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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丨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原标题:解惑丨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解惑丨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在有着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中国,社会对“状元”一词的争论,早已超出其本来含义。不过有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从618年孙伏伽成为唐朝第一科状元起,到1904年刘春霖当上清朝末代状元为止,中国历史上有档案可查的状元是591位,里面除了少数青史留名的人物外,绝大多数都籍籍无名。

01

平庸者十之八九

唐朝的146位状元中,被后世牢记的只有李昂、王维、柳公权三位文豪。宋朝以“文学兴盛”著称,不少名臣文豪都出身科举,但细数118位状元,名留后世的只有吕蒙正、黄裳、吴潜、文天祥等数人而已。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人是状元,而唐宋两代近300名状元中,多数事迹平平,似乎科考已然耗尽了他们的才华,以至于状元反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闪耀的一点,旋即就化为流星,被历史的大气层燃尽。

或许用文学成就来苛求古代状元们有点“本末倒置”,毕竟参加科考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可当他们踏入官场后,也不会因其状元身份而轻松得志。明代以名臣辈出著称于世,但明代90位状元中,名臣屈指数来只有商辂、顾鼎臣、杨慎、焦竑、文震孟等几位。清代的114名状元中,官至一品的达20人之多,但如果细数,声名赫赫的只有于敏中、毕沅、王杰、翁同龢、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謇。张謇绝意仕途,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状元不过是其传奇人生中的一道光环罢了。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来说,状元身份并不重要。

事实上,尽管状元中确实涌现出一些不世之材或名臣贤相,但如果真的计算百分比的话,这些佼佼者在有案可查的591位状元里面仅占4%不到。大多数状元的事迹难与他们同科进士中的文豪名臣相提并论,像唐开耀二年(682年)状元许且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可与他同年进士的陈子昂却是初唐四杰之一。唐贞元八年(792年),贾棱状元及第,此后却默默无闻,倒是他的同科进士韩愈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考试名次毫不相关。

02

短暂的“荣耀人生”

仔细考察那些状元中的佼佼者,会发现他们后来的命运跟科考名次并无太多正面联系。踏入仕途之后的风风雨雨,并不是从当上状元那一刻注定的。

明代首辅周延儒的结局就是一个例证。这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状元入职以后一路擢升,1629年,他获得崇祯皇帝赏识,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出任首辅,有明一代,没有哪位状元得到过如此恩宠。但接下去,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先是被奸臣温体仁排挤,仅任首辅四个月就被迫告老还乡。倘使他能自甘林泉,倒也能善终,但他偏偏不甘退隐,1641年,这位热衷政治运动的前科状元在同党暗通关节之下,再次被崇祯皇帝起用为首辅。

此时明朝已是大厦将倾,贪恋权位的周延儒居然用谎言来掩盖统治危机,靠一个个不存在的捷报去哄骗皇帝。结果,他的“荣耀人生”只持续了几个月后就到头了,有人上疏揭发真相,怒不可遏的皇帝下诏将周延儒赐死,籍没其家产。

清朝的“状元名臣”于敏中则在死后遭遇了清算。作为乾隆朝的重臣,于敏中死后曾获谥号“文襄”,并入祀贤良祠。但他生前行为不端,私下招权揽贿,结果死后被人揭发,朝廷査出于敏中遗产折合白银两百余万两,紧接着又发生了于敏中的门生王亶望贪污巨额公款,令乾隆皇帝心存芥蒂。对于敏中的最后一击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乾隆偶然读到《明史·严嵩传》,忽然想起于敏中贪赃一事,下令对其进行死后清算,取消其所有恩荣,牌位撤出贤良祠。因为于敏中死后遭受的清算过于苛刻,以至于民间传说于敏中是被皇帝逼死的。

03

状元中的“异类”

在古代,承平岁月里的状元往往是朝廷文明昌盛的必要陪衬,他们可以庸庸碌碌,作为“人畜无害”的奢华装饰品让人仰慕,但有些状元的身份不仅没给本人带来荣耀,反而因其不齿言行而落得骂名。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裴思谦凭借自己与把持朝政的大宦官仇士良的亲密关系,硬逼着主考官高锴将状元给了他,成为中国状元历史上最遗臭万年的例子。

更多的状元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无为无名之人。他们由状元起身,然后在官场中成为封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是不会特别注上他曾经是一名状元的。封建帝王所关注的,从来是他的为官政绩而非他的出身。那方悬挂在故乡老宅里的“状元及第”的匾额,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它只代表过去的荣耀,却远不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李夏恩),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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