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我去匹兹堡探望父执辈的王伊同教授。王伯伯是江南才子，幼时就读江阴南箐书院，1933年考入燕京历史系本科，1941年以优异成绩从研究院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王与我父亲周一良，母亲邓懿在燕京和哈佛相识，结为好友。王毕业后曾任教数所北美大学，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系获终身教职并从该校退休。
我拜访王伯伯，常听他讲父辈学人趣事。他年逾九二，虽不良于行，但思维记忆尚好，能把六，七十年前的逸闻娓娓道来。他提到的燕京人林林总总，例如
与他年级相近的各系学生葛庭燧，孟昭英，侯仁之，王锺翰，赵理海等人，后来都是大陆知名教授，哲学系学生孙以亮，后更名孙道临，驰名大陆电影界。
左一孙以亮，后改名孙道临，左四王伊同。摄于燕京大学西校门内草坪。
历史系学生龚维航，后更名龚澎，官至中共外交部司长，等等。
这些人当中引起我较大兴趣的是王伯伯在燕京历史系的同学陈絜，和燕京大学主持人司徒雷登。中共从一个弱小的武装派别发展到以暴力取代合法中国政府，这两位燕京人，一中一西，都为中共出了力，而中共用完他们以后又都弃之如敝履，他们可算是被中共愚弄了的燕京人。
（1）陈絜，又名陈矩孙，生于1913年，是满清逊帝宣统的老师陈宝琛之孙。陈絜出身福建望族，却服膺中共宣传，考入燕京后就成为中共“职业学生”，主持燕京地下党。中共福建官方出版物介绍陈的生平说“民国22年（1933年）从英华中学毕业后随即考入燕京大学，更是积极地投身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在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中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如民国24年（1935年）11月，北平学联第一次会议，他负责起草会议宣言。他和姚依林都是重要的组织者。不久他又发动了‘一二九’的学生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姚依林把陈矩孙介绍给周小舟，并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年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成立，陈矩孙担任党支部书记，继而担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秘书，同时参加了第三国际的工作，在领导北平市抗日救亡斗争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陈矩孙被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认为他的”爱国“和” 抗日“都是”越轨“行为，因此被有关组织开除了中共党籍。民国27年（1938年）陈矩孙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和北平市委的错误倾向。刘少奇安慰和鼓励他，并亲自为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安排他在中共中央编辑部担任编译工作，还安排他到马列学院学习，不久随同刘少奇到河南筹建中原局，并任刘少奇的秘书。民国29年（1940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返回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家庭出身，积极争取爱国教授，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北平的学生运动。”
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物，1941年陈离燕京去老家福建，任中共闽浙赣地下省委社会部部长。他继续以自己的显赫家世为掩护，取得福建省政府参议职务，暗中搜集军政情报，鼓动福建省长抵制重庆，制造反蒋舆论，以打击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日本投降后，内战又起，陈继续他的“白区工作”，曾以中共省委军事部长身份参与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陈仪和汤恩伯。1948年，福建中共地下党内斗激化酿成福州“城工部事件”，陈的地下党同志百余人被中共闽浙赣地下省委诬为“国特”而处死。陈避走香港，虽然保住人头却丢了“政治生命”，第二次被开除党籍。1949年中共进占福州，陈以被开除之身返回福州。1954年起陈在福建师院历史系任讲师为生。1957年作为无党派人士获省政协委员头衔。1966年文革祸起，陈的“历史问题”导致多次迫害，被逐出福州下放浦城山区劳动。毛发动文革意在剪除刘少奇。以陈与刘的历史渊源，能活下来已属幸运。1983年陈获得平反，但中共党籍不从1935年而从 1946年算起。4年后陈病逝福州。
陈絜生平的中共版本是千人一面的官式悼词，王伯伯的回忆补充了人性化的细节。陈家学渊源，中英文根底都好，燕京对新生照例要考英文中文，陈都获免试。陈先进中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在燕京自由宽容的环境里，这个中共职业学生如鱼得水。他经常缺课，教授布置的参考书不看，却对其他读物手不释卷。王想看看陈着迷什麽读物而陈不准。陈对王不讳言自己热衷中共反国民政府活动，而且向王炫耀中共地下党的实力。那时燕京东校门外有卖烤白薯的小贩，还有西服革履的商人每周来校给打网球的有钱学生送新球拍并修理旧球拍，陈说他们都是“自己人”。陈对中共地下党掌握燕京学生的能力颇为自得，对王透露每次燕京学生大会，尽管左中右派学生都有，中共都预先布置了得力人员占据会场四角和中心的重要位置，对辩论国事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都有应对的腹案，能以各种方式把不同意中共观点的发言压下去。每届新生进校，陈说中共地下党都对新生的家庭背景，政治倾向和本人性格调查分类，对可能加入中共的就拉拢，对倾向国民政府的就打击。王问陈“你们看我如何呢？”陈说“你这种死读书中间派我们不考虑”，所以王得以埋首问学。对于燕京教授，陈也有同样措施。中共地下党因故不满心理系教授陆志韦，散布流言要伺机殴打陆先生。陆惧，托人找到陈疏通，陈对王说，“我们只是吓唬他一下，没想真打”，俨然称霸燕园的黑社会老大。
燕京大学主持人司徒雷登对陈极为赏识。1938年陈因自己被整肃清洗，去延安向刘少奇汇报申诉。司徒雷登赠200块钱旅费。陈后来告王自己在延安窑洞里“读邓之诚（当时燕京历史系教授）的‘中华两千年史’”。1940年中共派陈回燕京再做职业学生。燕京对陈是来去自由，休学复学悉随陈便。但陈缺课甚多又无论文，碍难颁发本科学位。燕京准许陈的历史系同学王伊同，王钟翰替陈捉刀，使陈得以本科毕业，就读研究院，还进一步受任司徒雷登的秘书。燕京学生众多，司徒雷登对陈情有独钟，多方关照，是因为爱才还是亲共，恐怕兼而有之。陈本人长袖善舞，玩弄司徒雷登于股掌之间，后来官至中共外长的另一个燕京职业学生黄华说陈“经验丰富、注意政策和策略，水平高人一筹”，信非虚言。
陈与王伯伯没有政治冲突，私交甚笃。王曾造访陈宝琛在北平城内的老宅，印象是院落很大，但极破旧脏乱。陈在祖父的客厅与王闲聊，内急时就到客厅门口，当着王就地方便，的确不把王当作外人。1940年王毕业离校，陈花钱为王送行，节目是带王去八大胡同看妓女，每见一位姑娘一块钱，再去北海仿膳餐馆吃饭，然后两个朋友就分道扬镳了。
陈絜是燕京学子中的佼佼者，如专心学术应有相当成就，但是他在1935年选择了中共。1935年的中国处境险恶，军阀割据和中共叛乱削弱了国力，中国迫切需要时间整饬军备和寻求外援，中日开战越早对日本越有利。日本因此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则忍辱负重努力推迟抗战爆发。避居陕北的中共此时全力动员民众逼迫政府立即在华北华东对日开战，“救中国”为名，“救中共”为实。有识之士如傅斯年就指出中共是“逼政府自杀”。国民政府控制区的“学生运动”就是“逼政府自杀”的主力。作为这支主力的领导者，陈絜以“抗日”“救国”口号煽动民众向国民政府施压，为军事失利败走延安的中共争得了喘息时间。然而中共仍然恶其攻击政府不力而开除之。陈去延安申诉，被刘少奇赏识，应有机会目睹中共党内统治方式的真相。他在中共中央编译局遇到长他九岁的福建同乡陈伯达，老陈向小陈传授在中共党内腾达的秘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老陈后来“跟准”了毛泽东，小陈是否跟了刘少奇不得而知，但他至少应该嗅出这一套非民主政党之所为。可惜的是，陈絜继续为中共做“白区工作”，按中共官方介绍的履历职务，他还“允文允武”，笔杆子枪杆子都拿得起。十几年出生入死之后，他年届三十五岁，担任中共福建省地下组织职务时，又在党内清洗杀戮中被开除而避走香港。他没有选择定居香港安度后半生，而是在1949年以被开除分子身份返回大陆，继续给中共帮闲。两次被整肃居然还没令他看清中共。他从1949年起的后半生经历了毛泽东当政以后所有的倒行逆施和数千万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他精神正常，应该反思这是不是自己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时的初衷。1990年代以来，李锐，李普，沈容，冯兰锐等1930年代为“抗日”“救国”而投身中共的知识青年站出来重新评价自己一生追随中共的得失，回顾自己因幼稚而被中共愚弄的教训。这些耄耋老者的真诚赢得了中青年文化人的尊敬。如果天假以年，陈絜是否会加入这个行列？我因没有看到陈的晚年回忆文字而无法判断。
（2）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创办并长期主持燕京大学。他虽是美国人但生于中国杭州，第一语言是中文，自称“是中国人多于是美国人”。他主持下的燕京大学富有教育独立和自由包容精神，他支持中共甚至超过国民政府。燕京校友孔令朋先生比王伯伯低两个年级，记录了司徒雷登治下燕京校园赤帜高张的情况：
在一二九游行返回燕京途中“有人領頭大呼「打倒反動政府」「擁護抗日政府」「歡迎紅軍北上抗日」等口號。到校解散前又有人發表演說，主要内容是政府不准學生請願是不准抗日，寧願投降。因此必須打倒舊政府，建立新政府等。這些都使我感覺到和我原來參加請願的主旨不合。我是要求政府抗日，而不是打倒現政府後再由紅軍北上抗日。當時紅軍經過長征，初到陝北立足，何來力量打倒現政府然後再北上抗日。如果真的再生戰亂，兩敗俱傷，何能再行抗日。所以我的主張是要求蔣介石領導抗日，紅軍加入抗日行列，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為此，我的思想在參加遊行前後起了變化。”
一二九游行后“北平各校學生代表都齊集燕京，停於體育館内，商討如何進行第二步的活動……據聞指揮部設在燕京六樓（燕京男生宿舍六楼，应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健斋，在未名湖北侧，邻近岛亭入口石桥），以策安全。主持人是遜清太傅陳寶琛之孫陳絜等。”一二九以后，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燕京迅速扩张，而燕京国民党外围组织“诚社”不过三十人，势单力孤不能公开活动。没有司徒雷登的庇护，陈絜领导的燕京中共地下党难以在燕京校内外有如此声势。
1936年双十二事变，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被拘禁西安。“民先”在教学楼“穆楼”（燕京文史哲经济教育政治社会各系和大课教室所在，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东语系楼）贴大字报支持张杨鼓吹“杀蒋”，国共矛盾激化。“诚社”贴大字报反击，同时双方各自加强争夺燕京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部署。“民先”先打倒国民政府后抗日的态度变本加厉，终于引起中间派同学不满，亲政府学生陈亨利在学生自治会选举中击败了“民先”的在任主席朱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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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国民政府所属的北平各大学悉数关闭，大批师生撤退南下，师生中因故无法南下而又不接受日伪教育体制的，生计学业立成问题。由于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美国教会所属的燕京大学得以在日据北平城继续开办。司徒雷登向这些外校师生伸出援手，教授可以来燕京代课，学生可以转学或借读入燕京，燕京学生宿舍从单层床换为上下铺以接纳更多学生。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之下，燕京大学为延续中国民族教育和北平高等学府的血脉作了贡献。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日正式交战，司徒雷登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中度过四年。
燕京学生在日军占领的颐和园
司徒雷登熟悉炎黄文化，同中国人民共赴国难，与中国合法政府和反对派中共都有良好关系，因而被美国朝野认为是一个 “中国通”。但是，他未能认清中共专制政党和武装叛乱集团的真面目，其实只能算半个“中国通”。抗日胜利，外侮解除，国情重心转为合法的国民政府与中共拥兵自重的矛盾，他的弱点立即显现。中国当时饱经战祸，需要各派势力服从和参加合法的国民政府，开始和平建设。法国，意大利共产党都把国家元气民众福祉置于本党权利之上，交出军队，参加议会，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共也能从善如流，他错了。中共和培植中共的俄共都信奉他们的党要凌驾国家和民众之上，他们的党魁要独裁全党。俄共专制祸国早就不是秘密。一次大战末期，列宁接受德军资助，由德军安排自芬兰穿越德俄战线潜回俄国，奉命扰乱与德军对峙的沙俄军队，俾使德军能抽身应付英法。列宁到达时沙皇已退位，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开始推行议会政治和社会改革。这正是俄共多年宣称的目标，列宁理应加入议会，共襄盛举。但他不此之图，曾说“无产者无祖国”，含义就是祖国必须归他所有，如不归他，即以内战相争，国土糜烂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列宁与德军的交易，欧美报章和学界当时就有报道讨论。据克伦斯基讲述，交易的书面证据深锁德军参谋部，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才被英军连同其他文件一并缴获。列宁斯大林的俄共建立苏联以后的连年内战，大规模整肃，饥荒，流放和处决，世界媒体都予披露。可是欧美和中国许多学人对此视而不见，在不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和长于宣传蛊惑的共产主义专制之间选择后者，司徒雷登也受了蒙蔽。在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左倾狂热中，胡适是保持冷静的一个。胡适和司徒雷登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获取资讯的管道，都能看到苏共如何统治俄国和调教中共。胡适据此预见到中共将对中国的危害，司徒雷登则无此眼光。胡适曾在各个历史关头呼吁世人警惕共产专制，程巢父先生研究胡适多年，曾在“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一文中整理汇集了哲人的历次告诫，此处摘要引用几条。1936年，正当司徒雷登默许陈絜的学生运动向国民政府发难时，胡适大声疾呼国人如要抵抗外侮，必须拥护国民政府。1941年，胡适指出苏俄共产党专制与德意法西斯专制本质相同，暗示民主国家是为抗击德意法西斯而不得不与共产党暂时结盟。1946年，美国政府用司徒雷登代替反共的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中共立表欢迎，周恩来对司徒雷登说“太好啦！你是公正的，有些美国人老偏袒国民党。”（《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共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版）司徒雷登踌躇满志，相信可以借助自己与中共的良好关系为第二故乡的国内和平一展身手，而胡适则满心忧虑地看到中共利用美国“调停”在军事和政治上得寸进尺。1947年，胡适著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阐述欧美民主政党和共产主义专制政党的区别，希望国人对中共有所警惕。历史证明胡适是有远见的。
由于多数国人的素质尚不足以识破中共专制真面目，和美国利用军援掣肘国民政府，中共政治军事攻势迅速得手，国民政府从首都南京败退广州，包括中共后台苏联在内的各国驻南京使馆都按国际惯例随国府南撤。司徒雷登眼看中共将以武力征服大陆，却仍然对中共抱有幻想。他以自己声誉为抵押，留在驻南京的使馆等待“解放”，希望能保持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在取得对国民政府军事优势之前，一贯声称向往美国式民主，着力拉拢司徒雷登。1940年司徒雷登在重庆坠马受伤，毛从延安驰电慰问。1945年毛在重庆国民政府庆祝抗战胜利晚会上首次见到他，连说“久仰”，并赞扬中共方面的燕京毕业生。后来毛又在重庆邀宴司徒雷登，由龚澎送请柬兼作陪，席间毛对他频频敬酒赞誉。到了1949年，中共已武力征服大陆，决定“一边倒”向苏联，认为他已不再有使用价值，这同一个毛泽东写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措辞尖酸刻薄，极尽挖苦奚落，是他积郁成疾的原因之一。1952年，中共解散所有曾为中国培养人才的教会大学，罪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燕京校园为北大占用。周一良为此在和国外燕京校友的私人书信中自称“亡校之人”。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遗愿是骨灰埋葬燕园，那是他为“故国”教育洒下数十年心血的地方，可是中共不准，又一次羞辱了他。美国记者斯诺1930年代在燕京任教时经司徒雷登协助去延安，撰写了“中国的红星”。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读过中译本之后投共。1972年斯诺逝世，中共接受了斯诺一半骨灰，葬于燕园未名湖畔，作为四十年前协助愚弄世人的酬劳。1989年六四以后，斯诺遗孀憎恶屠杀，扬言迁走骨灰。如果连斯诺都后悔所葬非地，若司徒雷登泉下有知，这时应该领悟到“故国”专制未除，埋骨不去也罢。
斯诺遗孀在纽约中共领馆外纪念六四级会上讲话
司徒雷登后半生的悲剧，就是因为他没有胡适的眼光而被中共愚弄。
燕京师生被蒙蔽，不只此二人。王伯伯的老相片记录了他参加司徒雷登在波士顿与燕京校友的聚会，按王记忆是1946年的事。史载司徒雷登1946年4月自美国返华，聚会应是在此之前。当时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燕京校友，假波士顿中餐馆餐聚以向老校长致敬。照片中王伯伯记得的人如下：
前排坐者左起：孟昭英（时任职麻省理工），王安琳（燕京校董女儿）司徒雷登，谭斌斌（1936年燕京毕业生第一名），冯秉铨。
站立者：冯秉铨太太高兆兰（2排左3），王伊同（3排右3），周一良（4排右3）。
由于美国坐视，苏军阻挠国际承认的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中共得以获取日本遗留东北的大量军事经济资源。中共还利用美国发起的“军事调处”休整扩编和部署军队，做好了开始全面内战的准备。这时中国上空战云密布，司徒雷登却相信中共有和平诚意，看好中国前景。留美学生回国与否举棋不定，王伯伯聚会时就此向他请益，他回答“你们的前途在中国”。王没有谨遵师命，而是选择留下，后半生在美安心教书做学问，有中英文专著和论文集出版。
照片中选择回国服务的孟昭英，冯秉诠，周一良等，命运与王迥异：
孟昭英深谙微波物理，1940年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设计的微波波导阻抗测量法曾获美国专利，在麻省理工辐射实验室研究雷达关键部件（发射接收转换开关）和微波吸收光谱有成，回国后在清华主持物理系和无线电系，为创建大陆无线电电子学居功厥伟。1957年孟获右派罪名，被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撤销系主任职务，逐出专精的微波学术领域并监督劳动。文革中清华学生将孟绑架到学生宿舍楼，关押殴打之外并勒索金钱，孟为逃走坠楼断腿。孟长子被迫害自杀，次子被逼疯。
冯秉诠回国后任职华南工学院，教学科研成绩卓著。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他参与提升对苏广播功率和覆盖，享誉大陆无线电和广播行业。冯与周一良保持友情，赴京公干时数次造访周家。文革中冯自然在劫难逃，曾被整得三十六小时不省人事，被迫搬家七次，最后栖身于八平方米小屋。冯还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冯替同牢教授剔须，安慰他“即使坐牢，也要理须正容为人师表”。冯在逆境中不为自保而害人，当“周一良专案组”因周曾留学美国而迫冯指证周是“美国特务”时，冯断然说“如果周一良是美国特务，那我们大家（留美归国学生）都是美国特务”，周一良晚年对此称道不已。
周一良回国后先后在燕京，清华和北大任教，自1950年代起接受当局“洗脑”，深信自己需要不断“思想改造”，被中共作“红专”典型利用以后更不敢懈怠。每当他对毛式整肃的荒谬发生疑问，就认为原因是自己还未“改造”到家。“思想改造”成为他终生追求而又永远达不到的海市蜃楼。文革中他被戴上“美国特务”等五顶帽子，和许多燕京校友一同被“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如果他的文革遭遇仅限于多数同龄学人共有的侮辱殴打苦役，他恐怕会视之为“党对自己的考验”和进一步“思想改造”的机会。可是毛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看中了他的文史学术，他又有了一次用时坐主席台，用毕弃如敝履的经历。这一次荣辱起落“泽被”所及的同辈学者，连他在内只有北大寥寥四人，终于使他由不平进而觉悟到有问题的是中共而不是知识分子，他的自我批判早就过了头，而“思想改造”不过是毛驯服和役使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他开始反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愚弄，并形诸文字，临终前对自己对历史都有了个交待，也算因祸得福。1977年，王伯伯去国三十余年后造访燕园，湖光塔影依旧而母校燕京不再。因为王是“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北大当局在司徒雷登住所临湖轩招待。王伯伯要见挚友周一良而不得，因为周正在湖对岸“梁效”驻地被禁闭整肃。鹊巢鸠占，物是人非，王饮茶一杯，留下自己著作请当局转交之后怅然离去，而周始终未见到此书。
王伯伯这一辈的学人多已凋零，他们被专制政党愚弄的教训值得后人记取，因为专制政治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此文摘要刊于2007年5月号“开放”杂志）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周启博：被（中共）愚弄的燕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