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历史学家相关论述中，关于成都的“东工”和“西工”曾有这样的描述：
秦统治巴蜀时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设置大型工室“东工”，生产军队急需的兵器等产品；两汉时期，官府又在蜀郡设立大型工官“西工”，生产漆器、蜀锦等等。
但在近日，因为考古新发现，这段历史的表述或将被修正：
出土于成都青羊区字库街的秦简，不仅为成都地区首次出土的秦简，简牍上的“西工师”字迹显示，西工或在秦时已设立。
实际上，这不是考古出土文字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修正历史记载。
但是，简牍和帛书等古老文字材料的出土，在考古学上其实只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显现巨大价值，其价值远超同时入地埋葬的金银珠宝。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建立和重塑当代人对于古代和历史的认知，更关键的还在于修正和更新对当下的认识。
壹
简是竹简，牍是木片，它们和甲骨文、金文一样，都属于出土文献的范畴。而细分之下，同样都是因承载文字而备受重视的“出土文献”，大致却分为三类：
第一种偏重于古文字。历朝历代文人研究的商周青铜器上所铭刻的铭文、1899年才发现的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如今是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材料。
第二种偏重于古代的档案。比如内蒙古的居延汉简、甘肃的敦煌汉简和此次成都出土的竹简，都记载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运行情状。
第三种偏重于书籍。比如湖北郭店的《老子》楚简、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是从先秦一路流传下来的诸子百家著述的源头。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敦煌汉简出土，但第三种类属“书籍”的简牍却大多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接二连三地重见于世，而研究简牍已经成为一门新学科。
简牍虽然跟考古有关，但跟考古却有相当不同。在考古学看来，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又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而古代遗物又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因此出土简牍未必就比其他出土物品更重要。
但在研究哲学、历史和中文的学者眼里，出土简牍却无异于奇珍异宝。
如果将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战国秦汉的简牍帛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以来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明清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迟至几十年前，能看见的只是“龙尾”，比如清代学者的一大特长就是用考据和音韵的知识，从“龙尾”去推测“龙身”和“龙头。”
而一旦出土对应的简牍，便相当于直接能看到“龙头”。因此简牍给相关学者带来的狂喜，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喜在何处？“龙头”能直接修正我们以往的认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经》，便是一个例证。
贰
即便从来没有见过和读过《道德经》的国人，几乎也都听说过它最有名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从汉朝以来两千余年，人人都以此为是。
但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写在帛书上的甲乙两种版本的《道德经》，却展示了不同的真相，甲版本的首句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最大的差异除了虚词“也”的保留之外，就是“恒”与“常”了。
两者岂无区别？恒，是“永恒如此”，是英文里的“Always”；常，则是“经常如此”——不排除有时不如此的可能性，是英文里的“Often”。把“恒”改为“常”，“道”的格局就小了。
不仅全书的第一章如此，八十一章《道德经》中凡是有“恒”的语句，后来统统改成了“常”，如三章“恒使民无知无欲”、三二章“道恒无为”、七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无一幸免。学者们推测，汉代改“恒”为“常”的原因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
在当时人看来，避讳大过天更何况一本书？但在如今看来，则是因为一个早就化成灰的皇帝，两千年来没有人能读到《道德经》的原本。清代众多学者于《道德经》下了不少工夫花了大把时间，但如果没有帛书出土，再杰出的学者做梦也想不到“非常道”本应是“非恒道”才对。
而当代学者的惊喜还没有结束。一直以来关于《道德经》的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既有胡适这样力主依《史记》叙述为春秋时期的，也有大量学者认为在战国末年甚至汉代才出现的，更有极端者认为《道德经》是魏晋人的伪作。于是众多学者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结果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三种《道德经》残简，直接把《道德经》的成书时间推到了至少不迟于公元前300年。以往众多学者关于《道德经》晚出的大段考据，在出土竹简面前一夜就全部成了废纸。
除了《道德经》之外，《论语》《尚书》《庄子》《竹书纪年》等相关简牍近年来的相继面世，让当代学者有了以往学者梦寐以求的研究可能。一处简牍出土，可能正在改变两千余年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
叁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文初提到的考古发掘。秦简，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挖掘出的秦简（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木郝家坪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江陵狱山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等等。
在这些秦简中，影响力最大的首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是1975年出土的一批竹简，共计1155枚完整竹简、80枚残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其次则要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足足出土了36000多枚秦简，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记录内容包含了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几乎就是一本秦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字库街秦简牍作为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简牍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价值亦十分重要。除了前文所说的将蜀郡西工的设立年代进一步上推之外，其中新见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也弥足珍贵。
研究人员举了一个地名为例：逢乡。这个地名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见证了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1894～1989年）曾标注“逢乡，旧籍无考”，也就是不能确定《华阳国志》中所说的逢乡，如今是在四川何处。
而字库街秦简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逢乡鹿【筋】十四件”的这句简要记录中，暗示逢乡盛产鹿，与《华阳国志》的“逢乡”“白鹿山”信息契合。
肆
出土简牍毕竟是专业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在哪里呢？就算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应该是“道可道非恒道”，对于当下生活的意义又在何处？
至少，它告诉了大众：我们脑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关于历史和世界的认知未必准确，它随时都有修正的可能。
学者李零认为，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尤其是以现代化衍生的成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史。
虽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能以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去看待古人和看待过去，但除了具有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于历史“同情的理解”之外，更重要的倒是或谬原则：今人所形成的已有认知，未必天经地义地一贯正确。
简牍的出土不仅是字句的修正和年代的确定，它更使今人对相关古书所著的时代和环境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面对两千年前的简牍，“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变化。”往往需要现代科技如红外线成像才能辨读的简牍，改变的不只是人的眼界，更是人的头脑。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让人陷入困境的不是未知，而是自以为确信的已知之事。”出土的简牍对现代人的意义，与其说学术进步，不如说更在于阐明一项真理：我们一直以来受环境影响形成的、坚守奉行的相关认知，永远都存在被事实修正的可能。启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