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仇女“非自愿处男”随机杀人 被依“恐攻”控罪
马志贤：为百万雄师叫屈─大共谍刘斐·韩练成的杰作
吐丝口之役始显形
共党长期潜伏国军中的二个大共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与共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合作，大胆的设计一个大陷阱，所谓：挖心战术。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初，引诱国军李仙洲兵团，到沂蒙山区中心地带──蒙阴县，使国军四不着边，陷于孤立，予以围歼。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察觉情势不妙，令迅速后退。但刘斐在南京阻扰，韩练成在前方亦故持异议。并于二十二日晨，李仙洲兵团由莱芜继续向北撤走时，脱离部队，进入共军防区。陈毅与陶勇在距国军二、三公里处迎接韩练成。
因韩练成之弃战及乖张措施，导致四十六军溃乱并累及友军，于当日下午全军覆没。
此役，中枢震惊，改组中原战场指挥机构，撤销郑州、徐州二个绥靖公署，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徐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薛岳，黯然下台，结束他辉煌的军事生涯。这一役，也成为戡乱时期国军胜负的分水岭。
韩练成，甘肃省人，民国前九年生，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抗日战争中期，在广西省任补给分区少将司令，负责补给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所属各部队，民国三十一年，调任夏威之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民国三十四年升第四十六军中将军长。
四十六军编入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并换发美械装备，准备参加反攻广州作战。行军途中，日本投降，奉命调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
三十五年秋，国军缩编，编为整编第四十六师，韩练成任师长，冬，部队调赴山东，在青岛登陆，编入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作战序列，王耀武为便于指挥，又报国防部准恢复「军」番号，因当时济南、青岛地区，王耀武指挥的其他各军，均尚未整编。
韩练成精明阴沉，隐身有术，是共党长期潜伏在国军中的少数大共谍之一，在共党刻意培植，及另一大共谍刘斐的援引下，不次破例升迁，终于窃据军长要职。韩练成在青岛登报募三百多名山东省人，成立一个情报队，这些人，全是共军人员伪装的。四十六军在青岛接受部分冬季装备后，即开赴胶东，在黄县、掖县地区，清剿土共。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下旬，四十六军韩练成所部在刘斐操纵下，奉命由胶东撤回，铁运博山，与七十三军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指挥所主任李仙洲率领，进入沂蒙山区，攻打共军陈毅部，韩练成部曾到达蒙阴县境。二月十三日，陈毅主动放弃其司令部所在地──临沂，全部北上，迎击国军。
王耀武发觉李仙洲已孤军深入，命其迅速向北撤退。二十二日晨，李仙洲兵团由莱芜县城地区，继续向北撤退时，韩练成临时故意将其部队，交给该军三位师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位指挥，他脱离部队，留在莱芜城内；另因一位师长不奉行命令，招致该军溃乱，并累及七十三军（欠七十七师），于当日下午全部覆没。由于韩练成之诸种乖张措施，故持异议，_误时间，使李仙洲兵团之另二个师（七十七、新编三十六师）亦告败绩，李兵团七个师，七万余人，全部覆没。史称「吐丝口战役」。
吐丝口剿共之役失败，导致中原战场国军指挥机构改组。
郑州、徐州绥靖公署撤销，徐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薛岳调职，以后虽在广东又膺要职，但指挥的部队，已微不足道。
吐丝口之战这一役之前，国军士气昂扬，视共军为乌合之众，之后就转变成怯敌。
韩练成带着他那个全由共军人员伪装编成的情报队，留在莱芜城内显现出他的共谍原形。
向北撤退的国军刚出发，尚在视界内，韩练成即迫不及待的进入共军防地。陈毅与陶勇在县城东方约二公里处迎接他，见面握手时，陶勇一再的对韩练成说：
「多年不见，辛苦了，辛苦了。」
韩在陈毅、陶勇陪伴下，向陈毅之司令部走去。
中共建政后，韩练成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届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仙洲兵团覆没后四、五天，共军察觉国军对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的三百多人毫不怀疑，又命韩练成带着那个情报队，以突围成功的姿态，于一周后回到青岛。旋奉命带着返回的少数部属，到安徽整补。这时，还引起桂系中二位要角的冲突，夏威欲韩练成继任军长，徐启明则坚决反对。徐启明为此，由安徽专程至南京，向当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礼陈说，始决定由谭何易接任军长。
韩练成以后回兰州，任甘肃省保安旅旅长。他道是能屈能伸，军长干过，再当旅长。
小诸葛一再被玩弄
非广西人，从来没有在广西部队中担任过军长者，而甘肃籍的韩练成，与李宗仁、白祟禧原无特殊关系。韩练成能由白崇禧推荐调升四十六军军长，真像玩魔术一样，变戏法变出来的。其经过非常曲折，其间共产党用了很深的功夫，并充分利用了中央与桂系间的微妙关系，首先巧妙而轻易的捉弄了小诸葛白祟禧。笔者先后听到两种说法，但这两种说法先后衔接而不冲突。
一、据吐丝口战役时，任四十六军通信营营长潘有声及曾任该军特务营营长的陈桂生二人说：抗日战争中期，韩练成任补给分区少将司令，负责补给部分广西部队，历次重要会议，他发表意见，或分析敌情，事后每证明其见解高明而独到，是故受白祟禧注意，进而赏识器重。调升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又推荐其调升第四十六军中将军长。
二、据传说：四十六军军长出缺时，白祟禧决定推荐三个候选人，其中并无韩练成。韩乃请人向白崇禧关说，希望把他列为第四名候选人报到中央，韩谦虚的表示：自知资望浅，不会被选中，只求列为军长候选人，培养培养声望。白崇禧亦认为韩练成的资历，与军长人选的条件差的很多，推荐他为候选人之一，上级绝对不会选中他，遂作了一个顺水人情。然事出意外，中央偏偏就选中韩练成，韩练成调升四十六军军长。三十八年，韩以甘肃省保安旅旅长，于兰州陷共后，出任共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轴误信共谍谎言
民国三十七年夏，笔者在济南于役整编七十三师七十七旅，曾恭读先总统蒋公一篇训词。这篇训词是吐丝口战役后，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时所讲，来台湾未再看到过，现在还记得的有两点，大意是：
一、严厉指责与会之各高级将领，说他们有些人所受的教育，本来最高只可以担任团长职务，但为因应事实需要，现在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参加这次会议的将领，职务最低的，是整编师师长），尚不知勤学自修，充实自己，而自以为学识、能力足用。
二、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于吐丝口战役后，突围回青岛，到南京向蒋公报告说：他于李仙洲之主力部队，在莱芜北方公路上混乱时，眼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遂带着三百多名官兵，换穿便服，昼伏夜行，历时七日夜，始突围回到青岛，一路上，未遇到共军正规部队，遇到民兵，捉到询问情况后，即予枪杀。并说：共区组织并不如传说的那么严密。
当时，笔者对韩练成所说之经过，即深感怀疑，百思不得其解，韩所说使人怀疑的有五项：
一、韩练成说：他眼见李仙洲兵团在莱芜城北方溃乱，无法挽救时，才带着三百多人，换穿便服离开部队。与四十六军其他人员所说，部队由莱芜城附近出发时，他就脱离部队，留在莱芜城内之说法不同。
二、李仙洲之指挥所、四十六军、七十三军（欠七十七师），在莱芜城北方公路上覆没时，初期，共军阻挠部队，虽然最多不超过两个团，但共军主力距该处并非很远，已形成大包围，三、四十华里以外尽是共军。在这个大包围圈以内的国军其他部队，绝无小部队集体携械突出重围者，韩练成这三百多人，怎么会跑得出来？
三、七十三军空运山东己八个多月，且久驻莱芜城北方一百多华里之淄川、博山地区，亦陆续吸收了很多山东籍兵员，对当地风俗民情也多了解，该军一百九十三师北方人甚多，言语通，地理亦较熟悉，但在这个大包围圈内之二个师及军直属部队，一枝枪都没有带出来。而四十六军由海南岛海运青岛，只有三个多月，其官兵均为广西人，言语不通，地理不熟，即韩练成在青岛招募那三百多人，亦应多属青岛附近人士，对沂蒙山区地理，亦无所知。韩练成凭什么本领带着 三百多人突出重围，潜行六、七百华里，回到青岛。
四、新编第三十六师一○八团官兵中，就有博山、淄川县人，且这个团自一月初，随十二军由霍守义率领到达莱芜县至吐丝口战役时，在这个地区进、退二次，对该处地形已大致了解，但突围至博山后，都是零星跑回济南，连一个完整的班都没有。
五、所谓昼伏，根本不可能，国军到达之处，居民固被共军事前裹胁驱逐一空。但当国军全部覆没了，居民都又被共军驱回居所，户户有人，村村有民兵，村庄中不可能昼伏。时值旧历正月底，田地中稼禾毫无，也无法昼伏。如说昼伏山上，亦不可能，那一带的石头山，和红土砂石质之小山，不但未长树木，连草也长不高，都是光秃秃的，怎么能昼伏？当时，有少数个人或三、五个人，企图跑出共区，多未成功，这些人用的方法，也是昼伏夜行，白天躲在山上，但多被共军的民兵或牧羊人发现捉回，有的甚至还送了命。
吐丝口战役后，笔者与四十六军的中级干部，相处三、四个月，他们一再的说：四十六军在青岛登陆后，韩练成即以部队初到山东，官兵与当地人言语不通，地理不熟，为搜集情报，非运用当地人不可。在青岛登报招募山东人三百多名，成立一个情报队，连队长都是由招募来的人员担任。这个情报队，由韩练成亲自掌握，他非常信任这批人。二十二日晨，四十六军在莱芜城郊分别集合，准备出发时，韩练成突然集合三位师长，及军直属部队各主官说：「我们已陷入重围，四周有共军四、五十万人，情况很不好。部队先出发，请莫（敌）师长代我指挥，我要留在后面看看。」
部队遂即出发，韩练成就带着那个情报队，留在莱芜，以后他们做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潘有声、陈桂生二人还说：四十六军副军长海竞强是白祟禧的外甥，曾任该军一百八十八师师长，在该军任职很久，素孚人望。四十六军在青岛登陆后，韩练成即在青岛设一办事处。韩说：办事处负责补给及一切连络事宜，责任重大，请副军长留在青岛负责。从此，海竞强就留在青岛，脱离部队。否则，由莱芜出发时，韩练成不随部队行动，由海竞强代理军长，各师长也不敢玩忽命令，部队就不会了。这都是韩练成制造的问题。
长期渗透窃据高位
民国四十六年，笔者服务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时，见国防部印发的敌情资料，韩练成竟任共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要职，始恍然大悟，韩练成与刘斐一样，根本是一个大共谍，长期潜伏国军中，终于窃据高位。对怀疑其自称突围回到青岛之各点，乃豁然而解。现在可以大胆假设，韩练成自任补给分区少将司令起，步步高升，其过程及各种措施，均深含玄机。这些过节及玄机，概略可分为八项：一、任补给区司令时，言必有中。二、请人向白崇禧关说，推荐韩练成为军长候选人。三、四十六军调青岛，并向胶东推进。四、招募三百多名山东人，成立情报队。五、派海竞强任留守处长之动机。六、四十六军调博山，参加吐丝口战役之原因。七、韩练成在莱芜城进入共区之经过。八、韩练成回青岛之真情实况。
一、韩练成任补给分区司令时期，出席历次军事会议，言必有中，见解精到，是共产党有计划的安排，且有组织的在幕后提供资料，甚至还作出一些配合措施，目的是在引起白崇禧的注意，进而赏识器重，俾藉机窃据国军重要职位，以便为共党工作。韩练成在共党刻意培植下，果如愿以偿。三十一年，白崇禧将其调升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正式加入桂系的团体。
二、四十六军军长出缺时，韩练成托人向白崇禧关说，将他列为军长候选人之一，也是共党事先缜密策划，要充分利用中央与桂系间的微妙关系。所以，韩练成在托人向白崇禧关说前，他已有很大的把握，只要能被列为军长候选人之一，报到中央，他就能被选中，升任军长。盖历来广西部队，重要职位之人事调动，中央均尊重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见；每遇广西部队重要职位出缺时，均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推荐候选人三名，报请中央圈定一人任命。但那些候选人均是广西人，且与李宗仁、白崇禧有深厚的关系，所以，无论中央选中其中任何人，还都是桂系的人。
共党根据前述情况，认为如能使白崇禧将韩练成选为候选人之一，报到中央，当局很可能会想：你们广西部队的重要职位，向来都是由广西人担任，现在你们推荐的候选人中，既然有一位非广西人，不论条件好坏，就圈选他好了。更重要的是，刘斐必然在旁敲边鼓，并运用各种关系，促使韩练成被选中。因刘斐当时己贵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部长为徐永昌）。雷啸岑在其所著：「人鉴及新官僚的嘴脸」一书「桂军中的共谍」篇中，即有……「刘维章（笔者按：刘斐字维章）亦以李、白推毂而官拜中枢最高统帅部的参谋次长，职掌作战计划，参与密勿，他的共谍任务，从此乃得到尽量发挥的太好机会了，……他对共军最著的共谍殊勋，即为援引共党份子甘肃人韩练成担任军职，积资升至四十军军长。」
小诸葛白崇禧是足智多谋之人，这次被奸诈的共党暗算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雷啸岑在其同篇文章中，尚有「三十六年韩率部在徐州一带剿匪，全军被敌人解决，独韩氏只身生还，时论哗然，以有刘维章在中枢从中掩护解说，韩氏不但不受处分，而白崇禧当时且大骂徐州行营（笔者按：雷先生将绥靖公署误为行营）主任薛岳指挥失当，冤枉牺牲了桂军的实力」。薛岳指挥得固然不高明，但真正的祸源是白崇禧受共军捉弄，推荐韩练成为第四名军长候选人，促成韩升任第四十六军军长。吐丝口战役，李仙洲兵团覆没，其他任何人都可以骂薛岳指挥不当，独白崇禧不能骂薛岳，他应该学傅作义在北平上共产党的当，于所谓局部和平后之自责行为，打自己的耳光。
吐丝口战役后，四十六军的中级干部们说：军长出缺时，他们多预测海竞强会升任军长，因海氏为广西人，信奉回教，且是白崇禧的外甥，曾任该军一百八十八师师长，又是现任的副军长，以资历、人事背景言，似均非他莫属。结果，大出意料，跳出一匹黑马韩练成。
先毁一军四师陪葬
共军透过大共谍刘斐，在国防部导误、操纵下，巧妙的指挥国军的情形，真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已达到如臂使指，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五年冬，将四十六军由我国最南方疆域的海南岛调到山东青岛。讲起来，真像天方夜谭，难以令人置信。但由蛛丝马迹的资料中，加以分析，又确实如此。是年冬，国防部用一个大船团，乘长风破万里浪轰轰隆隆的，冒著台风（该军通信兵营长潘有声曾说：他们装在甲板上的马，经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台风，有的被吹得掉到大海裹），经台湾海峡，将四十六军运到青岛，登陆后，迅即向胶东推进，曾到达黄县、掖县地区。三十六年一月下旬，国防部又突然命令王耀武将这个军调至博山，参加吐丝口战役。
四十六军上述诸行动，表面上看是受国防部指导剿共，实际则是因应共军的状况需要。共军透过刘斐，间接的在操纵指挥，这个军才北调、东进、西运、南下的忙得团团转，最后毁灭在莱芜城北方的公路上，并另拖了四个师陪葬。
三十五年七月初，王耀武命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指挥由徐州空运济南之七十三军，与原驻防济南东方之九十六军，由济南沿胶济铁路向东推进，五十四军及第八军分别由青岛、潍县向西推进。至同年各，已将胶济铁路打通，并修复通车。以是时情状言，王耀武无必要也无理由再请求增兵。
四十六军一到山东即向胶东推进，以当时言，既非状况需要，也不合情理。胶东有十多个县份，面积广大，用四十六军一个军六个团的兵力（这个军一师只有二个团）去清剿土共，兵力也不足，发生不了作用，同时以王耀武的处境看，也非急要事情，反而是虚掷兵力。因当时，陈毅之主力，尚在苏鲁交界地区，但为什么又突然增调一个军到山东？是王耀武请求增兵？抑是国防部主动增援？这个军到山东后，又很快的用到胶东方面。以此点看，这个军到山东的任务，似已早定，但作这项决定的是国防部？徐州绥靖公署？或是第二绥靖区？其目的何在？
七十五年春笔者曾看到一本书，其中有一小段，似可供解释这些疑点参考：是时偶至朋尹恺先生处，其桌上置有其同乡杨有剑新著「龚德柏先生评傅」一册，携回翻阅，其中有：「国军……迫使共军陈毅、刘伯诚所部，退避黄河以北一带与渤海之滨，本欲退往东北」。
陈毅部共军当时如真被迫退往东北，行动如能保密，则由胶东烟台、龙口等沿海地区，利用夜暗，用多数小船，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由法国敦克尔克撤退之方法，从海路退到东北，则不失为可行途径，否则，如经陆路撤退，由山东经河北，无论由平津之间，经冀东或绕道北平西方退往东北，长途跋涉，山河险阻，以当时国共军形势论，似均困难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行。
假如这种看法还有其道理的话，则四十六军调到山东并迅速向胶东推进的原因，就有线索可循了。陈毅所部共军，如果被迫经海路退往东北，必须先越过胶济铁路国军防区，经胶东跋涉到达烟台、龙口沿海地带，再乘船渡过渤海湾。当时，陈毅的军、政、党徒众，恐怕有六、七十万以上，拖家带眷的大撤退，很难绝对保密，如被国军发觉，必然派军追击、拦截并用，共军之撤退行动，将极端困难。
共军为未雨绸耀计，指示刘斐操纵，将由大共谍韩练成任军长之四十六军，由海南岛调到山东，明为收复胶东，肃清土共，甚或光复烟台、龙口等地，阻绝陈毅利用海路与东北共军连系。实则，是预备陈毅所部共军，事急势迫必须经海路退往东北时，四十六军占位置之利，必然顺理成章的会奉命配合其他部队担任部分拦击任务。届时，韩练成就可以阳阻阴纵，让开一条路，使陈毅所部有机会逃往东北。以免国军另调其他部队，至胶东沿海地带认真阻击，那陈毅在山东半岛上，不是被国军瓮中捉鳖了吗？共军用心真是深远。
操纵伪装里应外合
四十六军在青岛登陆后，韩练成即以该军初到山东，官兵与当地人言语不通，且地理不熟，为搜集情报，非运用当地人不可，乃急忙在青岛登报招募三百多名山东人，成立一个情报队，连队长也是由临时招募来的人员之一担任。这件事的实际情形，也是亘古未有的奇闻。现在可以肯定，那三百多名山东人，全部是共军人员伪装而来的。所以，韩练成成立情报队之计划，是共军拟订的，且可能是共军计划透过刘斐操纵，将四十六军由海南岛调到青岛之一贯作业，同时拟订的。当四十六军尚在海运途中，而共军预备伪装参加四十六军情报队的人员己安排停当，他们原是一个建制的小单位，分散而陆续的，以难民身份进入青岛国军防区，待四十六军在青岛登陆，韩练成招募情报队员的办法一登报，他们就如响斯应的，以爱国而反共忠贞得了不得的样子，个别前往应招，经过形式上的考试，四十六军的情报队迅速的成立了，韩练成很重视这个情报队，他亲自掌握。而这个队也轰轰烈烈的，干得有声有色。那批人很像从事战地情报的老手，无关紧要的情报，如雪片般纷纷而来。然细听价值又有限。情报队的队长，精明干练，统御有方，新成立的情报队，被他管理的头头是道，工作效率很高，他常常进出韩练成的办公室，那个队的人员，因韩练成的器重，而稍为嚣张。四十六军的广西人，看着有点不顺眼，但又觉得韩练成成立情报队之主意并不错，没有讲话的机会。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晨，韩练成不随部队向北撤退，留在莱芜城内，就是带着这三百多名山东人。这批人，明的是四十六军的情报队，实际则是共军的情报队。他们除为共军搜集情报外，还负责保护韩练成的安全，而其当初主要的企图是预备俟国军与共军从事大规模战争之前，两军对阵，利用召开作战会议时，劫持国军各级指挥官，使国军指挥体系丧失，部队整个瘫痪，战力消失。韩练成再指挥这三百多人，与共军裹应外合，更配以心理作战喊话，使国军迅速瓦解。二十一日，李仙洲、韩练成、韩浚与三位师长十二位团长及幕僚人员等在莱芜城内开会，韩练成一夥未采取行动，是因开会地点在七十三军防区内，且李仙洲之指挥所始终随七十三军军部行动，共谍无机可乘。
这种假设绝非幻想，是时，共军战力不如国军远甚，国军击溃共军比抗战初、中期，日军击溃国军还容易，如用堂堂阵容对战，共军绝无取胜机会。所以，他们挖空心思，想出很多取巧战法，如伪装、里应外合等等旁门左道诈术占便宜。现举二个小战例以资佐证：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初，十二军新编第三十六师一○六团，奉命收复济阳县城。济阳在济南东北方，相距约九十华里，县城紧依黄河，南城门距黄河只有五、六百公尺。共军地方部队闻国军来攻，未接战就逃跑一空，一○六团进驻城内。两周后为构筑防御工事，征民夫五、六百人协助作工。西城墙外为道路，道路旁即为农田，距城墙只有十多公尺。时值秋季，这些农田种的都是高茎植物，即所谓青纱帐，视界达不到二十公尺。某日下午六时许，准备收工，叫民夫出城回家时，共军利用青纱帐掩护，秘密接近西城门，突然发起攻击。事先没有情报，一○六团毫无准备，如诸葛亮在西城面对司马懿一样。城门大开，守军受到奇袭，守衙城门的三个卫兵，战争一开始就阵亡了。共军一个连冲进城内。守军仓惶应战，派一个排揣著刺刀，在其他单位支援下，把敌人打出去，未待这个排退回，就把城门关闭，决定牺牲那个排，但敌人迅速把那个排消灭后，增加兵力又冲进城，这种拉锯战打了三、四次，守军损失了五个排。最后敌人大部队赶到，一拥而入，西城门就弃守了。
共军偷袭西城门的同时，对县城其他阵地均发起攻击。惟其他阵地，与青纱帐均有相当的距离，视界开阔，故共军偷袭均未得逞。这时，县城四周，都在激烈战斗，一○六团团长杨培之，正在抽调部队，堵击由西门街进来的敌人，但民夫暴动，在团部及县政府附近与守军打起来了。共军裹应外合，守军受到前后夹击，迅速形成巷战，进而混战。到夜间十一时多，一○六团已无力支撑，等待济南的援军突围而出，全团只剩下八、九百人，重武器、马骡全部丢光。团长杨培之稍后也被王耀武以作战不力，枪决于济南。当时，参谋总长陈诚还传令三军，嘉奖王耀武军纪严明。战后始悉，共军攻打济阳的兵力，正规部队及地方性部队共达一万八千余人，而那五、六百民夫，半数以上都是共军人员伪装的。
特种部队特种作战
三十五年中秋节，九十六军一个团驻防胶济铁路西段某镇，这个镇收复不久，不但风平浪静，毫无情况，时逢佳节，当地的乡长要敬军，要慰劳劳苦功高的国军，除致送各营连猪、牛肉外，并宴请排长以上的干部。席开十多桌，招待的还颇周到，不但热情敬酒菜，连倒茶、敬烟都有专人负责，酒足饭饱后，还安排有余兴节目。乡长执意要奉陪摸几图，情意真挚，那位团长不好意思固拒，另有牌九、麻将数场，会赌的人都参加了，各选所为，尽情玩乐，宴会办得有声有色。时到零时许，喝卢呼雉，赌兴正浓时，镇外突然枪声大作，被宴请的那些人，还未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原来亲切敬茶、奉烟、陪赌的人的手裹，都不再是麻将、牌九或烟茶了，而都是手枪，转眼间，国军带枪的人，也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枪被卸下了，刚刚被敬为上宾的国军人员都变成阶下囚。村镇四周，战斗都在激烈进行，小部队各自应战，敌人未能一举冲入镇内，但士兵们很感惶惑，眼看着打起来了，官长怎么还不回来指挥作战。突然间，阵地后方也枪声四起，镇内也打起来了。部队无人指挥，电话也不通，传令兵也无法通过，镇内各十字路口都被敌人控制，团部的卫兵也在猝然间被打死了，其他各营连的卫兵所遭遇的情况都差不多。全是在枪声初起时，不是被偷袭打死了，就是猝不及防被控制了。共军里应外合，防守阵地的士兵受到前后夹击，天黑，情况不明，又无人指挥，那个团很快就溃乱。好在，该团距友军防区不远，夜暗溃乱的小部队容易脱离战场，跑到友军防区的很多，但损失已属惨重。
战后始悉，那个敬军晚会，完全是共军计划下的一个陷阱，负责招待、作业、陪赌、敬烟、倒茶、打杂、医药等人员都是共军人员伪装的，潜伏当地及外来的超过四百人，当地非共军人员也被共军以杀害全家所胁制，不敢透露风声。王耀武为此役，通令所属部队，严格禁止赌博。
由上述二偶战例推想，共军安置在韩练成身边那三百多人，当初的目的，绝非只负责保护韩练成回到共军防区。
现在觉得，济阳战役伪装民夫之共军人员、中秋节慰劳驻军伪装招待、陪赌的共军人员，及韩练成那个情报队的共军人员，可能是共军的同一批人员。似乎那时共军在济南、青岛地区，就有一个类似现在各国概称为「特种部队」的单位，约有四百人，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营，专门从事伪装、渗透等特种作战。这批人既受过特种作战训练，又屡次与国军接近，最后干脆伪装成国军人员，变成四十六军的情报队，简直比国军更像国军，一点破绽都没有，即于吐丝口战役后，四十六军的人员对他们也毫不怀疑。他们在八个月内三次暗算国军均顺利得逞。
绝对优势国军挫败
海竞强（在台），是四十六军的副军长。据该军人员说：部队在青岛登陆，奉命向胶东推进时，韩练成对海竞强说：「部队去胶东，距青岛很远，但一切补给、连络事宜均须在青岛接洽，需设一办事处，负责处理。这个责任很大，请你留在青岛负责。」四十六军由青岛火车西运，经掖县、黄县地区向胶东推进时，海竞强就留在青岛当留守处处长，从此就脱离部队，直到该军在莱芜覆没，他就没有再回部队。韩练成作这样安排，有下列二种原因：一隔离开海竞强，免得他与海时刻相处，万一注意不到，被海竞强看出破绽，败坏韩练成的奸计。二使四十六军除韩练成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作适当指挥。一旦时机来临，韩练成采取乖张措施时，使四十六军指挥不灵，陷于群龙无首状态，丧失战斗力。如后来在莱芜北方公路上混乱弃武器之情形。吐丝口战役后，该军少校参谋莫某即曾对笔者说：「海竞强在我们军里很久，他又是白崇禧的外甥，大家对他很尊重。如他在军中，二月二十二日韩练成脱离部队，由他指挥，三位师长就不敢玩忽命令，我们就不会乱了。我们真对不起七十三军，是我们把他们拖垮了，连累你们也完了。」
刘斐操纵战局，将四十六军由广东的海南岛调到山东青岛并向胶东推进，应是准备掩护陈毅部退往东北。为何往后又命令王耀武，将四十六军调至博山，参加吐丝口战役。这种转变，似是受宿迁、峄枣二战役共军打胜仗的影响。经过宿迁、峄枣二战役，共军发觉，在刘斐巧妙操纵导误下，打败绝对优势的国军，不如原来想像的那么困难，所以改变了计划，要于沂蒙山区，在刘斐、韩练成、陈毅密切配合下，毁灭四十六军，并再拖一个军陪葬。因之刘斐运用参谋总长陈诚名义，电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明调遣四十六军、七十三军进入沂蒙山区。
是时，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国军共有六个军十八个师。共军当然知道，如能消灭其中二个军六、七个师，王耀武必然被迫放弃胶济铁路沿线大部分地区，则通往胶东之门就大开了。以后，如陈毅部仍被迫须退往东北，亦容易多多。后来果如共军所希望的，李仙洲兵团二个军七个师七万多人，在莱芜全部覆没。胶济铁路沿线，除昌乐、潍县外，国军全部放弃。胶东、鲁南的共军又打成一片。
二月二十二日晨，四十六军、七十三军由莱芜城出发时，韩练成临时命其一百八十八师师长莫敌代理其军长职务。
部队出发后，韩练成即带着他那个三百多人的情报队，脱离部队，留在莱芜城内。韩练成等未俟机劫持李仙洲、韩浚等各级指挥官，实施中共惯用之里应外合战法，似是受了下列二因素影响：
一李仙洲之指挥所，始终随七十三军军部移动，李仙洲召开会议，都在七十三军防区内。韩等无机可乘。
二四十六军的成员，除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的人员外，其他全是广西人，都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子弟兵。韩练成如要他们投降共党，他们绝对不会听命，反之，他们如发觉韩练成是共谍，还会把韩制服。
韩练成进入沂蒙山区后，透过他那个情报队与陈毅保持密切联系，发觉限于前述两种因素。留在军长职位上，也变不出更好的花样，才决定放弃军长职位，进入共军防区，与陈毅会合，研究策略。准备于一、二日后，等李仙洲兵团退到吐丝口北方或东北方二、三十华里地带时，予以团歼。因那一地区，全是红土沙石小山，光秃秃的，亦缺水源，最易发挥人海战术威力。后者，即为二十日共军围歼七十七师的位置。再者，韩练成进入共军防区，对李兵团，两个军长之一，都投降或被俘了，士气必大受影响。另他指定一位资历浅的师长，代他指挥，该军战力将大受影响。但二个军于当天下午就覆没了，也大出韩练成、陈毅等意料之外。
吐丝口之役成为戡乱时期国军胜负的分水岭。
百万雄师垮得真快
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想韩练成与那个情报队，二十二日晨留在莱芜城内七天后他们回到青岛，这七天，他们的经过，除非共军公开资料，否则，恐怕永远无法了解。但最近又由唐学诗先生处，得到一段珍贵资料：
唐学诗江苏灌云县人，曾被裹胁参加陈毅的通信部队，他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他奉命配属二个步兵连，利用夜暗，到达莱芜城东关之东方某处，向国军阵地攻击。但攻得并不积极，稍后，奉到电话命令：国军要向北撤退，停止攻击，原地待命。拂晓，国军一个排向共军投降，那位排长是共党。天亮后，看到国军集合，分数路向北撤退。北退之国军尚可看到时，有一个国军中将，穿草绿色呢大衣，足登马靴，并佩戴肩领章，将星闪闪，以视察阵地的姿态，走到那二连共军阵地前方。共军射击，他回头就跑，共军一面射击，一面追赶并喊话，就把他捉住了。共军说：那个中将是李仙洲。共军用电话与后方连络，奉命即后送。但东行二公里许，陈毅和陶勇（以前曾任陈毅的政委，以后当纵队司令员）即赶来迎接。见面握手时，陶勇还说：多年不见，辛苦了、辛苦了。遂挑选一匹好马，并给韩练成披上一件上好的皮大农，在陈、陶陪伴下，向陈毅之司令部所在地走去。
由唐学诗所说，可推测出共谍四项诡计：
1、四十六军进入沂蒙山区后，韩练成利用他那个情报队，与陈毅保持密切连系。事先已安排好，二十二日李仙洲兵团由莱芜向北撤退时，韩就脱离四十六军，进入共军防区，与陈毅会合研究围歼李兵团的策略。因这时，陈毅、刘斐、韩练成，甚至毛泽东、朱德等已有把握消灭李仙洲兵团，李兵团绝对逃不出陷阱。韩练成与陈毅所研究的，也只是如何迅速消灭国军，而减少共军的伤亡。
2、共军那二个连，明为攻击国军阵地，实则是到达事先约定的地点，迎接韩练成。在国军阵前，开枪、放炮虚张声势，扰乱一番，是事前安排的信号，告诉韩练成，共军在那个位置等他，而共军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真正的任务，一般人员并不了解实际任务。
3、所谓国军一个排投降共军，那个排即是韩练成那个情报队的一部分，全是共军人员伪装的。那个排的任务，是先取得连络，以免共军不知情的人员看到有人就射击，把韩练成打死。
4、被共军俘虏的那个中将，是韩练成，绝对不是李仙洲，李是当天下午六时许，在莱芜城北方公路上被俘的，这是铁的事实。而且李仙洲再笨，也不致于部队全部向北方撤退，已出发了，他只身向东方跑，跑到共军防区当俘虏。
陈毅为掩护韩练成之共谍身份，所以对其一般徒众说：俘虏的是李仙洲。此点有利韩练成七天后以突围成功的姿态回到青岛。韩练成脱队前，召集其所属之师长等讲话时曾说：我要留在后边看看。及其进入共军防区，陈毅还欺骗其徒众，将韩说成李仙洲，竭力掩护韩的身份。由这二点看，韩还留有后路。他原计划还可能是与陈毅见面，研究好毁灭李仙洲兵团策略后，当天晚上再返回四十六军。但李仙洲兵团垮得太快了，使韩练成无机会再作旷古绝今的表演。
中共用间手段大胆
李仙洲兵团，在韩练成诸多乖张措施的影响下全军覆没。在共军言，韩练成真是大功一件。当初，共军认为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搞出那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必有破绽，必被国军识破，至少也有地方被怀疑。未准备要他们仍以伪装的国军官兵身份，冒险回到国军防区。但李兵团覆没后四、五天，共军由刘斐及其他各方面情报，发觉国防部、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司令官王耀武等，对李仙洲兵团因受韩练成乖张措施，及其脱离部队之诡异行动影响而覆没之真情实况，全不了解，对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毫不怀疑，反而还有意的在掩饰实情，使大家误认李仙洲兵团，是被众多而战力强大的共军打垮的。即连被共军俘虏的李仙洲、韩浚及四十六军参谋长、师、团长，以及该军军部常与韩练成接触的人 员，全未对韩练成及他那情报队发生疑心。笔者曾多次听到四十六军的人员赞许而钦佩的说：韩练成真是高人一等，有先见之明，看情况不好，带着情报队，留在莱芜城，脱离部队，突围而去。难怪白崇禧器重他，他确实有一套。与他们同时被俘的七十三军的人员也同意持这种说法。而七十三军部分人员，还有意无意的流露出，他们的部队比四十六军好，但他们的军长韩浚之能力，则不如韩练成，把他们由湖南带到山东来当俘虏。笔者按：李仙洲与韩浚于吐丝口战役被俘后，可能一方面还私心佩服韩练成高明，另一方面深悔未采纳韩练成的意见。二十一日，他们在莱芜城内开会时，韩练成坚决反对向北方撤退。而主张毁弃辎重，轻装向临沂方向突围。他的理由是：出敌意表。但，此意见也是大陷阱中的小陷阱。
共军察觉上述各种情形，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丝毫未被怀疑，才又匆忙决定命韩练成带着那三百多人，仍以伪装的国军官兵身份，以「昼伏夜行」突围成功的姿态，回到青岛。现在可以肯定，韩练成和他那个情报队，是陈毅于李仙洲兵团覆没后之四、五天，用汽车运到距青岛一、二日行程的地方，然后，他们才真的画伏夜行的回到青岛。作这样推断，是基于时间与距离两项情况：
李仙洲部覆没后之四、五天内，益都、昌邑、昌乐、潍县等县，均有第八军或山东第八行政区专员张天佐的部队驻守。以后才次第主动放弃益都、昌邑二县，而昌乐、潍县则始终由第八军驻守。这几个县，均在莱芜东北方，相距约二百华里，而青岛则在这几个县的东方，距离四百多华里，故由莱芜去青岛，必须经过这几个县的南方边区。韩练成及他那个情报队，如果于李仙洲部覆没后，共军即决定，他们仍以伪装的国军官兵身份回到国军防区，那他们大可就近回到第八军李弥的防区，不必舍近求远，远奔青岛。难道他们在练习山地夜行军不成。其所以，舍近求远，是配合时间，不得不如此。
他们如在李仙洲部覆没后四、五天，决定仍以伪装的国军官兵身份，就近回到昌乐、潍县国军防区，则时间无法安排。因作此决定时，已在战后四、五天，如再加上行程二、三天，对约二百华里之距离，走六、七天，时间太长，无法自圆其说，易启人疑窦。所以，共军命他们回到青岛，用汽车输送，来弥补时间上的差距。共军根据各方面情报，事先替他们编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说辞，他们回到青岛，说得同真的一样，使人人相信。各方还把韩练成视为人才，同四十六军的人员一样，认为韩真是高人一等，七万多人全部覆没，他竟能突出重围。尤其李仙洲亲自率领那二个军五个师，团长以上的队职官，除韩练成外，其他一个也没有出来，更显出他的传奇长才。共军用间，真是胆大至极。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战史上都找不到，恐怕也后无来者。这也证明当时国军对保防工作，太过疏失，共谍刘斐、韩练成等在国军中，简直是横行无忌，畅所欲为。如戴笠不死，以他敏锐而超人的观察能力，或许能早期发觉异状，而不致发生这种情况。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为百万雄师叫屈──大共谍刘斐·韩练成的杰作》，是以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中外杂志》总第242－243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发布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首发文本中不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盛 文： 匪谍刘斐 [修订本]
读贵刊六月号前国军投共将领刘斐自述「我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文，令人响起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究竟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担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军令部作战次长的刘斐中将是否潜伏在国军中的匪谍？倘若果真是匪谍，何以能潜伏十一年之久？后来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中共说他在一九四九年投共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刘斐于北京逝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亲往参加追悼会，蒙古籍的中共副总理乌兰夫代表致悼词说：「刘斐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率、识大体、顾大局、对工作认真负责，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据此，曾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说：「有很多人说刘斐是匪谍，但我的看法则不然。我的理由有二：（一）一九五○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家饭店碰见刘斐；在这之前四、五个月，中共已在北平成立政权；如果刘斐真是匪谍，真是有功于中共，他早已到北平报到，邀功去了；何必还滞留香港，彷徨如丧家之犬？固然他在香港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都确有其事，但这一点也只能说他是墙头草，无关匪谍。（二）刘斐死了以后，乌兰夫为他主持追悼会，悼词中，仍称呼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而不称他是『本党同志』，更不提他是否曾暗中将作战情报输送给中共。如果确有其事，中共不可能不在他死的时候，给他『身后哀荣』。」
在探讨大陆失败原因时，有许多军事研究专家认为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是：「国军竟有匪谍。」对此，俞大维完全同意，但他不认为刘斐是匪谍。
曾任胡宗南上将参谋长的盛国辉（文）将军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刘斐是匪谍，而一九八四年在武汉文史研究馆任职的刘斐大女儿沉刚却透露刘斐包庇过参加「闽变」失败后被追捕的陈公培，并保释过在福建被拘禁的程星龄。兹将盛将军的「说刘斐」（原载盛文将军「口述历史」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刊行）和刘沉刚「回忆父亲刘斐」胪列于后，供读者判断究竟刘斐是否匪谍，并欢迎读者提供其他有关刘斐的资料。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赵国材谨识
说刘斐（盛文作）
（一）刘斐的发迹
上次，我们曾提及两项问题，一是共匪在陕北的建设情形，另一个是刘斐的问题，现在，先谈刘斐此人。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中医，一个湖南乡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轻时在湘军当司书，具有_舻念^脑，汉文读得不错，同时机警，口才伶俐。当过两年的司书后，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讲武堂，毕业后由排长依次升任。民国七、八年之际，护法战争桂军陆荣廷部队开入湖南作战，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桂军里任团长，军队驻扎在湖南醴陵刘斐家的附近，部队里缺乏医药设备，很多官兵患病，都请中医诊治，刘斐的父亲也常给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愈不少人。部队开回广西前，李、白向刘斐的父亲致谢，他父亲说：「不要什么谢，我的一个儿子当连长，希望付托你们两位。」于是李、白将刘斐带到广西，承李、白的推荐，刘斐开始进入桂军，起初仍任命他当连长，由于聪明而干练，以后李、白攻打陆荣廷时，就是以刘斐为内应，由于部队装备不佳，只凭刘斐一连的部队为基干，从内部叛变响应就使陆荣廷瓦解了，刘斐自此一跃而起，桂军任命他当参议，又派他到广东当桂军代表，他留在广东的日子最长。后来因为深感学历不够，要求深造，于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陆大进修。他不谙日文，吴石与他同班，教他学日文，考试时且让他抄答案，所以刘斐和吴石交情很好。回国以后曾一度担任白崇禧的参谋长。抗战开始时，我政府表示容纳各方人士，军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黄绍竑为部长，最初以龚浩为作战厅长，但他和黄绍竑不睦，于是改聘刘斐为作战厅长，民国三十五年军令部改国防部，刘斐担任第一厅厅长管作战。二十九年调参谋次长。他从进军令部一直到叛变为止，在中央主掌作战历十一年之久。到台湾之后，我们才晓得他在十九年即加入共产党。
（二）刘斐在中央的地位
他的身材高瘦，有三个太太，机警而善于词令，中央始终信任他，认为他是人才，各方人士也都很恭敬他，他的态度也非常倨傲。他善喝酒、抽烟、打牌，嫖赌逍遥，无所不长。由于有才气，又得上级信任，因此权力很大，历任参谋长都无法过问他的事，老先生信任他，将领们没有对他不恭敬的，只有我对他最不客气，主要因为我不喜欢他狂妄自大的态度。他年龄比我长十岁，因此一直把我当作后辈看待，而我年少气盛，无法和他和睦相处，虽然还没露出什么痕迹，但两人总是格格不入。我当胡先生的参谋长时，他在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关系本来应该很密切的，但两人打电话总是说得不愉快。他感到最痛恨的事是攻击延安没让他知道，他替毛泽东做工作，他有很多计划很显然的对我方不利。
（三）克复延安后刘斐对我的忌刻
攻击延安是主席亲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时提出来的，三十六年一月间，主席召集我们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说：「我想攻击延安，你们看有没有把握拿得下来，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不攻。」当时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号将有三外长会议，讨论中共问题，我们认为口头之争无法改变俄国的态度，只有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不够资格来和我政府争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过只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因此，打破莫斯科会议是攻击延安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延安是共党的京城，国内一些共党分子和尾巴党精神上的重镇，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现国军的力量，这是主席当时告诉我们的两个目的。他问我们有没有把握，当时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说：「你拟计划，这计划你要亲自拟订，不要假手于人，拟好给我看看。」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原计划将山西的部队抽调过来，出其不意予以奇击，迅速攻取延安。以后为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数度的争执，他认为共匪盘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没那么容易成功，主席并且强调：「旁的没有兵给你们了，只能用仅有的兵。」我在五天内攻取延安，这事尤其给刘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战，而延安之役却一无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没去看他，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不敢言，本来一向和他处得并不愉快，加上又怕国防部泄漏军机，所以攻延安的计划连国防部都不知道。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漏机密的事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这事情过后刘更加恨我，此后两人一见面态度更为僵持。
（四）刘斐对陕北的撤兵促成全盘的崩溃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调我们三个军。本来，延安克复后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个彻底清剿的计划，计划将部队都调到陕北部署，分别监视毛匪、朱德、贺龙等人的部队，同时加上机动部队，当时我们部署了六个师，一切准备妥当，国防部却忽然来命令抽调三个有力的整编军开往豫东黄泛区围剿陈毅，接到此命令时我认为极不妥当，第一，陕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时抽调三军，陕北剿共计画将立即功败垂成，毛泽东立即可以死灰复燃，那么关中危险西安也将难保。第二，陕北到豫东有二千多里，铁路已为共党破坏，势非徒步行军不可，这一段路徒步行军，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达归德以南地区，那么陈毅也绝不可能在那里坐以待毙。刘斐说在黄泛区东、南、北三面已经把陈毅合围，只剩下西面一个缺口，等待我们派三个军去围剿。当时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军团、张轸兵团、杜聿明兵团都部署在豫东归德以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北到黄河，东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汉路，如此一个辽阔的地区能封锁吗？如何封锁法？处处置兵，把兵力分散，则到处都是空隙，所以我认为这个计画不实际，完全是纸上谈兵，即使我们从陕北派兵去赶上他了，我们也变成强弩之末，一支部队跑上三十天还能作战吗？敌人在那里以逸待劳，那怕不把我们击败。我接到这个命令后便和胡先生商量，准备不同意这个计画，我们列举陕北部队不能抽调的理由，但我们的签呈上去，第二天马上来命令，势必抽调。第二次申诉理由，说明等待陕北剿匪告一段落后，在全部调去。我们前后驳回三次国防部的命令，这种事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我当参谋长敢这么做，因为胡先生和我忠贞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央的计划对国家对作战不利，我们都要申诉，所以中央的命令我们顶回去三次。当时国防部的会报天天都在讨论这件事，刘斐的计划他以为好像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可以把陈毅、刘伯承等的部队一举消灭，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们调兵，最后主席才打电话叫我们到南京去，连续几天的激辩和折冲，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董钊的主力从陕北往东调去。共党在陕北的势力立即死灰复燃！以后西北的局势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国共间的均势形态即刻转为劣势，这是剿匪史上的一个大关键。
（五）调回董钊挽救局部危局
以后彭德怀的部队便乘著防务的空虚，引兵南下，当瓦子街之战失败后，我立即秘密调回董钊的三个军，正好董钊回到渭河平原时和彭德怀遭遇上了，匪军大败而逃。调兵豫东，完全是刘斐有意替毛泽东解围，以造成消灭我们部队的机会。但这次意外的遭遇战他是太性急了，假若等董钊的部队到达洛阳附近，彭德怀才下来，那我们一定一点办法都没有，根本来不及了。陕州过来就是灵宝、潼关，相去还不远，如果董钊到洛阳，那么局势一定无法挽回，非得半个月到二十天才能赶回渭河平原，这是他失策的地方。当时我们抽调这三个军回来没报告中央，主席也很英明，此后一直没问起这三个军的下落。其间，刘斐问过二、三次，他说：「那三军到那里去了？」「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晓得？」我说：「出了潼关就不归我指挥了，我怎么晓得？已经归国防部指挥了！」「我找不到！」我说：「你找不到关我什么事！」这三个整编师约有三万多近四万人。我命令董钊不准和任何人联络。我了解刘斐在这时一定还有很多挑拨离间的话，但主席一直没追问这三个军。假如当时我不调回这三个军而打胜了这一仗，那么大陆的沦陷还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们就瓦解了。当董钊东调和瓦子街战败，胡先生和我受处分后，那时胡先生很消极，我告诉他：「你不能消极，你一个人身系西北安危，主席对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们不能辜负主席的诚意，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但我们要把西安稳定后再去受刑，我们光荣地杀头，不要打了败仗去杀头，我们把战局扭转过来后再去杀头！」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说：「你不能走，你说今天西北不可以无我，实际上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你一定要继续负责任。」这时我的立场最苦，我受的「革职查办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的处分，但还要无职位名义地拼命。他说：「我们为国家，为领袖，我们不必有名义。」我因此一直留在那里。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主席请罪，愿自动到南京来受审，但他叫我不要去，这证明主席也是出于不得已，他对我们很爱护和了解，才叫我继续负责。这事整个错误是刘斐造成的，虽然我私自调回三个军而勉强挽救了一时的颓局，但对大势已去的全盘局面已经挽救不住了。
（六）刘斐的失意和牢骚
刘斐后来发现非但没能整肃我，反使我的责任更大，他对我更加不满。最后他要求担任江苏省主席，却没准他去，又想当湖南省主席，也没让他去，他因此牢骚满腹。我记得他跟我吵架时曾说：「我当了十一年的次长……」他而且说我「打下延安后骄傲已极」。藉著吵架，他把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拒绝抽调豫东，他却说我：「现在叫你们到那里去，你们又怕！」我说话也不客气，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你看到的事情，我都看到了，此外你懂什么军队呢？你又没到过部队。」他一直是当代表之类的官。他是对我又气又满腹的牢骚，最后李宗仁为代总统时，他是北上的和谈代表之一，南京未撤退，他和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等六个和谈代表一起投降了，这也是开古今中外从未有之例，和谈代表全部投降是闻所未闻的事。通常代表不是被扣，就是没达成任务回来，从没有听说全数投降的。
（七）「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功臣」
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对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他在匪区据说还当了水利部傅作义的副部长，以后又当部长，最近却没听到消息。
（八）蒋中正对他没有一点怀疑
从刘斐的始末，我们觉得要了解一个人太难，当时唯一骂他匪谍的是我，我心里倒不认为他是匪谍，只是气愤，也未真正怀疑过他，看他倨傲的态度不顺眼，没料到他果真是匪谍。到台湾来后听说在南京就曾有人向何应钦总长谈过，说刘斐恐怕是共产党，而大家都认为是胡说，没人相信，假如当初对他稍有点怀疑的话，他绝不可能当到十一年的作战次长，他是很得领袖蒋中正信任的。
问：我们如何证明刘斐是共党？
答：这是我在此听一般人说的，可能是情报局发现的，他们发现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只证明刘斐在民国十九年加入共党，同时张治中是民国十四年加入共党的。刘斐是在桂军时加入共党的，他二十六年才进中央，他进中央是李、白推荐的，黄绍竑也是。刘斐是因为能干、善良又机智，很取得领袖的信任，认为他是人才。我想他倨傲的态度也许是用来掩饰他的嫌疑而故意造作出来的，常常以发发脾气来骂人，表现令人捉摸不定的怪癖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我想他可能有这种作用。当我骂他匪谍时，只见他面色惨白，他好像感到晴天霹雳，他说：「你简直太侮辱我了，你有什么证据呀？」他显得很紧张。我怀疑我们情报工作是否真做得很好，戴笠（雨农）将军到三十五年才死，但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就没发现出来是匪谍。还有一件事情，当我被「撤职查办」后，由西安回南京时，有一次李觉（湖南何键的女婿）请吃饭，他约了刘斐、吴恩迈、关麟征。当时我住在八合潭新盖的几栋房子里，和李觉是邻居，因此我晚一点到，等他们都到齐了我才去，一进门，刘斐坐在那里，彼此都没打招呼，我个个握手，轮到刘斐面前，我就拱一下手。坐下来吃饭时，他敬别人酒，我就吃菜，我敬别人酒，他就起身拿烟，一直到终席，两人没正面谈过话，李觉对这没发现。大家都对刘斐很客气，刘斐先走，大家起身送他，我就在茶几上找一本杂志看，李觉这时发现了，怎么众人起身送客，只有我临时看起杂志来，他回头就问我：「刘斐你熟呀？」「怎么会不熟嘛！」「我发现你们俩好像意见不对呀？」我说：「没什么意见，我现在就是撤职查办来的呀！」那时刘斐正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在那里审查我。我说：「如果我找他，我怕他误认我在巴结他，所以我不理会他，等审查完了，无论有罪无罪再找他谈话，现在我不找他，以免让他以为我求他、巴结他。」李觉说：「那天我再请你们吃饭，给你们和和面！」湖南俗话「和面」是调解纠纷的意思。第二天，李觉碰到刘斐，他问刘斐：「你和盛国辉有什么意见呀？昨天在我那里吃饭，我发觉一句话都没讲！」刘说：「他上次简直把我不作人骂，我搞了几十年了，我还会碰到他，我算怕了他。我脾气不好，他脾气不好，所以我不想和他谈话！」李说：「你搞什么审查小组查他！」「当然查的嘛！这事情查出来，盛国辉以为没有事呀？我负责杀他头！这正在查，这事情查出来他当然有责任！」「现在查到什么呢？」「呵！我保险他杀头，这次刘戡全军覆没，完全是他！」李觉告诉我：「不要理他，王八蛋！什么东西！他还有如此权力！」当时蒋主席当面安慰了我，同时我自己有把握，我毫无一点错处，还理他干什么？自此以后我们就很少碰头。离开南京回汉中后就不通电话了，我到汉中去使他更加难过，我不独没被他打倒，结果责任反越负越大。
问：刘斐会不会因此迁怒蒋先生而叛变呢？
答：他对蒋先生可以说一向不忠实的，他是桂系出来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无人。他的任何计划以及所说的话都牢牢记住，没有人敢和他抗辩，倨傲到这种程度，其气焰之盛，实非今日总长的权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他有才气，所以能博得蒋先生的赏识，当然有他的长处。最近没有看到刘斐的消息，当年毛在北平曾盛大欢迎他，他原来在中央做事就是在帮毛泽东的忙，这可以说是我们无可挽救的国运，如果不是他，我敢说绝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可以当作历史的教训，我们有很多地方自我陶醉，有如此重要的人在当匪谍，中央居然无所知，十一年不是短时间，而张治中的时间更长，他所负的是多大的职位！连他也是匪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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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匪谍刘斐》，标题为HGC所拟，原题《刘斐，匪耶？非耶？》，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364号(1992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首发的【成败之鉴·共谍与中国内战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刘斐 特辑1 ，收入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尹呈辅： 刘斐的的确确是匪谍 [修订本]
顷拜读贵刊九月号「刘斐，匪耶？非耶？」一文，国立政治大学赵国材教授提供盛文（国辉）「说刘斐」及刘沉刚「回忆父亲刘斐」两篇，「供读者判断究竟刘斐是否匪谍」。文末赵教授「并欢迎读者提供其他有关刘斐的资料」。
笔者在去（八十）年为整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简称「中央党史会」）「口述历史丛书」出版事宜，曾重读「尹呈辅先生访问纪录」，尹呈辅将军口述历史中有「刘斐的的确确是匪谍」一节；由尹将军访问纪录之线索，并查得「白崇禧（健生）先生访问纪录」有谈刘斐一段。两篇一正一反。为响应赵国材教授提议，特提供「传记文学」读者作为「判断」之资料。
「尹呈辅（振之）先生访问纪录」于民国八十一年六月由「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校阅：李云汉，访问：胡春惠．林泉，记录：林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下两册于民国七十三年五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简称「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校阅：郭廷以，访问记录：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赵教授提供之「盛文先生访问纪录」则系民国七十八年六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访问：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记录：张俊宏）。笔者曾参与尹呈辅及盛文两位将军之访问工作，并曾为尹呈辅将军写过「小传」（刊「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六期），附记于此，俾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考。
中央党史会纂修 林泉谨识
刘斐的的确确是匪谍（尹呈辅原作）
参谋本部改组为作战部时，我任该部作战组副组长，组长是刘斐，这是我个人第二度与他共事（第一次是在南京富贵山）。刘斐究竟是不是匪谋？关于这个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说法都有（访问人说：白健先生认为不是；盛国辉先生则认为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刘斐的的确确是匪谍。我说刘斐是匪谍，不自今日始，过去我就是这样说的。今兹以我个人之观察以及杨宣诚的一段谈话来作一说明：
当作战部撤至武汉时，部中同仁亦大部分撤出，留下来处理善后的，只有总务组几个人以及我们作战组全体工作人员，我与刘斐在同一办公室办公，彼此相对而坐有一天刘谈到分层负责的问题，他说：「我们将工作分配一下，你管总务，我管作战，大家分层负责。」我说：「好呀！对呀。」他说：「就这么办，今后凡属于总务之公文，都送到你那里去；凡属于作战之公文，都送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想，分层负责，总是好事嘛，未防他竟有异心。自从我专管作战组有关总务之业务后，因工作上之需要，经常要到各地视察，走动走动，因此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但每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总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那时叶剑英当作战部的联络参谋，长期驻作战组办公，负责有关作战联络事宜，每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总发现刘斐与叶剑英并坐在沙发上，交头接耳的密谈，行动鬼鬼祟祟，但当我无意间冲进去时，他们两人即停止交谈，刘斐回到办公桌上办公；叶剑英则坐在沙发上看报、喝茶。他们在外面有无联络，不得而知；他们彼此间密谈些什么，我也无从获悉。但当我进办公室看见他们密谈，进去后则停止，我走后他们又开始，这种情形，我碰到不只一次，几乎屡试不爽。因为这种情形看多了，我心里就有了疑问。后来与杨宣诚一谈，才证实我的想法没错。
杨宣诚是湖南人，日本海军大学毕业（回国担任军职，仍喜穿海军服，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在参谋本部时，他在第二厅管情报。（第一厅长王纶，第二厅长林蔚，总务厅厅长是熊斌。）后来参谋本部一再改组，我亦一再调职。迨至胜利后，我在武汉参加受降工作，他则回国防部当过一任外事处长，旋即退休，未再从事军政工作。他退休后，有一次聚会，我们谈起刘斐的事。其时吴石匪谍破获不久，我们检讨何以弄成这种局面，大家都感慨不已。
刘斐原是李（宗仁）、白（崇禧）所识拔之人，曾先后送他到日本士官（与吴石同学）、陆大念书。回国后，先再广西工作过一段时间，其后，李、白又推荐他到中央服务，很受到中央的重用，担任过作战次长。刘这个人很圆滑，口才亦佳，是笑里藏刀，极其阴险一类的人物，处事待人均工于心计，不现形色。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人才，但却走错方向。
在那次聚会中，杨宣诚与我一起聊天，在无意中，我们谈到刘斐的事，杨说：「刘斐就是一个共产党！从前就是一个共产党！」原来，在日本清党时，查出刘斐曾加入共产党，当时刘正在日本陆大读书，学校要开除他，刘在走投无路，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找杨宣诚作保（杨时任中国驻日本海军武官）。杨不明实况，就问刘：「怎么一回事？」刘因要杨替他作保，只好从实招认，刘斐说：「不瞒你，我是加入过共产党，现在我没有活动。」杨说：「你虽然没有活动，总有一个表示才成呀！」刘问：「要怎么表示法呢？」杨当时要刘具结，写一个报告，说明自己本为共产党，现在已经脱离组织。报告迭到日本政府调查机关后，主办人员就问杨：「你怎么知道他已脱离共产党的组织？」杨说：「他已向我具结过。」日本政府以刘既被清党清出来，又有杨为之作保，兼之，与自己本国之事无关，故未再过问此事。其实，刘此举是包著糖衣的，他虽然向杨具结，但事后刘既未办脱离共产党的手续，亦未向中央报告，始终两边欺骗。
上面的一段谈话，是杨宣诚亲囗对我说的。由此可知，刘斐早在日本读书时即加入共产党。证之我个人与他共事对他的观察以及杨宣诚的一段谈话，刘斐的的确确是一个匪谍，这是无庸置疑的。
刘斐（白崇禧原作）
刘斐：湖南醴陵人，他的岳父邹翼经是有名的中医。护法之役我当连长驻醴陵，他当醴陵镇守使的军医处长，士兵有病常请他来诊疗，因此认识我。有一次他托我设法帮助他女婿深造，我便送刘斐入西江讲堂（李济琛主办的），毕业后到广西当下级干部，后来又到日本进步兵学校，毕业后升陆军大学。他聪明，善于领会，学的军事学不错，回广西当高教班战术教官。抗战时程潜当参谋总长，调他到参谋本部服务，后来参加本部改为军令部，刘曾任作战厅厅长，后当次长，由抗战到戡乱一直负拟作战计划重任。三十八年与张治中谈和代表赴北平，一去不赴返，有人说他是共党，说他泄漏机密，我不加辩解。从他的生活行动看不出他是共产党，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总统对他赏识极了，军令部有什么事都找他，担任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后升次长，一手培植的，看不出是匪谍，现在共匪那边也没得什么势，依我看是转风使舵不回来的，那代表自团长以下几乎全没回来。
【以上白崇禧谈话原内容，可参阅析世鉴已发布之白崇禧《新广西建设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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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刘斐的的确确是匪谍》，原题《刘斐，匪耶？非耶？（续）》，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365号(1992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首发的【成败之鉴·共谍与中国内战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刘斐 特辑1 ，收入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刘沉刚： 回忆父亲刘斐 [修订本] (外一种）
（一）在抗日战争初期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不几天，我父亲刘斐与白崇禧等由桂林飞抵南京，与蒋介石商谈决定共同抗日以后，随即飞回广西，与李宗仁等筹谋有关事宜。
八月二日，蒋电邀李、白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即与我父、李任仁（重毅）等乘坐专机前往。数日后，蒋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治、宣传、组训等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在 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何应钦改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长）。我父被任为第一部作战组（后改为军令部第一厅）中将组长，其后，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军令部次长等职。
当时，我父和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又有许多矛盾，它若长期进行这种不义的战争，恐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至于我国，军备虽处于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而且所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所以，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这些意见，在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得到许多人的同意，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打击；同时，打乱了它的作战计划，使我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自应适可而止，而不宜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当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而对上海阵地进行迂回这一对我极为不利的形势出现时，白崇禧和我父即向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兼该战区、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以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建议：上海我军要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九月下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对前线各部队下达了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前线并已开始执行。不料，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变计，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联盟大会已通过了「谴责日本在华暴行案」，现在正准备邀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继续在上海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队仍回原阵地死守。面对这一错谝Q定，白崇禧和我父一致表示反对。但蒋介石为了妥协求和，竟没有同意。
这时，第一线各部队，有的正准备撤退，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忽然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命令的，依然照旧后撤，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前线战斗激烈，脱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脱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阵地，自然更不容易！
这样指挥错乱的结果，原阵地既站不住脚，到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对我上海阵地进行侧背迂回时，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结果也站不住脚，形势十分危殆。经白崇禧和我父再次建议撤退，蒋介石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然而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先后越过吴福线和锡澄线的既设阵地而不能停足。
这样一来，敌人跟踪追击，乘胜西犯，南京的防守问题便出乎意外地提前到来了。
蒋介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大约是十一月十四日左右召开的，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几个人参加。
当时，我父的意见是，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方针，空想等待九国公约国家出面制裁日本，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使自己陷于被动。以此为鉴，今后自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侵略者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均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进 行防守，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非失败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父亲也陈述了具体意见。他认为：敌人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 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人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 势之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以无战斗力量可言，必须调往远后方予以补充，并进行相当长期的整训，战斗力才能 恢复。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全面持久抗战方针，就不能不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 实行全国总动员，以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情况判断，我父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
会上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点点头，说：有道理。蒋介石也不能不说我父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怎么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过了两天，接著召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等人。当谈到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死守，他说：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父从整个抗日战争 考虑，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会上经过一番议论后，蒋介石仍没有改变以前的布置，但他说：「孟潇（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著召开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主张死守南京，并表示要同敌人拼到底，「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闻言大喜，于是明确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任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在决定死守南京后，唐生智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便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部队都调往南京防守，以致兵力愈增愈多，未逾半月即达十一万余人。
可是，南京的防守不过二十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又大肆奸淫劫掠，同时屠杀了我三十余万无辜平民。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见的暴行，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欠下的一笔血债）。而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的时候，主张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却已溜之大吉了。
日军既得京沪，便即指向杭州。不久（二月初），日军又在津浦线北段大举增兵，由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分别率领，而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打通南北战场。
至三月二十四日，台儿庄战役已达最激烈阶段。蒋介石乃偕白崇禧和我父从武汉飞抵徐州视察，并对部队调动作了重要指示。蒋于当日飞返武汉，派白崇禧和我父留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不数日，台儿庄之敌即完全陷入我军包围之中。我军继续奋战，终于四月六日晚取得了台儿庄之战的完全胜利。敌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万余人向北退至向城、枣庄、峰线和九里山一带，负□固守待援。
四月十六日以后，敌方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配备各种重武器，并辅以飞机数百架，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六十余万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站的部署之下，装备窳劣的我军，又处于四面受敌的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断难与之抗衡，若自不量力而同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则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无疑。但蒋介石却提出：为了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在徐州与敌进行决战。对此，李、白和我父均表异议，认为这是有违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的。
到五月上旬，敌已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在这紧要关头，为了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自十三日起，我军即开始向 各方撤退和准备突围。至十八日，各路大军已将撤退就绪，徐州乃于当日午夜放弃。白崇禧和我父以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一千余人均同一撤出。我父与白崇禧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敌人由于徐州会战未能达到歼灭我军的目的，乃改沿长江沿岸向武汉进攻。
六月间，敌人先后进占我潜山、太湖、马当、湖口等地。七月二十三日，敌于九江登陆，武汉会战于是揭幕。
为适应战事发展需要，在此之前，军事委员会即已扩大第五战区辖区（从苏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东），仍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以二十三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北岸的作战。另设第九战区（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任陈诚为司令长官，以二十七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
时李宗仁因病留武汉医治，蒋介石乃派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李宗仁由武汉回到第五战区长官部负责指挥以后，白才转回武汉，专任副参谋总长之职）。白在前线工作，我父则在武昌驻地协助白崇禧对武汉会战的指挥。
经过将近五个月的作战，我军屡克强敌，颇有斩获。至十月初，敌舰驶入田家镇以西，于蕲春、兰溪、巴汀、黄冈、阳逻等处登陆，策应由广济西进之敌。十月十五 日，黄陂陷落，武汉侧背受到威胁。九月下旬，敌自潢川越罗山，向信阳进犯。十月十二日，我军放弃川阳，退守桐柏山。敌乃驱兵南下，企图入武胜以西，截断我襄花公路。此时，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于是便在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武汉撤守之前一、两个月，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高级官员都到了长沙。我父也随著到了长沙。我父参加过几天以检讨作战经过为中心的高级军事会议（也就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便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十一月间，我父与周总理和郭沫若（郭沫若和我父在北伐时就相识了，他曾说：刘为章虽属桂系，却是南京政府的有数的战略专家）等曾在长沙聚会。是我父「发动」唐生智请的客。除周总理、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以外，还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吃完饭以后，我父便与周总理和郭沫若前往衡山。周总理让郭沫若和他同车。我父为了好谈话，也让自己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总理的车子。在开出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小道上，对面一部卡车像狂牛一样跑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还是被碰上了，算幸运，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于是，周总理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他与郭沫若便改乘我父的汽车，一直到南岳。路上他们互相交谈，我父获益甚多，影响极为深远。
我父到南岳，是为了与白崇禧商量有关军事问题，并准备参加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南岳会议的。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决定设置桂林行营，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随即于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成立。
在此之前，我父曾向白崇禧建议，以杨东_和李任仁分别担任桂林行营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白请示蒋介石，蒋只同意李任仁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杨东_为秘书长──因蒋认为杨是「反党」（反国民党）反「中央」（反国民党中央）的。李任仁见杨东_被否定，自己孤掌难鸣；又恐白性情多变，出尔反尔，所以对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后也就婉言拒绝了。于是，我父又向白建议，以杨东_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白和黄旭初商量决定后，杨即聘请一些进步人士到该校担任各班指导员及校部的工作，从而培养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杨还运用我父和李任仁同白崇禧的关系，为广西引进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如胡愈之、千家驹、沈志远、张志让、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夏衍、金仲华、范长江、宋云彬等等，从而在广西壮大了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政治声势。
十二月初，我父由南岳到达重庆，旋即改任军令部次长。从此，他就驻在重庆，仍专事于有关对日抗战的工作。
（二）为主和、反蒋奔走于武汉、长沙
抗战战争胜利结束后，我父因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深为不满，所以从一九四五年秋便开始辞职，陆续递了八次辞职书，直到一九四八秋才得到「批准」。
我父自辞掉参谋次长的职务以后，就从南京迁居长沙。这时程潜已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又是蒋介石嫡系势力最盛的时候──他们多是一手捞钱，一手扩军。在黄埔学生中争当湖南省主席的也有好几个，他们各树各的势力，各拉各的关系，各做各的宣传，情况非常复杂。
我父认为，要解决湖南这样复杂的局面，不利用白（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力量不行，完全被白控制湖南则更不行。要凭藉白的力量，就要与白合作；要想不被白完全控制，就必须要维护程潜这块「老招牌」，两者缺一不可。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做许多艰难而细致的工作。
在长沙，我父每天都同程潜见面。他深知程对蒋也是历来不满的，程的反蒋措施，原与桂系是不谋而合的。所不同的是：李宗仁、白崇禧用意在于夺取蒋手上的政权，自成局面；程则在于抓点资本谋求和平。表面上看，程是省主席兼绥署主任，实际上是光杆，反蒋没有本钱，各方面多少还要被蒋系人员控制，加之过去程同李、白之间有嫌隙，现在就不便也不敢向李、白靠拢。所以，程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他也感到很苦闷，曾多次表示过「只有什么都不干，一走了之」。我父针对程的思想，慰 勉他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已下野，你这时应该同李、白一起来主和，争取息灭内战才好，只要同李、白的关系搞好了，湖南内部就有办法稳定了。」对李、白的关系问题，我父主动答应尽力为之疏通，以便彼此合作，达到主和、反蒋的目的。程对我父的主张从内心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武汉，知道我父已回长沙，就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催他去武汉。我父一到武汉，白就诉说了自己的处境，说：「李德公（宗 仁）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又说：「眼前这个情况，只有找李任公李济深出来领导才好。我们要季宽（黄绍□）去请他，又没有找到，他到北方去了。」还说：「现在我们已同蒋闹翻了，要是李任公来，就可以实行联共反蒋，各方面的关系才好通气。」我父对白可说是非常了解的，白内心的苦闷，是国民党的一点赌本，被蒋介石一起输光了，白为自保，不能不同蒋介石分家，并已经同蒋介石闹翻了脸，而蒋又拖住李宗仁来作替死鬼，白不愿意李干，怕李上蒋介石的当，想找李济深来联共反蒋，又没有找上，白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举棋不定，只好让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时局的演变。白崇禧是一个非常重视实力的人，明知桂军主力孤悬在湖北太不利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地位，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连成一气，这样，才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但白对程的打算并不清楚，而对我父则一贯信任，于是白力推我父去湖南当主席，并认为我父是最能尽力的，也是最能与程商量的。
我父当即回答白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和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决心辞职，连续辞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让程潜去搞为好。」我父并告诉白说：「程是不满意蒋的。但他的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程曾有消极情绪，我鼓过他的气，分析过当前的形势，我劝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平、反蒋运动。他已对我表示同意了。我认为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比别人好搞得多，但他本身实际上是光杆，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听了我父的建议和分析很高兴，当面答应给程一个师，而且是经我父周密考虑，认为对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陈明仁的部队（陈明仁是黄埔系将领之一，因陈诚对他不满，曾被投置闲散，迨白崇禧在组织华中「剿总」企图扩大桂系势力范围的时候，由我父从中推荐给白，并由白保举陈为第一兵团司令）。这是我父回长沙后第一次应白邀请来武汉共商主和、反蒋的情况。
当我父把自己和白商谈的结果，特别是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以及计划，告诉陈明仁后，陈表示愿意。于是我父立即回到长沙，又把在武汉和白商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程潜，程很满意。紧接著我父又受到程潜的委托再到武汉，把程的态度告诉白，白也很高兴，并立即命令陈明仁部队调往湖南。作法上是先把陈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以便支持程潜反蒋、主和。这是我父辞职回长沙后第二次来武汉与白商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代理总统，当了白崇禧所谓的「真皇帝」以后，四处凑合班底，要我父去南京，暂时搞一个吕郎那样的名义，我父没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宗仁又打电话到长沙要我父去南京准备北上和谈，并要白崇禧打电话来劝驾。白要我父先到武汉会一面再飞南京。
我父将往武汉之前，程潜顾虑他到北平后湖南的事不好同白崇禧通气，找他商量，我父说：「我到北平后，这里同白的联系，可由唐天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白崇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说就是，现在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要你同他一道反蒋、主和，如果合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同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向湘西方面躲一下，再相机起义。」 程表示非常赞成。于是我父又到了武汉。白崇禧当面劝他到南京去担任和谈代表，我父十分严肃地对白说：「要和就要真心实意的合，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蒋介石是会破坏的，必须彻底反蒋才能真和，若是这样，我是愿意去的，不然最好是不要我去。」白表示：「事在人为嘛，现在只有一条路，总的方针是反蒋、主和，你放心去做罢！」这是我父第三次与白在武汉商议。
（三）从参加北平和谈到香港宣布起义
我父于三月初飞南京，一到就和李宗仁交换意见，谈话中知道李宗仁想利用美国人的支持来搞和谈。便说：「你靠美国人来支持你同共产党打交道，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会买美国人的帐吗？共产党拒绝甘介侯当和谈代表，不正是对你勾结美国人的当头一棒吗！你这样作法，只能增加你和共产党讲和的困难。」我父从李的谈话中又知道李的和谈目的是做到划江而治，便直接相告：「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了和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能做得通，所以首先要有决心。」最后，得到李宗仁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意签字的诺言后，他才答应到北平走一趟，并建议及时请程潜、张发奎、余汉谋等到南京共同商讨和平问题，藉以增加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军政界的团结。不久，程、张、余等到南京会谈后都一致表示支持李宗仁的和平主张。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和平、反蒋的力量。
后来，和谈由于顽固分子的破坏和李宗仁没有真正为国家、为民族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终于拒绝签字而破裂了，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就都留在北平。
五月间我父从北平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转送给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这时，李宗仁听说我父到了香港，就派人来香港告诉他要去广州。我父素知李是一个充满个人名位思想的人，其政治见解和主张都与自己不同，没有答应去广州，李又几次打电话来催，我父都推辞了。
正在这时，程潜也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著程的信乘为飞机到香港要我父回湖南接替程的湖南省主席职务，让他脱身，情词非常恳切。我父立即覆信，请程千万不要辞职，事情仍然照原计划相机办理；一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避湘西，以便相机起义。
也正在此时，白崇禧率桂军主力部队到了衡阳，也来电催我父去湖南。这次完全出乎白意料之外被拒绝了。但我父过去与白关系很深，又想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白一道搞和平、反蒋，所以在电话中说，如果白能到广州，就愿意同白和李三人一起谈谈。白对我父的意见极为重视，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这次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谈到深夜，又谈到次日黎明，我父苦口婆心劝他们回心转意共商和平，李宗仁竟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我父很生气地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到底，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我父义正词严的一席话，迫得李喘不过气来。这时白崇禧接过话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罢！」我父毫不考虑地回答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排；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谈到这里，我父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干脆回答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还要向老朋友进一忠言，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回台湾去呀！」听此言，李宗任在桌上一捶，并说：「哪个忘八蛋才去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就这样我父和李、白几十年的交往，几十年的友谊，终因各人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而最后中断了。「一个号称『小诸葛』和一向自命不凡的白崇禧，其实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结果听信蒋介石被骗到台湾去当国防部长的假话，从此一去就不能再出来了。」这是一九 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程思远时说的一段话，当时我父也在场。
天亮了，我父秘密转回香港，之后，就联合四十四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共同起草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一文，随即发表并正式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这对当时尚未解放的各省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瓦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多次进见毛泽东
我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当时，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之一。四月一日，他与张治中、邵子力、章士钊、黄绍□、李蒸等到了北京。经过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几天谈判，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时，毛泽东分别接见了他们。因为，我父与黄绍□同属桂系，所以他们两人是一起被接见的。我父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心中有些忐忑。当他们乘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来和他们热情地握手，对他们诚挚热情，以礼相待，更使他愧悔不安。进房不久，朱总司令也来了。
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父立即回答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父的紧张心情减去了大半，便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还 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的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合谈，他不搞合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合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毛泽东还风趣地对我父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合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他们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时，毛泽东问我父是否同意，我父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的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说得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著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著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我父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后来虽然在修订案中没有写上「罪魁祸 首」，「元凶巨恶」这些词，但我父始终认为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
饭前朱德总司令走了，毛泽东同他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我父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便说：「你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贩，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父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如此机敏，心胸那么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我父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他们回到宾馆，正巧周总理来看他们，我父把毛泽东说的「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这句话告诉周总理，周总理也哈哈大笑。
我父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著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他去吃饭。我父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到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人也到 了。饭前，我父和大家一起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他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了他们的议论，有意 识地同他们谈了一段很长的话。毛泽东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毛泽东给我父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辛亥革命时，他有个同乡在湖南四十九标（清代军队建制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团）当兵，一天这个兵的父亲托他给儿子捎去一双鞋，那天四十九标 和五十标正发动兵变，参加辛亥革命。他到长沙东门（小吴门）外兵营时，卫兵不让进，说今天有事不让会客。他感到异常，那时部队集合起来往城里开，因东门关 闭，便由北门进城，他就跟著队伍进了城。看到省参议会里，人们出出进进的无人阻拦，他也进去了，进去后看到一个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绸布上写了两句号召人 们参加辛亥革命的口号。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于是他对徐特立尊敬了起来，对革命第一次有了感性认识。讲完了这段故事，毛泽东用饱含敬意的口吻说：「徐老后来又是我上湖南第一师范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师。」毛主席还对章士钊先生说：「我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你这个教育总长还大力帮助过 嘛！」毛泽东又对仇鳌先生说：「仇先生，当年我们办『湘江评论』时，有些人指责我们，你却赞成我们。」说完，又转向符定一先生说「您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 哩，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我父从这次与毛泽东的接触后就常对人说：「党对为人民做过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记在心的。」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三月我父来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多次请我父吃饭，找他谈话。有一次毛泽东亲切地叫著他的字号，问：「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我父考虑一下，回答说：「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名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覆，谈何统一与建设？」毛泽东听后认真地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份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的，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当时我父兴奋地回答说：「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一九五○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找我父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们谈起「共同纲领」，我父说：「我的体会，「共同纲 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公人阶级走。」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 成横队的！」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来了，原来毛泽东叫我父来是要他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我父同即将来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见面。 毛泽东指著邓子恢说：「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当时在场的还有准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等。大家无拘无束，谈得轻松愉快。我父向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毛泽东说：「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以后我父接触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
（五）勤奋好学 生活充实
我父的青年时代，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从社会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认识的重要，所以他常说：「要救中国，要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为此，他坚持并终于实现了到日本学者军事的愿望。他在日本，三个月就学会了不少日语，半年后就能单独自学日本军事书籍。后来，他根据学习研究所得，写了一部「战争救国论」的小册子，并将底稿带回。解放后，他怀著对党的忠诚、对中国的希望，更是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特别是对党的各项政策和文件，总是反覆钻研，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有时因为其他事耽误了学习，他必补上，决不拖欠。他说：年纪大了，今日事更应今日毕，否则就无法应付。
一九七四年，淑英妈妈去世的当天，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打电话来安慰他，情词恳切，他回答总理说：「我顶的住，顶的住，请总理放心，请党中央放心。」他在极度悲痛之中，得到党和组织的关怀，特别感受到党的温暖。第二天，他就去参加会议。在汽车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陪同他的同志，见此情景，便劝他不要去参加会议。他平静的回答说：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够找到安慰和力量。是得，他老的晚年，就是这样坚持工作，坚持对统一祖国作贡献，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来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并以此战胜孤独，充实生活。
我父笃爱昙花。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个黄昏，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忽然，他发现昙花快开了，便低著头，弓著腰，仔细数了又数，有十八朵要开放，他高兴极了，对我说：今晚九点左右准备看昙花开放，那很有意思，并告诉我，他笃爱昙花，不仅喜欢昙花的净洁、清香，更喜欢它那种为人们美好生活而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我因当时还没有看过昙花开放的情况，对他老所说的一番话的含义， 一时未能理解。他察觉我疑惑的神情，又进一步告诉我说：「昙花是吐尽芬芳而后凋的」！这时我才领会到他老对下一辈教育的深刻意义和他喜爱昙花的缘由。但我仍惋惜地说：可惜昙花一现，凋谢太快！他老沉默好一会，然后又耐心地开导说：「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也是短暂的一现吗？如果能像昙花那样吐尽芬芳 而后凋，那也就死而无憾了！」是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因而不能作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应对人类有所贡献，有所作为。这时， 我才完全懂得他老笃爱昙花和如此赞赏昙花的真正原因。
（六）重义轻利 服从真理
我父为人正直，重义轻利。他一向接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主张政治民主，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伐时，攻克南昌之后，他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朱克靖，还有蔡畅同志，都常见面交谈。
抗日战争前，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与救国会的杨东_交谊甚深。通过杨的关系又与陈望道、千家驹等结为友好。
在日本留学期间，凡避乱到东京的有志青年，有困难找到他，他无不解囊相助。湖南的留学生陈新宪，无钱交伙食和房租，他就设法周济。有时湖南省学生因交通受阻，公费寄不来，他就向东京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和湖南官费经理处交涉，并尽力替他们解决困难。在这期间，他只要可能，总是脱下军装，换上西服，参加进步的中 国留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如济南惨案的周年纪念，「五四」、「五九」纪念，「九七」、「双十」爱国活动，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留日学生组 织的各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运动，他都参加集会和游行，有时遭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弹压，他仍坚持斗争。他并同留日学生中各种反蒋派站在反蒋一条战线上，和他们一同主张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停止内战，对日宣战。他和步兵学校的田某，在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谈话，还在当时上海报纸上披露过。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和王若愚、冯璜曾回国一行，并顺便到北平故都观光。某日，他们三人邀同李任仁先生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柩，摄影留念。他题字其上云：「谁是真革命，谁是假信徒，总理之灵，实试评之」，字里行间即可看出他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鲜明态度。他留日七年，白崇禧、蒋介石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很器重他，并争取培养他，以便为其效忠，因而都给他优厚的留学资金。可他却爱憎分明，重义轻利。陈端本老人在回忆中写道：「刘斐同志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青年，他学军事，是要抵抗外侮，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绝不是胸无大志见利忘义的庸人。」
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宋庆龄、郭沫若、柳亚子等都常有接触和往来，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接触，获益更多，对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他还尽力帮助过不少的进步人士，如陈光宇、沈其震等从事抗日活动，并设法保护过一些进步人士的安全，如杨东_等一批文化人士在桂林时被国民党军统局列入黑名单，将予监视、逮捕，他闻讯后，即自重庆密电桂林「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加以保护。解放战争时期，有些过去进行反蒋抗日的人士如陈公培（曾参加 「闽变」）等被追捕，他即设法将其接到南京赤壁路一号家中隐藏起来，使他们免遭杀害。现任湖南省政协主任程星龄，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被蒋介石拘禁，也是他和程潜保释的。
从我父的一生，使我又一次领悟到一个人生命之可贵，莫过于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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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忆父亲刘斐》，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64号(1992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首发的【成败之鉴·共谍与中国内战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刘斐 特辑 1，收入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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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斐的下落
作者：赵家铭
刘斐是否是潜伏在国军中高阶层的共谍，早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国共战争时他随时将国军作战计划传送给毛泽东，所以「解放」后，毛在公开场合曾大为赞扬刘斐之贡献。一说刘斐亲共有之，而非潜伏分子，俞大维即持此说，系根据常理推测，乃书生之见。不过，在中共未公布事实真相前，两说都可疑又可信。
刘斐是中共的「功臣」应无疑义，从毛泽东为其安排重要工作及数次召见长谈即可证明。不过「功臣」的结局却十分可悲，兹引贵刊尹冰彦「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一文（第四十九卷第四期大陆来稿）所述：「李宗人关心的另一个人就是刘斐。刘虽然是湖南醴陵人，但一向是在新桂系里 发展起来的。远在李、白、黄合作之前，刘在马晓军部的白崇禧下任下级军官，从这时起，直到刘任国民政府的军令部、国防部次长、国共和谈的国民党代表，这二十几年的岁月，都直接间接与桂系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黄绍□遭遇冲击自杀的时候，李对我说：『刘为章（刘斐的别号）恐怕也挨上了，你如果听到他 的情况随时告诉我。』当时我已经听说冲击西四大院胡同李俊龙的红卫兵，到北太平庄冲击了刘斐。我到刘的家里，看见刘躺在床上，他妻子伍淑英的头被剪的乱七糟八（所谓被剃阴阳头），戴顶帽子躺在沙发上。他们有气无力地谈了被冲击的经过。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家、抽打、罚跪，并将存摺和现款全部收走，只留有硬币九 分钱。粮票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司机也都怠工了，煤栈和粮店对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卖细粮。生活立即发生了问题。」（下略）此时尚系「文革」初期，刘斐和 他的妻子伍淑英，以后的日子是如何捱过，不得而知？女儿刘沉刚的「回忆父亲刘斐」对「文革」受冲击之事一字不提，吾人更无从查考了。不过女儿如果详述父母 被抄家、被批斗的往事，无异指责中共之无功过无是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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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刘斐的下落》，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64号(1992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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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沉刚： 回忆父亲刘斐 [修订本] (外一种） 全文完
熊斌： 刘斐入赞军事中枢前后 (外二种)
问：刘斐尝在军令部工作，事先无人知其为共党工作也。先生对此人之观感如何？
答：抗战期间军委会同事中已有人怀疑刘斐有共谍嫌疑。杨宣诚曾劝郑介民密陈蒋委员长。但郑以刘斐深获委员长宠信，而又无具体证据，未便贸然上陈。
刘斐本为桂军之司书，初入广西军事学校短期攻读，旋为白崇禧侍从参谋，以聪敏获白之赏识，送赴日本习军事，当时官阶为中校。学成后返广西任少将高级参谋。抗战军兴，程潜任参谋总长，余任参谋次长，刘斐曾奉派来南京，接洽公务，此为首次相识。
二十六年冬余兼任大本营总办公厅主任。大本营所属第一部，下辖两组，第一组由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龚浩负责，主管作战，第二组由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负责，主管情报。刘斐欲入大本营，白崇禧、黄绍□向程潜力保，且谓刘愿参加作战计划方面之工作。程以商余，余曰：「可令其任第一组作战处长。但刘望得一中将阶级之职位，故表示不就。程遂呈明委员长，调原任组长之龚浩为总办公厅副主任，而令刘斐接长第一组。此为刘斐入赞军事中枢之开始。
翌年春大本营总办公厅取消，军委会办公厅恢复。大本营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成立军令部，徐永昌出任部长，余任次长，刘斐则任第一厅厅长，在职颇久。余赴陕之后半年，开去军令部次长，刘斐即继任此职。刘颇具心机，每逢战局变化，即令作战参谋预拟数份不同之方案，携之参加作战会报，窥蒋公意，然后呈出略同之案，因此蒋公颇重其才。
刘斐极聪明，唯学力不够，大约早已加入共党，还都南京之后，刘常发表不满现实之言论。徐州会战时，前线部队拟向某某方面突围，以此处共军力量较弱也，刘竟指示该部不得向此方向突围，诳称敌人于此处集有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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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与郭汝瑰
刘士毅口述
我一生中，以担任次长职位之时间最长。军训部次长做了八年，国防部次长做了三年。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未有什么贡献，当时国防次长一共有三位，秦德纯、林蔚、与我。后来林蔚换了黄镇球。
我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因为他对匪的军事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人便是参谋次长刘斐。有一次国防部开会，参谋总长所属各主管单位与国防部长所属各主管单位均须参加。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因一件公事在会场中当众请示刘斐，刘当场将公文丢在地上，大骂郭混蛋。刘与郭之宫阶都是中将，我们为郭深抱不平。以为刘之脾气太粗野，郭退下来，也对我们说：「次长侮辱我太甚，会议中我不便与他争，会后我一定要问他什么理由骂我混蛋？」不久，郭出任军长，与共匪作战，全军叛变。
还有一件事，当时国防部三位次长与三位参谋次长为了检讨军事情势，每周六聚餐一次，地点多在我的办公室，以便面谈连络一切。每次会后刘斐对我们说，他被剿匪军事弄得头痛，需要去上海轻松轻松。我们不疑有他，直到他以军事顾问身分参加和谈团赴北平投匪后，我们才发现他是潜伏在政府中替匪做工作的人员。他每周说是去上海轻松，实际便是去传递情报。他在会议场中骂郭汝瑰，为的是掩饰他与郭的身分，因为郭也是共匪之人员。如刘斐辈主管作战之高级官员都是匪谍，我们之军事岂有不失败之理。
刘斐能以军事顾问身分赴北平之原因是：蒋总统下野后，李代总统派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五位和谈代表赴北平。刘对李说：「和平谈判以军事为主，但是代表中无一熟谙军事的人员。」他毛遂自荐，李代总统乃发表他为和谈团之军事顾问。当时，有人由北平传信到南京说：「刘到了北平，毛泽东待之很厚。毛向人介绍说：『刘斐是我们打胜仗的最大功臣。』」大陆沦陷后，刘是匪之国防部研究组组长，汉口水利部长。从抗战胜利以迄大陆沦陷，匪能以二、三十万之兵力，打败我们五百万之部队，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要主管作战人员是匪谍，乃失败之最大原因。五位和谈使节中，张治中与毛泽东之关系不坏，抗战时毛到重庆便下榻张之家中。邵力子也靠不住，因为陈布雷自杀后，有一次张治中在南京家中请客，我与邵力子都在座，大家叹惜陈之死，只有邵一人认为陈是死有余辜。我问何以故？邵说政治上许多恶因都是陈种下的。邵与陈同事很久，对陈抱如此态度，可见他当时已经有「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的乖谬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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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印象
石觉口述
【问】许多人说刘斐是匪谍，将军认为如何
答：我很早就见过刘斐，他是湖南醴陵人，曾在白健公处当文书上士，后送到西江讲武堂，毕业后再送至日本念陆大。两广合作时，他和夏威将军到军校来。当时夏威并未讲话，他是一个中校，倒登台演讲，口才不错。后来他到中央作事。他是不是匪谍，我曾问过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将军，侯腾说刘斐曾想当湖南省省主席，但未得手，也许心里有些牢骚。而我认为问题不会如此简单，我有个感觉，但无直接证据，刘斐曾向汤先生介绍两名上尉到我部队，这两人后来发现是匪谍。另外各战场国军兵力部署及作战计划，匪都先知道，早就布好陷阱等著你去上当，如果不是高阶层泄密，天下那有这样的事。
我在华北也有一个经验，十一战区长官部邮寄给我一本战斗序列，收到之后连封皮都没了，我当时啼笑皆非，如此包括部队番号驻地的重要文书应派专人专送才是，那有付邮的道理。从此之后我向上报的军队位置都是假的，所以我的部队很少吃亏。华北剿总的一个副参谋长也有极大嫌疑，他到承德向我建议把部队分散堵住长城各口，我则问他，那么长城外要地何人负责？他说他负责，我反问他你负得起这责任吗？我听出话中有诈，而且是越权的，当然不会接纳他的建议。我在热河控制长六百里宽三百里区域，都有严密有效的组织与布置，情报很灵光，任何人进入我都知道，所以能独力撑持多年，道理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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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刘斐入赞军事中枢前后》、《刘斐与郭汝瑰》、《刘斐印象》，标题均为HGC所拟，分别是以《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将军访问纪录》（收入《口述历史》第2期）、《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收入《口述历史》第8期）、《石觉先生访问纪录》有关部分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首发的【成败之鉴·共谍与中国内战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刘斐 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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