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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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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比黄金还贵重。1958年大跃进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但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定到28斤。次年春,再降为24市斤,还内含不能吃的杂糠,继之又降为 22市斤。这是干部口粮,而县城居民口粮则降到17斤和16斤。当时市场上买不到副食,别说鱼肉,豆制品也没有。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斤黑市米。当时县邮局供人贴邮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但每周要上16节课。早上有课时,我喝3分钱的稀饭,真正是稀饭,“一口吹起三条浪”;没课时连“三条浪”的稀饭也不敢喝。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瓜南瓜,先买一碗。这蔬菜是师生在校园自己种的,产量有限,因此只限买一碗。然后,再买3分钱的干粮,多一分钱的也不敢买。晚饭也是如此。我们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那时候反右、大跃进,谁敢不积极?因此空熬着肚皮,也要硬撑。

  那时,若遗失10斤粮票就等于自绝生路。家庭为粮票饭票而互相猜疑、指责,甚至夫妻反目、兄弟龃龉、母女不和的事时有所闻。某中层干部,4个子女,从食堂打回饭,按标准用秤分,谁也不能多吃一点。当时,大小会议反复讲“低标准,瓜菜代”。上级号召搞“小秋收”充饥度命,县委副书记动员会上说:“凡是猪能吃的,人都能吃!” 我们学校曾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粗糙难以下咽,吃后胃里咕咕作响,隐痛。

  196010月,县委统计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32种,共1亿多斤。包括玉米芯、高粱秆、橡子、水草、花生壳、蕨根、马兰草、水草、鹅耳肠、荷叶秆等等,其实这些连猪都不吃。国家干部、县城居民好歹还有十几斤粮食,而农民就更惨了,自留地没有了,锅砸了,搞浮夸,高额估产高额征购,连种子被强征了,剩下一点口粮被村干部把持着。当时有个顺:“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许多农民只能吃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这怎能不饿死人呢?县城里还觉不到,而乡下农民成批地饿死。

  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 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 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3年共产风时期,全县饿死 30万人以上。1958年到1961年,从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气候正常,既无涝灾,也无旱灾,正像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饿死,完全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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