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成特权？大陆男翻墙被罚 网民：该抓中共发言人
「萧毅肃上将轶事」这本书，写的是先父对国家所作贡献的事迹。但考虑到未曾亲身经历当时动乱读者的困惑，我特地增加这一篇后记，把对日抗战以后，迄国府大失败的时代背景和因由，就我个人的观点，作一个简略的概述。
我的中国文学根底有限，想不出一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迄国府失去大陆这段期间，适合中国实况的名词，来形容中国国情。因此只好借用英文字汇来代用。如果本文读者能赐予指教，本人自当由衷感谢。
中国从民国成立后的军阀割据局面，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虽然国民党政府号称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却是国府与部分地方势力妥协，凑合而成的一个统一假像。
对日抗战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全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的团结。可是当政者私心大于公利，未能把握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千秋伟业，战后还想独霸中国政局，而由「民族救星」变成一个失败者收场。
那时中国虽然有中央政府的存在，可是在许多中外历史学家的眼里，她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有效中央政府的nation，而是一个偏重于地理名词的country。
中国当时绝大多数的地方势力并无雄心大志，他们对参加中央政府没有兴趣，但也不容许中央干涉他们的地方事务（包括省府及保安团人事等）。
作为政府最主要支柱的军队，是维持政权的根本。国府以强大而优于地方部队的中央军，来达成控制地方势力的目的。对于接受中央指挥的地方部队，国府就给予番号、粮饷，也配发部分基本枪械弹药。蒋中正也以不干涉部队长「吃空缺」为手段，来笼络和控制部队长。所以部队虚有其表，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各部队真正战力究竟如何，中央也不真正知道。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期中，在我的记忆里，国军只在四平街及徐蚌会战打了两次硬仗外，其余的即使有所抵抗，也是军无斗志，意思意思而已。保卫家乡的局部和平，使共军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只须行军走遍大江南北即可。
虽然国府在大陆失败因由千头万绪，我认为真正有重大影响的，还是发生在对日抗战胜利以后。为了便于叙述，我把它们分成：一、经济，及二、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来说明。当然，我不是经济学人，在经济方面，我不谈经济崩溃的原因，只谈我所经历到的种种促成人心思变的经济乱象；我也不是军事史学家，在军事方面我不谈各种战役，而只谈我所知道的种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和系统运作的乱象，供读者及后人参考。如下：
先说经济的失败
国府发行的「法币」，在抗战以前与美金的兑换比，是法币三元对美金一元。抗战期间政府控制的地区缩小，税收也相对减少，而开支又急速增加，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通货（钞票）的发行。
根据美国政府资料，1943年四月十二日，国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回覆美国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的信中，承认1942年七月至1943年二月这八个月期间，用于运送美国替国府印制的钞票，共约840吨（美方的数字为837吨），占了整个期间飞越驼峰的空运吨位的百分之九。也承认由于通货膨胀，当时的物价也高涨到战前的六千倍《CBI－I P－314》【萧注：那时物价还没有高到战前的六千倍，六十倍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可能美方翻译人员，把信中「六十倍」的，十当字误为「千」字了】。国府为营造币值稳定的假像，乃推出民国十九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关金」票，以其面额的二十倍（即关金票一元相当法币二十元）与法币共同在市面流通。1944年六月，蒋中正甚至以运送钞票应优先于支援陈纳德之作战需要，而拒绝史迪威以中国全部驼峰空运吨位配额支援陈纳德之建议《CBI－II P－368》，由此可见财政紧迫的程度。
即便如此，国府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发行，由美国保安钞票公司印制，背面有青天白日图案的千元大钞，也还只是「千元大钞」，而已。
抗战胜利时，法币与沦陷区汪精卫政府发行之「伪币」币值比，约为法币一元对伪币五元。但国府却规定法币与伪币兑换率为一比二百，使广大光复区民众的财富，一夜之间缩水了四十倍，都变成了穷人。
我们家回到南京还不到一年，除了家兄及我留在南京中大附中住校念书外，又都随先父职务调动搬回重庆。那时物价天天涨，学校伙食的品质也像海里的波涛一样起伏。政府对国立学校伙食费，大约每五六个月调整一次，调整的公文送到学校时，已是两三个月以后了，所以「调整」大部分变成了「追加」。学校领到新调整后的伙食费时，就把当月以前的追加部分，由「公费生」具领。一时大家一窝蜂地去刻图章领钱，也有用硬肥皂自己刻的，反正只用一次，等下次追加时再刻就是。
新伙食费下每桌四菜一汤的品质还很不错，两荤两素外加洗锅水清汤（荤菜当然不是大块肉，而是邮票大小的薄薄几片连皮的猪肉而己）。但好景不常，每下愈况，不到两个月，又逐渐回到只有一瓦盆煮青菜的老样子了。
后来物价越涨越快、越涨越高，行人在路边的小吃摊吃东西，就不问价钱而是抢着先吃了再说。同学中有人买了42号的回力牌球鞋回来。有人问他，这样大又不能穿的鞋子买来干什么？那同学回答说虽然不能穿，他总算有双鞋子，如果不买，明天他这些钱就买不到了。
一般商店中货品售价的决定，也不再是以进货成本为基础，而是以预估卖出后补充进来的价格为基础，还怕把东西卖出后补充不回来，就暗地实行限量出售。如此恶性循环，以致货物奇缺，货架上几乎都是空的。店中也贴上「市价早晚不同，至亲好友赊欠免言」的字条，一切只用现金交易。这样一来，这些商店老板，实际上都成了微型囤积居奇的「奸商」，更助长了经济恶化的程度。
后来国府虽然出面干涉，由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但老虎打不死；而与升斗小民生活直接有关的「苍蝇」，由于数量众多，政府也是束手无策。一时反饥饿、反迫害的学潮风起云涌，社会秩序大乱。
从1947年国府发行了面额一万元的法币以后，就不再印制面额更大的法币，而专门印制关金票了。1948年七月十八日，最后的一批分别相当法币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及五百万元的关金一万元、二万五千元、五万元、和二十五万元关金票面世。
国府迫不得已，于一个月后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九曰，宣布币制改革，发行与法币兑换率为一比三百万，币值相当美金二十五分（即每四元相当美金一元）的「金圆券」。规定从第二天（八月二十日）开始实施，同时也严格要求国民不得持有黄金及外币。
币制改革当天，我亲眼看见守法民众，在鼓楼附近的中央银行外，排成几百公尺长的队伍，把持有的黄金美钞，向政府缴纳，换成金圆券。但曾几何时，金圆券又步上法币的后尘，不但后来居上，而且短命（不到一年就被「银元券」取代了）。除了少数的特权阶级，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财富，也就此被政府搜刮得乾乾净净，而一文不名了。民众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也由守法转变成痛恨政府，希望国府早日垮台。
当初金圆券从美国运来时，共有1946年美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壹角及贰角面额者两种；1945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及壹百圆面额者五种。发行时又加上了当年（1948年）中央印制厂印制的伍角面额者一种；及分别由中央印制厂及中华书局印制的，伍十元面额者两种。这些钞票在库存时并无「金圆券」之名，其票面上也没有「金圆券」的字样。未发行前，中央银行内部均以，「孙钞」称之，直到它们被正式发行时才叫做「金圆券」。但票面有「金圆券」三个字的，却是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央印制厂印制的五百圆金圆券大钞开始。
想想看，1948年八月二十日才开始发行金圆券，到第二年（1949年）年五月，大于金圆券一百万圆的钞票已经来不及制版印制了。政府只好由中央银行印发单面的（背面空白）中央银行「本票」，来应付支出（五月二日金圆券壹百万圆面额的本票问世，六月一日金圆券面额伍百万圆的本票出笼，到六月十四日，金圆券壹仟万圆面额的本票也加入市面流通）。从钞票（含本票）面额来计算，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大钞」的面额，已经从市面少见的一百圆者，膨胀到几乎掉到地上都懒得弯腰捡起来的一千万圆本票。一千万是一百的十万倍，由此可以概略想见，金圆券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其大钞的面额就膨胀了十万倍的景象。若以其币值来说，更是闻所未闻的世界纪录。1949年六月，大致相当美金一元的银元市价，最高己达到金圆券十七亿元还多。就算以十六亿来计算，金圆券的币值，在这十个月里，就贬值了四亿倍。如果以1949年七月二日，政府再度币值改革，宣布发行银元券（于两天后的七月四日开始施行），官方规定的金圆券与银元券兑换比率，为金圆券五亿对银元券一元，与中央造币厂铸造的「帆洋」等值流通的币值来说，也贬值了一亿两千五百万倍。这种日子叫人怎么过啊！
物价以金圆券来说，固然是无时无刻不在上涨，但对银元来说，却是十分稳定而且便宜。一个银元可以买十二斤上等新鲜瘦猪肉，如果下午去买，就可买到十七斤。因那时的肉贩大多没有冷藏设备，卖不完的就得用盐腌起来，所以非减价不可。如果直接向挑担的蛋贩买蛋，银元一元可以买鸡蛋两百个。那时我们全家都在重庆，一个银元就足够我们家主要是菜钱的三天日常用度了。
重庆大梁子附近的米亭子，是当时的银元市场。一到米亭子只听得一片叫价声和敲击银圆的叮叮声，有经验的人可以从银圆的响声，准确地判断其真假和好坏。银圆视含银分量不同价钱也不同：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简称「大头」）最值钱。袁大头又分睁眼和闭眼两种，其分别不在人像，而是以「圆」字的写法来区别。其次是墨西哥「鹰洋」，再其次是孙中山半身像的「孙头」（简称「小头」），接下来是中央造币厂出的帆船图案「帆洋」，最不值钱的是四川军阀时代出的「川板」。
袁大头最高曾卖到金圆券十七亿多元一个，钞票拿在手上就是一大堆。就算都是刚出笼的一千万金圆券一张的本票，十七亿就有一百七十张；如果是一百万圆的「大钞」，就有一千七百多张，平放着叠起来差不多有一尺高，得用两只手抱着才行。如果要一张张地数，一个钟头还不见得能数完，还没有数完，银圆又涨价了。
因为金圆券的币值朝不保夕，人们对它是能脱手就赶快脱手。为了弥补交易上的不便，凡是方便携带又有市场价值的物品，都可以当钱来使用，最常见的是棉纱。把一支棉纱分成几十、甚至更多卷在纸土的小卷，早就没有它原先的价值了，但人们仍然接受它；就算已是乌黑一团的废物，人们照样承认它的价值。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货币，都拿出来流通使用（我曾保留过两枚经过我手的汉朝「半两」古钱，和其他稀有钱币，可惜后来都遗失了）。
尽管国府又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发行银元券，与中央造币厂铸制的「帆洋」等值流通。不但民间，连地方政府也不再相信银元券。帆洋的含银成分虽然不足，总还有它的价值，银元券就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了。至于一元以下的辅币，除了把抗战以前市面流通的「银角子」、「镍币」、「铜板」还魂、赋予不同的价值而流通外，地方政府也发行自己的「银元券临时找补券」或「大洋票」，而拒绝使用中央政府发行的银元辅币券。连粗制滥造，酆都县银行发行，面值五分的「银元券临时找补券」，也流通到重庆来了。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听见有人吵架，原来是一家商店的店员与顾客发生了争执。那顾客进来买东西时，店员问是什么钱，他回答说是，「帆船」，店员以为是帆洋，不料付款时却是银元券。店员不接受，顾客指着银元券背面的帆洋图案，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帆船是啥子？！」
为了使读者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我特别把手边残存的部分法币、「伪币」、关金券、金圆券、银元券，以及地方银元辅币券择要影印，作为本节附件，以飨读者。
现在再谈政治和军事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常常是连在一起不分的。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内战扩大，蒋中正要趁胜利之余威消灭共产党。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奉令拟订作战计划，这做计画的事，当然又落到了先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的肩上了，但先父对此持反对态度。
先父认为八年抗战虽然得到最后胜利，中国也付出了极庞大的代价，不但民穷财尽，国家亟待建设恢复元气，而全国的百姓也极多家园破碎夫死子亡，痛恨战争，若继续与共党作战必定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先父的建言未获采纳，只得拟了一个两年的计划，奉何应钦之命亲自送到重庆去，并随同蒋委员长飞回南京。可是这个计划却如同石沉大海，完全没有消息。
根据台湾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八月五日出版，口述历史系列的「私房政治」，当时任何应钦将军随从参谋（在台曾任铨叙部长）的陈桂华将军回忆说，何应钦等不到消息，就偷偷问蒋委员长的侍从室主任林蔚文将军，这才知道蒋委员长已经采纳了陈诚六个月就可消灭共党的计划。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外放到联合国去当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利优势的国军，一举消灭共党。但国家早已民穷财尽，无力继续负担庞大的军费，而不得不一面「剿共」，一面裁军。
多数被裁和编余的军官，尤其是低阶军官，多是抗战时期从军报国的爱国青年。那时国家急需他们，只有时间对他们施以短期训练，就忙忙送上前线，命大不死活了下来的。他们除学了点基本军事知识外，并无其他谋生技能，政府就此遣散亦无妥善照顾安置，等于绝了他们的生路。实在没有去处的，就纳入军官总队给碗饭吃。全国成立了十几个军官总队，每个总队都有一万多人，情况凄凉。南京军官总队的将官绝望之余，就集体到国父孙中山灵前哭诉，引起轩然大波，这就是当时的「哭灵」事件。
至于士兵，那更不用说了。政府不要他们，他们只有投向共军，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政府就这样自己把庞大数量，有作战经验的国军，送给了共军。他们怀着仇恨的心情，再回过头来，打垮了国军。
因为先父反对内战，所以从那以后，蒋中正就不大采纳先父的建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二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没有撤销，先父就被外放到重庆，去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长。此后，先后经历了重庆行辕参谋长、重庆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亦为兼职，本职仍为重庆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直到两年后的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才再调回南京做国防部（人员）次长。
那时先父虽也参加蒋中正主持的日常军事会议，但蒋中正只听信作战次长刘斐的话（刘斐后来当和谈代表，投共了），所有其他的与会人员都无能为力。
记得有一天先父愤怒地说起傅作义不服从国防部命令，「喊他撤退，他偏不撤退，硬要说他守得住；他守得住个卵」。那走我们第一次听见先父说粗话。
徐蚌会战时先父也曾伤心地说：「（作战次长刘斐）拿百万分一的地图给老先生（当时他们对蒋中正的称呼）看，地图上的河只有一根线那门粗，老先生看都看不见。只听到他（刘斐）说得好听，我们的部队这门展开，那门攻击，老先生就哦哦哦的直见点头，人家又说不上话。部队到了那里，根本不是那回事，连河都过不去。只怕连这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
到共军快渡长江了，蒋中正才把先父调去接替刘斐做作战次长，可是大势已去，连收拾残局都来不及，蒋中正、李宗仁还在自相残杀。
蒋中正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起，只做了八个月零一天总统，就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蒋中正下野后仍然在汉口继续指挥军事。国府迁到广州后，李宗仁还是指挥不动参谋总长顾祝同，就正式把他免了职。这时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就放弃兼任国防部长职务，由顾祝同继任。但顾祝同又不获李宗仁任命，阎锡山只好命令顾祝同以「代部长」身分行使职权。
因先父没有派系色彩，又能为蒋中正和李宗仁共同接受，所以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名并通过先父继任顾祝同留下的参谋总长职务，李宗仁遂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权讲字第2214号命令，把先父正式调职为「代理参谋总长」。
可是蒋中正无意放弃军权，指示顾祝同拒不交出参谋总长职务。所以先父虽获任命，却未能上任，依然留任原职，变成了黑市参谋次长。顾祝同虽然是黑市参谋总长和黑市国防部代部长，却反而集军政军令大权于一身，继续秉承蒋中正的指示，发号司令。
还没有沦入共军之手的地方，实际上已成了无政府状态，又回复到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蒋中正虽然在重庆公开出来再度掌权，因为没有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加以大局无望，发出的命令，地方势力是否接受，就要看命令的内容而定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兵力退向广西，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不准第八军过境贵州去云南，也不准在贵州境内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服从蒋中正的命令，把部队开往云南去控制卢汉，就是很好的例证。
李宗仁认为阎锡山偏向蒋中正，也要免除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阎锡山就搬出宪法来说，总统的命令没有行政院长副署是无效的。李宗仁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经香港去了美国。
那时，军事指挥系统已不存在了，对部队的指挥，全靠私人关系来维持。
这时，蒋中正亲自定下的解决云南问题的原则是：政治为主，避免流血（见蒋经国着「存亡之秋」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日记）。蒋中正对卢汉的容忍，也可看出一个大概。
卢汉吸鸦片在云南是公开的。政府即将失去大陆之前，蒋中正三番几次要先父请卢汉到重庆来表态。为了表示对卢汉的重视，蒋中正要他住在林园官邸。先父知道卢汉离不开鸦片，住在官邸恐有不便，所以事先向蒋总裁报告说「卢主席是有嗜好的」。在那种局势下，蒋中正也不能不迁就卢汉，就说「把窗廉拉起来就好」。所以卢汉可能是政府有明令禁烟（鸦片），而唯一获准在蒋中正眼皮下吸鸦片的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卢汉飞来重庆，他甫一下机，听到总裁官邸接机的人说，请他住在总裁官邸，就面现犹豫地向先父说「是你要我来的，我就住你那里好了」。先父当然不能答应，只好说「没关系，我陪你去」，并且在途中小声地告诉他可以抽烟。抵达官邸后，俞济时将军出面接待说「请卢主席安心在官邸住，一切绝不敢怠慢。主席抽烟时，把窗廉拉起来就是了」。
会议结果卢汉屈服了，蒋中正于卢汉回到云南后的第四天飞往昆明与卢汉见面【萧注：蒋中正这次云南之行是严格保密的。蒋经国先一天去昆明住在卢汉家中，直到蒋中正由重庆起飞后，蒋经国才拉着卢汉前往机场接机，卢汉这时才知道蒋中正即将到达】。蒋中正在机场与卢汉简单晤谈后，立即原机离开昆明，算是实践了他说要去昆明看卢汉的诺言。他离开昆明时，把先父留下来专办第八军和第八十九军顺利开进云南的事，并且要由第八军一个师进驻昆明。加上原本就在云南的第二十六军，以武力控制云南。
第八十九军是第一次缅战时，由原先康泽的特务部队「别动队」【萧注：别动队的「动」字，应该在该字左边，还有一个「月专」旁。因笔者使用的电脑软体无法打出这样一个宇来，故以「动」字暂时代替，特此说明】，改编而成的新二十八师，再扩编而成，也直接受蒋中正指挥。刘伯龙军长不顾谷正伦的反对，硬是把部队开进了云南，而且是唯一按时间到指定的目的地的部队，而被谷正伦视为抗命。
在败退的混乱环境中，上级及更上级的命令互相矛盾，使下级无所适从者并非少见。1942年国军从缅甸撤退时，蒋中正命令中国的唯一机械化师（第二百师）返国，但戴安澜师长的顶头上司，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却奉蒋中正的命令，把部队撤向缅北。戴安澜选择了服从杜聿明的命令前往密支那，与第五军会合继续作战的命令。不幸却在途中遭到日军伏击，腹部中弹不久死亡，中国也损失了这位当时最优秀的师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那时刘伯龙是新二十八师师长，同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均属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及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都是蒋中正最精锐的部队，这三个军就是组成当时正式名称「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也称中国入缅军或中国援缅军）的部队。
就我所知，刘伯龙在那次缅战后期，也有过一次类似的「抗命」事件。
第一次缅战后期，史迪威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蒋中正秘密取消了他对中国援缅军的指挥权，顺位接替的罗卓英又把指挥权交给了杜聿明。适时蒋中正命令杜聿明把部队撤往缅北，也命令新二十八师归国。刘伯龙选择了蒋中正的归国命令，而拒绝了杜聿明要新二十八师增援第六军的命令，被杜聿明告到蒋中正那里，却被蒋中正不了了之。
刘伯龙到达云南后，为清共而使出了杀戮过重的雷霆手段。他清查户口，逼着那些突然不见了的人的家庭要人。他说「与其让老百姓怕共产党，不如让老百姓怕我。」这样作法，造成当地军民不和，百姓怨声载道。先父为此曾严厉谴责刘伯龙，不准他这样胡来。刘伯龙的回答也是真心话，他说在「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困境中，他服从了蒋中正的命令，而得罪了谷正伦主席，他怎能不尽力讨好蒋中正以求自保呢？既然蒋中正对他的作法十分欣赏赞同，他就得继续做下去，别人的话就听不进去了，不过，他总算对先父十分尊敬，还是收敛了不少。
奉命开往云南的第八军，被谷正伦以缺粮为藉口，拒绝其过境，而被迫绕道四川。因为路程遥远，第八军还在四川行军，广州又失陷了。谷正伦就连连向中央催促，要把第八十九军调回贵州去。
不料刘伯龙回到贵州不久，就被谷正伦以抗命、行动迟缓的罪名，把他枪毙了。刘伯龙既死，蒋中正为了大局，不但对此无可奈何，还得认可谷正伦加于刘伯龙的罪名。（后来我在台湾，去桃园看一位空军的地勤朋友，而认识了刘伯龙公子刘东强中尉。他在那个大队里很有名，因为他公开宣称谷正伦与他有杀父之仇，而且誓言报仇。他说他的父亲，因不顾谷正伦的反对，服从了蒋中正的命令，把部队开进了云南，而被谷正伦视为抗命。后来他的父亲又被调回贵州，当然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谷正伦要他父亲去省府开会，他父亲就怀疑谷正伦不怀好意，只好带了卫队前往。但怎么也没想到，有蒋中正为靠山也不管用，谷正伦不经法律程序，在省府大门里就把他的父亲乱枪打死了，带去的卫队也被一并解决。刘东强后来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他驾驶的蚊式飞机出了事，机毁人亡，这段公案也就此告一段落。）
云南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事实上从民国成立以来，云南一直就是一个具有半独立状态的省分。龙云主政云南十八年，势力十分强大。他虽然贪污、走私、刮地皮无所不为，省民却十分拥护他，称他为「主席龙公」而不名。云南不但有富滇银行发行，民间称为「滇票」的云南地方钞票，也直接发护照。他有法国式武器装备的「省军」约九万人，也有「省宪兵」。中央在昆明有「宪兵指挥官」，他也有「宪兵司令」；中央设有「昆明防守司令部」（宋希濂、杜聿明均曾任司令官），他却有「昆明城防司令部」。防空司令也有「中央」的和「云南」的之分。龙云亦是蒋中正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的主任，但除了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卢汉外（第一集团军只有一个第六十军，下辖两个乙种师。国府核定的第一集团军总员额才一万九千六百人，而实际只有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人《CBI－I P－300》，比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还不如。第十八集团军之下虽然没有军的编制，却有三个师，而且师之下还有旅。），在龙云名下的其他部队，包括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都是蒋中正派来监视他的，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他和蒋中正的关系十分恶劣，双方各有自己的特务恶斗不休，但他和蒋中正之间又有一种微妙的「默契」，那就是如果蒋中正要龙云亲自出席中央的会议，宋美龄就「自动」先到昆明来「度假」（充当人质），直到龙云安全返回为止。
抗战胜利后，国府使出调虎离山计。九月初把卢汉的第一方面军派往法属安南，接受安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军投降。十月三日，在昆明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就奉命解决龙云。卢汉和龙云的军队，去的时候有美国飞机和汽车协助运送，这时却无法赶回救援。龙云投降后被「请」往重庆，后来在南京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卢汉则被委任为云南省主席。
为安抚云南民心，蒋中正把原已受命担任东北（九省）保安长官的关麟徵与杜聿明对调。杜聿明前往东北，关麟徵则留在云南担任云南警备总司令。
卢汉回到昆明以前，为龙云抱屈的民众，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民主教授串连之下，发起了反贪污、反迫害、反内战的罢课、罢工、罢市。关麟徵召集了各高级学校负责人开会，并威胁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了，你们有集会结社、罢课游行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使他们极度反感和不安【萧注：关麟徵的这番话，是当时寄住在杜聿明家中的家兄孟麟大哥，在晚餐时亲自听见杜聿明批评关麟徵时说出来的。家兄和杜家大小姐杜致礼是结拜姊弟。后来，已经是杨振宁夫人的杜致礼，在返台探亲时，还特别抽空探视在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家兄】。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间，学生六千余人集会听民主教授演讲时，突遭开枪恐吓，枪弹从学生们头顶飞过。散会后又有多人被殴打、刀刺、及拘禁。为此，又有学生示威，却被中央日报把参加游行的约一万四千学生，形容成五百余人的共党分子，而更加助长了云南民众反政府、反国民党、反蒋中正的意志。
十二月一日，特务向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围墙内的福利社理发部，投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28岁的师院文史地专修科女生潘琰，17岁的昆华工职男生张华昌，18岁的师范学院数理化专修科男生李鲁连，及南菁中学男音乐老师于冉。他们四人被炸死后，当然又是一番狂风暴雨，这四人就被共党尊称为「四烈士」。这就是当年云南的时代背景【析世鉴：以上有关昆明学潮之叙述，与当时事实并不完全相符。】。
虽然局势如此，蒋中正心目中还有两支铁卫部队在手。他们是在西北的胡宗南大军，和在川东宋希濂所辖的两个兵团。
胡宗南虽然继续效忠于蒋中正，但因交通不便路程又远增援不及，蒋中正只能依靠驻防四川东南的爱将宋希濂，替他挡住正面的共军。
那时，宋希濂是川鄂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辖有两个兵团，并自兼其一。他向国防部报领十七万人的粮饷补给，国防部虽然怀疑，但抗不过蒋中正、蒋经国对他的信任和倚重，蒋中正还责成国防部对宋希濂的部队优先补给。
四川东南地形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不想事到临头宋希濂居然自承只有五万人，要求退却。参谋本部急忙设法对他紧急增援，不料蒋中正却已亲自准许他撤退了，原来他实有兵力还不到两万人。那两万人，在宋希廉的带领下一路向西奔逃，抵达川康边区大渡河时只剩两千人左右。宋希濂疲于奔命，不想再逃，就坐在地上等着被俘而投降了，而追击他的共军才八百人！【析世鉴：而追击他的共军才八百人云云，与当时事实不符。】
至于西康呢？一般人都看不起刘文辉，责怪政府纵容封建势力，没有及时把他铲除。事实上刘文辉的这支被称为双枪将的部队（一只手拿步枪，一只手拿烟枪），军纪及形像固然极差，但他们为了保卫既得利益，可以说人人都是骁勇善战悍不畏死的刘文辉死党，并非用两个团就可以解决的乌合之众。
刘文辉也不走没有头脑的粗人。他为了增强阵容，而以他的爱女刘元凯，下嫁在陆军大学素质最高的特别班第二期，受过三年严格军事深造教育的伍培英将军。更任用伍培英为其参谋长，以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军官，充任其干部。据我所知，国府本来还有意与他合作，利用西康作为「敌后」游击基地之一呢。
国府完全退出大陆时，有部分部队留在川康边区打游击。其中阶级最高的是，抗战时曾担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殉职了。
兵力最大的，是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傅秉勋师长。傅师长是四川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川军中的第四十三军服务，一直不受中央重视。大陆失败时，他是师长，率领部属在四川西北部接近青海的藏族地带，建立了比台湾还大的基地。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继续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而且攻到成都近郊，是国府留在「敌后」最成功的一支部队，因此他就成了国府特务机关互相争夺的对象。最后由蒋中正亲自介入，才平息了纷争，傅秉勋也获升为军长。这个部队，也就此被列为国府特务组织的一部分了。由于一次担任对他空投的美籍驾驶员醉酒，弄错了地方，把国防部对他的指示、先父的亲笔信、连同特工人员一齐投入了共区，而遭到共军大举进攻，他在最后关头自杀殉国了。
国府为照顾忠良的后人，把傅秉勋将军的公子傅辉忠，送往美国深造。但因傅公子不愿向国府打别人的小报告而被除名，连留学津贴也被一并停止了。
十二月九日，国防部的疏散飞机抵达昆明时，适逢卢汉叛变，所有政府飞机及机上人员（国防部职员和眷属）一齐被扣留，家兄也在其中。两天后，卢汉释放张群，家兄尚被困在机场，曾面见张群请求携带而未果。后来失陷在云南的国府人员及眷属，可以说几乎都先后安全逃了出来。家兄也辗转逃到缅甸，在瑞丽九谷被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游击司令，然后经香港来台，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就读。
卢汉投共后，还有胆气「义释张群」，也算不容易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投共的必须痛骂国府，以示大澈大悟、痛改前非；而由共区逃出归来的，也必须痛骂「共匪」及「变节者」以示忠贞不二。现在我平心静气地想来，人性本来如此，总之，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命苦。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国府大失败之我见》，是以萧慧麟着《萧毅肃上将轶事》（台北：书香文化事业）同名后记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作者萧慧麟，为萧毅肃先生之次子。
◆ 【彰往可以考来□后顾亦能前瞻】 ◆
★【析世鉴】制作组,提醒任何意图对【析世鉴】有关发布内容做再传播者，请务必阅读我们关于【析世鉴】发布内容版权的各项声明：
http:///hero/xsj2/
★【析世鉴】制作组，强烈鄙视任何未经著作人、著作财产权人或著作财产权受让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关出版资讯（例如：期刊名称、期数；图书名称、出版机构等。）的转发者及其相关行为。
★ 除特别说明者外，【析世鉴】收入的数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鉴】制作组完成数位处理
财新揭哈尔滨瞒报疫情：仅一家医院就确诊近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