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克什米尔争端上的立场
（1957年2月25日）
摘要
虽然从大体上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亚洲政策是配合密切的，但是两国在对待巴基斯坦的方式上（尤其是有关克什米尔问题方面）明显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在1955年12月苏联领导人访问印度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后来尽管没有作出明确承诺，但莫斯科就这一事件继续支持着印度。与此相反，共产党中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各自主张并不表态，而持保留态度。在周恩来最近对南亚的访问过程中，他被迫对这一问题进行评论。即便如此，周恩来也只是反复声明他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继续研究，除了建议印度与巴基斯坦开展双边谈判之外，周恩来拒绝对这一争端的解决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在克什米尔争端上没有追随苏联来支持印度，也许是由于莫斯科和北平直接对于分别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结交达成了相互谅解。然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共产党中国在南亚具有至少和苏联同等程度的固有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和别国分享的。比如，北平对克什米尔的最终归属特别关心，这是因为克什米尔的边界与中国的政治敏感区域——西藏和新疆——接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可能把印度视为同中国争夺亚洲领导地位的对手，因此支持巴基斯坦的存在以削弱印度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并不那么直接关心克什米尔问题的结果，它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从来把印度作为牵制共产党中国的一张底牌。
无论对中苏之间关于克什米尔争端所出现的明显分歧作何解释，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抵制西方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这一大目标下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对巴基斯坦的一贯扶植不应当被看作是北平与莫斯科发生争论的原因，而应被理解为：这表明了北平在和苏联一同追求国际共产主义的目标之外，还追求相对狭隘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利益。
一、苏联支持印度的主张
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大概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是试图在这一地区消除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势力和影响；第二是努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这一问题上保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苏联逐渐采取了一种偏向印度的态度。其中，印度的中立主义和巴基斯坦同西方的结盟这两种不同行为，无疑对决定莫斯科的态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1948年1月至1952年1月的4年中，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克什米尔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苏联代表保持一种严格中立的立场，总是在安理会的表决中弃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几乎从不参与。1952年1月17日，苏联首次参与安理会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讨论。苏联代表马立克提交了一份声明，谴责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行动的幌子下，试图将自己的武装力量渗入这一地区；并且提议克什米尔问题必须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通过立宪会议来解决，同时“立宪会议是由克什米尔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尽管1951年在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已经成立了一个由印度支持的并倾向于印度的立宪会议，但是巴基斯坦驻安理会的代表后来解释说，他一直就将苏联代表的声明理解为（可能是经过马立克对他进行说明后）：苏联支持通过立宪会议来解决争端指的是在绝对自由条件下选举产生的任一代表大会，而不是指已经存在的这个立宪会议。
1955年12月10日，赫鲁晓夫在斯利那加（srinagar）发表了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声明，除了继续坚持于1952年莫斯科政府在联合国所表明的立场以外，他更为坚决也更为明确地表明苏联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主张。赫鲁晓夫公开提到了在此之前已由立宪会议所接受的，试图让克什米尔正式加入印度的一些决议。他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进行了解决，那就是把克什米尔变为印度的一个州”。赫鲁晓夫的这一声明，加上他对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另外进行了一些指责，这就让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明白了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是与印度联手的。赫鲁晓夫有关克什米尔的声明及其在印度的反响被苏联媒体进行了报道。1957年1月24日，在安理会对克什米尔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将赫鲁晓夫在斯利那加发表的声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一声明代表了当前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在联合国进行这次讨论之前，巴基斯坦驻莫斯科大使已经告诉美国大使，他已同苏联外交部谢皮洛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gromyko）和佐林（zorin）谈过话，他们非常坦白地表示苏联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已经由印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立宪会议得到了解决。巴基斯坦大使观察到，苏联政府官员的立场与1955年赫鲁晓夫在印度所表述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尽管苏联明显支持印度，但是它最终并没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承担责任，而且它还努力修补同巴基斯坦的关系。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卡拉奇，很明显就是为了弥补由于赫鲁晓夫的斯利那加声明而在巴基斯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努力说服巴基斯坦不要与西方结盟。在苏联卡拉奇公使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米高扬在回答一记者提问时指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而不是“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来解决。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被苏联媒体报道，也没有经苏联宣传机构进行传播。另外，在1月24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索博列夫（sobolev）在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这一举动不仅与他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声明相抵触，而且完全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那就是重申安理会的要求——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这一地区的最终归属。除此之外，索博列夫还反复宣称苏联赞成将印巴双边谈判作为解决这一争端的适当途径，这就与他曾断言这一争端已经解决的说法明显矛盾。因此，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不同，它对印度的同情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已经表露无遗，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为自己保留了一些行动的自由。
尽管目前克什米尔争端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但苏联媒体很少提及这一问题。在朱可夫元帅访问印度期间，也回避了这一问题。2月20日苏联在安理会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2月21日又投了反对票，这是苏联最近就克什米尔争端所采取的行动。在这两次行动中苏联继续坚持支持印度的立场。
二、中国共产党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尽管北平政府同莫斯科政府一样，一贯认为印巴敌对是“帝国主义”阴谋的产物；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厌其烦地赞扬印度对中国的友谊及其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小心翼翼地培养巴基斯坦之间更为友好的关系。尽管中巴之间的共同边境仍然存在争端，但是自1951年开始，北平与卡拉奇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大使级的正式外交关系。（有趣的是，中巴之间边境争议地区恰好位于巴基斯坦所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即使1955年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共产党中国也没有把它视为敌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并没有对巴基斯坦采取不友好的政策。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为积极地寻求同巴基斯坦及其他与西方结盟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北平政府向巴基斯坦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而后者犹犹豫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由于政府的变更以及卡拉奇政府国内问题的干扰，这一访问被一推再推。这种推迟访问的做法完全可以被中国共产党人理解为对中国的一种冷遇。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这样认为，而是继续强调同巴基斯坦的更为紧密的关系。1956年初，中国著名公众人物孙逸仙夫人访问巴基斯坦，就表明了中国的这一政策。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苏拉瓦底访问了共产党中国，最终履行了他的前任——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在万隆会议所作出的承诺。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巴基斯坦地位的兴趣
据报道，在苏拉瓦底同毛泽东及周恩来的谈话过程中，他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主张比作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这种比较流露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感情因素，明显给 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周恩来答应在他1956年12月访问印度期间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在随后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过程中，他于1956年12月25日在卡拉奇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透露，他实际上已经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印度首相尼赫鲁交换了意见，但是周恩来拒绝透露这次交换意见的实际内容。当以记者问到共产党中国是否准备就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调停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仍然处于研究这一问题的阶段。中国遵循一项原则，那就是在研究一个问题前不去讨论它。”12月30日，在达卡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说他希望克什米尔争端直接由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来解决，而他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尽力促使两国能坐在一起来。在这次招待会上，周恩来仍然拒绝透露共产党中国是否愿意调停。
在1957年1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克什米尔争端的决议之后，周恩来仍然坚持它在这一问题上不承担义务的立场。1月30日，在加德满都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称他仍在研究这一问题，不过增加了一些对巴基斯坦做法的潜在指责。周恩来对巴基斯坦提议派遣联合国紧急部队进入克什米尔，并且将克什米尔争端提交联合国的作法表示不满，他表示，这种作法会给“帝国主义者”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利用这一问题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周恩来又一次极力主张开展双边谈判。
在2月5日科伦坡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克什米尔争端这一说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周恩来指责西方列强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制造冲突。他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团结起来，并发扬“万隆精神”。在这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表明，共产党中国“一直”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不应该提交给联合国。（从他以前反复表白说对这一争端的是非曲直缺乏了解这一点来看，这一表态是非常有意思的。）
中国目前的宣传明显支持周恩来最近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公开表态。2月4日，新华社广播报道了尼赫鲁拒绝在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撤军前实行全民公决，另外还报道了苏拉瓦底谴责印度无原则地同共产主义国家合作的讲话。这两则报道反应了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继续保持不承担义务的立场，但是含蓄地批评了巴基斯坦人试图通过联合国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同时据报道，在周恩来1956年12月访问印度之前，印度政府官员存在着相当多的疑虑，认为在10月访华期间，苏拉瓦底已经同中国共产党人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帮助巴基斯坦。
印度和尼赫鲁过去一直对克什米尔问题持一种众所周知的不妥协态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周恩来提议同尼赫鲁讨论这一问题，而且他还愿意在许多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中国如此关心两国间的这场争端呢？要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它想尽力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已经表明了一种相当明确的倾向态度。
四、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可能性解释
目前要预测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在克什米尔争端中最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还为时过早。但是迄今为止，在争端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试图保持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这个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努力程度。可以推测，中国共产党人在克什米尔争端中没有追随苏联的领导是由于莫斯科和北平之间达成了相互的谅解，那就是两国可以分别发展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然而，更可能的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苏间的小小分歧实际上是因为共产党中国与苏联在南亚的地区政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下列因素可能有助于说明两国间地区政策的差异：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国际活动场所，除了中苏阵营本身以外，就是亚非地区国家和团体。北平政府把亚非集团作为对抗西方的工具，迫切地想增强它的战斗力。因此，有理由认为，只要不与其他更为重要的中苏阵营利益相冲突，北平政府将会努力弥合亚非集团内部的分歧。克什米尔问题可能正好是当前“亚非阵营”内两个成员国之间的最激烈的争端。苏联虽然赞同共产党中国发展亚非阵营以对抗西方的做法，但是他对于在亚非国家间营造更和谐气氛的关心程度要比北平政府低得多。
由于领土的接壤，北平政府可能比莫斯科更关心克什米尔问题的最终结果。而且，中国毗邻克什米尔的地区正好位于西藏和新疆境内，这两个地区对于北平政权来说更具有特殊的安全意义。
相反，克什米尔问题主要被莫斯科政府用作发展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一项外交工具。这可能表现为苏联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一直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模棱两可的作法，知道巴基斯坦加入了《巴格达公约》，同西方结成军事联盟。在有关克什米尔问题上，赫鲁晓夫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前后过程就表明，他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奖赏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而惩罚巴基斯坦同西方结盟的政策。相反，巴基斯坦加入主要旨在针对共产党中国威胁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没有引起北平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类似的反应。
从纯粹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北平对巴基斯坦的总体看法与莫斯科的不同。苏联可能将印度看作是对中国的一种潜在的牵制力量，加上一些类似的其他考虑，因此有可能大体上倾向于支持印度对抗它的对手巴基斯坦。另一方面，由于中、印两国都有野心争夺亚洲的领导权，所以中国可能对印度怀有敌意。这就可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愉快地接受巴基斯坦的存在，因为它能削弱印度的影响。
由于国家利益角度和地理位置可能使北平比莫斯科更为友好地对待巴基斯坦，除此以外，还有好几个原因令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都要同巴基斯坦保持友好关系。中苏两国都希望：1、减少巴基斯坦同西方合作，这种合作部分是由于巴基斯坦要同印度对抗；2、寻求同穆斯林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从而使它们不倒向西方；3、也许能抵消印度逐渐增加的同美国的共识——限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这些因素在北平看来可能没有比发展同印度的友谊更为重要。
五、结论
根据共产党中国一贯支持苏联的作法，很难得出结论说北平政府正在通过制定共产主义阵营的亚洲政策从而要挑战苏联的权力。但是，如果人们能认为北平政府执行的是双重外交政策——部分是国际共产主义政策，一部分是中国人自己的政策——那么，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分歧就可以被解释为：这是中国一方面追求狭隘的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一个事例。
中苏这两个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政策有些背道而驰，但这并不一定会引起两国之间的争端，也不一定能够制造或者加剧双方的其他摩擦。因为北平和莫斯科在对抗西方对亚洲的影响这一更大的目标上是保持一致的，因此它们不可能允许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出现这样的分歧，即一国支持印度另一国支持巴基斯坦。即使这种分歧是由于疏忽造成的也不行。
本文选自《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贺艳清何妍译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美国解密情报：中苏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