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周三（5月25日）召开了一次特别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举行方式和北京高层对会议的重视程度都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当局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应对。
官媒新华社周三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它叫做“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官员阵容庞大，两名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兼总理；韩正，兼副总理），三名政治局委员（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三人都兼任副总理）和四名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肖捷、赵克志）。
李克强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以罕见的严峻口吻谈到了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李克强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 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有分析表示，李克强把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的冲击与2020年遭遇的冲击相比较，而且认为前者比后者“还大”，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确“极为严峻”。而且，“稳住经济大盘”与之前类似会议使用的“稳增长”的提法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显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大盘已经面临整体弱化的危险。
中国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创办副院长、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长薛云奎，日前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上海封控成本考》，在网上热传。
这篇文章中，薛云奎认为，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可分为三类：直接成本、隐性（间接）成本与或有成本。经过他的测算，这些加起来为4.0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接近2021年上海市全年的工业总产值（4.32万亿元）。其中隐性成本高达3.97万亿元，平均每天为763亿元。如果加上或有成本，整个封控的损失，远超2021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
第一，直接成本，是指直接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如生活物资成本、核酸／抗原检测成本、方舱医院建造成本、社区志愿者补贴成本等。
第二，间接成本，包括房租水电燃气成本、核酸检测的等待时间成本、产值下降的损失成本、股价下跌的亏损成本以及次生灾害的连带成本等，这些也都可称为隐性成本。
第三，或有成本，是如封控期间可能因停工引起的违约损失、供应链断裂导致的客户永久丢失成本、封控前准备的存货因过期、变质的损失，居民被禁足的精神与身体伤害成本等等。
中国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本月初发表报告称，中国坚持所有一线和二线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成本上限约为1.7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薛云奎研究的成本结构，人们也可以看出，真实的经济代价要比表明看起来的大得多。