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年：武汉时代的周恩来 最卑鄙最庸俗的小人物（3），思想意识腐朽、生活作风糜烂。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极端落后、腐朽、反动透顶的思想，是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之择劣组合，是国产的糟粕与“一声炮响”送来的洋垃圾之杂拌。一句话，他改善从恶，集一切落后、反动之大成。
长期跟随毛身边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第120页）
曾对毛泽东有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说：“我特别重视毛绝口不言‘现代化’这一事实。李志绥由此而推断他不是一个现代人，也是毫无可疑的。我想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了毛对于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这个无知表现在1949年以后他的所有决策上面，从人口问题、大跃进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证。他之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知识，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种种描绘上面，……特别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为《大同书》的范围，有时甚至倒退到汉末张鲁的‘义舍’、‘义米’等简陋的教团组织上去了。1958年10月山东范县搞了一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案，订下亩产两万斤粮食的指标，还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钱’的顺口溜。任何捎具现代常识的人都只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看。但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举此一例，即可见毛的知识和思想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并无嘲笑毛之意。特别是我记起了70年代海外的中国的知识份子，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对毛的‘远见’曾怎样崇拜过、歌颂过，我更不能对毛加以讥评了。我故意不提大陆上的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沉默的自由。
“毛虽然属于‘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学’是无缘的。”（54）
我再提供一个旁证，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根本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一书中写道：“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份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钊，自己就承认：“反动，而不反共”。其实，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张澜、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柳亚子等，任谁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仅仅是“对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而且其性格的刚愎自用与政治上的极端反动相结合，闹出许多既可恶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国内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现在要说，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毛作为权力无边的帝王，怎么也不理解“水门事件”：怎么因为几带胶卷就能把一个总统给弹劾掉？不解还不算，他还要向美国民意挑战：你们弹劾总统，我要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的这一举动，惹得美国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国人民忆起当年毛讥讽他们的国务卿艾奇逊现代史知识等于零，那么，现在是否会反唇相讥毛的现代民主政治知识等于负数呢？因为他在现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耍起二百五！这个事例倒是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一意要当皇帝？两个称呼，标志了两个政治范畴：共和和帝制。
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着马克思主义衣冠的皇帝。其实他对历史上的许多昏君的暴虐无道、荒淫无耻之处，往往倍加称赞，如对殷纣王杀进谏的老干部比干，认为“当然要杀掉”；李志绥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毛说：“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55）从这一点看，更应该说他是“斯大林加武则天”。我相信将来中共的档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周吴郑王假面具的毛周围的人，包括所有的党政要人、军事将领，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卖以邀宠于毛的吧！ 李志绥说毛把侍候他的所谓“一组”的人，都变成小人。这个事实，还应该更加扩大，毛要全国的人经过思想改造都变成康生那样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宠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诬陷，狗咬狗，窝里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单以告密成风，冤狱遍全国，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则天的100倍了。
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像对待一切暴君一样，总是在使坏方面比高低。他说他要拥护斯大林，肯定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七分功劳，指的正是他残暴地虐杀本国人民、输出革命亡我中国的所作所为；毛不满意的，所谓“三分错误”，决不包括斯大林不执行列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与日本订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后苏军进入我东北大肆奸淫掳掠；倒是包括斯大林为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联蒋抗日。斯派王明回国贯彻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风中把王整得身败名裂。可见毛反对好人却赞成好人某些坏的方面；拥护坏人却反对坏人某些相对而言“好”的方面。
本节揭露了毛极端自私的四个本质特征：极端贪婪、极端阴险、极端卑鄙、极端黑暗，和在两方面的恶劣表现：当国家民族与他的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损国利党，以肥他一党之私；当党与他个人权欲发生矛盾时，他竟置党于瘫痪、濒于灭亡之地，以肥他一己之私。现在谈第三方面：他怎样对待他的亲人，首先是妻子？这就进入了中国固有文化所说的“修身、齐家”的层面
三，为饱私欲张开血盆大口，亲疏通吃
你说毛泽东能自私到何种程度？如上所述，他为了私利，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不抗日、假抗日、破坏抗日，甚至开展种植鸦片大生产，干这种亡国灭种的罪恶勾当；在他掌权之后，仍倒行逆施，破坏民族经济、民主政治、民族文化、固有道德……成为民族败类第一人，信拈一例，即如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就超过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劫难。同时他又是党的败类：连敌党悬赏都捉拿不到的中共要人，都惨遭他下的毒手……他不仅把国家、把人民、把他的党当作牺牲品，而且把自己的妻子（中共的新名词是“爱人”），前的、后的、好的、坏的，也都当作牺牲品，所以说，他也是家庭的败类。不知道那位强辩说“毛泽东是民族胜类”的人，会不会再一次强词夺理说：“毛泽东是家庭胜类”？
第一，对杨开慧，鳄鱼眼泪竟作倾盆雨
众所周知，杨开慧无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共产党员，无论贤德、才能、貌美、体健都是罕见的完美无瑕，她为了对党、对毛坚守忠贞，竟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啊！可惜负心汉毛泽东在她为他被捕和牺牲（1930年）之前（1928年），早已把她牺牲了—与18岁的贺子贞宣布“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开慧正在受苦受难，坚贞不屈，坚挺地捍卫着美好的恩爱姻缘的时候，他却在背信弃义，与新人寻欢作乐。之后，当敌人的子弹使她脑袋开花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黄花姑娘玩得心里乐开了花。及至到延安建立小朝廷之后，贺子贞对毛在长征路上体贴入微的关照，便成了过时的黄花。贺子贞变成了杨开慧，毛“讣”新词强作愁：“我失骄杨又失贺，鳄鱼落泪流成河”。他抹了一把眼泪，就又仓促上阵，又把与蓝苹的搞腐化“转变为夫妇的爱”。这时他的“爱”路就广阔多了，还有碧眼金发、洋为中用。到了北京，他坐上金銮殿，那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选妃子，糟蹋下一代、下两代，遍及全国。他的妃子中，不乏有夫之妇，被霸为己有，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让这些家庭“荣幸”地演出一幕幕悲剧，荣幸中之姣姣者，几乎做到了大管家汪东兴说的全家人“一锅煮”，把姐姐妹妹和嫂嫂都煮进去了。大管家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他同李医生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着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怎么大的劲？”（《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8页）
第二，众女性心理、生理惨遭蹂躏
他霸占一位女机要员，不让人家结婚。他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这首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出的。他硬是不允许她结婚，毛跟她同居时，她说毛将她“作为泻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一脚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卫兵听到，便闯入，一看此景急忙退出。你再也想不到毛不要脸到啥程度！毛竟能指示汪东兴立刻开她的批斗会，也不想想汪在会上要批评、要斗争她什么！当然斗争是一定要斗争的，执行伟大的指示不能走样。
是的，毛一贯是把女人当作泄欲器，当作性奴；而叫做“同志的爱”或“夫妻的爱”，只是毛泽东思想惯用的表达方式。被大救星“爱”的那群天真烂漫的少女就更可悲了。一则在心理上变得寡廉鲜耻，如李医生所述：“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一个个变得骄纵，仗势欺人而难以伺候。看了这么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后，我才开始觉得，江青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许毛也使江青堕落了。”（同上）
二则是生理的蹂躏。“毛阴茎包皮过长，平时又没有清洗干净的习惯，很快受到了传染，成为滴虫携带者。此时及以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她们受感染后，请我治疗……。但光是治疗毛的‘女友’无济于事。有一次毛问我为什么原因治不好。我说明，需要他同她们一起治疗，在治疗中不能发生性行为，只能等待治疗完毕，检查无滴虫以后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经受传染。他说：‘你们医生就会小题大作。我根本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向他解释，这种病一般在男子没有什么症状，成滴虫携带者，对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害处，但是可以传染给没有这种病的对方。毛听了以后说：‘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的哪！’我又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了笑说：‘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我又劝他把局部洗干净。他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我听了以后，从心里感到恶心，几乎要呕吐出来。”（同上，第349页）
外人知道他是个暴君，嗜杀成性；是个阴谋家，阴险、毒辣、诡诈；……可谁会知道他竟然能够如此庸俗、卑鄙、下流、无赖，简直是侮辱了传染伤寒病的虱子！如果不是内中人，无论如何是不知此中情的。被林彪冠以“四个伟大”、被邓小平评以“两个伟大”的这个庞然大物，你能想像到竟是个衣冠禽兽！凌锋先生在《魔诞：群魔乱舞》一文中写道：“80年代，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香港告诉我，毛看中了毛岸英的老婆，才把毛岸英派到朝鲜，决不是什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69）在毛给儿媳的信中也透露出这层信息。这实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不可貌相”。可见一个人自私到了极端，就会私欲猛于虎的。有道是：“虎毒不食子”。斯人也而干斯事也；实在是铁石心肠，血盆大口，粗细都下，亲疏通吃。令人诧异的是，斯人也而又有斯言也：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21页）我们不以人废言，但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是具有极端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从这点出发，他便成为相反的“五种人”：一个流氓无赖、荒淫无耻、破坏人伦、卑鄙下流的人，一个阴谋阳谋、两面三刀、阴险邪恶的人，一个丧尽天良、绝灭人性、嗜杀成性、极端凶恶的人，一个道貌岸然、趣味鄙俗、十足虚伪、极端丑恶的人，一个打倒一切、独霸一切、制造灾难、祸国殃民的人。
总之，毛泽东之为毛泽东，可以概括为“一个极端”（极端自私自利）、四个特征（极端贪婪、极端阴险、极端卑鄙、极端黑暗）、“三个败类”（民族败类、党的败类、家庭败类），以及上面说的“五种人”。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人格化，毛泽东的本质就是共产党的本质。认透本质，对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是必要条件和必然联系。具体的教训可以有无数条，但归根结底就汇成一条：吃亏在于没有认透本质。认透了本质，老实人可以克服“轻信”的毛病：不老实的人应该铲除“投机”的心理；想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要彻底清算改良主义。从反右派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至今的事实又反覆证明：共产党已全然堵死了改良之路。对共产极权搞改良主义有甚于搞“缘木求鱼”，“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所以倒更像是“与虎谋皮”；“与虎谋皮”，葬身虎腹，前车屡覆、后车之鉴也。今后怎么办？甩掉幻想（即甩掉改良主义），坚决打倒党天下！人问：“要搞暴力革命吗？”答曰：“革命是无法搞‘按图索骥’的。”
四，认透毛、共的方法论之二
就像我写上一篇“反右探源篇”主要是用逆推法那样，我写“毛泽东本质篇”主要用的是总、分法和内、外法。
第一，总分法就是在从对现象到本质、从部份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份。
最近台湾举行了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 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过去不应该把毛妖魔化为杀人魔王。这使我认为，是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仅限于“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读到领受足毛微笑的大陆人，在网络上倾吐的自己的感慨，望人们都来分享。我这里再向读者推荐著名作家、曾划为右派的丛维熙的一句话：“张沪（张沪是作者的也划了右派的自杀未遂的爱妻）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 《走向混沌》第87页）用总分法就会看出“微笑”滴沥着的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份观众就是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别说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即便将来档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雾之中。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中共历史的见证》，页418。）这就充分说明了我说的“总分法”运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极端自私自利的恶劣本质，他是一个自私到“家”的人，对他的妻子们都可以翻脸不认、拔屌无情，难道你还指望他对你比对杨开慧更有情意、更有爱情、更有亲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吗？认清这一点，就请你放弃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机心理在内！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性格暴戾、专横独裁，从大杀AB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冥、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开口”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并用鸣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即把鸣放同时引入政治领域吗？这就简直像狗嘴里吐出了象牙一样，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在我身上曾发生过一个生活小故事，颇具启发性：我买了“象牙筷子”，回到家，家人一看，说：“你上当了！它是塑料制品”。“怎么可能呢？你们看筷子上刻的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字！”人家把筷子递给了我，我又看，脱口而出：“竟然兴来这一套！”原来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是：“像（！）牙筷子”！这个小故事提醒人们：“如果一只狗，从嘴里吐出一颗牙，说是象牙。你可不能轻信。因为如果它本质上的确是只狗，那是无论如何吐不出真像牙的，最具欺骗性的，就是‘像牙’。”
实际上，除掉毛1957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像牙牌的双百方针”，对知识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 真正的“雅量”、“宽容”、“开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子来的。可邓小平连“阳谋”那一把壶也不提了，迳直地厚着脸皮三番五次说：“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份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这句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公式：“杀气腾腾（原因）——_决定反右（结果）”可是这位以“实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邓大人，却在以“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葛佩琦的华岗岩脑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无法解释这个基本事实，是在毛决定反右半月之后，葛佩琦才“腾腾”的，其他，如所谓“右派三大理论”也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腾腾”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在结果之后呢？实乃咄咄怪事！怎么“结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却姗姗来迟呢？这是什么逻辑？邓小平以“腾腾论”作为“当时反右的确有必要”的根据，实在是蛮不讲理地撒谎！也许，毛泽东冲着邓小平一向坚持的这类逻辑，才说：“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第42页）我也认为邓对反右负有很大罪责，刘少奇、周恩来反倒相形见绌。邓是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什么坏事都是他按照毛意、加码办的。他本应坐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现在却以庭长面貌出现，并宣布判决；这不成了秦香莲的案子交陈世美处理了吗？荒唐之极！历史全被颠倒了。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还原1957，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前人、今人和后人！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还它以原貌。就着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只见树木；有总无分，只见森林。我是怎样把握这一点的呢？可以从我区别对待邓小平与柯庆施作为例子。柯的左远比邓小平令人深恶痛绝。反右派应该是柯大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可他并未表现得像邓小平那么恶劣，因而就未受到我对他像对邓那样的大张挞伐。
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像他表现得最恶劣。总的来说，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真是没有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请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这方面的某些表现：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份“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 ）比如说，河南省就划了70869人。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
同理，陈伯达是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贯地“左”，自不用说，但他在反右中就没有胡乔木表现恶劣，起码他没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反右的社论，而胡乔木却是反右社论写得最多，最恶毒的一个！
我们既然认为，对坏人也不应该冤枉，那么，对毛泽东也当然不应该妖魔化。在这个理论原则指导下，我们来审视实际情况。实际上，毛泽东之坏，之反人性，之罪恶滔天，远远超出常人的想像，所以直到现在，只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有关资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况。相反，面对着官方的，民间的，政论的，传记的，散文的，诗歌的，戏剧的，影视的，充斥着无耻的编造，肉麻的吹捧，无限制的美化与神化，兴“热”作浪；“妖魔化”论者哪里去了？怎么瞎了，聋了，哑了呢？总分法要求从总的倾向与个别表现相结合地看问题，而不要抓住芝麻丢掉西瓜，明察暗访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最后我还要提醒一点：如果他本身就是妖魔，并且是妖魔中最恶最恶的恶魔，超过了斯大林、希特勒，那么，当人们说，毛泽东是恶魔，难道这是 妖魔化他吗？这你就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责，事实上不存在，只是自己想出的“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的问题了。
第二，内外法要求，研究问题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内”，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前面我提到的作家黄秋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得知一个政治信息—邵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由此，他便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得出判断：“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候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今天看来，他作出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难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诸葛亮吗？他用切身的体验回答了这一问题：“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风雨年华》）这为“入乎其内”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但是，如果仅仅入乎其内而没能出乎其外，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绥之所以太离谱地认为，毛发动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是想借知识份子的刀，杀向那班“反冒进”的“党内的敌手”，而不是预谋反右。结果他说，毛感到上了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当。对此原由，我在前面已对他不了解外情，作过详细的分析。
我对于反右派斗争，也可以说是“入乎其内”的，但我“入”的“内”太小，只知道挨斗争的过程和感受，并不知道人家怎样策划对我的斗争；对全国的总形势也只限于读到的报纸和听到的报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和劳教、劳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扩大了我的“内”的范围；及至粉碎四人帮大后来，我才读到几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着共产党的脸色写的，充其量是打个擦边球以哗众取宠，并不敢真正正视历史和现实。在我到海外之后，才接触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当年是反右积极份子现在良心发现了的朋友的回忆录； 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和论着，其中《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鸿》。、《晚年周恩来》和《九死一生20年》、《阳谋》等给予了我较深的印象。
当然，另有一种“入乎其内”是属于恶性肿瘤般的“入乎其内”。但这在大陆却不是个别的现象，这是经共产党 长期“洗脑”的结果，是脑袋瓜里装进个‘小毛泽东”（王若望语），思维进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所以对人、事、物的观察，每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视错误为正确，视怪诞为正常，视谬论为常理，这是在认识共产党方面患的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进行化疗的癌症。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说过：“既知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也就是说，要治疗这种病症，就必须首先要跳出怪圈，出乎其外。最可怕的是这类人多半是讳疾忌医，而且利令智昏，执迷不悟。
话反过来说，如果只出乎其外，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为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呢？就是因为家务内部有许多曲曲折折、旮旮旯旯的隐情，远非三言两语的问答和站在局外的望一眼所能弄出个所以然的。比如，都承认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毛总是故意布置迷魂阵，骗他）通晓得怎样，光是他把毛泽东说成是打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想而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怜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所以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总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过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说什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什么吴□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我读后认为，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
倒是最近我读到一些关于反右派的著述，其中不乏反右斗争的某些原滋原味，这是因为作者具有难能可贵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他们是很可敬的。但又因他们的某些“怀旧”情绪，准确说，是有点“斯德歌尔摩综合症”，把从前凭父辈之德、之才本应得之誉、之位，谬归于党的恩泽，把事情弄了个适得其反。其实是他们有大恩于共产党，后者知恩不报，反而为仇，其后代理应理直气壮地为父辈雪恨，讨个公道才对，却多少局限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封闭体系的方法论，来观察问题。而致于美中不足。但，这是跟那些御用学者固执于这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进行恶性的循环论证，给毛泽东涂脂抹粉，惟恐“有损”，是大大的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驱除出共产党派驻进脑子里的工作队的问题。
在当前中共黑箱政治和档案大多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知情者的著述就显得格外值得珍贵。我对共产党、毛泽东本质的认识，除了自己的身受、观察、与人交往和一般的阅读外，得益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晚年周恩来>。者颇多。李志绥、李锐和高文谦的身份使得来自他们的材料有很高的可信度。例如，多亏他们的翔实的论据，否则，我怎。能得知，毛泽东极端自私自利；毛的卖国主义；周恩来最终还是被老毛用杀人不见血的狠毒手段害死的呢？
这个内外法的道理，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当代中国研究》的出版祝词中，说得清楚明白：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别树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作者群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但同时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较长期的训练。他们是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因此有来自生活经验中的内在知识；他们已熟悉西方学术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观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最近演变做客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这种主客交融、能所两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们竟能自然的结合了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许多过去亲自参加过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的知识份子也大批地来到了西方。他们和八十年代起先后进入西方学术主流的中国留学生汇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他们将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我个人尤其高兴看到他们今后能通过《当代中国研究》，将研究成果直接传布给海内外的中国读者。
本刊的作者并不是“隔岸观火”式的所谓“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s），他们都有为中国大陆的继续开放和改革贡献一份力量的悲愿。历史已一再证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暂时寄居海外，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学术和思想上的效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已不是传统的时代，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也不会再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的慨叹。相反的，他们大可以把“异国”当作为中国储才之地，潜心研究，一起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报效中国。
余教授反覆强调这个内外法的运用，他为阮铭《邓小平帝国》一书作序，写道：“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而言，《邓小平帝国》显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观研究并无不同，但是我们通读全文，便会发现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参与了这个帝国的创建。作为一个参与者，他是身在庐山之中的，然而作为这部帝国兴衰史的撰写人，他却能跳出庐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这样主客统一的著作确是不多见的。这是此书最能吸引读者的所在。”
总分法和内外法，是相互为用的。要想能够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须用内外法；而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一个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双全其美，就会产生偏差，而纠偏就要藉助于总分法。这是我在本篇中用来还原历史和总结历史教训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在上篇中也有所运用，如在“引蛇出洞考”一节中就是用总分法说明毛在反右前后一贯是施展这一阴谋诡计的，阴谋已形成阴谋家的本质特征。当然，在本篇，也还运用了上篇用过的逆推法，如用毛大杀AB团说明他嗜杀成“性”，丧失人性，推知他诚邀帮助整风不可能是真，残酷地反右才是本意和本性。又如，下篇将要用到的穷举法，以及我在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中主要运用的“前瞻法”等，本篇也曾加以运用。我认为任何方法也不能孤立地运用，因此，我在每一篇里，对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主、有从地配合着综合地运用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用某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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