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貂工人染新冠肺炎 荷兰首爆疑似动物传人病例
“四人帮”被抓后，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发表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楸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最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而就在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还写有一阕《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随后，郭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文革”前夕。毛泽东请章士钊、程潜、金岳霖等湖南同乡吃了一顿饭。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说：“西邻责言勿理也。”金听后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有一天金岳霖到陈寅恪家，遇有一个学生来找陈，问一个材料。陈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听后大为倾倒，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某年，钱理群当选为“十佳教师”，不久，收到一个学生的信，信中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您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您很可爱。”钱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作为‘代表’，一作为‘代表’他就完了，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就是钱理群，说我可爱我就很满意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是个可爱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低的评价。”
毛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的，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受“胡风案”牵连而被捕的教授、专家、学者无数，但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胡风本人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阿垅被判12年；贾植芳被判12年。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被扯下了台。
钱锺书看到刚公布的“胡风案”第二批材料后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
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中，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事我们不能管。”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泽东论孔：“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汤一介、周一良、魏建功是“梁效”最初的骨干成员，以后又补充进林庚等人。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社会上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原稿是“风在吼，驴在叫，黄河在咆哮……”据说当年马匹都入伍打仗去了，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贺敬之看了初稿之后，认为“驴的形象稍逊雅观”，建议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
在台湾“美丽岛事件”（台湾民主进程的标志性运动）中，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范曾与黄永玉积怨颇深。某次，范与友人在北京饭店吃饭，碰巧邻桌就是黄永玉、黄永厚、梅溪三人。酒席间，忽然黄永玉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但被同桌黄永厚挡住去路。范曾后来说：“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其跪地求饶。”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毛致电林彪等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
杨尚昆曾说过：“对学部委员名单……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做院士。”（《杨尚昆日记》上册）
吴祖光在“鸣放”时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旋即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定为“右派”。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1943年，战事深入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几成战地服务团。吴宓1944年1月9日日记云：“宓阅《扫荡报》副刊，联大某生撰文，（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是外语系乃妓女养成所矣。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
吴宓一生日记不断，足有几百万字。“文革”爆发后，吴担心自己的日记不安全，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里，随后找来一张纸，习惯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包括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不久，吴宓果被抄家，造反派按图索骥，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回。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
听完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当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知道徐真正所爱是林徽音时，对友人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S226；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吴宓将他的罗曼蒂克写成诗，还发表出来，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等句。金岳霖看后觉得不妥，就对吴说：“您这是私事，私事就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八十多岁，就和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不无沮丧地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晚年写回忆录，开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26年，32岁的金岳霖留学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学生们始终不明白眼睛和帽子有何逻辑关系。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北平陷落后，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叶企孙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叹曰：“这就是绝配！”
1981年，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并附录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收，他认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张元济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可谓“信、达、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某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曾昭抡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看到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一根电线杆子有说有笑地谈论化学问题，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还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神情颓丧，叹息不已。
王瑶颇慕魏晋风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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