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自幼在海外读书求学，全面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官吏作风有着深刻的感受。
他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良好的社会管理、廉洁的官吏作风正是世界列强其所以成为世界列强的根本原因。再看满清王朝，政治黑暗、专制独裁、吏治腐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若不革故鼎新，奋发图强，四万万同胞将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八九四年六月，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富强治国的策略：“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并对富强治国四大纲要分别进行层层论述与说明。同时深刻地指出：“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是力图救国之举，是孙先生从医人到医国的开端。细读此书明显的感受是：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华帝国原有的框架之下，进行一番大型的改造与装修，以使几十年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收到实效。然而，这振聋发聩的富强治国弘论，在满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里，竟未激起些微的波澜。可见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已达到了极点，只不过一具政治僵尸而已！董子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为从根本上更化国体，实现政治文明、富强治国、拯救华夏同胞于水火的远大志向，于是，孙先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一八九五年广州首次起义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签订马关条约。满清丧权辱国消息传布，国人深感刺激悲愤。孙先生见民心可用，决心把握时机，组织团体，策划进行。一八九四年十月，自上海起程经日本前往檀香山。到达檀香山后，德彰大哥自愿资助一部分款项，并致书各亲友为胞弟志业说明一切。但当地侨胞由于种种原因，自顾不暇，对祖国不幸遭遇，虽然感慨，当听到孙先生要“造反”言论，都以为这是破家灭族的非常不法行动。即令亲戚故旧也多掩耳而去，孙先生多方游说，奔走一月余，只有少数基督教教友以及和德彰先生交谊深厚的人愿意参加。孙先生面对现实，只得决定就以这些人作基础，组织团体，共策进行。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先生假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寓所，邀约志愿赞助他的计划的友人集会，创立兴中会，共商救国大计。
何宽是基督教徒，又是当地《隆记报》记者，曾于一八九三年组织《中西扩论会》，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联络新学同志为宗旨。因此，何宽愿意提供寓所，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团体的最初发源所在。是日，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等二十余人，其中有经理，有职员，有裁缝，有厨师，有工人，成分相当广泛。孙先生首先宣读手拟《章程》，《章程》没有明言筹饷起兵推倒满清字样，完全是顾虑并避免华侨会员的恐惧心理。但在入会盟书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入会宣誓时，由李昌朗诵誓词，各人都以左手按置在基督教圣经上，举右手向上依次诵读后散会。这一仪礼显然是采取英美各国方式，由此可知所谓创立合众政府也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这由后来孙先生将民族、民权、民生与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更可证明。
一八九五年一月，孙先生在大哥德彰，新交挚友邓荫南的大力资助下返抵香港。到达香港后，即约集旧友陆皓东、郑世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诸人，集议联合各地同志，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因素知香港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与洽商结合为一团体。杨、谢等经商讨后同意。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兴中会举行成立会，会员们都同意应用兴中会名称，并一律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章程》第一条明着：“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兴中会集议决定于农历重九节（西历十月二十三日）在广州起义，占领广州省城。当时议定：孙先生负责主持这次起义行动，杨衢云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郑世良召集三合会众参加。陆皓东事先已拟订一青天白日图样，作义军旗帜，也在这会议通过。
八月二十九日，孙先生、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假杏花楼酒家开会，何启也在座。何启在香港很有声望，中英人士一致钦敬。他支持赞助孙先生的计划，但不列名加入兴中会，以便发言更有力量。出席人公推何启为对外国发言人。孙先生在起义大计策定后，十月六日，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堂设立农学会，藉此掩饰各种活动。
各方联络及部署大体完成，孙先生、陈少白、郑世良等即前往香港参加兴中会一重要会议，选举“总办”──按《章程》第四条列举办事员中有总办一人。当时以各会员间于人选有不同意见，故暂将是席虚悬。现起义日期已近，必须有发号施令的统率人，且各会员早经同意：这“总办”即起义成功时临时政府大总统。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会议席上，与会会员一致通过举孙先生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喜祝贺。这项议题完成后，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准备一切，起义之前不再到香港这边来了。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广州），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先生听了这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就约了陈少白、郑世良一同商量，决定把位置让给杨衢云。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在会议席上，孙先生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会前都已说妥了的，因而会议表决，也无异议，就这样化解了首次起义之前的一场人事危机。
按起义计划：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十月二十五日晚到达广州。
十月二十五日，除香港一路外，其余各路人众都已先后分批集中广州。二十六日黎明，各队首领都齐集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准备大举。但香港一路始终未见到达。正诧异时，孙先生持杨衢云来电说：“香港队员改迟二日才能出发”。众人大为惊讶，立即聚议办法。陈少白以为期届而不能举动，事必外泄；并且二日以后港队能否即来尚未可知。冒昧发动，恐遭失败。不如暂将各部遣回，俟另作调度再行动作。并电杨衢云阻止港队勿来。不幸机密泄露，陆皓东等五人先后被捕。
原来当孙先生决定改变举义时间不久，清吏即已自不同方面获得情报，这些情报是先后到达两广总督衙署的，但各个渠道的情报内容纷歧，只有一点是比较集中而相同的，即医术超群的孙文，孙逸仙名列党魁！这使粤督谭钟麟深感意外，未即置信。但接二连三的情报使他不得不下令，加强防范并采取行动。
十月二十六日重阳节。广州官厅加强巡逻，各地戒备更严。孙先生仍起居如常，按时与兴中会员区凤墀一起去参加一位牧师的娶媳喜宴。途遇探勇多次，区氏颇感惊异，不解何故，但孙先生始终镇定谈笑自若。
当孙先生致电阻止杨衢云队伍前来时，即告陈少白迅速离粤赴港，以免被清吏发现一网打尽。陆皓东被捕后，孙先生即令部众逃避。只留郑士良和他本人督饬少数人隐藏武器，亲自给各地方写电报，通告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和郑士良离开。郑士良后来对日人宫崎寅藏一再说：“我真的非常佩服孙先生的气概、见识和度量。至于他的胆量，一直到广州起义失败时的举动，我才知道”。“他这种全身是胆的沈着，的确是难能可贵，我起初非常着急，并曾想溜之大吉。但见他泰然的举动，而竟忘记了我本身的危险”。
广州起义不幸功败垂成，所幸孙先生安全脱险，先到澳门，然后转往香港。兴中会会员的英勇果敢、视死如归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陆皓东的慷慨就义，就是一最令国人景仰的典范。
当起义计划突然改变，广州市面谣言纷起。陆皓东寓所原甚安全，但他顾虑双门底总机关收藏的会员名册，深恐被清吏搜获，按册捕人，将无人幸免。因此，他不顾友人的劝阻，甘愿冒生命危险，前往双门底将名册取出焚毁灭迹。就在这时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率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十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