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被打倒后，金日成曾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毛说。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
中共开国元帅彭德怀戎装照（图源：VCG）
“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
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方虽为同一阵线，但内部冲突仍然甚多。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方面，对志愿军有所不满时，常选择向斯大林“告状”。作为翻译，师哲在战争期间，经常随彭德怀等人来往莫斯科，得以了解许多秘辛。据他回忆：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①
1951年高岗、金日成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停战问题，“金日成急于告彭德怀的状，大意是说：彭德怀刚愎自用，自己决定一切，不听别人的话等等。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②
金氏选择向苏联告状，并不意外。其“朝鲜最高领袖”之身份，本就是依赖苏联扶持所得。1945年苏联出兵远东，选择在朝鲜半岛扶植与延安关系疏远的金日成（抗联游击队派），而非与延安关系密切的金枓奉、武亭（延安派），就已经埋下了中、朝纠纷的隐患。
金日成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
1945年10月，延安派武装力量一部，曾由安东过鸭绿江，抵达朝鲜新义州，但却被苏联当局拦截，送回中国。③此事明确彰显了苏联排斥中共在朝鲜之影响力的隐秘心思。国共内战，延安不可能与苏联对抗，金枓奉、武亭等延安派军政干部，亦只得将部队留在中国，以非武装的个人身份回国。
1949年，应朝鲜方面要求，毛泽东同意将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3.5万朝鲜族部队送回朝鲜。④金日成之所以在此时提出这种要求，乃是因为他与其所属游击队派系将领，已完成了对朝鲜人民军指挥权的彻底控制。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来北京与毛泽东商议志愿军“联合司令部”问题，“毛泽东告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说推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⑤金雄与朴一禹，同是延安派骨干人物。美军仁川登陆后，朝战局势逆转，游击队派无力回天，不得不仰仗志愿军为主要作战力量，是金日成如此“主动”的关键。此外，金日成将自己划在“联合司令部”之外，也有保存游击队派武装力量，不受彭德怀节制的心思。
1953年斯大林去世，是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金日成感觉摆脱苏联的机会已经到来，遂提出所谓“主体思想”，苏联派与延安派一并成为其打击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对朝鲜清洗延安派的反应，亦有变强硬的趋向。最典型者，莫过于1956年“八月事件”，金日成将一批延安派骨干打成“反党分子”时，由中方主导，派出由彭德怀和米高扬为首的中苏两党代表团，前往平壤调停，迫使金日成收回决议。有材料显示，此次调停曾涉及“有意撤换金”。⑥
至1957年，中苏关系趋恶，中朝关系因之改善，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八月事件”中方的处理欠妥；金日成则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⑦金日成的“告状”对象，从苏联变成了中国。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⑧
注释
①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中苏朝关系》，收录于《外事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P130。
②同上，P135。③金东吉：《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入朝及其挫折》。
④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P168-169。
⑥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
⑦彭苏：《命运前奏：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4期。
⑧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时的谈话，转引自余伟民《苏联与中朝关系(1945-1958)》，《冷战国际史研究·16》，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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