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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大陆作战的试探
徐学海口述
一 策划反攻大陆
民国五十年初，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大陆民不聊生，大批难民涌向香港，其内部情况一片混乱。政府最高当局责令军方积极准备对大陆用兵，遂行反攻圣战。五十一年，开始有了初步的策划作为，海军至少有刘定邦、陈振夫、叶昌桐参加由国防部主导的幕僚阶层作业，地点在台北县三峡。然而真正大规模的高层作业，应该是在五十二、三年以后。国防部交待三军总部成立了作业室，空军为擎天作业室，海军则为光明作业室。分别研拟各阶段作战计画，测试各项行动构想，全面进行后勤整备。又为了深入了解敌情以及策动大陆人民抗暴，国军增设特战司令部，统筹对大陆战略目标遂行突击，派遣谍报人员潜伏于要塞地区附近，俟机进行策反、破坏的任务。特种任务从不假手六二部队，但海军为配合特战的需要，不仅派遣蛙人参与特战任务，而且派遣舰艇担任护送特战队员渗透大陆海岸。原则上，海军舰艇依国防部之指示，将特战队员适时安全地护送至其所指定的海岸，至于友军在内陆任何后续行动，海军从不过问。特种作战之成败，往往取决于行动之能否保密，是故，海军参与订定特战作战计画的参谋人员，均经由总司令核定，其他任何人员均不得与闻，即使时任总司令刘广凯上将的特别助理刘和谦上校，亦不参与作业。该种作战计画系列为绝对机密，亦即最高机密等级。当时海军另有个大业计划，投资大笔经费建造登陆艇。反攻军总司令由海军总司令黎玉玺兼任。光明作业室的编组机密等级非常高，和我处理寻常业务的作战部门没有关系，可是我也被他们纳编，参与了很多作业。
我发现光明作业室的问题很大，负责督导该室作业的总部副参谋长赵汉良是黎总司令电雷一期的同学，他是师爷型的人物，虽曾担任过两栖部队参谋长，但未经历过主要舰职，所以由他来督导作业，可想而知是纸上谈兵。光明作业室的其他人员在官校的年班都比我低，海上战术素养不够，故而我认为海上作业部份问题很大。后来宋长志任总部参谋长，了解光明作业室的问题后，就主动修改，光明作业室仍负责策划，海军支援作战的战备整备事宜，则交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副参谋长许承功负责。许承功却表示：「这不是我的事，我是管正规的作战，这个作战我不晓得，我不管。」许承功一口回绝了宋参谋长的指派，宋知道许有来头，虽十分气恼，却不便发作，遂再找作战组组长杨西翰，告知许助理不接，要作战组接。杨西翰当即回答：「他不接，我怎么敢接。」杨西翰虽占少将缺，但许承功对他一向不假辞色，实在没有道理，杨实际上对许有些惧怕。于是宋长志再找到我，告诉我原委，我就报告说：「我想我能够担得下来这个任务，但请您不要告诉他们由我接了。」这样解决了宋参谋长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是为了达成宋参谋长的意图，投入了光明作业室的战备作业。由于宋先生对我有这番了解，所以后来我自参大十五期以第一名毕业，宋先生就要我到总部接作战组或训练组的组长。但我觉得不能总是担任幕僚，必须上船。
二 八六海战
以上所述有关反攻大陆作战的策划，可说是八六发生的背景之一。
「八六海战」的作战计画称为「海啸一号作战」计画，它是依据国防部令颁「蓬莱一号」计画所策定暨执行。前此，海军曾执行过此类的特战任务若干次，甚而突击地区远达山东半岛海岸。惟历次任务多系将特战队员送至大陆海岸后，我舰艇遂即行返航。然此次任务不仅将突击队员送至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并于其任务完成后接载返航。本「海啸一号作战」计画，由专案幕僚拟订完成后，确曾签准总司令刘广凯上将核定后付诸执行。
海军执行此任务，为慎重计，特组成「海啸一号督导小组」，由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督导官五员，进驻左营督导作战之遂行。该作战计画除呈报国防部，专送陆总部（此次特战队员系属陆总部特情队）、空总部（由擎天作业室签收，该室系负责空军反攻大陆作战的计画编组，于八月五日中午与该室黄姓参谋连络，正式通知空军「海啸一号作战」计画订于八月六日执行）。本作战遂行时，海军总部运用一种秘密方法，全程掌握中共沿海的雷情作业，适时通报剑门舰，俾利其迅即采行因应行动。
「八六海战」的经过是极端惨烈的，海战不同于陆战的是，前者系敌对双方互相以各种舰炮对击，而后者却仍可利用地形而躲避。据当时剑门舰生还者报告称：中共系以八艘舰艇集中炮击我两艘任务舰战，剑门舰与章江舰终至沉没，但中共舰艇可能被击沉的有五艘，重创三艘。
我在总部担任作战组副组长时，参与了很多作战计划，但「八六海战」一役策划时，我因奉派至马祖，初时并未参与，那是杨西翰和李沅骥在战情室研拟此次特种任务。我自马祖回来后，留在总部执行，故对计划和过程也非常清楚。李沅骥是当时跟着我的一名幕僚，他是李品仙老将军的儿子，与现任海军总司令伍世文同学。他非常优秀，不幸在情报署长任内因肝癌过世。我们两人专门负责特种作战，几乎当时所有的特种作战计划均出自我俩之手。
我被总部派到特战司令部任海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司令为易谨（黄埔十期）。我在那里看过整个特种作战的构想。我将这份计划带回总部，向上级报告。那时我们也很注意中共的雷情，他们已能掌握我们很多船的动态。我们若是贸然派船过去突袭，中共一定立刻有所反应。我们自然不会迷迷糊糊打仗。我和李沅骥策划时，对敌情亦有所顾忌。我也和国防部撰拟反攻大陆计划的国光作业室的负责人到马祖，了解由马祖如何支援特种作战。我也到金门去了解，如何自金门支援，所以那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特种作战对海军绝对是个巨大的负担，既然要反攻大陆，就需要靠特种作战来点火。
本案计划作为堪称前所未有的慎重严谨，此因我们事先对敌情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共观通系统的能力掌握了详尽的数据，我们曾向国防部和友（陆）军反应过本案的可行性甚低，而危害性极高，然而上级认定本案有其战略（非战术）含义，务必进行。以往本军曾实施对大陆特种作战多次，但从未派遣将级军官担任战术指挥官，此次由胡嘉恒少将负责指挥，冯启聪副总司令担任作战指导，亲率作战助理副参谋长许承功少将、作战组组长杨西翰上校进驻左营舰指部战情室，全程监督与必要时之指挥，我则和总部副参谋长牟秉钊少将留驻台北总部战情室掌握状况，不断报告给参谋长和刘总司令，并负责与空军及六二部队的协调与联系。
当晚我守在总部战情室中，牟副参谋长则回涛园宿舍。清晨四、五点钟我呼叫剑门，末获回音。我不停呼叫，后来断断续绩收到剑门无线电的答覆，这时我怀疑是中共冒用剑门的频道。于是我立刻请示牟副参谋长，并要他请刘总司令来此。同时拿笔迅速记下整个过程。我也向空军申请派机支援，但空军的JOC居然不知此一任务，那是因为此一作战计划是交给空军总部擎天作业室，擎天作业室并未交给空军作战司令部。而我亦事前通告六二部队作战组长赵士骧，要他们准备采取行动，随时下令派阳字号出去。刘总司令一到，我扼要向他报告情况，还未报告完，黎总长来电，要刘总司令立刻和他一同到阳明山见老总统。刘总司令遂立即赶至介寿馆，随黎总长赴阳明山。结果他和黎总长向老总统报告时，果然未能清楚掌握状况，后来刘先生有一段时间对我很不谅了，认为我害了他，我未作任何辩解。当时我确实尽了本分。也有很多人找到我当代罪羔羊，指称我未告诉六二部队作战已开始，也未告诉空军，所以空军不晓得。这种说法完全不符事实。我曾说过作战部门有错误，那就是：1．明知不可为而为，未能报请总司令向上级强烈反应，如此或可避免海军一劫；2．计划作为时未深入考虑任务支队可能遭遇最坏之战术态势，以及较详细但有弹性之指导，果尔，胡少将失去章江舰之联络后，依战场上之战术态势迅即脱离战场，至少立即以无线电请示督导组长指示其后续行动，当可避免剑门舰遭中共舰艇围剿，终致沉没的命运。
「八六海战」以后，海军不仅对全盘作业逐一检查，并深入检讨，以最具体的意见建议国防部。海战中被俘的王韫山舰长是卅九年班第二名毕业，以他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来看，在海军之中至少能升到副总司令。他的哥哥王雨山是青岛五期毕业。
这次作战中共能够获胜，主要关键是中共海军取陆军式的打法，先集中火力击沉章江舰，并判断剑门舰一定会投入战场。我承认我们在拟定计划时，未想到这一点。如果早想到，可以在章江出事后，要求剑门尽量救援，但情势无法挽回时，剑门应迅速脱离战场。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又有谁敢提出脱离战场的建议呢?
总部作战组副组长任满，本来要上二级舰任舰长，但许承功一直要我留下，这么一来，我的舰上经历就耽误了。许承功遂打了个报告给黎总司令，说明：「徐学海因业务需要，现在无法调离，如此将影响二级舰资历，请准予直接派一级舰。」总司令批「可」。所以刘总司令接总司令后，顺理成章地派我为太和舰长。当时国防部人事行政局局长不同意，说我仍是中校，而上校等着派一级舰舰长的还有多人；其次说我没有指参教育学历。但刘总司令执意派我。局长易劲秋遂亲赴海军总部找刘总司令协商。此时宋长志先生在旁缓颊，说暂时不派我上太和，等我海参院毕业后再派，双方遂各有台阶可下。这样我就先进了海参院，而毕业时我侥幸拿到第一名，就直接派一级舰舰长了。
胡嘉恒先生最倒楣，他原担任黎玉玺总司令的勤务处处长，黎先生升任总长后，已内定调胡嘉恒为总务局局长（中将缺），结果却在最后一次任务出了事。
「八六海战」可算是反攻大陆计划中的一个「点火」措施，但海战失败，也把老总统打醒了。当时陆军总司令就极力反对，认为我们没准备好。去年我到厦门，看到当地的地势，感觉如果我们当年从厦门登陆，恐怕立刻就会被消灭，因为那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地形。所以当年未进行反攻，确实避免许多人的性命牺牲。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反攻大陆作战的试探》，是以《海军人物访问纪录》第二辑（台北：中研院）收录之《徐学海先生访问纪录》中同名一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赖名汤： 一项没有实施的反攻大陆计画
在我担任副参谋总长期间，我所主管的业务是以督导作战为主。根据总统的要求和指示，当时的作战任务，不仅在加强战备，确保台澎金马的安全，尤须积极筹划，作反攻大陆的准备。
总统蒋公再三昭示，反攻大陆，摧毁中共暴政，解救同胞，重建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国民革命的第三期任务。中共在金门前线掀起炮战失败之后，毛泽东在大陆上推行的所谓「三面红旗」暴政，也遭到更普遍更强烈的反抗，连中共内部也呈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总统认为反攻的时机已日益接近，命国防部从速策定反攻计昼，加强部队训练，并将部队重新筹组，准备随时反攻。这项策定反攻计画的工作，在国防部方面，主要系由参谋本部负责，参谋总长为总统的军事幕僚长，负有全般责任，副参谋总长则协助总长执行国家政策。我虽为副总长，但我负责作战有关的全部事务，换言之，站在反攻行动立场，我应代替总长主持与作战有关的一切工作。
我既负有督导作战的责任，为贯彻总统的要求，于是迅即提出建议，组成临时机构，专门负责策拟反攻大陆作战计画事宜；为保持机密起见，并建议此一机构所拟计画不要与作战次长室的一般作战业务混合在一起。这个机构名为国光作业室，设在台北近郊，调朱元琮中将担任作业室主任，丁继榕少将为副主任。作业室下分设情报、计划、后勤等三个小组。各军总部另设战区作业室，如华南、华中、作战区等，其下分设类似的小组。参与工作者，均系从参谋本部及各总部中挑选的三军最优秀人员；他们分别各就所长，担任草拟有关部分反攻作战的计画。全部计画属于绝对机密；除参与计画有关的主管外，就连国防部参谋本部人员也无法知晓，他们不但无法知道计画的内容，连我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同时规定，参与作业人员不得向任何人泄漏他所做的任何工作，尤其不能让美国人知道，所以美军顾问团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项反攻作战的计画，完全是基于独立反攻的构想，不依靠美国，因此不能告诉美国人。如果当时美国人知道了一定会加以阻止。我记得，我们的计画分为敌后部分与两栖登陆等部分，前者代名为「武汉计画」，后者如奋战区的作战计画，都已经分别订定详细方案。
我们经常举行策订有关计画的研讨会，凡派定参与拟订计画的人员，均准备必要资料，在会中分别提出研究讨论，必要时，并请有关总司令参加是项研讨会。
总统因关心是项计画策订的进行情形，时常亲自听取工作进度报告；有一次在国光作业室的小楼上办公室向他提出报告，在他的一个地下室内，至少也曾做过二次以上的报告。在总统府则于每周四照例需提出有关反攻作战方案的报告，参加听取这项报告的人员，总统之外，有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参谋总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联动与直接作战无关，故不参加），以及有关作业人员。属于大规模的全般性的计画，差不多均由我亲自提出报告，而一般部分的计画，则由丁继榕报告，丁氏口才甚好，能清晰说明每一计画的立案精神。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在国光作业室的主持推动之下，我们完成了不少作战方案。总统非常仔细，每于听取报告之后，亲下手令，嘱有关部门修改某些方案的内容。
同时为了策订计画与作战地区地形密切配合，在台北另设有一地形作业室，空间很大，其中的大陆各省详图，除挂图之外，还有地上模型，沿海各登陆区的地形图尤为详细，像福州、厦门、汕头一带的地形，何处有一小山，何处有道路、桥梁，何处有一独立家屋，都在地形图上显示得清清楚楚。这个地形作业室，也就是准备反攻作战时的一处指挥所。总统也经常亲自到地形作业室去巡视。
国光作业室所推动策定的反攻登陆前的作战计画，登陆时的作战计画，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计画，以及各个地区不同的作战计画，一一完成的同时，部队训练的加强与重新筹组，皆已达到适合执行任务的状态。此外，在后勤动员与防空设施方面，也完成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对于后动的具体策划，譬如我们曾经计算国军所有船艇的运输能量，觉得军方船只不够，需要动员商船，为了使商船适合装载军中武器，又须研究如何事先加以改装；实际上，我们已经改装了一部分商船，而且曾经举行过装载军品等演习。更进一步，关于全面性的人力如何动员，物力如何动员，我们均分别作过具体的策划和计算，使能支援全般反攻计画的实施。对于复兴基地各城市的防空设施，我们也经常举行演习，作过多次测验，使各种应有的措施，达到更加妥善的境界。
我们知道，总统蒋公一直是无时无刻不在念念于如何实现反攻大陆，解救同胞，重建中华的理想。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他在复任总统职务之后，即曾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的号召，勉励复兴基地军民积极努力，迅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是年六月，韩战爆发之后，他曾经建议美国，由我国军派遣一支部队，赴韩国作战，以期从此开创反攻的机运，开始之时，我们预备派一个军，参加韩战。其时麦克阿瑟将军正在日本，担任联军统帅，韩战发生后，麦帅曾应总统蒋公的邀请，于七月三十一日，访问台北，翌日发表声明，他表示蒋总统的决心与美国的共同利益相符合；在原则上，他认为我们国军部队的训练和经验，可以担当韩战的任务，因此同意我们的想法。但他报到华府时，未获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四十年二月六日，麦帅向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建议，以中国军队用于韩国或其他地区。三月二十四日，麦帅且公开声明，主张将联军行动扩至中国大陆直达鸭绿江。四月六日，美国发表了麦帅主张使用中国军队反攻大陆的函件，美国政府同时宣布对华政策不变，仍反对使用中国军队。后来据说美国研究的结果，惟恐我国军队介入韩战后，可能引起苏俄的参战。同月十一日，杜鲁门总统且下令解除麦帅一切职务。美国嗣即与我商订协防条约，使我国失去一个反攻大陆的良好机会。
国光作业室所推动策订的计画完成之时，我们已苦等了十个年头。为推动国军的进步，保持国军的精壮，使能随时执行统帅交付的任务，在成立国光作业室之前的若干年来，国防部按例每年都要办理四件大事：一 军事会议；二 双十节国庆阅兵；三 总统亲校；四 三军联合演习。依照往例，这些活动我们多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国庆阅兵与联合演习，固常邀请外宾、侨领、民间团体领袖与政府高级首长参观，即军事会议亦必邀请政府高级首长（五院院长、各部会主官）、国民党高级干部、美军顾问团团长与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有关高级人员参加。但我们完成一切反攻计画与准备这一年的军事会议，却改变了方式，均在秘密的情况之下进行。
这次军事会议，系在北投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举行。整个会议由我策划，我担任大会的秘书长，全部议程由我提报总统决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商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开始后有关的一切问题，事实上，这次会议也就是反攻大陆的誓师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的性质与目的跟以往不同，所以没有邀请政府首长参加，对美方人员一律保密。我们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总统发表闭幕讲话之前，全体与会人员起立向总统宣读了大会决议文，决议文的主旨，就是宣誓反攻大陆，说明在反攻开始时，大家如何来遵守大会的一切决议。当时会场的庄严肃穆气氛，显示出大家的心情非常沈重。总统站在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完大会决议文之后，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也是异常感动。这是我们政府播迁台湾以来，历次军事会议中最庄重，也是大家心情最沈重的一次会议。大会结束之后，回到家里，内心沈重的感受仍未稍减；只是心想，我们苦等多年的反攻大陆的时机快要来了！不过对于家人还是没有露出一点异常的痕迹，只是自己心里有数。一方祷告，一方期待反攻令的早日下达，我身为副总长能见到反攻开始，反攻成功，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军事会议─反攻大陆的誓师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等候，尤其是三军各部队，特别是被指定担任作战初期登陆任务的那些部队的部队长，他们都在等候，但是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几个礼拜之后，统帅部的命令还是没有下来。又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没有听到任何的指示，我想这项反攻大陆决策的行动，恐怕又要往后延期了！原因何在？虽然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可是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考虑美国方面反应的关系。或许高阶层已经将我们的意念通知了美方，而美方有不同的意见；也许我们没有通知美方，可能是高阶层自己经过研究后考虑到：假如我们向美方提出，若美方有不同意见，我们又将怎么办？
当然，根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除非中共向我们攻击，我们先向大陆主动攻击是与防御条约相违背的，假如我们要一意弧行，后果是值得顾虑的。因此，我想总统蒋公是不是经过这样一层考虑之后，觉得单独反攻大陆的做法，对其后的中美关系将会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就将这个反攻计画搁下，暂时不谈。是否如此，当然，总统蒋公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之下透露过，也仍有待有关史料的公开，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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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项没有实施的反攻大陆计画》，是以《赖名汤先生访谈录》同名一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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