治主义之国家，若不使人民加入，即不能成为民治。且美为民治主义之先进国，既已行之，当然是一个最适宜之轨道；我们中国，要想完成此民治主义之政治，当然舍此轨道无由。不过此轨道在美国行之，亦是以渐而成的。美国之国民程度，本来甚高，如风俗之改善，与教育之普及，其人民之程度，本与政治渐渐接近，故使人民加入政治，并不甚难。若我国则人民程度甚低，而政治之阶级则甚高，强为提挈，绝难适合，是人民加入政治之说，虽是施行民治主义之正当轨道，我国欲行之，却极困难。所以共和皆是空谈，愈讲愈糟，愈行愈乱。始由小乱，变成大乱，继且由一局部之变乱，为全部之乱，泯泯纷纷，莫可言喻，距民治主义愈去愈远，是真无可讳言者也。鄙人就此点加意研究，以为使人民加入政治之轨道，既时会之不我与，诚恐愈行愈乱，则惟有另想一法，将政治放在民间。因为人民程度不够，拉他使之向上，参与复杂诡祟有采色之政治台虽难，而将政治变为朴质平易，放在民间却易。不过要将政治实行放在民间，第一最要紧，须先打破政治上之假面具。所谓假面具者何在？一是非事实的，一是非为民的。此二者均属假面具，亟宜除去者也。何谓非事实？即假的是已。大家想想：现在所办之公事，恐怕十件之中，即有十件是做文章的。即以小处言，办一件公布稿，起稿之人，究竟注意在能使百姓明白，还是注意在使核稿之人看好文章？因为要讨核稿的人喜欢，于是必须做文章；做文章的公布，百姓何能明白？以文章做公事，必非事实，而使百姓不能明白做公事人之心理，亦可证绝非为民者。比方随便找一个老百姓，叫他来做官，大家必公认他是不能做，因为官吏所为之事，老百姓他办不了。不过再细想想，究竟老百姓所办不了的，属于那些事？农田、水利、蚕桑、森林、纺织，此皆政治之大端，而实行之者，皆人民自为之；人民皆自为其事，亦必能自为其政也。而人民所不能为者，政治之假面具。凡政治之为民的，事实的，人民皆能为之；非为民的，非事实的，人民真无此作伪之习染能力，非有官吏之资格者不能。鄙人以为欲行民治主义，在先进诸国，是拉人上台，在我国当去政治作伪。果能反璞归真，一反手之劳，而民治自可实现矣。此鄙人所述人民加入政治难，政治放在民间易之大意也。尤要者，官吏必须将官架子放下，把自己先放在民间，始能将政治放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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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先将自己放在民间，才能将政治放在民间》，是以《治晋政务全书》（村政分册）、《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所收录同名内容为底本，参酌完成数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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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阎锡山先生国是建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