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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文革岁月 中国人五花八门的捉奸故事…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1980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它是一种指代,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

捉奸杜黑子

1970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

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电视剧)。”

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

捉奸金诗人

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1970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敲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

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没有再见过,连他的诗也无影无踪,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才子,都可称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责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无论怎么说,这两位还都是和别的女人有染或者企图有染。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

捉奸指导员

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

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屁,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对于干部来说,纵然受了处分,总还有隐忍努力、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战士遭遇此类麻烦,一般是干脆利索打发复员,那是影响一生的重大转折。

捉奸战士小张

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专题)”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

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

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副指导员和电影放映员都也年过半百。偶尔能听到他们夫妇的消息,知道他们婚后的和谐与幸福。

捉奸任班长

1960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

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

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捉奸杨科长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者和流氓两类人。

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

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

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

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

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

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政治思想工作那时被誉为”一抓就灵”,面对一个革命老干部”性错误”却每每失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文革”中奉为万能的”思想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也显示了它的蛮横。

2006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杨科长的病例求教过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我详细叙述了杨科长的历年行状。李女士郑重地说:”他应该去找心理医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那时,没有啊。”

是啊,那时,没有。不是不应有,是不能有。杨科长于是只好不断地检查,又不断犯病,不断地挨批,不断地挨骂,一直到老死。

捉奸自家女儿

那时我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

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

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

“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

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

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走着看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跌落到往日的黑暗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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