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年：武汉时代的周恩来 最卑鄙最庸俗的小人物
这里说的晚清旧事，基本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很难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那只是历史学家给自己做研究留的一个小小方便。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这也是我们难以平声静气的来讨论并评价这段历史的原因。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也无法真正原谅那些胜利的侵略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他们绝不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怪物，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抵抗着外来的力量――从马戛尔尼访问天朝到最后废除外国使节的跪拜礼，他们不是坚持了近80年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的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出，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事实上，如果后代人只向看戏的话，他们是不会理解父辈的历史和苦难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培根又说，读史让人明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历史的往来兴替和是是非非，似乎和普通人无关。但细细想来，平凡的普通人其实也是大历史的小主角，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太平军、义和团，甚至是红卫兵再世。哪怕是一只小小蚂蚁，也会在历史中留下微弱的痕迹。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绝对有可能在异地异时重演。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的确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的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一、1840：鸦片记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世界的革命，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在那遥远的1800年，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就在前一年（1799年），长寿的乾隆皇帝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但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狮子”号的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次的任务艰巨，整个使团，光正式人员就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过。
由于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英国很清楚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来自贸易。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已成为了全球性的强国，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英国并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它决定向全球扩张，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1775年美国独立所带来的损失。尽管当时法国的革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大英帝国决无可能置身事外，但使团仍旧被派往中国。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在同年4月份从伦敦出发，并于9月20日把一封信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中表，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而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的使团出发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诉了中国方面。
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而各国在中国的商业中，英国已经迅速地超过葡萄牙位列首位，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不能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英国派往当时中国首都北京常驻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英国人的愿望在并不光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而这已经是时隔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的时候，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很快，马戛尔尼的兵力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1779年11月英法交换战俘后，马戛尔尼回到了伦敦，随后被派到印度担任了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认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过高了。他最终也因此没能如愿。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和英国的对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国王乔治三世把马戛尔尼派往遥远的中国，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他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位外交老手，并长年跟随马戛尔尼—–如果他的上级发生意外，他将领导这个使团。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中英外交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也算是英国的意外收获罢。
船上还有四个在意大利教廷学习的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虽然他们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但他们的拉丁文相当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他后来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的。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而长途的航行看来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到好望角之前，气候一直非常的恶劣。途中“豺狼”号就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亚洲海域才重新会合。另外，疾病的流行也导致不少船员丧命，他们的灵魂永远的停留在大海之中。
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如蒸气机型。也许，他们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护航舰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军官们的兴趣，但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除此之外，使团还带去了精美的天体运行仪――－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仪器代表了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天体运行仪准确地模仿了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事实上，早些年来的外国传教士已宣传过“地球是圆的”的认识，但遭到天朝士大夫们的集体嘲弄。有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嘲笑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这种解释，现在听来固然让人开怀大笑，但当时听来，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呢？！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就很伤脑筋了。所有的照会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是这样总结这个“使团”的不妙处境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本来沿海居民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频频颁布禁海令。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少部分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已发现有不少的中国人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立下脚跟并从事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做大买卖发了财。
中国人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1740年，东印度荷兰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买卖和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马戛尔尼去的这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夜读晚清：帝国的死亡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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