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年：武汉时代的周恩来 最卑鄙最庸俗的小人物
民国宁夏省主席马鸿逵
马鸿逵（1892年─1970年1月14日），字少云，回族人，生于甘肃河州。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后来成为冯玉祥的部属，驻防宁夏。随冯玉祥参加北伐，中原大战期间则归顺中央。1933年升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被加上将衔。抗占后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出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兼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在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之后，9月底马鸿逵弃银川赴重庆追随国民政府。10月13日离开重庆到台湾，12月和马步芳（已逃往中东）一起被监察院弹劾，要他们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察办，于是便谎称四姨太在香港病危，赴港探视。1950年10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到美国。先是在旧金山，日后长期住洛杉矶，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1970年1月14日在洛杉矶去世，终身未入美国国籍。
马鸿逵： 戡乱与去国的回忆
张治中杯葛胡宗南
民国三十六年，我夫妇由南京返宁夏，经过西安，应行营主任胡宗南欢宴，谈到围剿陕北共党事。胡说：「素闻宁夏骑兵骁勇善战，可否请你宁夏军与青海军各拨借两个骑兵团，交行营助战?」我答说：「说甚么宁夏军、青海军，全都是国民革命军，借调我骑兵团，自无问题。惟抗战胜利国军整编后，我部已交西北长官接管，我已无军职，也无指挥全权，你此项意见，我到兰州后，当转告文白（张治中号）长官。」临别时，胡又叮嘱内人说：「嫂子！请提醒马主席，千万别忘了所托借兵的事。」足见胡对此事，寄望殷切。
到兰州当晚，张治中请我夫妇吃饭，在座有张妻及郭寄峤，席间我将胡拟借调骑兵意见告张，张闻言大怒气冲冲的说：「你拨好了！」我说：「现在我部指挥权在长官署，你不同意，我怎能作主拨借？」张接着说：「你不必操心，胡宗南真要军队，政府用飞机也会送去，当年你打孙殿英时，胡宗南做第一旅旅长，驻扎中卫，距你作战地区甚近，你战况艰苦时，他何以不帮忙你？你今日这样热心，替他借兵，真是好心。此事我不能作主，你直接向中央去说好了。」我说：「过去的旧事，不提也罢，现在共党大敌当前，我们应该不分彼此，合力收复延安、剿灭共党匪祸为是。」郭寄峤在旁插话说：「你真会说话，为甚么不到中央去说呢？」张更调侃的说：「嗨！他不但在蒋公面前会说话，在蒋夫人面前更能说话。」语毕张、郭相顾大笑，嘲讽意味，溢于言表。我勉强终席辞出，次日起程返宁。关于胡宗南借调骑兵之事，无法向胡交代，我个人碰了一个钉子事小，而延安得以苟延残喘，影响了以后剿共的战事发展，殊堪慨叹！当时，我以为张与蒋公关系深厚，只是与我个人难堪而已，不疑有他。讵料，以张治中掩护共党言行及阻挠进剿延安种事例，证明其时张治中已别具用心，以为其投共政治活动铺路，国事如此掺诸此奸佞之手，夫复何言？这是我最后一次与张治中的交往，也是我坚持不就任西北副长官的主要原因之一。
援榆林之战
民国三十六年，共军围困榆林，蒋公令我派骑兵四团解榆林之围，我以共军兵力庞大，四团兵力不足致胜，乃派三个军约八万人赴援，由我策定作战部署及作战计划，并亲自秘密随军督战。此次作战计划目标为解榆林之围；并一举击溃彭德怀部主力，生擒彭德怀。迄至我部抵达榆林前一日，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衔命由京来宁夏，始知我随军南行，即电我返宁，并谓蒋公有重要机宜相授，我在不得已情况下返回宁夏。榆林之围虽解，彭德怀部亦为我军击溃。惟我军虽大获全胜，但因我奉蒋公命返宁，失却乘胜追击时机，致令彭德怀率残部逃窜，活捉彭德怀的目标未获达成。实属遗憾！而蒋公对此次榆林之战，甚为满意，战后蒋公召我晋京，对我说此次计划周详，全体将士用命，战斗英勇，并亲书「身先士卒，勇冠三军」八个大宇，以示嘉勉。至我事前策订作战计划，以及秘密随军督战一节，未便再向蒋公说明。
榆林之战，我军损失甚重，蒋公在西北军政检讨会上指示西北长官张治中及陶峙岳等，拨补新兵七千人及轻重武器等，以为补充。并指令授我以相当名义，恢复我军事指挥职权。以便统军剿共（抗战胜利，前宁夏军队整编后，我的军职全部解除，统归西北长官指挥，我仅以宁夏主席兼保安司令，担负省政与训练、指挥地方自卫团队，维持地方秩序。嗣因张治中等对我惮忌，恐一旦复我军职，他的西北长官指挥大权旁落，对共军不利。故而一再拖延，不作决定，对蒋公的指示，一再蒙蔽，借词推托，不予遵行。后蒋公返京，也就没有下文了，至拨补我军新兵及武器，也不再提及了。现在由当时种种迹象看来，张治中、陶峙岳等，早已有卖主求荣，甘心作共党奸细，刻意设法阻止西北剿共军事行动的打算了。造成其后共党兵不血刃，垂手而取西北的局势。
与西北大学学生的一番谈话
民国三十六年，我由南京返宁夏，经过兰州，闻悉宁夏我军官兵，返兰休假期间，在兰州与学生发生互殴事件，引起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并提出：「打倒马鸿逵」口号。此一事件固由于西北大学隐伏有共谍份子的煽动，藉机捣乱，更由于兰州军政当局之放任、鼓励，以致由一细故，小题大作，而逐渐扩大，几致不可收拾。说到兰州军政当局因闻中央将发表我为甘肃主席，要我主持西北剿共战局，某些人为个人名位，以及张治中西北长官以下共谍份子，怕我这个反共硬汉，对共党在西北的发展不利，故安排地方事件，予以杯葛，藉宁夏官兵与西北大学学生冲突事件，怂恿学生闹事，甚至暗中还鼓励学生，借题发挥，公然提出对我个人攻击，归咎于我。我正在兰州，不能不予过问，决定亲至西北大学，与学生见面谈谈。当时许多人都说去不得，我不顾左右劝阻，于抵兰州次日晨七时即驱车至西北大学，时校长尚未到校，我告诉某训导主任来意，希望将第一、二节上课时间交我使用，集合全体学生，我要对他们讲话。原拟在大礼堂集合，以人数过多，改在操场集合，我由学生群中挤上操场一高台，我开始说：
「我就各位同学所要打倒的马鸿逵，宁夏省主席；我今天来见各位小兄弟、姐妹，是特地来认错、道歉的。我们家乡的规矩，认错、道欺是要牵羊登门赔礼。今天一早买不到羊，只得免了这个习俗，这要请各位原谅！」
「过去我时常来兰州，也在此住过不算短的时间，始终未到贵校与各位见面，总觉得是一件憾事；昨天我从南京返宁夏，路过兰州，听宁夏军队官兵与各位同学发生□????灾滦n突，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我身为宁夏军队过去的长官，现在已全部交与西北长官公署张长官了。虽然，我已不是宁夏军队的长官，但宁夏军队是我一手编组训练出来的对他们的军纪我仍然要负部分责任，所以今天一早就赶到贵校来，向各位赔礼，希望各位同学接受我的诚意，??误一点时间，听完我的讲话。」原来学生集合时，秩序很乱，鼓噪不息，至此，则宁静无哗，秩序井然。我接着说：「军人与学生打架，本来是一桩个别事件，不管因何冲突，军人总是不应该的，我可不必去查问理由，即可予他们以适当的处罚。但是，各位同学也有不是，不应该受野心份子煽动，小题大作，藉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不安。如果各位一定要对肇事军人，予以报复，现在我只身在此，一时也找不到肇事的人，我只得一人挺身而出，任凭各位同学处置，要打、要杀，我都愿意接受，只要各位同学停止罢课、游行，不要耽误学业，不要伤到家乡人的和睦，影响地方安宁。
我一人虽死而无怨。」说到这里，群众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吵，我们听马主席说话。」随即又恢复平静，我继续说：
「今天眼见到家乡亲爱的子弟，心中无限兴奋，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首先报告我的理想舆抱负：
满清末年，当我十五、六岁时，知识渐开，看到家乡恶势力横行，富人欺压穷人，官府欺压百姓，真是暗无天日，我乃决心投笔从戎，决心要解救家乡人的痛苦。宣统一年我考入陆军学堂，接受新式军事学术训练。辛亥年武昌举义，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策动全体同学，响应陕西独立，呼应革命行动；不料事机不密，陕甘总督长庚下令关闭学校，解除学生武装，我也就不得不逃亡，而离开军校正式投身军旅。至今，转眼已届知命之年，在此三十余年中，由北伐到抗日，转战内地各省，经过大小战役，不下千百次，总算托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之福，为西北人争了面子，替国出了力，自问尚未落人后。」
「现在对日抗战已经胜利了，外来的强敌已经打败了，可是内部共产党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今后祸患方兴。今天我愿意乘这个机会和各位谈一谈这个问题，现在把过去亲眼目睹的一些事实，向大家做一个简略的报告，只就事论事，不谈空泛的理论。」
「民国十四年，我率军经过长武入陕西，所见各县、乡、村，被共军盘据后，杀人、放火、勒索人民的种种惨状，各地鸡犬不留，庐舍为墟，几成人间鬼域，说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共富人的产，为甚么又不分穷富到处杀人、抢劫，破坏生产，使人民痛苦，不能生存呢？」
「民国十四年，我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冯每晚召集军中军长开讨论会，当时有一位女政治员，名叫秦德俊的【HGC： 即秦德君，其有口述回忆传世，即《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共产党员，四川人，她在会中说中国妇女受到传统的几千年压迫，一向视作男人玩物，现在要求解放，反过来要把男人当作玩物，主张废除婚姻制度，使人类回复到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样妇女才能说是真正获得了平等。各位试想，人类回复到原始社会，男人固然不应该把女人视作玩物，而女人将男人视作玩物又应该吗？」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打破婚姻制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子女关系，岂不是禽兽了吗？人类将变成甚么样社会，不难想象，这种谬论，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不久，我去重庆，听说秦女士已觉悟反悔，放弃了共产党的论调，与一银行界人士结婚，生了两个孩子，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
「冯玉祥由俄返国，带回来一位叫刘伯建【HGC： 即刘伯坚。】的所谓『前进份子』，任冯军政治部部长，后与陕西经阳县女县长王女士结婚，婚礼请柬上印了四句狗屁不通的打油诗，记得是：『帝国主义满宇宙，铁练锁的世人仇，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民族得自由。』婚礼请到西北军政高级干部甚多，由冯玉祥为之证婚，刘伯建致词说他与王同志都没有婚姻观念，也不重视婚姻形式，此次结合，完全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工作上的需要。并讲述社会主义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谁也听不懂，也听不进耳。婚礼完毕，有某高级将领与我向刘伯建告辞时说：『你今天得到美丽、聪慧的佳人，福气可真不小，惟刚才听到你的高论，甚为钦佩。你说你与新夫人，都没有婚姻观念，也不重视婚姻形式，那么你今夜的洞房，可否让给别人呢？』刘闻言满面通红，状甚尴尬，举手道歉说：『失言！失言！』我即告诉他说：『你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相与哈哈大笑而别，由此可见共产党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全是一派谎言。」
「西北军冯玉样由张家口撤退，其总部女政治员三十余名，乘我部汽车到达灵潼，当晚部队到灵潼温泉洗澡，我指定女用浴池一间，供她们使用。她们不去，由秦德俊、谢宝珍（后嫁杨虎城为妻）为首，要求我准许她们到男池与男同浴，当时我部第九旅官兵正在沐浴中，她们说中国男子传统观念只把女子当作性的对象，满脑子肮脏想法，此一观念非打破不可，女子是人，为何不能与男子同浴？她们边说边走，不听我制止，迳自闯入男子浴室，我部官兵见大批女子闯入，不胜讶异，全体哗然，转身背向或匍伏地上，最后只得得仓皇逃出浴室，让那批无耻女政治员沐浴。又一次我部到郑州，有骑兵一营包租一家澡堂沐浴，有唐生智部女政治员二十余人，也要入内共浴，门口卫兵阻拦不及，该等女政治员蜂拥进入，脱光衣服，下池沐浴，并强拉池内男士，为之擦背，极尽放荡撩挑、挑逗能事，与禽兽无异，结果我部官兵，也只得仓皇起身离去。这些女政治员，原都是有很好的家世，纯洁优秀的女孩，一旦中了共产党的毒素，一变而为寡廉鲜耻放荡形骸的飞女，还自命为前进，为提倡女权的先驱。在我看来，实在可怜亦复可悲。在场的女同学，不知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谈到共产党的公有财产制度，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我觉得都是行不通的，工人劳苦终日，所得血汗工资全归公有；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苦所得，全归公有。试问谁还愿意去工作、务农？我们知道苏俄是共产主义发源地，大革命以后，彻底实行共产主义，推行公有财产制度，结果是工人怠工、农人怠耕，商人也无生意可做，一切由政府统制，即使做生意，也不能赚钱，百业停顿，饿死几百万人，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到史大林上台，不得不改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准许人民拥有部份私有财产，情形稍为改善，但仍未脱离共产本质，人民仍然痛苦万分。苏俄是共产党徒的祖国，实行共产制度最早、最久，然而苏俄人民是最不欢迎共产主义的。
最近我军进驻陕南，该地被共党武力盘据十余年，据我调查过去该处土地肥沃，农产丰富，人民生活小康。现在我问该地人民对共产党占据时期的感想如何？他们异口同声说，以前向地主缴租，农民尚能勉求温饱，共产党来到以后，一切收成，均归公有，劳苦的农人都吃不饱，只有共产党员，吃得好、穿得好，因而农人对耕作也就不感兴趣了，终年劳苦，涓滴归公。不努力工作，固然吃不饱，努力工作仍然吃不饱，何必多费劳苦呢？这种道理至为明显，说明了共产党的公有财产制度，结果是民穷财尽，大家同归灭亡。」
「再说共产主义所倡行的公养制度，人出生后，即交公家养育，由托儿所、幼稚园，以至小、中、大学，均由公家负责抚养教育，这也只是一种理想的制度；除了知识教育，可由公家负责外，至于抚养一概交公家去做，这是违背人性的，尤其是婴儿与青少年时期，全靠父母呵护、抚养，才能成人，养成健全的人格。如果，人出生后，即交托儿所抚养，脱离公母、家庭，纵可在形体上长大成人，然在心理上、人格上，不接触亲情，势必养成其暴戾、冷酷心理，这样的人成长后，只不过是一个可供驱使的动物而已，与牛、马牲畜何异？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希望培育出来，具有劳动价值的动物。试问各位，愿意作一个有人格、有思想、有爱心、有感情的人呢？还是愿作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人格、没有爱心，只供驱策劳动的牛马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不难回答。由此，可证明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认识错误，不适合人类的要求。」
「此外，我还要举出几件实例，说明共产党徒在推行他们所谓的「制度」中的种种残酷、暴虐行为，给各位听听：
「南边县城内有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妇人颇有几分姿色，共产党占据南边县，每天召集民众开会，指定要那妇人参加，名为开会，实即轮流奸污那个妇人。一日，丈夫对妇人说，天气冷了，孩子的衣服应该缝补清洗一下，可否不去开会？过了几天，丈夫被共产党抓去，指责他是反革命份子，在地上挖了个五尺深坑，将丈夫捆绑置于坑中，用土活埋，等土埋到颈部时，那人满脸紫涨发黑，再用长钉从头顶钉入，即见鲜血上街三四尺，此即共产党所发明的『点天灯』酷刑。」
「在共产党控制下，不能说错一句话，即使夫妇之间，也不能随便说句闲话。静边县有一对夫妇，一日，丈夫对妻子说，人生在世，痛苦万分，此种痛苦，不知何时能了？此语本是一般人的牢骚话，并不含任何政治意味，惟不知如何传到共党干部耳中，过了两天，共产党将此人捉去，活埋处死。」
「陕北静边县有位共军旅长，部队驻在他的家乡，一日，他父亲对该旅长说，你的部队驻在家乡，经常给养的摊派，实在供应不起，我是你的父亲，每天听到同乡父老在我面前抱怨你，我实在难过，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旅长儿子回答说，你还想当老太爷呀？接着一记耳光打到父亲脸上。旁边有人目睹此事，都极为愤慨，纷纷指责旅长，不应该为他父这句闲话，动手殴打父亲。次日，这位旅长举枪自杀身死，留有遗书谓儿子殴打父亲，大逆不道，唯有如此，才能保全父亲性命，苟活一时。否则，听父亲之言豁免家乡摊派，就是父子同谋的反革命，我父子都不能活命，我殴打父亲，大逆不道，愧对天人，只以一死谢不孝之罪等语，如此惨况，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抗日时期，兰州驻有苏俄顾问多人，某次应朱绍良主席欢宴，席间有位俄籍顾问（曾做过俄军师长，为俄军机枪专家，我也认识，名字忘记）说：你们中国抗日到底，我们苏俄帮忙到底，当时其他在座俄籍顾问示意他不要多说，此君心直口快，又说：我们政府不帮忙，我们的人民也会帮忙到底。次日，该顾问即向朱主席商借车辆，离开兰州奉调回国，朱遂借与卡车一辆送该顾问取道新疆返国，据闻该顾问抵哈密，即被俄军派人暗杀处死。此事是朱主席亲口告诉我的。」
「以上所述各节，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绝非虚构，报告各位，说明共产党冷酷、残暴、视人民为牛马，谎言欺世，其所奉行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要求，更不适合我国人民的要求。我国人民是重感情、尚信义、讲仁爱、爱和乎的民族，绝难接受共产主义否定人性的种种荒谬措施，各位同学年轻热情，很容易受到所谓新思想的鼓荡，易于冲动，总以为『新』的好，要打倒『旧』的，共产党利用青年这种心理，灌输其共产主义思想，使你们不知不觉的、盲目的跟着他走，帮他们摇旗呐喊，助威捧场，无事生非，小题大作，制造混乱，企图推翻现有政府，夺取政权，以遂其控制人民、赤化全世界的终极目的。」
「我不敢说各位同学之中，有共产党徒存在，但由于此次与军人冲突细故，各位举行罢课游行一事看来，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有少数共产党徒从中鼓动、□惑所造成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纯洁的，我要请各位回去仔细思考一下，这样做，牺牲学业，受人利用，是否值得？」
「是后，我奉劝各位，明辨是非，审辨善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如果共产主义，是我们理想、完美的主义，我马某当首先参加共产党，领导各位来革现政府的命；就是因为我与共产党接触太多、太久，了解太深，才知道他们在中国行不通，不能为人民谋福利，所以也就反对共产党最烈。」
「各位罢课、游行的希望到此为止，请各位仍以学业为重，回去好好努力学业，将来好为国家服务？发展自己的抱负，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才是正途。」
我讲话完毕，掌声如雷，我在学生群中徒步走出校门，离校时，学生将我坐车包围，纷纷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致意，我离去后，学生亦随即散去。下午据人报告，已恢复上课，此次罢课、游行事件至此结束。
司徒雷登大使的茶会
民国三七年夏，我住在南京宁海路，时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恰与我对门而居，我家由于亲戚朋友来往频繁，门前终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颇引起马歇尔的注意。
一日，他问左右，对面是何人居住，其左右答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住所，前几天刚来南京。 他即戏谓，他姓马，我也姓马，我们可否一起谈谈。他左右将此意见，转告我随从人员。
我接到此一非正式通知后，颇感为难，因为第一我不是外交官，不能随便接见美国特使；第二即使见面，也不知谈什么好；第三我是地方主管，外国官员在我国首都要见我，似应透过中央政府许可，所以我考虑再三，再他这项口头非正式邀请，未加理会。
次日，司徒雷登大使，派人来约我谈话，当时我未即接受，对来人说以后有机会，当去拜会大使。隔了两日，司徒大使又派人约我去一位美国教友家吃茶，在此情况之下，我实难再予推辞。于是我应约到了那教友家中，大使已在院中迎候，见面后司徒大使对我抗日各次战役功绩，倍加赞扬，似早对我的经历，作过一番研究。我告诉他说，打仗是军人的职责，打仗求胜，也是任何军人份内应该作的事，贵大使的赞扬，实在不敢当。他接着问我说：「现在你们对共产党的仗，能不能打？有无致胜把握？」我肯定回答他说：「当然能打，也有必胜的把握，尤其我个人有必胜信心，只要盟国支援必要的装备与武器，共产党不难消灭。」他又问我：「你得过美援没有？」我说：「美援装备，是由中央政府，依照计划按照次序拨发，目前我部尚未轮到。」他说：「现在抗战已经胜利，应该全国一致与共产党合作，建设国家。」我告诉他说：「话是不错，政府与共产党合作过，结果如何？有目共睹，共军不但不听政府命令，戮力抗日，而且是趁火打劫，破坏抗战。听说马歇尔将军由延安回来，说中共不是国际共产党，而是中国土地改革者，此话足证马将军己为中共巧语所骗。共产党不说实话，全无信用，为国人所共知，他们在美国朋友面前，装低姿势，扮可怜像，完全是想获得你们的同情、援助，至于他们对老百姓、对国军欺骗、压榨、凶狠、残暴的一面，你们是看不到的。」大使又问我：「蒋总统与李副总统那位好？」此一问题，我甚为惊诧，我觉得司徒雷徒大使，不应该过问中国内政，本不想回答。但特念他也许是关心，未便妄断是过问我国内政，如是回答说：「蒋总统与李副总统，都是我国人民依据中华民国宪法选出来的，民意所归，当然两位都好，不容置疑。」他再进一步问我：「老百姓对那位的感情比较深厚？」我不能不说实话：「蒋总统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继承国父遗志，领导北伐、抗日，功在国家，当然深得全国人民爱戴。」他又换一话题说：「你若要什么武器，我们可以直接拨助。」我说：「你们若能援助我们，自然很好，但应以我现在的国民政府为对象，我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听命于中央政府，美援武器装备，须由政府接受，转发给各部队。我个人不愿接受你们的援助。」大使再以直接援助傅作义为例，表示可以援例办理。我说：「贵国若实在看得起我，必欲以美援装备我的部队，仍请拨交我中央政府，指定发宁夏我部。」大使表示：「很好！可以考虑。」谈话完毕，我告辞时，他告诉我说：「马歇尔将军将请你茶叙。」我未置可否，即行离去。
马歇尔将军的茶叙
与司徒雷登大使茶叙后三日，马歇尔将军官邸有电话正式约我茶叙。我约定时间过马寓，马亲自至室外迎接，虽系初次交往，其接待态度，至为亲切殷勤，亦如老友。马与司徒大使一样，对我的经历与战功，也经过一番研究，恭维备至。中间谈到共产党问题，他说他最近到延安考察，认为延安情况甚好，军政人员作风，富有朝气，中国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并以美国为例，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竞选时，互不相让，甚至互相攻击，但选举揭晓，则两党携手合作，和平共处，共为国家建设而努力。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也应该有此容人雅量，接纳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共为国家前途着想，不要再从事武装斗争。免得人民再受战争之痛苦云云。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部份，并不像美国的政党，他终极目的是赤化中国，进而赤化全世界，因此，他组织武装叛乱，尤其中国抗日胜利后，中共受俄共支持，将东北日军装备，全部转交中共，其武力更形壮大，叛国资本雄厚；现在政府如果与他谈合作，则无异是投降，除非放弃任何主张，一切听命于他，否则，是无法和平共处的。而共产党其主义与作为，你们美国朋友，因未受到他们的毒害，总认为他们是一个拥有政治主张的一个政党，殊不知共产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否定人性，把人当作动物，当作有劳动价值的牛马，是违反人性的。再说到他们的作为，好人坏人，一概视作斗争、清算的对象，知识份子要被清算斗争，农人工人也要被清算、斗争，甚至共党内部，党徒彼此也因为权利冲突，也要互相清算、斗争，人与人之间，完全以仇恨为出发点，我不如你意，你斗争我，你不如我意，我斗争你。因为否定了人性，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爱心，没有情感，父母、子女、夫妇之间，都没有亲情，更谈不上爱心。这样的社会，与原始禽兽何异？我们不受中国人民欢迎，我想也不受你们美国人民欢迎。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合作问题，在我看至为简单，只要共产党放弃他的共产主义，放下他手中的武器，我们是绝对欢迎他参加政府组织，共同为国家建设而努力。我们与中共军作战，是迫不得已的事，并非我们不能接纳他，排斥他。这些希望马歇尔将军及美国朋友了解。美国朋友调处中国国共纠纷，应该认识这点，劝中共放下武器，放弃共产主义，我们才能谈合作。否则，我们政府为了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意与要求，只得诉诸武力把他消灭。以上是我与马歇尔将军茶叙谈话的大意，马将军似已获深切了解与认识。但观其调处种种作为，总是认为国民党政府不能容纳中共，处处同情中共，袒护中共，这是中了中共虚伪宣传毒计的结果。到后来，马歇尔调处不成，美国政府恼羞之余，总认为我们没有诚意接受调处，甚至转而发表白皮书指责我政府，又反过来支持中共来打击我政府，更用种种方法手段分化我政府反共剿共力量，惟恐中央政府不速倒垮台，完全是意气用事，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由于我以军人兼一省行政首长，而见重于美国大使及调处特使，尤其司徒雷登大使代表美国，有意以美式装备给我宁夏部队一事观察，即为其拢络地方武力，分化中央剿共力量意图的最好证明。
白健生与韩连城
民国三十六年秋，军训部长白崇禧（号健生）偕高参韩连城来宁夏视察，韩连城原名韩圭璋，曾在我部任团附，于民国二十年由我部逃亡，通缉有案。
晚间，我在省府办公室批阅公文，公安局局长偕韩连城进见，韩入室即跪在地下不起。他说：「前在主席部下，承蒙教诲，受益良多，后因事不告而别，实在对不起主席，今日特来请罪。」我请他起来说话。他说：「除非主席不生我的气，开恩原谅，我才敢起来。」我说：「事已过去十余年，我不会怪罪，请起来说话。」他再要求我不要将过去逃亡罪过，告知白部长，经我答允，他才从地下叩头起来，告诉我说：白部长在青海检阅军队，完全由他策划、布置，白部长甚为满意，如果宁夏方面，也要他策划、安排，当努力以赴，必然使部长满意。我对他说：「军队训练，要在平时；如为蒙蔽长官，预作安排，大可不必，当予谢绝他关护的美意。」当晚与韩连城谈话不多，随即作别。
次日，白部长规定要看的科目：一个团实弹射击、野外演习、全军官长体操表演、士兵识字测验及旅长以上官长个别谈话等。当火炮实弹射击时，因我军所有火炮陈旧，以前试射曾有炮弹射出三数尺不远处爆炸之事，为顾虑安全，我请白部长在掩体内观看。于是白部长自动取消此项科目。其他实战演习、体操表演、个别谈话、士兵识字测验等科目，分别科目，分别于二日内全部完成。白部长讲评时，对部队训练战技及士兵教育，颇为嘉许，惟对中、高级军官仍有不识字者，认为应加强进修等语。我闻此言，甚感讶异，问部长说：「你曾考过我部士兵，都能识字，且能作短文，何以官长反不识字，不知何所见而云！」白说系据官长自己说的，我再问他是那位官长所说。白说：「我与马应才师长谈话，问他是否识字，马师长说他不识字。」其实马应才师长国学根底甚厚，能诗能文，其文名为我军之冠，白部长问他识不识字，可谓问错了对象引起马师长不满，故尔谦虚作答。当谓白部长说：「因为部长问错对象，而有此误解。」白闻言低头不语，意甚不怿。又白部长与我谈话中，常提到青海如何如何，宁夏与青海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等评语，我听了十分不愉快，对白部长说：「我与马步芳志趣不同，出发点两样，青海的军政与财政，全由湟源公司包办，一切为利是图；宁夏省政府及军队，奉公守法，我不愿与马步芳比较，请部长不要将我与马步芳相提并论。」白表情甚为尴尬，他回到兰州，曾有一长信寄我，解释误会。
回头说到白部长的高参韩连城。民国二十年不辞而别，离开我部，逃到广西，十余年间夤缘时会，做到夏威的副军长，后又获白崇禧赏识，由白保举当了机械化部队师长。韩为人聪颖活泼，能察言观色善伺人意，会钻门路、拉关系，吹拍功夫到家，使人莫测高深，故颇易得长官青睐。然其性行诡诈，投机取巧，殊欠忠厚，在我部任团附时，与忠诚笃实的西北官兵性格不合，无所表现，此亦为促成其逃亡原因之一。
三十六年底，我因公晋京，韩连城请我到他家餐叙，见其气派甚大。据闻在军、政各方面极为活跃，除与中央政要往还频繁，又与邓宝珊、蒋云台、陈学浩等亲共份子交往密切。我在他家吃饭时，见他客厅中高悬他与蒋公合拍放大照像一帧，高及三、四尺，甚为醒目。我对他说：「蒋公对你如此看重，希好自为之，勿使蒋公失望。」韩唯唯称是。三十八年中共窃据大陆，闻韩以前进人士投共。
白健生素有「小诸葛」之名，视其重用韩连城者流，斯亦品类不高，尤失知人之明，徒具虚名而已。
赴台前后
三十八年五月，我因公到广州，吴礼卿到机场接我，告诉我说：「当局要你出主甘肃；郭寄峤已经准备在此间办理交接。」我甚为诧异：「宁夏主席，我已背了十八年的十字架，伤心透顶，实在不敢再尝试了。况且，现在西北情势紧张，要我去如何作法？请你转达我意，打销此议。」吴表示同情，未加可否，当时与吴谈话无结果。
当日下午，郭寄峤请我晚餐，表面上非常客气，他亲口告诉我谓交代事宜，已经准备妥当，只等任命发表，即可交代，并说他个人也不拟再回西北了。我只得将对吴礼卿所说话，重复对他再说一遍。他再度表示，此事是中央决定，他不便有所进言，以免人误会他恋栈甘肃主席职位。
此事我又不便向中枢打听，或进行反游说阻止，只得听信发展，打算到时，再予恳辞。
三十八年八月共军已经到达兰州近郊，我由广州飞回宁夏，决心与宁夏父老及患难官兵共存亡。八月中旬奉蒋公电令召赴重庆，我报告蒋公说西北大势去矣！蒋公仍不相信，谓马继援仍有重心在河西，可以应付一时。实则河西并无重兵，事已至此，蒋公受部属蒙骗，夫复何言！？
某日下午，郭寄峤来我重庆寓所看我，他态度大变，趾高气扬，告诉我说日内即回甘肃去河西，协同马继援抗共，不提甘肃主席交接事宜。由此可知，前在广州，中央要派我出主甘肃之议业已改变，至此，我心中一块石头，始予放下，神情大为快慰，当即对他说：「西北局面，非你回去维持不可，惟马继援已来重庆，部队他调，河西并无军队，你回西北应去新疆找陶峙岳商量，维持西北危局。」他听我说后神色突变，以一身负方面责任大员，只会作太平官，如此重要紧急情况，都不弄清楚，如何能应付大局，至为忧戚。观察郭来看我，意在炫耀，他仍是甘肃主席，前议派我接长甘肃之事，已被当局否决。讵料取销前议，适中下怀，我数月来沈重心情，为之轻松、开朗，似大出郭之所料；及我告诉他马继援已来重庆，河西无援，郭之心情因而沈重，神情沮丧，遂黯然辞去。前后神态判若二人，亦殊失大将风度。
蒋公去成都时，告诉我说要好好在重庆养病，不要到别处去，稍后又接俞济时由成都来电话，关照我不能去广东，广东方面对我不利，再接钱大钧转来 蒋公电示，内容与俞济时电话相同，我又在很多朋友处，听说李宗仁要杀我，叫我小心。我不知所犯何罪，转念自古忠臣，每多屈死，何况于我。想到这一点，也就心安理得了。
九月底我到达台湾，郭寄峤受命为国防部次长，我去郭公馆道贺。正值郭迁移新居，布置家具中，郭见我即拍桌破口大骂，其凶狠程度，几近疯狂，毫无风度。当时他是陈辞修主席属下红人，仗势欺人，我为避免冲突，遂即忍气退出。晚间宪兵来北投招待所我之寓处，说是奉命要我迁离招待所，将我行李搬到招待所门外。我求宪兵可否延至次日迁出，宪兵摇头示意不允，迫不得已只好连夜迁至市区旅社居住。
次日，我在台北市区购买一处小房子，不数日，又有命令将我电话拆除。这种种遭遇，想必都是出自郭寄峤的迫害，叫我不能在台北安居。我数十年忠党爱国，出生入死，汗马辛勤，拥护领袖，今为宵小所迫，竟无容身之地，怎不令人悲痛、心灰。因此乃决定出国赴港医病。
陈诚主席系多年战友，我到陈处请出入境证及护照，对所受郭寄峤凌辱，只字未提，以免再招惹是非。
在香港，遇陈纳德将军，陈意建议我去美国医病，我告诉陈说我无护照，何能赴美，陈当即向外交部驻澳门办事处为我领得中华民国护照六份，再电美国国务院给予签证。
赴美疗疾
三十九年二月，出国手续均完备，我原可立即启程赴美，惟自己不懂英文，又无充裕的经济基础，况我年近老迈、未具定居美国条件，因而犹豫起来，一再迁延，仍望能回台湾终老。在此期间，共党派宁夏省党委王含章、李翰源来港游说，要我「弃暗投明」，说国民党亏待了我，毛泽东则盼我回去，他们又说如果一定要出国，最好到英国，而不要到美国。因为他们已与英国建交，以后联络方便等语，我均一一拒绝。他们见劝说不成，乃唆使许多逃到香港的军人时常到我家大门前滋扰。家人不敢住在家中，港地治安不佳，兼以物价昂贵，实在无法安居。当时种种困难情形，函报蒋公请准出国就医，初接蒋公电示「不准」，嗣又接王世杰转达蒋公指示，准予赴美就医，惟不得在外作政治活动等语。于是，在三十九年十月间，我离港飞美洛杉矶，在市郊购一小屋，作为居所，并一面延医疗治腿疾。
抵美后，遵照蒋公指示，深居简出，避与外界人士接触。其时台海战云密布，美国对台湾认识不够，态度暧昧。我有鉴及此，基于爱国热诚，实不能再事缄默，于民国四十年一月下旬，主动招待美东新闻传播界人士，振臂疾呼援助台湾，当时美国各报纸、电台、电视均作重要新闻报导。国内中央日报民国四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版，亦有转载。
在此之前，曾闻台湾谣传我去北平靠拢。蒋公在台曾面询陈纳德将军，陈将军告蒋公说马鸿逵在美国养病，所传绝非事实。及我招待美国新闻、传播界表明我立场态度后，此项谣言，乃予澄清。
「撤职查办」与「归队」
我在台湾被迫不能安居，移居香港期间，台湾谣传谓我放弃职守擅自撤兵，将我「撤职查办」，并谓我附匪而开除党籍。我对此谣言，自问居心无愧，未加理会。不久，果见报载发表「撤职查办」命令，时行政院长阎锡山派康午麟向我解释，谓系事非得已，完全为应付立、监委及国防部，不得不出此着。后接中央党部函，谓我未报到「归队」，因而递除党籍，要我补交照片五张，以便办理恢复党籍。至此，台湾谣言：「撤职查办」与「开除党籍」二事，均予证实；惟开除党籍的理由，已由「附匪」，而变为「未报到归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党国前途如此，仍不辨是非，诬屈忠良，其历史会重演乎？
关于我参加国民党，追随蒋公革命经历，愿再重复作一概略说明于下：
我于满清宣统元年，入兰州陆军学校。宣统二年经由易抱一教官推介，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我在校策动同学响应，惟因学生枪械无有弹药，起义失败，甘肃总督陆洪涛派兵将学生枪械缴除，同学被杀及自杀者多人，我因同志掩护，幸免于难，逃到父亲军中，充任低级军官。
民国十二年，我率第五混成旅，加入讨伐曹锟、吴佩孚联合阵营，在热河起义，回师北平，欢迎总理北上，军次邓口，在军阀大军四面包围胁迫中，不顾一切，毅然将五色旗及徽章，改换为青天白日徽帜。旋曹、吴败溃。民国十三年，奉总理派遣特使海涛来军宣慰，并函谕：西北重光责任交马旅长负起。
民国十六年率军出潼关，响应北伐，嗣以冯玉样叛变，发动中原大战，我起义回师郑州，竭诚拥护中央，奉蒋公之命，在正面抗拒冯大军东进，激战三昼夜，导致冯军全面失败。
民国十八年，石友三叛变，进逼浦口，威胁首都，适南京防务空虚，人心惶惶，时我驻军徐州，当派代表前往劝阻，并由父亲赴蚌埠，向石晓以大义，石乃慑惧我大军的威势悄然而退，首都赖以保全。
民国二十二年，我奉命出任宁夏省主席，凡所施政，莫不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民生乐利，萑苻尽除，旋孙殿英率部西侵，我奉命堵击，相持三月有余，终将孙部击溃，西北得免糜烂。
民国二十四年，毛共窜据陕北，使徐海东率众万余，猛扑韦州，经由我迎头痛击，徐几全军覆没。毛共欲假内蒙草原打通国际路线的迷梦，因以粉碎。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领袖蒋公蒙难，我即联合西北军政首长，领衔通电讨伐，并准备挥南下，率使西安事变能迅予解决。
对日抗战，日军进占包头，企图西犯，我派大军在绥西一带堵击，并规复包头，攻援敌后，拒敌西进。
民国三十六年，榆林二次被共军包围，形势危殆，我奉蒋公命以宁夏兵团全力驰援，在袁大滩一役，予敌重创，榆林之围遂解。
民国三十七年，我部宁夏兵团，在甘肃陇东一带，与共军十八、十九兵团激战，毙敌四万余人。毛泽东派傅作义、邓宝珊来宁夏乞和，劝我「弃暗投明」，许以西北完全交我负责为条件，经我严词拒绝，傅、邓铩羽而返，嗣以西北局面复杂，西北长官张治中以次军政首长，别具用心，剿共合作困难，我早萌退志。及至三十七年十一月，蒋公宣告引退，我为报答蒋公知遇，更加强我的去志，乃于三十七年十一、十二月四次电请中央准辞本兼各职，是年十二月奉行政院令惟予给回籍养病，当即离宁回甘老家养病。军事方面，原自国军编遣会议后，我部已改为宁夏兵团，直接受西北军政长官指挥，军职因以卸除。三十八年二月西北大局逆转，乃离甘随中央政府经广州、重庆，辗转赴台。
时中央政府，受李、白集团控制，打击领袖蒋公，因此列我为蒋公死党。更加白崇禧、郭寄峤之流及李系部分立、监委等，假公报私，颠倒是非，嗾使中央，不察究竟，以「擅离职守」发表命令，予我「撤职查办」处分。党中央方面又落井下石，为虎作伥，以我未报到归队，予以开除党籍。
以上所述，就是我一生效忠党国，追随领袖 蒋公，奋战千百次的结果，落得在台无容身之地。至言「擅离职守」，我已奉明令给假回籍养病，既无职可守，又何职可撤，惟离开我四十年患难与共的官兵，未能与共生死，内心痛苦万分，谓为此而须「查办」昔，我个人因不愿饰词申辩，但以此推究阵前脱逃，而仍在政府居高位者（如马步芳、郭寄峤辈），将不知如何处分也！
再说「报到归队」，我追随中央政府来台，在行动上就是归队，且在台忍辱数月，未闻中央有报到归队之命，或党部任何片纸只字通知，亦不知所谓「归队」如何办理？试问各军将领，地方首长来台者，是否均办「归队」？是否均因未办「归队」，而被开除党籍？何厚彼而薄我，抹煞我过去对党国辛劳贡献，独予我以一再打击，公道何在？是非何在？言念及此，令人心寒。
返台开会又遭杯葛
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国民大会在台召开第一届大会第二次议，二月间我已收到返台入境证。正拟收拾行装，准备返台时，阅报载苏锦泉在监察院，以我被「撤职查办」案，提出弹劾，意在杯葛我返台出席国民大会，弹劾案提出后，国民大会等候监察院处理，监察院又移送内政部查办，以后迄会期已过，无有下文。因之返台不成。
按苏锦泉对我提出弹劾案，是受苏连元唆使。话说从前，三十六年国防部曾发表苏连元为甘、宁两省游击总司令，我以苏过去在西北劣迹昭彰，告国防部收回成命，因此苏连元挟嫌唆使苏锦泉提出弹劾，完全是公报私怨。
复据四十三年国民大会，主要任务为选举第二届总统，大会方面希望各地代表回国参加，多多益善，初不料中途出此周折，实非始料所及，我不能返台出席国民大会，个人固无所得失，惟未能亲投蒋公连任二届总统一票，引为毕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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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戡乱与去国的回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马少云回忆录》各同名章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马鸿逵： 西北戡乱作战事实经过──致立法院立法委会一封信
三十八年九月行政院院会决议，予我「撤职查办」处分，除向行政院申复外，并为期中央民意代表，主持公道，经函立法院立法委员，说明事实经过。兹将该函附录于后：（此信为存真起见，完全照所存副本一字不易抄录。爱玲谨注。）【HGC：爱玲，即马爱玲，马鸿逵曾孙女，马鸿逵口述回忆成书整理者。】
立委诸公勋鉴：
顷悉行政院九月□日院会决议案，谓逵擅自撤兵，致友军受重大损失，并驰援不力，着撤职查办，惶恐无地。改铄邮朗车次鳎??吊竦厥??丰颜属罪该万死，惟对上述两端，实有种种下情，不能不冒昧上陈：查西北高屋建瓴，形势复杂，准备毫无。逵为爱国家、爱西北，于去岁国大开幕前后，曾两赴兰州，与张长官、郭主席痛陈利害，恳加周密准备。无如人微言轻，未蒙采纳。迨本年元月，情势益危，逵为不忍西北糜烂，乃再覥颜赴兰，向张、郭二公及地方人士，痛哭流涕，剀陈补救之方。想在穗立、监委及国大代表，伊时参加者亦不少，奈张长官旋为和平代表离兰，郭主席亦以逵多事为厌，不得已又郁郁返宁。四月奉代总统李宗仁电召赴京，参加西北军事会议，白长官建议调马长官步芳，接关中防务，或负西北责任，以便胡主任宗南部下担任长江上游任务。伊时接马氏数次未来，只表示不愿接任关中防务，故乃自告奋勇，愿以逵部担任，并请将八十一军及甘肃新成部队两师拨属在内。当时频蒙嘉许。旋和谈破裂，太原沦陷，江防又失，逵仓促返防，过汉晤白长官，复蒙嘱使会晤马长官，务能出任艰钜，完成南京会议办法，并以亲笔函致马氏。迨二十四日抵兰，西安已危，胡主任有撤离之意。逵当时一面电告胡主任，务必固守西安，保证决以全力赴援；一面商请郭、陶二副长官，亲往会晤。当时胡乃决定暂时固守，惟须青海兵团迅派有力部队，先赴邠乾一带，作有力策应。惜马长官步芳、马继援父子，坚持非俟宁夏兵团到达，不能派遣，致胡主任撤守西安，西北情势乃入险恶阶段。是时张治中长官，留平未返，中枢命郭主席兼代长官，伊曾谦让于逵，因自知德微能鲜，婉予谢绝，复荐让马长官步芳；逵此时虽知马氏阴险狡诈，将来难有良好结果，然为争取其合作，否则极有撤兵回青海可能，故乃一面亲赴享堂，请其出任，一面电前何院长力保（此为逵最觉愧对中枢及西北家乡之痛心事），幸蒙允准。讵郭主席竟以此而对逵大不谅解，认为西北排外，殊非始料所及。当马氏就任之始，逵为加强团结，曾将本部援陕部五万人，全交马长官父子指挥（当时逵部仅有国军三师，然爱国爱乡心切、曾将装备待遇均差之保安团队，倾力而出，共编成二军，并由商号借得市布两万余疋，发给官兵每人三丈作为薪饷），逵仅在旁协助。讵马步芳兵权到手，即心存不良，大肆机谋，始则于出发作战时，将行军千里，甫行到达之逵部，全列为第一线（时尚有步兵两团、骑兵一团未至），彼部只任一左侧翼，冀于逵部在西兰公路正面，打硬仗之后，彼可轻易收获战果；继则于彼部攻咸阳，稍受顿挫之后，即遽行中止，反借伊部渡泾河攻三原、泾阳之名，将该团咸阳之任务、交与逵部。此时逵虽知其为投机取巧，避重就轻，然为顾全大局，仍依其意旨而行。讵马继援及其部队，在醴泉北赵村及沿泾河以北地区，住留十一日，始终无有渡河攻击迹象，甚至此十一日中之详确位置，除马步芳本人外，任何人均不知之，伊时长官公署幕僚人员之苦闷，非言可喻（马长官向在自己小楼上，以番话暗号指挥马继援。参谋长刘任以下幕僚，根本实况不明）。旋逵突接宁夏兵团卢指挥官中良报告，谓奉马继援令，着宁夏部队退守永寿之线，青海部队则在永寿东沿泾河北地区驻守，马继援指挥部将由醴泉东北，移驻□县。此时逵以情况可疑，乃电请刘任参谋长来寓，告以此事。刘经阅电后，亦以为虑，然似犹未深信马继援何以有此不合理之行动。伊时前方劳军之长官公署彭副参谋长月翔，到邠州来电后，始知确有此事，虽急询马步芳设法阻止，然事实上，已无若何效果。噫！是时马长官步芳马继援父子，如能心存大公，指挥所部一举攻克咸阳，则伊时匪于西兰路正面惨败之后，其十八兵团主力，尚未增至，西安特别空虚，稍与陕署部队协力歼灭彭匪，收复西安，易如反掌，奈伊父子，为私害公，一再误再误，西北之所以有今日，实皆伊时种之因也。迨后马继援自移长武，令逵部驻永寿东西之线。陕署以情势不利，除迭电马长官外，并派员前来协商。是时马步芳允着全军向前推进，并令逵部进至乾县，刘任参谋长且已依此下达命令。讵逵接卢指挥官报告后，电话询问马步芳，竟答谓此系应付环境之命令（指应付陕署及兰署一般幕僚人员）勿庸实行。逵以关系重大，复询以如不实施，恐与陕署裴兵团不利。伊竟答以「管他做甚」。是时逵亦不便再加驳问，更不敢对裴兵团有所明言，乃以电话通知裴司令，请其一切注意，并要迅速，暗示及早作计。讵不日匪已向武功、扶风一带之裴兵团开始攻矣！伊时逵在长官公署开会，决定由马继援率本部之一二八军，及青海之两师，迅速赴援。本部一二八军遵命星夜出动，而伊部始终未行。次日，裴兵团已受重大损失。噫！此时马步芳父子，如不存心阴诈，按照两署协定，确切实施，则裴兵团未必受若大损失，而西北亦不致有今日。乃伊等见兹事态重大，竟在兰州散布空气，谓逵撤兵。
由以上种种事实覆按，撤兵之罪，自有所归，现刘任参谋长尚在，不难询知（惟须注意伊须凭良心而言，盖伊自攻咸阳后，因本部保安团队饷项事，与逵一度发生龃龉也）。此后马步芳利欲心切，于郭主席离兰后，更欲军政一元化，自兼甘省主席；一面电请中央令逵出国，一面对逵渐加逼迫，先则扣检逵来往电报（伊时阎院长及宁夏给逵来电，检查员谓非将密码本送电信局译出不可），继则派人劝逵离兰，否则与逵不利，而长官亦将留青不返（是时马步芳已去青海）。逵不得已，乃忍辱于七月十九日来穗。时匪已全力向西进犯矣！当逵未离兰之前数日，曾决定逵部守卫平凉，伊部守卫天水、固关、陇县，协力阻击来犯之匪。然当逵抵穗后，逵部已到平凉，而伊部反移静宁。此时彭匪节节进逼，刘任参谋长在静宁召开会议，复决定逵部固守平凉，青海部队固守陇县、固关、天水。奈青海部队又违背决定，主力在静宁始终未动，仅派两团骑兵到固关（后此骑兵以地形不利，被匪歼灭一部）。伊时逵部卢指挥官中长，以青海部队违信不去陇、固。平凉已三面受敌，为免陷于单独决战之不利，乃移守三关、瓦亭一带，以便与静宁之青海部队密切??力。讵匪十九兵团以六三、六四、六五军及新七军、四军之众，附战车、炮兵甚多向我部进攻。我官兵奋勇抵抗，激战三昼夜，予匪以两万余之死伤。是时青海部队如稍有天良，派一部前往支援，则当面之匪，不难就歼，整个犯匪不难各个击破；即不能安定西北，最低限度亦不致有兰州之战。乃马步芳父子阴险毒辣，意以逵部被匪击溃后，匪必南下攻击胡部，彼时伊部硕果独存，可横行西北（后逵在穗质询时，伊亦自认不讳），故马继援在六盘山上观望三日，始终未派一兵一卒增援，致逵部于弹尽粮绝，死伤重大之后，不得不请示返宁整理（因该地带人民逃避一空，马步芳托辞不管，给养全赖辽远之宁夏运补，官兵有数日未能得食者），遂予匪以全力犯兰之机会。可慨也夫！当逵到穗之次日，见李代总统及阎院长，告以马步芳欲军政一元化，自兼甘省主席，曾派代表赵佩、马绍武来请求。李代总统并以刘任如何见询，逵答以均无不可。然不数日，竟发表逵主甘政，而是时匪已越定西，迫进兰州，逵虽欲跳此火坑，亦不无为时已晚之感。伊时马步芳本无固守兰州之决心，观其早将兰州公私物资搬运一空，及兵力部署，可资证明。后以奉李代总统电召来穗开会，始决定暂为保守（是时仍未坚定决心，由其作战弹药给养，始终均由甘、青交界处之享堂逐日运兰可知）。当时逵曾报告李代总统，逵须先赴宁夏，督军赴援。一面并与马步芳约定：十日内不能固守，由马长官负责；十日后不能赶到援助，由逵负责（因宁至兰为九百六十里，非十日不能到达）。伊亦首肯。故逵八日十八日离穗，十九日到宁后（十八日夜因飞机故障，在柳州停宿），即不顾兵力之未全部集中（自平、固退后，因给养关系，已散驻各县），及补给上种种困难，督令全军各部，于二十一日出发，二十四日抵新堡子打拉池附近。此时长官公署参议马骥、白长官代表安舜，由兰州来宁促援，曾于途中见及，并于抵中宁后，即电告马步芳父子，请其固守待援，后徐部长、秦次长来宁，亦所深悉。使马长官再能支持三、四日（据马骥等告伊部只伤亡三数千人，匪死伤已逾两万，且匪给养困难，不敢久战），则本部到达战场之后，即可会歼匪军，安定西北。奈马步芳父子，不学无术，竟以临夏陷匪、西宁受威胁，而动摇决心，不顾长官公署任何人之建议，冒然撤退，致军队溃散，西宁亦告不守，乃狼狈逃出，此时反诬逵驰援不力，藉以掩饰其阴险无能之罪，此真可耻之尤也。窃念政院决议，自当恪恭遵命，惟如上述事实，不能切实查明，诚恐逵个人受不白之冤事小，影响于国家之威信与法纪实大，恳祈俯予早日查明，以正是非，而申纪纲，不胜感祷。至兰州失守，河西被攻之后，宁夏北有傅作义、董其武之阴谋，东有榆林叛军左世允之蠢动，西、南两方有彭、聂两匪之威胁，处境已至孤危。此时适奉总裁蒋公电召来谕，当于上（九）月一日到达，晋见后即将宁夏环境危急情形，详为报告，并建议速将部队南移陇南，以便协力保卫川北，总裁甚以为然，当派徐部长、秦次长亲携作战计划，赴穗面报中枢，并蒙阎院长亲批：「除经费部份，可再先发一个月经费，其余各条全照办。」讵由一日至十九日逵要求接运全军中级以上官长眷属之运输机，及掩护助战之战斗机并借领之经费等等，尚未获端倪，而匪已全面向宁夏进犯，并已不可收拾矣！当匪犯宁之初，逵部虽受家兄鸿宾附匪，将匪迎入同心中卫、中宁之影响，然战志仍未消沈，斯时全军望空军之助战，及经费之拨发，诚如大旱之望云霓，逵除迭电中枢呼吁外，为加强官兵战志，及欲使逆兄有所觉悟，曾特派参谋长张蔚野，前往宣慰与劝告。无奈助战空军始终未至（当徐部长机到时，军民以为助战飞机，欢欣欲狂，及后知为运输机，大失所望），逆兄执迷不悟，更以「宁夏已形孤立，中央已不顾尔等，尚为谁作战？且尔等长官历来效忠政府自居，然究竟是否获得信任？近来中央连饷都不发，还须强借地方羊毛、布疋垫发，尔等为何为他们拚命，自取灭亡？」多方煽惑，致军心焕散，为匪所乘，逵领导无方之咎，诚百死莫赎矣！至家兄鸿宾，人称道德先生，此次附逆，似属突然，然实则由来已久，而其主要原因，实为宁夏主席而起；盖当二十一年中央发表逵主宁政之际，鸿宾适被叛军雷中田、马文车由甘肃逼回宁夏，意欲继主宁政，伊时逵曾一再恳辞，未蒙允准，故迟迟一年，始乃赴任。讵行抵北平时，逆兄竟假伊部团长以上官长名义，联名来电阻止，逵本欲将原电转报中央，为先母及各友好劝阻，迨到宁夏后，种种磨擦，不一而足，逵皆以忍让处之，以保手足之情。二十二年冯焕章张家口谋叛，逆兄已有附和之意（中央曾来电询伊态度，逵曾答以「如冯不到西北，或可无虞，如冯到西北，则无把握。」）赖逵婉劝而止。迨双十二事变，逆兄时受何柱国指挥，又欲附逆，经逵一面规劝，一面电敬之院长迅派大员（伊时派系燕翼）前来宣慰，幸又未果。此次竟乘中央无暇顾及之际，叛国附逆，使逵部亦受其胁迫，使逵成为国家之罪人，家庭之罪人，诚痛心万分，然深信逵部各级官兵，受国家多年培植，此次决非本心附逆，一俟时机到来，必能投明反正，一雪此次空前奇耻也。以上所陈，均为至诚之言，如有一字不实，逵甘受国法之制裁，区区微忱，伏祈垂察是幸：
专此敬请
勉安！
马鸿逵敬上三十八年十月□日
再启者：
逵知马步芳阴险狡难获合作，故当时认为非请伊出任西北长官不可，盖因鉴于抗战初期，中央发表逵为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青海部队编入序列内。讵马步芳、马步青兄弟联电中央，谓任何人指挥均可，惟逵指挥不可，其阴险可知（伊当时任军、师长，均为逵所保荐）。今如由逵或郭寄峤出任，则难期合作不难推知（伊已有撤兵表示），故忍痛保荐，期其有所觉悟。讵仍蹈前辙，可为浩叹，谨再呈明。
马鸿逵又启三十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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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北戡乱作战事实经过──致立法院立法委会一封信》，原题《致立法院立法委会一封信》，是以《马少云回忆录》同名章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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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逵： 西北戡乱作战事实经过──致立法院立法委会一封信 全文完)
1949年4月，来到南京的马鸿逵。（布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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