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得住吗？中国70年最大洪灾进逼三峡大坝
文革十年，汪含英是北京四中教职工中的自杀第一人。
文革之初，由于“名为‘批毒’，实为‘散毒’”的罪名，使我这个学生和汪含英老师曾经共同陷于风暴的漩涡。
45年过去了，历历往事，依然在眼前时时浮现，并引发心中阵阵悸痛。
文革前，汪老师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那里也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不断交流中，我和汪老师逐渐熟悉起来，以致后来每有我所偏好的期刊送到阅览室，她都会单独地留出来让我先睹为快，然后再上架。应该说，汪含英是我的任课老师之外，在四中认识并熟识的第一位老师。
自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后，文艺界并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日趋紧张。这突出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从上世纪30年代到当代的不少作品及作者被陆续批判。直到一年后随着对《海瑞罢官》的围剿，大批判的狂潮席卷各报刊几近50%的版面。这是我身处阅览室直接感受到的时代主旋律。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生似乎都无法安然世外而无动于衷，四中校园里的政治空气格外浓烈，四中的学生也好像尤其敏感。我在浏览文艺期刊中闻到火药味，也想抓住战机，点一把火。于是，我向汪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利用阅览室的资料，试着给报刊写点批判文章，请她允许将概不外借的期刊让我借出来用一用。正在我忐忑于能否破这个例时，汪老师竟爽快地应承了。我起初以为她的态度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使我更相信她同样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热心地为学生参与大批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约从1966年3月开始，汪老师陆续借给我文学期刊合订本几十册，大多以小说、诗歌为主，内容庞杂，课余时间有限，我感到无从下手。而此时继《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之后，对电影的批判声势正猛，我又向汪老师借了一批《电影文学》，想从这儿另辟蹊径。汪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说可以为我引荐她认识的某报编辑，稿子让此人指点指点，如果对路子就可能发表出来。后来，从那位编辑处得知张天民编剧，张伐、张良和赵联主演的影片《路考》，在电影局审查时有不同意见，有可能被列入公开批判的名单，如果从批这部影片入手，把握比较大一些。我赶忙从《电影文学》中找出《路考》的文学剧本，粗粗看过两遍后，以当时的大批判套路写了一篇稿。如今反思，通篇不外乎“歪曲工人阶级形象”、“否定党的领导”等政治概念的堆砌。此文经编辑大幅删节后见报。没想到汪老师最先看到了那天的报纸，课间特地跑到教室告诉我。看得出来，汪老师此刻的心情，完全是一个老师付与学生的心血终于有所回报后的兴奋与欣慰。
批《路考》后，我继续埋头于期刊中搜寻“毒草”以期再战。直到1966年6月，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借来的期刊在班里一些同学中传阅，成了写、看大字报之余的消遣。有同学悄悄地让我赶快收起来，免得“招事”或传丢了。事后想来，这无疑是有识之士的忠告。但我却全然没有理会，任由期刊辗转传阅，由此埋下祸根。到了7月底，好像是以选举市里中学生文革代表的程序为由头，继而引出其他问题，我和班里几位核心骨干的观点相左，发生激烈争论，谁也不服谁。最终对方罗列足以制服我的“刚性”材料，几顶“帽子”扣上，我顿无还口之力。指控中最要紧的“罪状”之一，就是“散布毒草杂志，毒害同学，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红八月”初，惩罚升级，家被抄，继而皮带、棍棒持续袭来，我陷于围攻之中。皮肉之苦我尚能忍住，唯一让我无法释怀并成锥心之痛的，是这样一个场面——8月4日早晨，在几位手持皮带者的虎视耽耽之下，我与汪老师四目相对的凝固瞬间……
那天，几个同学押解着我，到图书馆归还《电影文学》合订本。汪老师在喝令中战战兢兢地走出图书馆，当看到满脸伤痕的我时，她愣住了，似乎要说什么。我把合订本交给她，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嗫嚅道：“没弄丢就好……还了就好……没想到，真没想到……”有人断喝：“没想到什么？他散毒，你是后台，回头找你一齐算账！”只见汪老师应声一哆嗦，险些瘫坐下去。
若干天后传来消息，汪含英老师和老伴双双自尽于香山……
关于汪含英老师的死因，有人说是四中某关键人物向学生抛出她的档案材料，欲以其“历史问题”治罪；有人说是由于她和老伴被遣送回乡后，走投无路……时至今日，善良的人们无法指望谁能给出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对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不断的回顾、反思中，我从自己的遭遇与汪老师命运的纠结中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大批判，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招致同样是以文革名义袭来的劈头盖脸的棍棒，声称要“一齐算账”。如此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根本无法跳出去的“怪圈”，怎能不让汪老师晕头转向，终于陷入彻底的绝望？
汪老师之死像梦魇压在我心头几十年，每当接触到“文革反思”之类的话题，当年向汪老师借阅期刊，发表文稿，直到归还期刊的一幕幕，如电影般清晰地呈现出来。我确信汪老师始终是真诚的，这真诚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尽管这场运动是怎么回事她全然不知；二是作为老师，鼓励学生“要求进步”、“积极上进”，是她心目中的天职，是天经地义的为师之道，尽管她从中得不到丝毫实际的利益。
建国后以整肃知识分子为主旨的政治运动，除令一部分人噤若寒蝉，退避三舍外，教师队伍中绝大部分老知识分子决心跟党走，而且真诚、自觉地落实到教书育人的行动中。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最终将他们的真诚击得粉碎。汪老师最后脱口而出的“没想到……”，道出她内心的惊惧和痛苦。“名为鼓励、支持学生‘批毒’，实则教唆、怂恿学生‘散毒’”，只要强势者如此定调，舆情群起附和，当事人纵有百口而难辨一端，轻则“动机与效果统一论”逼其认罪；重则拳脚相加至其死地。始自“批毒”，终至“散毒”，汪老师到底逃不出文革的荒谬悖论为她设置的陷阱。推而论之，岂止是普通教师汪含英，处于政治运动狂潮漩涡中的芸芸众生，谁又能逃出注定的命运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张天民。因为早已得知他是师出同门（四中）的学长，说话自然更随意一些。我们谈到由他编剧，曾惊动高层并引发“政治地震”的影片《创业》，又谈到我也曾参与批判《路考》的往事并向他道歉。张学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叹曰：“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他向我问起四中的文革及一些老先生的境况。当我如实告之他也很熟识的汪含英老师的遭遇时，他先是惊愕，愣了好一会儿，百感交集地摇了摇头：“唉！真是没想到……”
20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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