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科学常识口出狂言的，为何总是特朗普？
二二八是不是历史之必然呢？我们认为不是，二二八悲剧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不如此严重，假如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处置得当的话。至于外省人垄断权位、贪污、军纪不良、通货膨胀等都是次要原因。二二八的恶化，陈仪要负最大的责任。
一、陈仪爱护台湾人，除了大量引用台籍人士重任重要公职外，把电台、报纸等媒体全部交给台湾人主持，开放言论自由，容忍民间对长官公署之批评，最后媒体丑化长官公署、国民政府，百姓渐渐藐视国府，此举种下了二二八以及二二八恶化至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陈仪坚持偏左的经济政策，实行统制经济，引发民怨，重蹈福建省失败的覆辙。
三、二二八发生后，陈一反过去危机处理之经验，既不依法处理，又不动用公权力，最失策的是暴民霸占电台攻击政府，甚至号召退伍台籍日军集结，长官公署均不加干涉，表现优柔寡断，坐待情况恶化。以陈过去之经验，面临危机时陈的果决、凶狠(如杀军统站长张超、枪决金门县长、与孔祥熙交恶等)，判若两人。何以如此？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陈对台湾社会、文化，台湾人的性格都不够了解，同时从许多资料看来，陈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所以迟迟不忍动武。很浪漫的一直认为自己的善意会得到同样的回应，结果情况急速恶化，终至不可收拾。
四、当一切和平努力都失败以后，陈仪的失望、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二二八后期他主张派兵平乱，主张军法审判人犯，甚至把发给中央的要犯名单，亲笔再加了蒋渭川等人(1)，在在都显示陈的愤怒。但是陈强压怒火，依然尽量克制自己的怨恨，接受台人改革要求的合理部分，严令不准报复，持平而论，这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陈的性格、施政理念、政经主张、对治台观念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约略勾划出一个二二八发生及恶化的两大原因。
发生原因（客观因素）：台湾面临复员症状群、光复症状群、战后经济症状群等三大绝症同时发作。但是以当时台人守法的习惯，如果陈仪处理得当，二二八或许可以避免。
恶化原因（人为因素）：陈仪要为二二八的恶化负全部责任，陈仪是一个清廉刚正的理想主义者，陈仪政经理念偏左，陈仪对台湾问题、台湾历史下过功夫，陈自以为了解台湾人，同情台湾人，爱护台湾人，相信台湾人(2)。于是用浪漫的、天真的态度来处理单纯的缉私烟事件。长官公署长官独揽大权，却只用以对外──抗拒中央。而对内一味让步、示好，终致当时台人误判形势，可谓「官诱民反」。
台湾在日本高压统治下大多数百姓是是守法的(3)，如果二二七发生流血事件，二二八发生动乱以后，陈仪一切依法处置，不但依法审判肇事公务人员傅学通等六人，一方面依法处理被捕之暴徒。同时拒绝与任何非官方身份之民众代表谈判，即使谈判，亦是只谈政治改革的部分；对肇事官员及被捕民众坚持司法审判，把政治问题与司法问题分开，那么动乱很快就会平息。
因为台湾在日本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下，大多数的老百姓是守法的，但是部分台湾百姓的「守法」是基于对日本人、日本法律的畏惧，而不是在一个公民素质及社会法治基础之上的守法(4)。当时台湾人的性格充满焦躁、不安、恐惧与暴烈。台湾的社会结构也非常特别，缺少中产阶级及管理阶层，日本人走了，管理阶层出现真空，日本警察不见了，法律突然变松了，左邻右舍的朋友突然有的当大官了，有的当议员了。二二八发生以后，平日高高在上的长官公署竟然如此地软弱(5)，非但释放许多打、砸、烧、抢的现行犯(6)，而且准许百姓组织处委会作为合法的谈判代表，并且同意各级民意代表是当然的处委会代表，处委会突然与各级民意机构合流，处委会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巨大的涵盖全省的怪兽，处委会也由一个二二八缉私烟官民纠纷处理委员会，变成一个多功能的政治改革、研究、咨议机构，进而变成一个与政府对立的反对党，进而与暴徙结为一体(7)，最后快速的变成一个叛乱团体，形成波及全省的流血冲突。但是六号、七号许多暴民头子听到国军来台的消息，立刻士无斗志，许多组织立做鸟兽散，处委员态度也立刻软化。尤其是国军登陆后的绥靖战争，全省七个绥靖区，加在一起也不过死了四十三个人，埔里一役谢雪红抵抗激烈也不过死了七个人。所谓民军及反抗团体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是二二八缺少正当性，参与二二八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国民党犯的所有错误加在一块也没有到非反、非拼命的地步。
上述的判断从下列的资料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二日上午…………副议长林建论等竟发言荒谬……并毫无顾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们的要塞炮，能不能放响？我们还很怀疑。你们中国军队能不能作战？我们也还很怀疑。你们还是躲在营房里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问，否则困死你们！饿死你们！解决你们！………」』(8)
高雄涂光明等上山与要塞司令彭孟缉谈判破裂，下午二时彭孟缉凶兵平乱。四小时后顺利收复火车站、市政府及宪兵队。彭孟缉立刻电告陈仪平乱经过，半夜得到台北陈长官回电：「此次不幸事件，应循政治方法解决。据闻高雄连日多事，殊为隐忧。限电到即撤兵回营，恢复治安，恪守纪律。谢代表东闵到达后，希恳商善后办法；否则该员应负本事件肇事之责。」
我看过这份电报之后，思潮起伏整夜不曾合眼。就当时情况而言，我是南部防卫司令，暴徙公然叛乱，滥杀外省同胞，又逼我缴械投降，我能不采取行动吗？但是我究竟未奉上级长官的行动命令，现在又接到这一份「应循政治方式解决，否则要负肇事之责」的电令指示，使我感到无限困惑，但事已至此，我仍认为台北方面，并没有看清楚事态本质，始终以为只是部分台胞的一时冲突，是一个初光复地区的偶发事件，完全不知道奸匪正在乘机渗透，叛乱本身正在迅速变质的事实。如果遵照命令「撤兵回营」，等于是「屈服投降」，而且最后未必就能苟全自存。以我目前的处境，为了坚持革命立场与国家利益，惟有继续贯彻既定计划，有进无退，至于是非功罪，也只有留待历史来定评了。
为了恐怕影响军心，沮丧士气，这份电报除我与参谋长和机要秘书尹莘三人知道外，保守了绝对的机密。』(9)
『………军队因格于陈兼总司令之广播命令：「部队退回营房，不准开枪，事变用和平方法解决」；故只固守据点，抵抗袭击，自动收容外省籍人避难。事实上已放弃治安维护之责任。一方面各地警察，除少数尚能确保其据点外，派出所当时几全部瓦解；本省籍警察多放下武器，甚至脱下警衣，参加暴乱行列，携械为暴徒充当警卫。因此，此次事变警察之枪械被暴徒利用最多。而文机关则多于暴乱开始时即被接管，甚至有事前即自行移交者。足见并非对暴乱不能镇压，而乃自行瘫痪，予暴徒以可乘之机。』(10)
『………高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开会，我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大发谬论，讥讽国军乃乌合之众，说「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我要塞司令乘间离开会场返要塞应变。』(11)
『………台湾社会的市民（公民）意识不够成熟，知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既不受尊重又不被爱惜，沽名钓誉之辈就非常容易结帮跳梁。老百姓长期受到压制及迫害，积怨已深，似乎「赌烂」（台湾系闽南话，极度的不愉快感）性反弹情绪弥漫了社会。台湾老百姓遂易为说大话者、逞英雄者流所利用，容易听信乡愿者流的哗众取宠之言，更不吝送赠「曲学阿世」之辈掌声。』(12)
『………从事抗暴军事行动的一些「领导人」，错以为曾经受了些日本式军事训练就可指挥军队，就可把国府军迅速打败。他们受了日本教育的影响，仅从外观衡量国军，蔑视国军，视之为日人所惯称的「支那兵」，天真无邪的藐视「祖国」为「支那」，认为「支那兵」是一听枪声就会缴械的乌合之众。有些缺乏政治细胞，只有激情惯于喊空洞口号的人，像蒋渭川等人，误解有CC(二陈)在后支撑，「陈仪这个阿山，一吓就会把政权交出来的」。』(13)
陈仪的善意，被曲解成懦弱，陈仪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的姿态，步步进逼(14)。陈仪素以铁腕、魄力出名，陈仪治闽独揽军政、财经大权于一身，陈仪主台坚持长官公署制，也与其过去经验若合符节，但是治台以来，他勇敢地对抗中央对台政之干预，对内却一再忍让、退却，终于导致从「官诱民反」恶化至「民逼官反」。
至于陈二月六日呈蒋的报告中说「此事情发生后之之处置甚感困难。就事情本身论，不止违法而已，显系叛乱行为。严加惩治，应无疑义，惟本省兵力十分单薄，各县市同时发动暴动不敷应付。………。」
我认为陈的说法纯系卸责之词。从二二八发生暴动一直到三月六日，无论民间领袖之态度多坏，民间要求多无理，暴动漫延多快。陈一直在忍让、在委曲求全。一直到三月六日之前从未对民间代表说过一句重话，也没有做过任何强烈的反制行动，反而严令军队不准开枪、不准主动出击。陈非胆小、怕事之辈，然「兵力单薄」，乃事后推卸责任的说词，不足采信。
陈仪对二二八之恶化要负绝对责任(15)，陈仪的最大错误是对台湾社会结构、对台湾人不够了解，而陈仪犯错的理由竟然是陈仪爱台湾、相信台湾人。陈仪死后翁文灏在法京所写哭陈公洽诗曰：「海陆东南治绩丰，惊心旦夕弃前功，试看执楫理财士，尽出生前识拔中。」(16)历史之讽刺、历史之无情莫过于此(17)。 【二·二八事变的省思之四】
注：
(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74-177页。
(2)．汤恩伯，林蔚，毛森都劝陈仪勿同意把六十二军，七十军调回大陆曰：「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陈却说：「我以至诚爱爱护台湾人，台湾人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毛森回忆录》。
(3)．当时日本警察权力之大，同时兼管户政、财经，台人畏之如虎，连小警员就被尊称大人。
(4)．台湾人的守法是表面的。
(5)．竟然同意民众代表到狱中为傅学通等六公务员拍照，证明长官公署没有私下放人。此举政府威信尽失。
(6)．前一日要求里长具保，第二天改为无条件释放。
(7)．王添灯、蒋渭川都想利用群众煽动群众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58-59页，《彭孟缉回忆录》。
(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71页，《彭孟缉回忆录》。
(1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21-122页，署名「不着撰人」。
(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29页，署名「不着撰人」。
(12)．戴国辉著作《爱憎二·二八》第106-107页。
(13)．戴国辉著作《爱憎二·二八》第179-180页。
(14)．许多民间领袖，如郭国基、蒋渭川等都认为国府官员懦弱，国府军队不堪一击。
(15)．二二八事后蒋介石日记：「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其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
(16)．《传记文学》526期第39页郑士熔著《细说我所认识的陈仪》。
(17)．日后建设台湾之财经人才，许多出自陈仪的班底，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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