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十月革命是他主导 因为出身不好一把手让给列宁郑思群，1912年生，重庆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男，1966年6月被撤职，1966年8月2日用刀片切断颈动脉自殺，時年52岁。
关于郑思群的死，《重庆大学校史》（125—129页，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写道：
1966年5月4日，根据省、市委布置，郑思群向全校作批判“三家村”动员报告，先后组织批判吴晗、邓拓和四川的张黎群等人。5月13日，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由郑思群为组长的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和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消息后，重大校内开始出现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字报。6月4日，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课三天，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推向高潮。6月8日，市委工作组进校，协助党委领导运动。肯定“重大不是北大，党委主流是好的”，但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不划框框。几天内大字报出现高潮，被点名的校各级领导干部、正副教授等达170多人。还出现群众间的大字报混战。这时，郑思群从成都参加省委文革会议后回校，了解情况后召开党委及系、处干部会议，要求维持正常秩序。此后揭发问题的大字报锐减。有人向工作组反映郑校长背着工作组开“黑会”。工作组认定郑思群压制群众，妨碍运动发展。市委决定重大党委向群众公开检查。6月16日，郑思群在全校大会上检查，当晚各总支分别向群众检查。次日，学生宿舍区出现自发集会和批判“郑思群为首的大黑帮”的大字报。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到校宣布，运动不再由校党委领导，而由工作组领导。6月21日，市委派出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新工作组进校，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进校即声称“我们是来抓郑思群黑帮的”，“重大运动的主攻方向是校、系两级领导干部”。市委书记辛易之到会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6月22日，《重庆日报》刊登这一决定并公开点名批判郑思群。重大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中90%左右的人立即靠边成为“运动对象”。工作组发动群众，组织写大小字报，找人个别谈话，挑选积极分子，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以郑思群为首要目标的校、系两级领导干部。7月29日，工作组召开有专案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当面揭发批判郑思群。由余跃泽宣布郑思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等四大罪状。责令郑思群下去老实交待，并宣布对其进行“监护”，移居松林坡招待所住宿，实为剥夺行动自由。次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号召对郑思群进行揭发批判，但师生中对工作组公布的郑思群“罪状”提出种种质疑，知情干部想澄清事实被斥为“划不清界限”。8月2日上午，工作组在各系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郑思群于当天凌晨5时20分自杀死亡。群众不满情绪激化为对工作组的质问，有的学生还去电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组把郑思群迫害致死。8月4日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市委书记鲁大东宣布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群众当即议论纷纷。8月5日，工作组撤离学校。
关于郑思群和他的死，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是这样报告的：
郑思群，原名郑长杰，1912年1月生。1925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党。1934年脱党，1939年恢复党籍。行政八级，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市委委员，省人民代表。罪名为：一，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政治统帅一切，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符咒”，不能庸俗化，各项工作都有自己的规律，“只靠红，原子弹不能爆炸”；二，吹捧苏修；三，对党的教育方针阳奉阴违，推行苏修的“校长制”，说“1958年的错误不能再犯”；四，包庇重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五，实行家长制统治。7月29日下午工作组找郑谈话，要其准备向群众交待，宣布其性质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郑提出两点要求：一，告诉他群众揭发的具体材料；二，把他爱人吴耕书接来商量安排孩子问题。对前一要求，工作组说材料正在整理，今后会陆续知道。当晚将吴耕书接来住了一宿。次日上午吴向工作组反映“老郑情绪很好”。下午郑搬到松林坡（被监护）。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公布郑的初步材料，动员揭发批判。31日下午，郑在专案小组会上检查：一，对文革的态度和错误；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问题；三，吹捧苏修和与苏联专家问题。“态度不够端正，特别是第三个问题，枝枝节节，没有谈出什么问题。”小组进行了批判。8月1日下午，郑交了一张半纸（对文革态度）的检查材料。晚12时，工作组去住处检查，监护人员汇报他吃了一个蛋糕后睡了。8月2日凌晨，监护人员听到屋内有动静，到门前去听，呻吟声很大，以为在哭。找值班组长一起进去，见郑躺在床上，用修胡刀片割断右颈大动脉流血很多。立即通知医院急救，心脏已停止跳动。公安局检查现场，未发现遗书，法医检验断定为自杀。认为修胡刀片可能是郑在搬住处时放进茶叶筒或长裤表包里夹带进去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郑思群自杀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中探究刮胡子刀片是如何带进去的。刮胡子刀片本来是普通生活用品，却不准持有，可以想见他当时受到的看管相当严密。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郑思群自己是“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也就是说，他领导了这所大学的文革运动。接着，他被“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宣布撤职并且被关押，以至自杀身亡。郑思群死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几个月之后，整了郑思群的余跃泽和鲁大东，也被当作“反党份子”在全市大会上遭到“斗争”。他们落入了和郑思群一样的处境。
围绕郑思群在重庆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简直象是戏剧里的连环套，一套扣一套。可是，这些并不是舞台上的虚构，完全是真的。在每一个新的文革高潮中，都有新的攻击目标和新的受难者，而且，很可能是原来参与领导和推进文革的人落为被文革碾压攻击的新对象。这是文革的残酷，也是文革的荒唐，更是文革的实质。在这样一个连环套中，牺牲掉的是一个一个活人，得到强化的是文革意念，特别是毫无忌惮地迫害人的原则。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连环套的迫害形式，在其中的每个环节上的人，如果有幸活过了文革，却很难有勇气和智慧来正视这段悲惨而又耻辱的历史。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隆基”中的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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