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节选自作者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叶永烈的文章荒诞在哪里？》之第四节：“叶永烈的‘孤证论’”。节选时略有变动。
所说的“叶永烈的文章”特指叶永烈先生于2011年3月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宏文《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而不涉及叶作家任何其它的文章，特此郑重声明。
不可否认，这篇文章是这位传记文学“大家”在近几年来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该文有一节“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本文是针对这一节而写。
一、叶作家彰显“刀笔吏”功力
叶文说：“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叶文对此下了第一个结论：“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
接着，在第一个结论基础上，叶文下了第二个结论：“‘李锐的回忆’只不过是李锐一人之说，是孤证。”
由上述两个结论，很自然地得出第三个结论，也是最后结论：“孤证非证”，不可采信。
对于这第三个结论，叶作家自己不下了，让读者自己去下。
表面上看，叶作家下此“结论”是“慎重”的，他甚至特地于2010年5月13日在北京走访了当事人李锐。
在叙述采访内容前，叶作家作了铺垫。他写道：“虽说李锐九十有三，却人如其名，眼光敏锐，思想敏锐。那天上午，他一口气跟我谈了近三个小时。”
显然叶作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告诉读者李锐很健康，而是要告诉读者：李锐虽老，但并不糊涂，完全有自主行为能力，所以与其对话的过程与内容是真实有效的。
叶作家问李锐：当时有没有其它人在场？
李锐说没有。
叶作家再问李锐：当时有没有笔记？
李锐说也没有。
于是叶作家对李锐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李锐回答说，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
三个小时的采访，被叶作家凝结成这样一段一百多字的“采访记录”，叶为读者们制造了一个印象：在采访过程中他是处处主动的，在他的一环扣一环、一步紧一步的追问下，李锐老先生是处处被动甚至无奈了。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善良”的叶作家笔下留情，并没有使用“真相不言自明”、“谎言不戳自穿”这样的语言，但他意思却全包含在字里行间。
叶作家在这里尽显了他的文字功力——“刀笔吏”的功力。叶虽是浙江温州人，却有绍兴师爷的秉性。
叶似乎不懂得，“采访”并不是法庭辩论，单方面的“采访记录”也不是“呈堂作供”。如果作为一个案件审理的话，“孤证非证”的原则是成立的，但作为要搞清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使是“孤证”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何况，这究竟是不是“孤证”呢？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出于何处？三个地方的七个记录
首先要搞清楚，李锐究竟有几次谈及这件事？笔者先将其出处罗列于下：
（一）、叶文中罗列了四次
第一次：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一书中说：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在这段引文中，当事人是田家英。地点、时间都不清楚。
第二次：《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一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7页）中，李锐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这次的当事人是李锐，时间、地点也不清楚。
第三次：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页）中写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谈话时，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
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在周小舟的话后面，加了这样的补充：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这次的当事人是李锐，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
第四次、另外，据李锐笔记，1959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经对周小舟说及：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经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这次的当事人是周小舟，时间地点也有。
（二）、在叶对李锐采访时，李锐说他亲身经历的是两次：
“李锐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起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总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毛泽东找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还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出席了会议。毛泽东约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问起为何相信万斤亩，毛泽东都提及了钱学森的文章。”
（三）、在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出现两处：
1、7月11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也叫了李锐参加。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对三人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
当周小舟谈到：农业是命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毛泽东说：也不尽然。）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这是李锐的补充回忆。所指的“上海会议”是指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2、接着上一段，李锐又记录了7月11日当晚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如下：提倡敢想敢于，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以上是分布在三个地方的七处记录。
三、分析排查：两次可属“孤证”，一次则有佐证
下面进行分析排查，哪些是重合的？哪些可能是记忆有误的？
1、不难发现，叶采访时李锐所说的两次，其实就是叶文中所罗列的第二次与第三次；
2、叶文中所说的第四次，其实就是《庐山会议实录》中的第二次；
3、叶文中的第一、第二次，问话与答话高度类似，但第一次的当事人是田家英，第二次的当事人是李锐。比照内容，有理由怀疑这两次很可能是同一次，也有理由怀疑这个当事人就是李锐，而不是田家英。
但这只能是怀疑，并不能确证。
如果将田家英作为当事人的这一段排除在外，那么李锐亲历的也就是三次：
1、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与毛泽东的单独谈话。
2、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也是与毛泽东的单独谈话。
3、庐山会议前期，1959年7月11日夜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李锐的四人谈话。
前两次可以说是“孤证”，但第三次却有李锐的诗可作旁证：
李锐《庐山吟》第三首“初登楼”，即写了这晚奉召谈话的轻松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尤其“话到曹营事难办”这一句，就是毛泽东“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的铺垫。
这首诗的存在有李锐诗集《紫胆龙集》为证，不容置疑。但这首诗并不是这件事的“铁证”，但作为“旁证”材料是够了。
四、“孤证”不孤
笔者在写作《钱学森关于“粮食产量”的计算错在哪里？》一文时，曾读到彭劲秀先生的文章《千秋功过“万斤亩”》，深受启发。其中有一段引述于此。
据我所知，曾经提及此事的当事人，除李锐外，还有原中顾委委员周惠（1919—2004）。据《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权延赤、黄丽娜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一书记载，大跃进期间，各地都争先恐后地放高产卫星。“在这同时，周惠所看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在谭震林那里碰了钉子后，疑惑自己是否有些‘井底之蛙’，只见湖南，不见全国？他找来省农科院的副院长张化儒”，要他“你替我出去跑跑，凡是报纸上登了放卫星的地方你都去看看，到底产了多少粮？”
张化儒“连跑七省，风尘仆仆赶回长沙，他的报告令周惠震惊：‘全是胡吹。我所见产量最高的只有亩产七百多斤，是在江苏常熟县。’”（第118—119页）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又通知李锐来参加。
周小舟谈兴渐高，口无遮拦：“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话讲得相当尖锐，且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李锐、周惠至今承认，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毛泽东一边轻弹烟灰，一边自嘲地笑道：“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天道》接着写道：
“曾随毛泽东视察河北、天津、湖南等地的卫士长和卫士都曾回忆，说毛泽东一旦看到田地和庄稼都明确表示不信‘亩产万斤’，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讲的话他是相信的，但走遍全国很失望，没有一片地能使他相信亩产万斤。”（第179—180页）
《天道》出版于1997年4月，周惠是2004年11月去世的。而且《天道》中关于庐山会议的章节（包括上引三节文字），正式出版前曾在中国侨联所办的《海内与海外》杂志发表。该杂志在文前的“编者按”中披露：“该文经权延赤所采访的周惠同志亲自审改两遍，广电部常务副部长田聪明（原周惠秘书）亦审改一次，均同意发表。”（《海内与海外》，1996年第6期，第5页）
彭劲秀说：这充分说明，李锐的回忆并非“孤证”，叶文的“孤证”之说不能成立。
彭劲秀又说：退一步说，如果硬说李锐的回忆是“孤证”，不能采信，那么，叶先生凭尹传红一人所说（没有得到Z君的证实）就作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是Z君为之捉刀”的断言，无疑也是孤证，何以厚此而薄彼呢？对待史料是不能采取双重标准的。
笔者完全赞同彭劲秀先生的分析。
《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涉及到59年7月11日晚的谈话内容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相当类同，说明周惠与李锐有同样的回忆。当然，该书的作者权延赤、黄丽娜也可能将《庐山会议实录》中的有关段落移植过来，但是经过了周惠本人的审查，也就是周惠的回忆了。周惠的回忆有力地证明了李锐的回忆并非是孤证。
五、叶永烈制造“孤证论”意欲何为？
权延赤的这本书1997年就出版了，而叶文是2011年才发表的。作为同时代“传记文学”的两大著名作家，叶作家难道没有看过权的这本书吗？如果看过却仍然坚持“孤证论”的话，其目的何在呢？这是其一。
其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正式出版近20年了，20年来似乎并没有人就此问题提出过什么“孤证论”，“孤证论”是不是叶作家的首创呢？
早在1981年6月27，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大跃进”，也彻底否定了“庐山会议”。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决议”催生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问世了。作为“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及军事俱乐部的“要犯”之一，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这是胡乔木倡议的，支持的，也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及“大跃进”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庐山会议实录》问世以来的几十年，当然会遭到某些人的攻击，但就书中两次谈到“毛泽东听信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话”，并没有多少人提出质疑。笔者孤陋寡闻，似乎也从未听说过“毛泽东关于听信了大科学家”是“孤证”的这种说法。
叶文制造“孤证论”意欲何为？
起码的目的也是“搅混水”；“搅浑水”的目的是为了“浑水摸鱼”。这条“鱼”是什么“鱼”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美化大跃进时期钱的错误文章吗。从叶文的这一节可以分析其目的有三：
1、美化钱学森在大跃进时期所写的全部六篇错误文章；
2、巧妙地间接抹黑李锐；
3、变相地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叶永烈泡制“孤证论”抹黑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