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貂工人染新冠肺炎 荷兰首爆疑似动物传人病例
徐康良
(1907—) 浙江孝丰人。浙江第第一师范毕业、中央军校六期、中央航校一期、美国航校三所结业，历任空军三路司令、空军第二军区司令、东北空军第一军区司令、空军参谋大学校长。
1950年去台，任“空军训练司令”。1952年升“空军副总司令”。1957年调“国防部”联战会副主委。1964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6年退役，转任石门水库管理委员会主委兼管理局局长。1972年起改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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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我国经八年苦战终获胜利，国际地位提高，成为五强之一，亦是联合国之成员国。但是连年战乱，民生凋敝，抗战期间中共之势力坐大，有与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国家之隐忧很大。战后虽有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美国又派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而内战终不可避免。实际上的军事冲突在卅四年下半年即开始，到了卅五年秋冬在华北及东北各省，政府军与中共已经针锋相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仍将取决于战场。
我于日本投降之前一日到成都接空军第三路司令之任，当时副司令是胡国宾，参谋长是赖名汤。第三路司令部辖区范围是川西、川北、陕西、山西一带，因为公务需要，我常出差到西安，与西北长官公署之高级官员经常聚面。当时的长官是绰号「西北王」的胡宗南，不但是我的旧识，而且是小同乡及我的小学先生。胡之随从参谋程开椿及机要秘书王微亦是孝丰同乡，与我熟识。记得在西安时曾乘B-25机到延安一带侦察地形，觉得山峦起伏．不利于陆军大部队的运用。以后我方大举进攻延安，取得一空城，实在不值得。
在三路司令部任内约九个月，当时最大的一件事是办理接收美军遗留物资、器材。二次大战既已结束，美军人员复员回国，在华储积军用物资器材甚多，决定以半卖半送的低廉价格转让我国。成都附近因是美空军B-29的基地，物资堆积如山，由美空军驻华参谋长Gen.McConnell主持移交(McConnell继续留华一个时期，回国以后逐渐升至美国空军参谋长─空军最高职位)。
我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亲临主持接收的仪式，实际主办此事为航委会机械处副处长潘学彰，由我三路司令部助办。此类物资器材移交，以成都区办得最好。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将物资器材移交，剩下的飞机均予以破坏，当作零件交予我国。富有的国家之作风如此，我们看来很觉得可借。
胜利以后另一件重要大事是接收日本占领区及政府机关人员的复员。陆军所派的接收人员，很多纪律败坏，贪污枉法，接收被人讥为「劫收」，对政府之威信大有损害。尤其失策之事是政府强行规定以法币一对三收回沦陷区使用之储备券。当时储备券价值本高于法币许多，不似法币贬值得厉害，这一政策完全是政治上要惩戒沦陷区人民，使储备券价值大跌，几成废纸，人民怨声载道，政府在沦陷区民心大失。
我空军为接收日本遗留之物资、器材、飞机、营房、仓库等，成立了二十多个「地区司令部」，派出大批中校阶军官为地区司令官，实行接收。至于接收成绩亦有好有坏，从中自饱者当亦不在少数。其实此种接收方式并不很妥当，无必要派出如此多的地区司令官。
约于卅四年底卅五年初，我空军曾发生一件颇为震撼的事件，即时任第八大队作战组组长的刘善本，飞了一架B-24重轰炸机投向延安。当时国共内战尚未大规模发生，政治协商会议仍在进行，刘是我空军最早投往中共的军官。刘善本是山东人，官校第八期毕业，曾随我为第一批留美人员到美国受训。他的飞行技术很好，因此回国后即升任八大队作战组长。当日他的任务是由上海飞成都，但他折而向北，直飞延安，降落于面积小而设备简陋的延安机场。我方一时不知他的下落，随后中共将全部随机人员，包括副驾驶张受益在内，送回西安我方。事后据说刘善本早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活动，成为共青团团员，以后脱离组织很久。大概胜利以后，八大队驻防上海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与他重新建立联系，要他归党，受了这一压力，刘才有此举。随后刘在中共方面曾受重用，升迁很快，在一九五○年代已出任空军师长，后任副司令，但文革发生以后，据说被批斗而死亡。
刘善本驾驶的B-24重型轰炸机
刘善本与机组人员合影
民卅五年五月军事机构大改组，成立四个总司令部：陆军、海军、空军、及联勤。空军总司令仍派周至柔，副总司令为毛邦初(仍常驻美国)及王叔铭(兼参谋长，后成立指挥所于北平，自任指挥官)。全国分为五个军区司令部，将以前的路司令部与地区司令部取消。第一军区设渖阳，辖东北九省，司令是张廷孟；我是第二军区司令，驻北平，辖河北、察、绥、山东及河南之大部；第三军区设西安，辖西北诸省，司令是刘国运；第四军区驻汉口，辖华中、华南各省，司令是罗机；第五军区设重庆，辖西南各省,司令是晏玉琮。此外空总之下尚有训练司令部设南京(司令是刘牧群)，供应司令部设上海(司令是王卫民)。当时的编制是以驻防地区而定，空军部队驻防在某军区辖区时，即由该军区指挥。
我任第二军区司令前后历时两年半(卅五年五月王卅七年十月)，最后的八个月而且兼任东北第一军区司令，常往返北平与渖阳之间。在二军区任内，政治协商会议已失败，政府与中共之间武力相对，内战激烈，我司令部辖区范围内的几次主要战役依时间先后分别为集宁、张家口、石家庄、山东，及东北，其中除了开头的集宁、张家口二战役我军得胜以外，其余均因指挥无方而遭遇严重失败。到了我于卅七年十月奉调之时，军事情势已至难以收拾的局面，尔后的一年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共军席卷大陆，我政府撤退至台湾、海南岛及一些大陆的离岛，大片河山终至变色。就我记忆所及，那几次战役大致情况如下：
一、民卅五年秋攻取集宁战役
抗战胜利以后，我政府在华北有两个战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部设于北平，辖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长官为孙连仲、参谋长宋肯堂。十一战区指挥之陆军单位不少，约有五至六个军，驻扎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孙氏为旧西北军将领，战后已无自己的部队，所指挥者为中央各军。孙氏忠厚有余，但指挥非嫡系军队顾虑很多，不能应付裕如。其上又有北平行营发号施令，多所掣肘。第十二战区司令部设于归绥，辖绥远、晋北及察哈尔一部分，长官是早年百_R抗日一战成名之傅作义，晋军出身，其得力部下为董其武。两个战区以外又有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为陈继承。而华北之最高指挥机构是「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是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参谋长王鸿韶，三军的调派均由行营发命令。我空军军区司令部与陆军指挥机构相配合，常应陆军指挥机构之要求，派机侦察或出轰炸任务；因为中共等于没有空军，我方在空中没有对手，出任务时亦无遭攻击之虞。第二军区司令部本来应该是华北空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不愿在南京屈居次席，又因得委员长宠信，愿做委员长的耳目，于是成立空军指挥所于北平，常常直接指挥华北空军，与我司令部职责冲突，如易一脾气刚强者为司令必定会发生当面冲突，我的个性近于忍，大致尚能相安无事。
民卅五年秋，十二战区的部队向中共晋绥边区发动攻势，大获胜利，九月十五日攻占集宁城，我曾飞往归绥亲向傅作义祝贺。后不久传闻中共晋绥边区司令员贺龙曾派密使向政府接洽，有意投向中央，希能出任北平行营副主任，后不知何故未能实现。此事我亲闻自许朗轩，彼自称为中央所派的秘密接头人。贺氏虽为共军重要军头之一，彼出身草莽，如今逢晋绥边区在军事上之大挫折，观之于当时的军事形势，及中共上级之可能归罪于他，动了输诚中央之念，亦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当时此事能成，不但对中共是一心理上大打击，贺氏本人亦不至于会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致死的悲惨局面。
二、张家口战役
我政府原计画由十一战区的军队主攻，动用一个军的兵力，但实际采取攻势时仅派一师，卅五年九月六日攻占古北口后，即因兵力不足，攻势受挫。然后再由十二战区的董其武部由绥远东进，攻势迅捷，十月十一曰玫取张家口，又得胜利一次。于是董其武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后来我曾遇见傅作义将军，依我所知，傅军长驱直人王张家口，并无战斗也无损失，傅答只死一匹马而已，于此可见军略之成功与失败！
三、石家庄战役
卅五年我政府军与中共之军事冲突尚迭有收获，至卅六年情势渐改变，以河北省的局势而言，石家庄之役实在是势力消长有关键性的一次战役，亦是我方重要失误之开端。石家庄之守军为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原为胡宗南下属，其部队多为云南军队。先在卅六年夏秋，石家庄守军已感到周围共军之压力，曾要求增派援军，我空军曾奉令空运一保安团以增强防守力量。十月九日蒋主席到北平召见高级军事将领时，曾申斥罗军长大惊小怪，说明共军行动纯为抢割小麦而已。过了数日我接到行营命令，云第三军主力奉命转进保定，以增强平、津、保三角地带之军力与防务，要我空军掩护协同行动。我在惊讶之余脱口说出：「完了，完了!」在旁之王叔铭副总司令质问何事，我答说石家庄之守军本已感到兵力单薄，如今主力转进，又无周详计划，情况极不乐观。王当时指责我为何如此悲观，但事实发展果如我料，第三军转进保定的主力在途中受截击而被消灭，共军立刻以地壕战围攻石家庄，空军奉急命轰炸助防，已回天乏术，石家庄于十月底已形同失陷，华北的整个军事形势受影响。我方军事行动不够机密，受到中共情报人员渗透，能洞悉我方一举一动。此役以后，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的一位作战处长赵某即因通敌嫌疑而遭枪决。但照我看来，石家庄的失败主要是我方判断错误而轻举妄动所造成，等于是自己送礼，并不一定是对方的优越。此役且是最高当局亲自指挥，也不能怪部下将领。
石家庄弃守后，华北陆军指挥系统改组，北平行营及十一、十二战区长官部均撤消，成立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为傅作义，常驻北平。孙连仲调为南京首都卫戍司令，旧西北军将领归中央者，以孙氏比较最受重用及信任，此则一因其为人忠厚，再因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期他与陈诚已建立了相当好的关系所致。从卅六年十一月开始，傅作义成为华北军事最高负责人，常为派用飞机事与我接头，他为了保持个人行动秘密，常独自一人来我家要派飞机。傅氏治军有方，亦名重一时，但到卅七年底华北局势紧张之时犹疑不决，军队调动匆东忽西，终为共军所困。我国陆军虽经历八年抗战，畛域之见未消，实际上仍然派系分明。李宗仁以行营主任在北平高居首位，坐镇两年，虽有才能而无能为用。当时彼眼界甚高，对于华北战场的实际情况似乎不经心，于是在军事会议时无人敢拂逆蒋主席之意，当亦是我方失败因素之一。
四、山东省诸战役
抗战胜利以后，我政府军接收山东即遭遇很大困难。共军在战时发展的根据地已根深蒂固，很难应付，我军仅占领青岛、济南及胶济、津浦铁路沿线一些城市。山东的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为王耀武，隶属的军队由李仙洲、张灵甫等统率。山东因为是我空军二军区的辖区，我也常因公务赴济南。民卅五年底济南曾发生一件内部纠纷，涉及我空军。缘因我驻济南空军人员因细故与宪兵发生冲突，空军飞行员一人被击毙，一机械官受伤，宪兵亦有一人死亡。当时双方相持不下，事态严重。我闻报以后带同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傅瑞瑗亲赴济南交涉，因为傅是山东人，且与一些陆军将领有旧，易于从中缓冲。当时王耀武态度不错，因为感到作战时空军的支援要远比宪兵重要，故此次事端以充分的抚恤及将宪兵单位调离为准则而解决。为了此事我曾被召赴南京亲见蒋主席，终因圆满解决而无事。
卅六年间山东战事转剧，但是两次主要的战役，我方的失败其实都咎由自取。先是我方于春季发动攻势，到了五月中旬张灵甫军以机动部队轻易进入共军的老巢沂蒙山区，终于遇伏而遭全军覆没。然后到了卅七年春，王耀武的主力两个军由李仙洲统率，在博山、莱芜之间因调度无方，仅于数日之内即被共军陈毅指挥的部队击灭。在此战役之后，蒋主席曾带同参谋次长刘斐亲临济南，召集军事会议，我亦参加。得知此战役之决策布置乃由最高当局厘定，不能怪罪部下。我方经此两次败仗以后，实力大损，省府济南实成一孤城，情势恶劣。半年以后共军对济南发动攻势，吴化文(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投共，济南城于九月廿七日失陷，我空军人员幸于事先派有傅瑞瑗与吴化文联系，吴氏念旧而未立即占领机场(傅原在西北军与吴有金兰之交)，故得于情况紧急之中安然撤出。
五、东北之军事发展
苏联于日本投降前夕对日宣战，挥军进入东北，占领重要城市、海港，及交通线。中共在抗日后期已在东北建立发展游击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中共党政军人员兼程进入东北，得到苏占领军帮助，取得日军装备，已在东北建立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我方接收的部队遭到苏联军队多方刁难，进展迟缓。东北之整个局势实在已是困难重重，但我政府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得不设法收回东北，在军事形势上实在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自卅五年至卅七年初，我方与共军在东北激战多次，在军事上已呈颓势。卅七年三月一日我奉命兼任空军东北第一军区司令，到任时东北实际上已剩下渖阳、长春、锦州三孤点，陆上交通已断绝。东北我方虽有二十万人军，但早已失去主动，在被包围的情势之下，互相难以支援。当时守锦州是九十六军(云南部队，军长是卢浚泉)及部分中央部队，最高指挥宫是警备司令范汉杰。守长春的最高指挥官是郑洞国兼吉林省主席，其下有两个不完整的军：新七军(原孙立人部队，军长李鸿)及六十八军(云南军队，军长曾泽生)。守渖阳的部队较多，总指挥官是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下有兵团司令廖耀湘、周福成。部队包括：新五军(军长龙天武)，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三军(军长潘裕昆)，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及郑勇笈军等。
卅七年秋东北情势危急时，蒋总统偕夫人率重要军事人员飞抵渖阳(随行者有战区长官杜聿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勒总司令郭忏等) ，于十月二日亲自召集军事会议，军长以上阶级者均出席，我亦在内。会中由国防部第三厅说明厘定了一个欲救锦州的方案，但陆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均不同意，认为力量不够，无法进行。纷纷陈说理由，蒋仍坚持应照原方案进行，由渖阳派军西进，求解锦州之围，陆军将领们均甚沮丧，但不得不奉行。
次日晨蒋总统同时召见五位将领：杜聿明、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陆军东北补给司令刘耀汉及我。杜聿明与我先抵达会客室等候，两人略作交谈，当时因苏北一带密云紧布，大战将至，我很关心情势，故问杜长官我方大军集中徐州，而徐州为四战之地，对人员的补给重要，如何维持徐州对外交通线。杜答曰已命令部队从扬州北上，打通至徐州之交通线。我心中觉得不对，就说苏北地区是中共新四军的老巢，对地区人民控制严密，我军即使可以打通一条线，亦有随时交通会被切断之虞，这一条苏北的路线实在无补于徐州的形势，因为没有补给运输的价值，如何确保蚌埠至徐州的铁路运输才最重要，杜亦表同意。但不及两个月，徐蚌会战展开，我方果然交通路线遭切断，徐州的大军被困。黄维、胡琏兵团(胡为兵团副司令)即在蚌埠至徐州的中途被共军吃掉，胡仅得身免，而徐州突围的大军亦遭全军覆没，我方的军事乃一败涂地。
在东北于十月间即按总统决定的方案行使，由渖阳西进之军未及半途，锦州已陷(十月十九日) ，四日后长春亦失，西进军陷于进退维谷，仅五十二军刘玉章部之两师人经辽阳仓促撤至营口，得由海上运至上海以后辗转抵台湾，其他在东北之二十万大军尽丧，渖阳亦于十一月二日弃守。我空军人员除少数自愿留下以外，大部均及时撤出，我则先于十月下旬奉命调差，先回北平办理移交手续。在兼任东北第一军区司令的八个月正好逢上东北丢失的最后一幕，再一次见到由最高当局亲自指挥之下的军事失败。
东北彻底失败以后，华北的局势已不可为，傅作义不愿将军队撤到南方，紧接而来的是徐蚌会战(中共称为淮海战役)的再次大败，傅氏与中共已暗中进行和谈。卅八年一月蒋总统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务，是月底共军进入北平，傅作义全军解甲。我方政治混乱、军事溃败，在一年内尽失大陆，政府退保台湾、海南，及部分离岛，距离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期仅只四年余，可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巨变。
民卅八年年底政府在大陆节节失败撤退之过程中，我国的两个民航公司发生异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均为我空军旧人，在情势恶化的情况下，于十一月九日率领两航人员驾驶十二架客运机飞往北平投向中共新政权，而两航在香港之资产亦为香港政府冻结。此事发生后，民航局长左纪彰(我航空班同学)无法向政府交代，滞留香港一段时间后转往美国居住，始终未曾来台湾。
卅七年十月下旬东北情势极度紧张之时，我奉调南京空军参谋学校校长，以十一月一日为到职日期。到了南京参加空军会报以后，仅五天即开始办理参校迁台湾的事宜。我空军的迁台计划办得早，大致各单位迁台后都很完整。参校分派到台湾南部的东港镇，接受了一部分以前日本海军航空基地的宿舍，与空军预备学校在同一位址。迁台以后参校与其他空军单位一样，奉命要加强政治教育，故常邀请名流、学者来校作专题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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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抗战胜利到撤退来台》，是以《口述历史》第8期收录之《徐康良先生回忆录》同名部分及后之有关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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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本
刘善本(1915-1968)昌乐县泊庄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附中。1935年，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民国空军第八大队任作战参谋。1943年，被中华民国政府送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取道印度，绕道卡拉奇，“就地待命”。日本投降后回国。其间，他阅读了英文版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对革命圣地延安产生向往之情。
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德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
他是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驾机叛逃的。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叛逃。周恩来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一位1948年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说：“刘善本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景仰的先驱。”
194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其办公室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与他合影留念。
1946年9月，他从延安赴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为副校长。为共军的初建培养了大批骨干。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宴请刘善本等一批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时，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有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刘善本后历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开国大典时，他和第一代飞行员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检阅。
刘善本驾机参加开国大典
在韩战中，他作为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一些外国军事专家不肯相信这是年轻的中国空军所为。
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获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他通过邓颖超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林彪、吴法宪一伙在空军学院及空军的作为。这些信件落入林彪、吴法宪一伙手中，致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3月10日去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妻子周叔璜被选为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资料摘自《潍坊市志·人物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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