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貂工人染新冠肺炎 荷兰首爆疑似动物传人病例
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河东路180号修建了这栋别墅。1934年，也就是红军长征开始那年，主人将其送给她的好友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此后除抗战时迁居重庆期间，每年夏天蒋宋夫妇都来此避暑。蒋介石为此题名“美庐”并刻石院中，这里与上海“爱庐”和浙江莫干山“澄庐”一起成为他与宋美龄三处私人别墅。
“美庐”题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这座官邸又成为不久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外公住所。当外公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先是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算是与蜗居台湾的别墅前主人蒋介石打了声招呼；随后他发现有人在叮叮凿着什么，原来接待方已快要把 “美庐”题字抹去，“庐”已模糊不清，“美”还依稀可见。多亏外公伸手阻止，后人今天才得见这一页记载在石头上的人间沧桑。
70年来，几乎所有国共两党要人来庐山都到过这里。楼高两层的美庐不知承载过多少历史人物，聚会过多少政坛风云，流传到现在的却是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那就是毛贺庐山相会。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外婆才开口说起与外公的庐山相会。根据几方知情者叙述，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外公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7月5日这天晚上，外公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答复是：“七号、九号……” 小封记得：外公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外婆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无声无息地在一栋两层楼前停下。距这栋楼不远处还有一栋小楼，灯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到来。院子里安静极了，大门口甚至没有了往日森严的警卫。
打开车门的是卫士小封，他与水静一同把外婆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值班室坐下。小封只认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兼秘书水静，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弱的老太太是谁。他上楼报告外公：水秘书她们来了。外公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小封走后，他还是坐了下来。
外婆被小封和水静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
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做安顿也下楼去了，两人在值班室等待着。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他们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外公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外婆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而小封回忆是他为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水静说美庐只有沙发，也许他们是对的。庐山相会的最初时刻，外婆是无法说清的。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在相会中间，外公按响电铃叫小封上来过一次。他给杯中续水，还各放一条小毛巾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便退了下去。几十年后小封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外公再次按动电铃，小封很快进来，把外婆搀下楼梯。外公还让他把水静叫上来。当时已将近半夜了。
水静很快从外公那里出来，小封把她和外婆一行送上车，看着她们离开美庐。据水静回忆，外公对她说的是：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小封上楼准备安排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小封拿烟上来，外公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外公又让小封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外婆吃。外婆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小封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快一点钟了。打完电话，小封又上楼为外公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
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
这顿饭让水静吃得好不疑惑，原来主席请客竟是这个样子？卫士长不知道外公请客的原因，不过他告诉水静，今天确实是主席请客，平时只有四个碟子，其中两个放的是辣椒和霉豆腐。一次水静还听外公吃饭时若有所思地说过：这比井冈山强多了，也比延安时期好多了。过去节约是敌人逼的，现在就要靠自觉了。
说起外公在井冈山和延安初期的饮食，没有人比外婆更清楚了。饮食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外公一生坚持朴素的饮食观，不也是他心中难忘过去岁月，难忘过去战友包括外婆的一个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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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喜欢手书古诗词，其中多首是李商隐的作品。这首《锦瑟》写的似乎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或许我们可以把庐山相会看作外公送给外婆50岁的礼物。只是这份礼来得太急，太重，后果是无论送礼者或收礼者都想不到的。在下山后的日子里，外婆茶饭不思，全身心沉浸在对以往“华年”的追忆中，病情危殆——她几乎化为一架“锦瑟”，用心灵弹奏着哀婉忧伤的旋律。
庐山会议期间，66岁的外公还默写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没有写出“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六句42个字。美庐一层现已辟为展览室，展出了该手书复制件。解说员称对这六句脱漏，民间有多种说法。“与贺子珍有关？”不知我身份的解说员对这一提问笑而不答。
在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据说是外婆1959年一上庐山时住过的那栋楼。然而，这座位于莲谷路上的别墅已经被岁月无情改变，成了多户人家住的“大杂楼”。由于事先打过招呼，一位女士特意赶来介绍情况。她说：此楼曾是俄国舞厅，现在则是单位宿舍。
尽管历史上如此传奇的两个夜晚都发生在这里，但这栋楼是我在庐山所见别墅中变化最大、境遇最差的一栋。楼前散落着几块从它身上拆下来的大块条石，满眼是水泥白灰墙面和防盗门。几株苍翠的古松虽然成了灯杆和晾衣杆，但仍然坚定地守卫在楼前。另外几株已经枯死了，枝杈仍然不屈地伸向天际。
对于1959年的毛贺庐山相会，妈妈当时一无所知。已经准备好做新娘子的她，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外公履行他许下的承诺：“娇娃，你的婚事，一定等我开会回来再办噢！”
外公是6月底上山的。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7月9日，毛贺相会；7月14日，彭德怀上书；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妈妈这才知道外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她告诉我说自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山上）吵架了，（外公）拖到8月底才回来”。
8月23日，前一天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外公在中南海的家里为妈妈主持了婚礼，来宾有外
婆长征时的战友蔡畅和邓颖超。长女出嫁了，作为父亲，外公了却一大心事。
外公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和外婆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我陪她到‘180’（美庐）。当时美庐是庐山最好的房子，中央来了人都住那儿。后来才有芦林一号，是主席专用的。林彪到楼门口迎接，两人握手，你外婆就问：小林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感慨道：那个年代还叫林彪“小林”的，恐怕也只有你外婆一个人了。其实，外婆（1909年生）比林彪（1907年生）还小两岁。
外婆在江西的护士卢泮云阿姨则记得林彪全家多次来南昌外婆寓所拜访的情况。少言寡语，罕与人交的林彪能够主动登门拜访早已远离政坛风云的外婆，每次还能聊上半个小时，现在想来，实在有些难为他了。除了顾念战友旧情，恐怕找不出其它解释。据说，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惟有永远的“老总”朱德。即使拜见外公，林彪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事论事，不含串门性质的。
此外，在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中，陈毅、曾志、康克清也到南昌看望过外婆。朱老总（朱德）、彭老总（彭德怀）则在上海看望过外婆。
“说到‘彭老总’，彭处长扬起寿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给我讲起当年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我是59年到庐山交际处的，手下管着几个人。当时年轻人开玩笑，叫我’彭总‘，还起了外号叫’彭霸天‘。《洪湖赤卫队》里不有个彭霸天么。’
‘1959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彭德怀、贺龙，还有几位领导，都是去食堂统一吃饭，别墅是不起伙的。当时就是这么个条件，没有那么多厨师呀，也没有液化气，都是烧煤。’
‘有天中午吃完饭，我急着往’214‘少奇那里跑（注：彭处长时任刘少奇的生活管理员），后面有个小年轻，姓李的，我们一起搞接待工作的，就喊我：彭总，等等我呀！咱们一起走啊。这时候，彭德怀也吃完饭出来。当时可能已经写了信，心情不好，一个人走。听见以后，他就回了下头，看是谁叫他。’
‘哎呀，把我搞得，那个害臊呀！后来，我就骂他：乱喊什么呀！人家才是真彭总，我算个什么呀……哎呀，真是好笑！后来，他也当了牯岭饭店的经理了。我们见了面，提起这事就笑。’“
这是不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叫“彭总”，不得而知。就在庐山上，从井冈山时期起闻名政坛的彭老总从此消失，倒是彭处长一直留在庐山接待处，迎来送往了无数贵宾，记下了数不清的掌故。
1961年为外公服务过两个月，1966年为外婆服务过两天的夏龙英奶奶，也向我讲起外婆的一件往事：
“你外婆个子高，皮肤很白，漂亮，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大概是秋天九、十月份吧。大家都要游行，不游也不行啊。本来，我都陪她在‘541’那里散步，不到人多的地方来。可那天不知怎么，就散到现在‘162’这个地方来了。
‘正这时候，游行队伍过来了。那年头游行，不都举着主席像吗？她看见了，对着画像，手靠着胸前那么一指，说了四个字：“这是老毛。’那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把老毛弄到街上来了？‘”
显然，“老毛”和“小林”、“老彭”（彭德怀）、“小陈”（陈毅）以及“老总”（朱德）这些亲切的称呼，都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叫起来的。从中央苏区时期高层领导异口同声喊“老毛”，到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率先叫“主席”，电视剧《长征》对此有很细致的描写。大家想必知道，彭德怀是最后一个改口的。然而，外婆比他还要晚。
彭处长回忆道：“你外婆抽烟很凶。66年的时候，一个晚上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的感情呀，那真是非常深的。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上的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这是服务员后来告诉我的。”
在这些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外婆1966年最后一次来庐山的住处：“541”号别墅。它在远离庐山别墅群的山坡上，车马罕至。两层有着白色门窗的英式建筑被俄国人栽下的数排高大杉树掩映，这是我在庐山见到的最幽静的别墅。前几年，某公司租用此地为疗养场所。
陪同我来的庐山姑娘说明来意后，开门的小姑娘爽快地让我们进去，引我们上楼，并指点着哪里是起居室、卧室、客房、客厅。不过，除了客厅外宽敞的石砌露台还保持着当年模样，放着几把藤椅和几张圆桌，其它房间都已装修为宾馆的标准间了。我在藤椅上落座片刻，望了望远处苍翠的青山，便起身下楼，走出了这栋别墅。
到了门外，我听着鸟鸣，在院中小径漫步，沿路又下台阶，看到了另外一处院落。这里
门窗紧闭，似乎已久无人居住，巨大的红皮尖屋顶在满眼绿色的庐山格外显眼。不错，这里每一栋屋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家不同的故事。而“541”，则有着我家的一个故事：
庐山的一个秋夜，就在这个院子，就在这栋房子，外婆把家家挂在墙上的那个人的照片放在桌上，轻轻地、慢慢地摩挲着他的面庞。对于别人，他是主席；对于外婆，他是“老毛”。现在，“老毛”上街了。这是为什么？外婆不知道。但起码能在报纸上好好看看他了。以前，报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照片的。
那个晚上，外婆吸了两包烟，只有庐山的月亮陪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吸烟，这点外婆随外公；晚上不睡觉，这点也随外公——井冈山时期，他们俩人就是一夜一夜这么一起熬过来的。
夕阳透过杉树，照在依山而建的矮矮的院墙上，点点金黄。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味上，此时楼内传来的麻将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又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还有一处外婆住过的地方没有看呐。
外婆二上（1960年）、三上（1962年）庐山，都住在“162”号别墅。它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距离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也很近。这是一栋与刚才我去过的“541”号风格有些类似的别墅，区别在于它位于大道口，外婆也就是在那里见到了游行人群，见到了 “老毛”画像。
正在我忙着从各个角度为这座幽静的别墅拍照时，建力大哥拉住我，朝路那边的墙上一指：原来墙上隐约可见一间被封堵的石门，正对着“162”别墅。石门通向的地方是“175”号别墅，也就是外公毛泽东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居住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原有的石门被封堵。而外婆恰恰在1961年没有上庐山，当时她正处于受毛贺相会强刺激而起的病痛中。
后来，建力大哥告诉我，我在别墅前时，一队旅游者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对我在一栋无人居住，无人参观的建筑物前照个不停大惑不解。于是他告诉他们：这是贺子珍60年代住过的地方。人们听说后，大为惊讶，马上七嘴八舌谈论起自己心目中的贺子珍，最后也在“162”前拍照留念。“都是年轻人，看上去20多岁，像是北京来的。他们都知道贺子珍”，建力大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
建力大哥告诉我：“当时，你外婆经常在白天吃过饭后，从她的住地出来散步，走进省委大院。警卫都认识她，不会阻拦。然后走到我家，豫章路三号大院，进来聊聊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只要你外婆一来，我父亲、母亲就会告诉家里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贺妈妈来了。不许乱闹，要听话！男孩子调皮嘛，玩起来什么都不顾，可你外婆来我们不敢。家里立刻静悄悄的，鸦雀无声。除了她，别人哪个来都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懂，后来知道，因为你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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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婆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她都认识。我妈妈记得很清楚，‘文革’后她和我爸爸去上海，到华东医院看望贺妈妈。你外婆问了一句：黑蛋怎么样？黑蛋就是我哥哥呀。十几年没见，她一下就能想起来。所以我觉得，她记忆力一直是非常好的。”
我不忍心告诉建力大哥外婆病痛时受苦的样子。我只能说：外婆记忆力确实很好，她是中共早期党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是世上最有资格讲述我外公的人之一。她晚年的回忆，给后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宝贵材料。但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确实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神志，她经常处于无法言说的悲痛之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在上海，除了我，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当白发苍苍的她难受的时候，就会无助地抓住稚气懵懂的我。有时，还会掐我。她心里的话太多，说不出来！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也激动了，我们都激动了。他提高了声音：
“东梅，你一定要好好写写你外婆！写出一个原原本本的、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贺子珍。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都知道神秘的雾是庐山一绝。我倒认为庐山月色才更神秘。庐山的月亮，是毛贺相会的见证人，是外婆在庐山每一个不眠之夜的陪伴者，还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目击者……
可惜，我忘了赏月。一连两个晚上，兴奋的我在调查采访完毕，回到住地后，又与建力大哥和他的朋友一起，聊外婆，聊外公，聊在庐山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情。第三天一早，就又匆匆下山，飞回北京了。
下山后，在翻阅庐山同志送给我的几本书后才发现：月色在1959年的庐山，还起过特殊的作用。
彭老总对“大跃进”表示担忧，给老毛写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坐车驶过“美庐”，先到朱老总那里征求意见。朱老总劝他不要写信，有事直接找老毛谈。但彭老总还是坚持写信。
本来彭老总从自己住处出门上车时，夜色阴暗。从朱老总那里出来后，发现头上已经月光皎洁，眼前顿时明亮起来。他的心情大为好转，决定找老毛谈谈。
他坐车到了“美庐”，问主席休息没有？答复是已经睡了。彭老总觉得不好打搅，便把信留了下来，请人转交老毛。这封信，后来也就成为所谓“万言书”。
这次上庐山，我被安排住在“177”号，也就是1959年张闻天的住地遗址，与彭德怀的“175”号只有百步之遥。然而，这里的原貌已经完全改变，一层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
在外婆身边工作过十几年的严和医生告诉我：“1962年你外婆到青岛休养，遇到了张闻天、刘英夫妇。刘英见到你外婆，非常高兴，亲热得不得了。”“那张闻天呢？”“男同志嘛，话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
后来我在刘英的书中得知：经历了1959年的暴风骤雨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2年，张闻天曾打开保险柜，哆哆嗦嗦地取出自己在庐山上的发言稿，委屈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的没有错嘛！
外婆在解放后的隐居生活中很少说话，更极少谈论国家大事，但她上海时期的护士小吴阿姨告诉我：“姨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彭德怀是不会反党的。”1975年，彭德怀元帅逝世。他临终希望见见毛泽东，或者朱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一消息当时是保密的，不过这倒也避免了让外婆伤心。
海峰姨告诉我：1976年7月6日朱总司令逝世，外婆得知后神情痛苦地拍着椅子扶手，一字一顿地说：“老总！老总走了！好人呐！……”
而最曲折的则是陈毅逝世。“文革”中负责管理外婆生活的祝处长今年春天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亲人知道这一噩耗会对外婆造成很大的刺激，一直瞒着她。而此前几天，我刚刚在上海出生，这当然使暮年的外婆得到少许安慰。大家收起了报纸，关上了电视，藏起了广播，封锁了消息，把外婆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这个小女孩身上。很长时间内，她对此事果真一无所知。
后来，江西老同志刘俊秀（省委农业书记）与夫人孙亚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到上海湖南路262号看望外婆。刘老是外婆的永新老乡，长征干部，性格豪爽，又是她在南昌居住期间的邻居，关系非常亲密。外婆很是高兴，吩咐搞了不少酒菜，大家热热闹闹坐了一桌。
在这种比较难得的欢快场合中，刘老也比较放松，不知怎么，就说到陈毅逝世上面去了。谁知，刘老一句“陈老总不在了” 刚出口，大家都愣住了。外婆明白以后，当即离席跑上楼去，把卧室门一关，谁叫也不出来。只留下慌张的大家和尴尬的刘老。孙亚衡直怪刘老粗心，刘老则委屈地说：“我哪知道她不知道啊……”
大家于是上楼去劝，外婆口中一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祝处长告诉我：陈老总和你外婆关系，就跟亲人一样的。1970年，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庐山。那年夏天，他在“芦林一号”同服务员聊天，说了这么一段话：
“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
说到这里，外公感叹不已。这可能是外公最后一次谈到外婆。庐山，为他们的爱情落下了最后的注脚。
—-摘自《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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