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8月黑龙江省伊春县政协出版的<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有原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元兴商店稽查员王锡富的口述回忆，元兴商店的主要商品就是烟土。
王锡富对烟土十分熟悉，他写道：”在东北只有紫花大青筋，白花大青筋，小白花三种。紫，白花大青筋原产南欧，茎高2米多，烟桃（果实）中，出烟率高，一个烟桃多则可割25~28刀。小白花茎高1米上下，烟桃小，出烟率低。凡私种大烟者均播用小白花品种，他的优点是开刀早，可在秋后播种，第二年农历五月节可以割烟。私种者一般割2~3刀即毁掉逃走，以防官方查禁或飞机发现。公种小白花割8~10刀”.
王锡富原来在东北政委会辽东办事处工作，1947年5月他被分配到元兴商店，这个商店规模大，有总店与分店，业务机密，王锡富调入时并不知道工作内容。一直到报到后才被告知：
“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作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我（指王锡富）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我的任务就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预定数量”.
王锡富继续回忆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持前线，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4个分店，每县设1分店，当时的总店总经理由宁省公安总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副总经理有王瑞平，萧华香二人。总店只有一个总务科，科长叫于琳。临江分店与总店在一起办公，总店设在临江县城（今为浑江市临江镇）内的一个二层楼（路南围子很近的一条东西街道上）。在这工作人员全为供给制，领导干部多为关里来的老干部，老八路。在下边基层工作的大部份是新出院的伤病员”.
“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翻身的农民都说”共产党有福，八路军走运儿。过去种大烟从来没有像今年长的这么好”.这里讲”过去”有两种意思，一是在清政府和旧中国时期没有种过这么好的烟，二是伪满时代私种大烟更是提不起来。所以烟农喜气洋洋，都说”这都是共产党带来的福气呀”.凡种大烟的村屯几乎天天要杀猪，以改善翻身后的农民生活”.
王锡富也描述了催征的标准，基本上烟户的收成必需完全上缴，而且催缴的方式很传统：
“确定亩产烟量后，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或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有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个别户隐瞒留用，只交部份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因为当时驻在所的人员也很杂，有的是从国民党部队中被解放过来的解放兵，这些人当中有一部份人对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搞不清，动不动就来武的。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对烟户偷烟的方法很熟悉：”烟户为了少向公家上交烟土，拟私自留烟自用，出卖，其赚留的方法主要有：用瓶装，用罐装，用白桦树皮包，但都埋藏于土中，等待时机再取出变卖或自用”.
除烟户外，王锡富回忆机关部队也投入了大烟生产：
“种大烟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
元兴商店干部的伙食标准比其它供给制单位强二三倍，每月发一双胶底皮鞋，待遇很高。可能与工作内容的机密程度有关。因为王锡富只是一个复查员，所以他只知道烟土熬膏之后50两一包包好，以后卖往何方就不得而知了。
王锡富也谈到一些有趣的风俗，如烟农一般称罂粟主干上长出Y形分叉，叉顶各长出烟桃为”烟王”.在他的记忆中四县的生产曾出现过两次，烟农发现烟王，必需用红带系住（很像挖人蔘的风俗）。烟王不能割浆，若任烟王自然干枯，这块地里的烟就能割到深秋。据王锡富的说法，这点已经科学检查证明。割烟时烟户要雇用很多任务人，大家都喜欢用大姑娘或小媳妇，据说这能多出烟浆。烟户对雇用人严格监视，但雇用人偷烟也很常见：”偷烟的主要方法有，头上包有毛巾，防烈日， 蛟叮和擦汗，恰恰就将烟浆涂抹在毛巾上，收工回家洗后再熬成烟土。也有往来夹肢里抹的”.
这篇文章文末附注是由该县美溪区政协供稿。文中所提到的大烟种殖广达四县，而且似乎仍使用传统的劳动模式，并没有将烟田列入土改（所以才会有烟户与雇工之分），这都是很罕见的。这在当时是最高机密，拜文史资料工作求实求真的精神，我们得以了解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史料：抗战后中共东北推广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